1955年10月，就在钱学森乘船回国前夕，他收到了一封绝密电报，电文也只有寥寥数语。
这封绝密电报的发件人，署名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
钱学森和父亲钱均夫
然而，等到钱学森回国以后，询问自己的父亲，钱均夫却说：“我没有给你发过电报……”
那么，这封绝密电报到底是谁发的？为什么要以钱均夫的名义来发？电报上面讲了什么？
直到五十年后，这封绝密电报才被公开，揭开了钱学森乘船回国的真相……
时间回到1949年10月6号，中国大陆正值中秋佳节。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中秋节。
就在举国欢庆的时候，钱学森在美国的家中，十几名留学生聚在一起，他们正在热烈地谈论，谈论国内、国际上的形式，谈论前几天那一场举世属目的开国大典。
谈论的过程中，钱学森越来越激动，他大声说道：“同学们，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该回去了，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钱学森的提议，响应的人却寥寥无几，甚至遭到了别人的质疑。
有一位留学生说道：“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是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我们现在回去搞科研，太艰难了……”
听到他的话，很多人都沉默了，因为这个顾虑，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客观因素下存在的。
因为在中国抗战史上，国民经历了十年内战、十四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老百姓急需恢复战争创伤，国内经济更是一穷二白，而且还欠了苏联86亿元的外债。
所以，这位同学的担心，也正是钱学森和妻子蒋英两个人的顾虑。
要知道，早在1949年，钱学森等人，就已经申请到了在美国的永久居住权。
钱学森在美国的待遇也十分高，半年的时间，他就在加州购买了豪宅。
不到40岁，他就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可以自由出入美国五角大楼，参与美国的各种军事机密研究。
鉴于钱学森在美国的地位，他成为了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不容小觑的人物，是他们都希望能得到的科学家。
钱学森直到1955年才踏上了回国之路，那么，在1949年到1955年，这6年的时间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最开始的时候，钱学森将自己想要回国的想法，告诉了自己工作学院的院长杜布里奇，他说：“如今我的祖国已经解放了，没有了战乱，我很思念我的父亲，想回去看一看他……”
钱学森是杜布里奇最看好的年轻教授，他十分不舍得钱学森离开，于是婉劝钱学森：“你先看看中国国内的形势发展，再考虑离开事宜。”
杜布里奇的极力挽留，并没有改变钱学森回国的念头，他坚定地说道：“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一定要回去的。”
最终，杜布里奇同意了钱学森的要求，因为他觉得，钱学森的态度如此的坚定，即使强行留下他，他的心也已经飞回了中国，反而会影响他的工作。
其实，自从回国探亲的念头萌生以后，不管是名誉、地位，还是金钱，都无法扼止钱学森回国的念头了。
得到院长的同意，钱学森就开始着手准备回国事宜了，他一边开始交接自己的工作，一边在办理回国的申请。
然而，像钱学森这样的重量级科学家，美国的相关部门一直都在重点关注。还没有等钱学森做好回国的准备，这个事情就被美国海军副部长金贝尔知道了。
金贝尔此前一直是钱学森的好朋友，但是他在得知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立马翻脸说道：“不行，绝对不能让他回去。”
随后，金贝尔给美国司法部门打电话，对其下达了命令：“你们绝对不能让钱学森回国，据我所知，他知晓美国所有的导弹机密，怎么能让他回到红色中国？他一个人，就抵得上我们海军陆战队五个师，如果让他回去，我宁可直接枪毙了他。”
钱学森在美国有很多朋友，其中不乏一些政界大佬，在得知了金贝尔对自己的羞辱和质疑以后，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回国的信心。
虽然钱学森的回国之心无比炙热，但是他在美国的回国之路却变得寸步难行。
美国相关部门，采取了美国海军副部长金贝尔的意见，他们不仅限制钱学森回国，而且美国的FBI部门吊销了钱学森的机密工作证件，同时派出了很多特务，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钱学森。
然而，在1950年9月初，钱学森迎来了人生中最耻辱的时刻。
某一天，钱学森正在家中休息，妻子蒋英在厨房做饭。突然外面出现一群黑衣人，他们暴力地踢开了钱学森家的大门，不由分说地就带走了他。
钱学森被带到了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他们以钱学森“配合恐怖组织企图推翻美国政府”的莫须有罪名，将钱学森非法拘留，随后将他送到了洛杉矶以南的特米诺岛拘留所。
在拘留所，钱学森一共待了半个月，每天都有人对他严刑逼供，每隔10分钟就开一次灯，不让钱学森休息。在拘留所短短的15天里，钱学森整整暴瘦了30斤。
自从钱学森被抓走以后，他的妻子蒋英心急如焚。她四处托人找关系，求了很多人，也花费了很多钱财。最终蒋英委托麻省理工学院出面，交了1.5万美元的巨额保释金后，钱学森才被放了出来。
钱学森被放出来以后，美国司法部依然打算用莫须有的罪名起诉钱学森，最终在很多人的努力下，诉讼得到了撤销。
经历了这次的事件以后，钱学森再也不愿意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回国想法了，他和妻子蒋英过起了平淡的生活，准备寻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回国。
在美国的遭遇，让钱学森的内心更加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被一次次地质疑和羞辱，让他回国的想法变得无比的坚定。
钱学森被拘留事件，在美国学术界和华人圈子中，引起了巨大的不满，美国政府也承受了不少的压力。
他们明白，以后不能再拘留钱学森了，但是又不能让钱学森回到红色中国。所以美国政府派遣了更多的特务，对钱学森进行监视、监听和变相的软禁。
美国政府对钱学森的这种非法迫害，整整持续了长达5年的时间。
无处排解忧闷的钱学森，开始给家里写信。考虑了很久之后，他在给父亲钱均夫写的一封信中，告诉了父亲自己在美国的近况。
钱均夫知道儿子在美国出事以后，他思前想后，决定给儿子写一封信。
不久之后，钱学森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信中是这样说的：
“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这段话，至今读来，依然让人震耳发聩，信中不仅有慈父对儿子的关爱，更有他对儿子的爱国教育。钱均夫在信中流露出来的拳拳爱国之心，让所有人都深受鼓舞。
收到父亲的回信后，钱学森对父亲的思念如日俱增。得到父亲肯定的支持后，他更加无比迫切地渴望回国，然而现实却让他寸步难行。
直到1955年6月的某一天，钱学森无意中，终于等来了一个回国的机会。
那天，钱学森和妻子蒋英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在摊头小贩的案桌上，他发现了一张被水渍渗湿的旧报纸。
就是这张旧报纸，改变了钱学森的一生。报纸上面有一张照片，是新中国的领导人站在城楼上面。
在照片上，钱学森看到了毛主席，在他的旁边，站着一位熟人，这个人是陈叔通。
陈叔通以前是钱学森爷爷的老师，按照辈分来说，钱学森应该叫陈叔通一声太老师。
年少时期，钱学森记得，父亲时常带着他去拜访陈叔通。在他的印象里，自己的这位太老师，性格刚正，做事细心，是一个敢作敢当的人。
看到了这张报纸，钱学森激动莫名，他知道，自己等待了5年的回国机会，终于来了。
钱学森决定给陈叔通写一封求救信，通过父亲钱均夫转交。而这封信，最终给钱学森带去了回国的希望。
钱学森在信中这样写到：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一九四七年九月拜别后久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惟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以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惟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钱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
这封信邮寄的过程中，十分惊险。因为钱学森和妻子蒋英知道，一般普通的信件，美国方面都会进行查看，像这样的求救信，如果被查到，带给二人的必将是巨大的危险。
为了这封信，钱学森夫妻二人绞尽脑汁，最后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办法。
钱学森将求救信写在一张薄薄的纸上，折成了一封小信，然后他重新写了一封大信，用大信套着小信。
关于邮寄的风险问题，蒋英对丈夫说道：“不能在信封上直接署名，也不能直接邮寄到国内。最好是先邮寄给我在英国的妹妹，然后让她转寄到国内。”
钱学森采取了妻子的意见，仔细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假想安排。
邮寄的当天，他假装和妻子蒋英出门逛街，他们走了很远的路，最后来到了人流混杂的黑人集市。
在路过一家大一点的商场时，蒋英带着求救信进入了商场，假装在里面买东西。钱学森则假装走累了，蹲在商场的门口。
跟踪的特务，因为走路太多，心里已经十分不爽。他们直接忽略了进入商场的蒋英，只留下一个人监视钱学森，对他寸步不离。
蒋英在进入商场以后，看到特务没有跟来，她迅速地将这封信投进了商场的邮筒，随后随便买了一些东西，和钱学森慢慢步行回到了住处。
回去以后，钱学森夫妻二人开始焦急地等待，毕竟隔着千万里之遥，他们也不知道这封信，到底能不能送到陈叔通的手上。
然而，钱学森的这封信，邮寄的时机刚刚好……
自从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美国就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了。当时中美政府之间就已经开始在交流了，准备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在中国提出，希望能让美国方面允许自愿回国的留学生回国时，美国方面也提出来，希望中国能遣返被中国俘虏的美国士兵。
然而，在谈到留学生回国事宜的时候，他们说：“这个事情得有人自愿才行，目前这些人在美国生活的都很好，他们不愿意回去。”
关于此事，美国代表不是转移话题，就是死不承认。中国方面也是无可奈何，所以会谈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英国代表牵头，中美双方代表就遣返美国战俘一事，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
这次的会谈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却达成了一个共识，中美双方约定，在第二年的8月初进行一次大使级正式会谈，并且地点选在波兰共和国的首都华沙。
话说回来，为什么说钱学森邮寄的这封信时机刚刚好？因为正赶上了1955年8月的华沙会谈。
蒋英的妹妹在收到这封信以后，她发现了另一封求救信，她觉得自己的姐夫如此大费周章地写信，必然是有重要的事情，所以她当天就把这封信送出去邮寄了。
半个月后，钱均夫收到了这封信，他赶紧将其送到了陈叔通的手上。
陈叔通读完信件以后，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而且他也迫切地希望钱学森能回来。但是，考虑到自己没有办法和美国方面直接对话，他又无可奈何。
最后，陈叔通想到了一个人——周恩来，他当时正在统筹着新中国的所有外交工作，如果说有谁能救钱学森回国，非他莫属。随后，陈叔通匆忙地将信给周恩来送了过去。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讲话
周恩来在读过这封信以后，他十分感动，也十分激动，因为钱学森的大名，他早就已经听说过了。只是长期被美国政府所阻碍，他根本就不知道钱学森的遭遇，此时此刻，他才得知，原来钱学森竟然有着这样强烈的回国念头。
收到这封信以后，距离华沙会谈还有十来天。周恩来赶紧进行周密的部署，并且指示华沙会谈的中国代表王炳南：“即使对方提出什么苛刻的要求，也务必一定要争取到钱学森回国。”
此前，只要谈到中国留学生问题，美国代表一直打哈哈，如今手上有了这封信，成了王炳南反驳美国代表的关键证据。
8月2日，华沙大使级会谈如约举行，在会谈期间，王炳南首先提出：“中国分两次遣返美国的11名飞行员，首批遣返4人，后面再遣返7人。”
美国代表约翰逊听到这个话，十分高兴，因为美国政府给他的任务就是，一定要谈妥飞行员遣返问题，必须争取让他们回国。
随后，王炳南再次提出：“希望美国方面能允许钱学森回国。”
约翰逊听到以后，一如既往地不承认：“钱学森啊，我知道，但是他不愿意回国，在美国生活的很好哦！”
王炳南立马拿出了钱学森的信，说道：“你要不要看看钱学森的亲笔信？他是愿意回来的。”
约翰逊没有预料到中国政府，竟然收到了钱学森的亲笔信，他顿时语塞，无言以对。
会议结束后，约翰逊赶紧联系了美国高层，提出了会议上中国方面的请求，希望美国政府能尽快回复。
美国当局知道这个情况后，他们经过商议，觉得钱学森已经有6年没有参与过美国的科学研究了，觉得他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用钱学森一个人，交换高成本培养的11名飞行员，这个事情怎么看怎么划算。
美国方面很快就回复了约翰逊，同意了允许钱学森回国的请求。
其实钱学森回国，是他个人的自由问题，而美国趁火打劫，索要回了11名飞行员，只能说美国的如意算盘打得真好。
3天以后，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下发的允许回国通知。钱学森欣喜若狂，不仅能马上就回到祖国的怀抱，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也可以结束长达5年之久的非法迫害了。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妻子蒋英，一双儿女，从洛杉矶码头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途径夏威夷、横滨、马尼拉，辗转二十多天才来到了香港。
邮轮途径每个港口都会停留，但是钱学森一家四口，只在夏威夷下过一次船，其余的时间全部都是在邮轮上度过的。
其实，这是因为钱学森在临行前，收到了一封绝密电报，这封电报署名是他的父亲钱均夫发的。电报内容只有几行字，主要就是提醒钱学森“沿途切勿下岸”。
后来，钱学森和妻子蒋英，对父亲谈到这封电报的时候，钱均夫一脸茫然，他表示自己没有发过这样的电报。
那么到底是谁向钱学森发了这封电报呢？
五十年后，中国外交部揭秘了一部分档案，其中显示，那封电报是外交部，借用钱均夫的名义发送的。
邮轮在香港靠岸的时候，码头上人山人海，大家都在欢迎钱学森回国。而钱学森也不负众望，回国以后，开启了中国科技行业新篇章。
回国以后，科学院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迎接钱学森回国宴请，当天参与宴会的竺可桢后来回忆说：“七八年未见到钱学森，他虽然只有43岁，但是显得很苍老，都是美国软禁他五年导致的，据悉，钱在五年中未露出一丝笑容。”
钱学森回国不久，全国各地的权威报纸就报道：“钱学森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准备主持和领导中国科学院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随后，钱学森开始参观国家重点建设的军事院校和一些科学研究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陈赓带领下建立的哈军工，是当时保密级别极高的一所军校。
钱学森有两个朋友在哈军工工作，所以钱学森决定去参观哈军工，并且顺道去看望朋友。
但是当时这个事情没有人能够决定，只能一级一级地上报，最后上报到了省委那里，省委也不能决定，只好打电话给陈赓将军。
陈赓将军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他立即指示：“赶紧安排钱学森参观事宜，并且要招待好他的衣食住行。”
当天，陈赓乘坐专机，从哈尔滨飞到了哈军工。
第二天的早上，陈赓早早地就站在了哈军工的门口，等待钱学森一行人的到来。
钱学森来了以后，陈赓十分高兴地说道：“钱学森先生，我是陈赓，欢迎来参观哈军工。”
此时的钱学森已经知道了哈军工的保密措施，他解释了自己不清楚这个事情，而且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陈赓却说道：“钱先生能来，我们倍感荣幸，对您来说，哈军工没有秘密。”
两人相谈甚欢，陈赓将军的爽快和热情让钱学森十分感动，临行之际，陈赓再三邀请钱学森吃饭。
在吃饭的时候，陈赓问了钱学森一个问题：“钱先生，你说我们中国人能搞火箭、导弹吗？”
钱学森毫不犹豫地说道：“为啥不能搞？他外国人能搞，中国人就能搞，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矮一节。”
陈赓听完，十分开心，他激动地说道：“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要不咱们就干吧，有什么需要的，我们随时随地支援你。”
1956年4月，周恩来邀请钱学森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在会上，钱学森首次提出了要发展我国的导弹技术。
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导弹是什么概念，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他们都十分好奇地询问。
钱学森拿来一块小黑板，在上面写下了“火箭军”三个字，并且画了一个十分直观的火箭外观图。
他说道：“火箭军就是导弹部队，不同于现有的陆、海、空三军部队，而是一支能够高准确度、远距离，精准命中敌对目标的现代化部队。”
国防问题无比重要，火箭军绝对是王牌部队，大家都十分关心这个问题，但是也有人提出质疑，询问中国能不能建立一个火箭军。
钱学森说道：“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们一定要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火箭军，携带火箭导弹的部队。”
会后，周恩来专门对聂荣臻说：“钱学森是爱国的，要在政治上关心他，工作上支持他，生活上照顾他” 。
1960年10月8日，钱学森担任我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专门研究属于中国自己的导弹技术。
1963年，钱学森主持了许多空间技术研究，制定了大量的星际航行发展规划，为中国的航天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在钱学森的带领下，科学院开始研究人造地球卫星。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国是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
1980年以后，钱学森先后担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
钱学森，是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因为钱学森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其实，钱学森先生的贡献并非只有这些，最重要的是，在当时新中国人才青黄不接之际，他毅然决然地回国，在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中，为中国培养了无数的科技人才，为整个国家注入了科技动力源泉，推动了全社会的科技发展。
钱学森先生的这种贡献，是历史永远无法磨灭的，也给后世的所有留学生建立了最好的榜样，让他们明白：
去了外国留学，不能忘了生他养他的祖国。只有投身祖国、报效祖国，才能不枉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