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身处朝鲜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3兵团司令员、政委——陈赓将军，收到了一封来自于国内的急信。
这封信函是由时任南京法院院长鞠华亲自发出，目的是向陈赓求证，有一名即将被处决的大特务——鲍君甫，到底是不是自己人？
鲍君甫？杨登瀛吧。看到信函上这个熟悉的名字，几十年前那段刻骨铭心的烽火记忆，再次涌入陈赓的脑海。
虽然战事繁忙，但陈赓将军依然第一时间就对该信函作了回复：
“10月29日（51）刑字5237号公函接悉：关于鲍君甫（又名杨登瀛）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他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仍以注意、管制为好，特此函复。
陈赓 11月24日”
陈赓将军这个实事求是地回复，将已经被认定为“首恶必办”的大特务——杨登瀛，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而昔日上海滩那段惊心动魄的传奇过往，也自此揭开了其不为人知的一角。
一个行走在中共、中统、青帮、汪伪之间，长袖起舞、左右逢源的传奇人物——杨登瀛，抖落历史的尘埃，缓缓走入了人们的视线当中。
留在上海的“日本通”
光绪十九年，广东香山县前山白石村一户姓鲍的人家，新添了一名男婴，根据族里的名谱，父亲给他取了一个名字——鲍君甫。
杨登瀛这个名字，是他后来参加国民党时所改，这个名字后来伴随了他大半生。因此，经历过那段大革命时期的同志们，当他们再次回想起这个传奇人物之时，都会熟悉地称之为“老杨”。
杨登瀛
杨登瀛出生之时，虽然是晚清时期，但广东这个地方因为开埠较早，所以这里的人们对外面的世界接触较多，思想、视野也相对比较开阔。加上后期清廷废除科举，使得去西洋、日本留学，成为了当时人们的主流求学方向。
杨登瀛早年跟随亲戚去日本生活、求学，后来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十多年的日本留学经历，使得杨登瀛不仅说得一口流利日语，而且对日本军政、经济、社会、民俗方面都非常熟悉，是个典型的“日本通”。
1919年，毕业之后的杨登瀛踏上了归国之旅，此时正值南北政府第五次和谈陷入僵局，中国的未来到底取决于北直隶还是南广东，很难判断。
犹豫不决的杨登瀛最终选择留在上海，准备先看看情况，以待时机。
就这样，他进入了一家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里，暂时谋了一份差事混日子。
杨登瀛原本以为上海只是自己过渡一下的落脚点。谁能想到，他这一辈子，最传奇、最精彩的人生经历，最终都将会在这里发生。
广交朋友
一个年轻人，初来乍到上海这么一个鱼龙混杂的陌生大都市，既没有背景和靠山，也没有任何根基和资源，想要扎根立足，老实说很难。
但对于年轻的杨登瀛来说，这些都不算个事儿。面前的这个十里洋场，同时也是处处充满机遇的地方，自己熟悉日本，擅于跟日方打交道，单靠这个就能在上海谋身立命。同时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喜欢交朋友。
看过《上海滩》的小伙伴们，一定对当年那个暗流涌动的上海，不会陌生。
这里不仅有汽车洋房、也有贫民窝棚，不仅有着衣着鲜亮的商贾洋人，也有底层社会中的三教九流。
同时，在这里活跃着大量身份复杂的人员，有青帮、有洋人巡捕、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而对于这些人，杨登瀛往往来者不拒。
朋友多了路好走，是他立身的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
1924年，大革命席卷全国，上海也是革命风暴中心之一，在革命的号召之下，年轻的杨登瀛经人推荐，加入了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当中。
因为当年在日本之时，杨登瀛曾接触过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阅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思想受之影响不小。因此加入国民党之后，在“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思想引导之下，杨登瀛更倾向于国民党的左派思想。
然而，命运总是会给人开玩笑，就是这样一个左倾的国民党青年，最终不仅跟一个国民党右派重要人物走到了一起，还成了一对好哥们儿。
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去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买书的杨登瀛，渐渐和书店里的一个店员熟悉了起来。
这个店员名叫杨剑虹，除了店员这个身份之外，他还是青帮中人、洋务公会负责人，而最终让两人成为挚友的原因是——两人都是广东人，而且都是国民党。
两个操着粤语、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上海这个他乡之地相遇，浓浓的乡情，使得两人走动开始频繁起来，并最终结为了莫逆之交。
不久，杨剑虹离开上海，去国民革命大本营广州闯荡，而此刻，在上海日文报社崭露头角、混得不错的杨登瀛决定，留在上海继续发展。
送杨剑虹离泸的那一天，杨登瀛以为此行一去，天涯路遥，彼此恐怕再难相见。
谁能想到，正是杨剑虹的此番南下，才最终开启了杨登瀛的传奇人生。
结识陈立夫
南下广东的杨剑虹通过他人介绍，最终投奔到了时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的帐下，而此时的陈立夫刚从美国毕业回来，最缺少的就是自己人，因此杨剑虹很快便成为了陈立夫的亲信和得力助手。
自己发达了，自然不能忘记昔日的好哥们，厚道的杨剑虹走上仕途之后，也将机会递给了远在上海的好哥们儿——杨登瀛。
通过杨剑虹的关系，与之经常书信往来的杨登瀛得以结识了不少国民党右派上层人士。
在杨剑虹的介绍之下，陈立夫等人也知道了在上海，有个叫杨登瀛的同志，办事还是不错的。
而杨登瀛本人也确实很会来事儿，后来陈立夫、张道藩等人几次来沪，不论是私事还是公干，杨登瀛都是悉心招待，让人如沐春风。
同时，因为杨登瀛跟上海青红帮有交情、黑白道都吃得开，也使得陈立夫等人几次交代他帮办的事情，有几桩甚至是见不得光的事儿，也都很快得以解决。
因此在陈立夫等人的眼中，这个懂事儿、靠谱的伙计，是个有才能、值得重用的好同志。
领导既然都这么看重了，那接下来就是机会来不来的事儿了。
很快，机会就来了。
加入中统
1928年10月，再次上台的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队总司令——蒋介石，鉴于上次下野的主要原因是党内斗争失败，被自己人给坑了。因此指令亲信陈立夫筹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科”，致力于独裁统治，而这个机构也就是后来的中统前身。
陈立夫上任之后，提拔亲信杨剑虹为采访股总干事，因为是新成立的部门，事业草创艰难，各地都要物色合适的人选，来组建全国联络的据点。
上海那边的特务机关谁来负责好呢？刚开始陈立夫还是选择让杨剑虹主要负责，毕竟上海这个地方，不比别处，不光是国民党牵挂的要害之地，也是共产党当年屡次罢工、策划革命暴动的重要地区。
杨剑虹到了上海之后，就立即找到了杨登瀛，哥们儿，跟兄弟干吧，有前途。
在杨剑虹的引荐之下，杨登瀛成为了中统帐下的一名高级侦探，专门负责从事反共工作。
杨剑虹想着，有着一个长期在上海呆着、又熟悉青帮、三教九流的“上海通”加入，以后中统调查上海这边共产党的事儿，就好办多了。
然而，他做梦也没料到，自己竟然给中统招聘进来了一个跟共产党那边有关系的人。他这边刚跟杨登瀛说完反共的任务，杨登瀛回头就立即跟共产党原原本本地进行了汇报，从头到尾，一字不差。
这下可就坑了，这个杨登瀛怎么会跟共产党走到一块儿了呢？
跟共产党合作
两年前，有一个叫陈养山的共产党，住到了杨登瀛的家中。对于陈养山是共产党的这件事情，杨登瀛是早就知道的，但他更看重的是——大家是朋友。
他跟陈养山早就认识，大革命时期，陈养山在上海秘密设立国民党中央交通局，负责将广州出版的大量进步书刊转发到全国各地。
这个时候住在上海私立大学“当时被称作中共党校”江湾附近的杨登瀛与陈养山相识。陈养山经常到杨登瀛家跟他学日语，那个时候，杨登瀛也时常到交通局帮陈养山发行书报。
陈养山便将一些进步书刊如：《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介绍给这个左倾青年，杨登瀛拿到书后，又将这些书翻译成日语以获取客观的稿费，一来二去，两人便非常相熟了。
《语丝》
1928年春，陈养山因为在老家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只身潜回上海。当时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很多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一时没有跟上级联系上的陈养山只好暂避在杨登瀛的家中。
因此，当杨登瀛接到杨剑虹的入伙邀请之后，他就开始掂量着，这事儿以后该怎么办？
对于当国民党的官，杨登瀛自然不会拒绝，但让他帮忙反共，这可就难为他了。一来自己跟上海不少共产党都是朋友，这样做，对不起朋友，二来共产党在上海的能量，自己又不是不知道，真跟共产党闹翻脸，自己也在上海混不下去，而且搞不好出门就被特科给干掉了。
思来想去，杨登瀛觉得，还是得找陈养山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行个万全之策。
面对杨登瀛的和盘托出，陈养山感到很不理解：
“你说这事儿，到底啥意思，想咋干呢？”
杨登瀛就直说了：
“我经过考虑再三，决定暗中帮助你们做事，当然，同时我又能从你们这里弄点儿真假情报来，这样，我就既可以作国民党的侦探，又不必有性命之虞。”
这提议，可让陈养山为难了，因为以前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交道，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双面间谍的情况，冷不丁送来了一个，还真不好办。如果这个杨登瀛真的能成为敌人的反间间谍，那对我党的革命事业，肯定非常有帮助；但万一这个家伙明面一套，暗里一套，这可就会危及整个党组织的安全。
最终，举棋不定的陈养山将这个情况上报给了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区委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又立即上报党中央定夺。
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递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在周恩来的指示之下，陈赓被派去和杨登瀛见了一面。
这次见面，两人都直接开门见山地谈，陈赓向杨登瀛询问了他和国民党的关系，而杨登瀛也将自己愿意为共产党提供情报的想法，告诉了陈赓。
在与杨登瀛见面之后，陈赓向周恩来作了专门汇报。他觉得这个杨登瀛还是可靠的，因为他刚开始就是左派人士，同情革命，先前还因为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有意见，被抓去坐了一段时间牢，最后还是蔡元培亲自出面，才将他捞了出来。
而且在上海如今这么凶险的情况之下，这位依然能够收留陈养山这样的共产党，并与其相处甚好，这也说明了，他确实可以担当起作为一个内线同志的任务。
周恩来想了想，说道：
像杨登瀛这样的人，政治上虽然不是很可靠，但在隐蔽阵线里，只要我们正确引导，也是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的。
最后，考虑到特科工作的安全性，周恩来决定，今后，由陈赓亲自负责跟杨登瀛单线联系。
陈赓给杨登瀛布置了今后的革命任务，同时又给他安排了一个地下党人——连德生，作为杨登瀛的保镖加领导。这样，今后一些重要的情报，杨登瀛搞到之后，就可以通过连德生负责传递出来。
杨登瀛接受了党组织给他安排的任务，尽量多接近陈立夫、张道藩，同时跟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和英法租界巡捕房建立良好关系。
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颗布在敌人心脏里的内线，到底能起多大作用。
然而过了不久，杨登瀛便用一个又一个的重要情报，证明了党组织当初安插这个内线的决定，是多么的正确。
中共控制下的“反共机构”
原本杨登瀛在上海国民党这边也就是个小角色，毕竟上面还有杨剑虹等人，一些核心机密，他到底能不能顺利接触得到，大家刚开始心里其实都没底。
然而，三个月后，杨剑虹却因为卷入了一桩贪污大案，在与青帮内讧之中，自杀身亡。
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失去了在上海的得力干将，不得不转而借重杨登瀛，毕竟陈立夫、张道蕃等人跟他的私交很不错，提拔杨登瀛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自此，杨登瀛便成了国民党上海中统特务机关最高负责人。
在这段时期，杨登瀛表现得非常出色，两面都不得罪，而且两面都能立功劳。
国民党方面让他打通跟洋人租界的关系，以便以后进租界抓共产党。杨登瀛利用便利条件，跟英巡捕房探长兰普逊打得火热，后来还成了英、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彼此混成了自己人。
中共方面为了让杨登瀛获得国民党方面器重，也是做足了功夫，不仅经常隔三差五让他收缴到一批违禁书刊，在接到敌人即将前来搜捕的情报之后，撤离前还故意布置一些空置的机关让他带人破获。
频频立功的杨登瀛，很快便得到了中统方面的青睐，新任中央调查科主任的徐恩曾，更是对手下这名反共得力干将，大加赞赏。
不久杨登瀛再次升任上海特派员，中统方面批准为杨专门拨款设立一个“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办事处的地址还是由中共方面仔细帮他挑选的，最终设立在了上海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
办事处里还专门给杨登瀛配备了文职人员——安娥作为秘书，而这个安娥（后来成为了田汉的妻子）也是一位共产党员。
中统方面是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花钱设立的反共据点，不光从一开始就在中共掌握之下，而且连办公室、职员也都是中共给置办、配备的，这还能反什么共？
后来陈赓将军曾这样评价过那段历史：
“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因为杨登瀛担任着上海特务机关负责人，所以由他所提供的大量情报，为防止上海党组织、机关被破坏，营救相关战友以及找到、清除内奸，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除告密者
在当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也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之下，最终屈服、叛变。这些人自以为隐藏得很好，却没有料到，正是因为杨登瀛的原因，当他们选择叛变之时，其实也是他们暴露的时刻。
1928年，一个叫戴冰石的叛徒，叛变投降了国民党。随后淞沪警备司令部方面根据他所提供的信息，要求租界巡捕协助破获一个共产党的地下机关。
因为消息来的突然，杨登瀛只好硬着头皮跟随巡捕房一起同去，抓捕了几个中共地下工作者。
几天后，告密者戴冰石找到了杨登瀛，希望能托关系，将里面被捕的一个女的（戴冰石小姨子）放出来，杨登瀛一面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让他到永安公司后一个旅馆接人。
一面赶紧通知陈赓过来锄奸。
几天后，戴冰石按照约定时间来到了接人的旅馆，开门之后，迎接他的是特科人员愤怒的枪弹。
1929年8月24日晚，杨登瀛接到了陈赓要求立即见面的消息，在霞飞路咖啡馆内，有些焦虑的陈赓告诉杨登瀛，出大事了。
当天下午，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六一三弄12号召开军事会议时，突然被大批赶来的巡捕、包探逮捕。
当时本来计划参会，后临时变更行程的周恩来，也差点儿落入敌人手中。
陈赓要求杨登瀛迅速查明真相，敌人能够这么精准地登门抓人，一定是出了内奸。
杨登瀛经过一番打听，很快查明了有一个人有着重大嫌疑——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也就是当天召开会议的通知者。白鑫当天下午开会时作记录，但一同被捕之后，很快便被释放，他应该就是告密者。
接到杨登瀛的情报当晚，周恩来主持紧急会议，指令特科，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除掉叛徒白鑫。
然而，知道自己必遭报复的白鑫却躲了起来，在国民党的保护之下，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始终不敢露头，使得特科同志们一直难以下手。
为了防止白鑫突然逃跑，在党组织的要求之下，杨登瀛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来到白鑫的住处，假意对白鑫安抚，并在一起打麻将消遣之时，探得了国民党决定11月11日晚上11时，让白鑫启程，逃到意大利留学避祸的消息。
回去之后，杨登瀛立即将这个准确的情报上报党组织。11日当天下午，周恩来亲自到合和坊四弄观察地形，陈赓率领10名红队成员，化装潜入附近弄堂埋伏了下来。
11时，白鑫夫妇和三个保镖从后门刚一露头，夜色中的红队成员迅速出击，击毙数名保镖，将逃到死胡同的白鑫，乱枪击毙。
很多人对这则锄奸行动的故事并不陌生，然而这次行动之所以能够干净、顺利完成，跟杨登瀛所提供的准确时间、地点，有着很大关系。
但这还不是杨登瀛最大的功劳，他一生救过很多我党地下人员，但最让他引以为傲的，还当数“黄第洪叛变事件”。黄第洪的叛变，让当时的中央领导周恩来，差点落入敌人的圈套当中。
拯救中央领导
1930年4月，周恩来接到了一封来信，对方是刚刚派去苏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负责人——黄第洪。他在来信当中称自己在苏北暴露身份，不得已回到上海，希望组织上给自己安排一下工作、居所。
这个黄第洪身份比较特殊，是黄埔一期的学员，还去过苏联，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在党内属于老资历。而且当时的中共中央有着明确规定，凡是从苏联学成归国的、黄埔军校、保定军校出身的军事干部，统一由周恩来分配工作。
因此，周恩来接到黄的来信之后，马上给他回复，约定了会面时间和地点。然而，他却不知道，敌人此刻已经开始张开了罗网，正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到来。
这个黄第洪，竟然叛变了。
不敢面对战争，贪图安逸享乐的黄第洪被国民党白色恐怖吓破了胆，加上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站稳了上风，使得黄第洪对革命前途充满了悲观绝望。最终，他秘密投向了国民党，而他交出的见面礼就是——诱捕中央领导，周恩来。
得知此消息的蒋介石大喜过望，昔日黄埔弟子能够浪子回头，同时抓捕中共首脑作为见面礼，真是令人振奋。蒋介石将信件交给了陈立夫经办，而接到任务的徐恩曽感到事关重大，必须要交给稳妥的人来办才行，就找到了得力干将——杨登瀛。
杨登瀛
杨登瀛接到消息之后，立即就把黄第洪秘密自首的消息汇报给了陈赓，当天周恩来就知道了黄第洪叛变的消息。因此，当第二天周恩来再次收到黄第洪“在先施公司对面邮电局见面”的消息之后，周恩来决定，将计就计，准时赴约。
最终，叛变的黄第洪被特科镇压，为党组织除掉了一大祸患。
杨登瀛为党组织及时提供情报，挽救了我党数次危机，然而当最大的危机来临之际，他也有罩不住的时候。
被捕入狱
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主持中央特科具体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叛变。他可是当时中共中央核心人物之一，掌握着中共内部绝大多数机密，当年是否吸纳杨登瀛为内线的决议，他也是参加表决人之一，因此，杨登瀛立即处于危险之地。
因为有钱壮飞的及时通知，党中央和各个机关得以平安脱险，但这时的杨登瀛却对此情况，还是完全不知，关键时刻，党组织没有忘记他。
陈赓冒险找到了杨登瀛，告诉他顾顺章已经叛变的消息，让他赶紧撤离，并给他带来了几根金条和首饰，让他路上花销。
杨登瀛得知消息之后，非常感动，他握着陈赓的手，感慨道：
“王庸（陈赓当时的化名），你真够朋友，共产党真够朋友，我不是共产党，但都这个时候了，你们还没忘记我，我真不晓得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但杨登瀛并没打算出逃，因为跑到哪里其实也不安全，共产党对自己能够完全相信？国民党更是放不过自己，还不如以不变应万变。
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时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的张道藩，他不相信张道藩保不下自己。
张道藩跟杨登瀛的关系很铁。当初在国民党内，有一个官员跟张道藩事事过不去，而且影响了张道藩的仕途，张道藩向杨登瀛诉苦。杨登瀛后来找到青帮中人帮忙，几天后，那个张道藩的眼中钉便蹊跷地死在了自己的家中。
后来，张道藩结婚之时，杨登瀛在上海为其张罗操办婚礼，办得轰轰烈烈、风风光光，张道藩跟他的私人感情，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的。当年张道藩在上海曾给杨登瀛保证过：
“记住，今后不管遇到什么麻烦，只管来找我就行。”
陈赓走后不久，徐恩曽亲自从南京赶来，带来大批特务抓捕上海的共产党人。而到达上海的第一天，他就命人将杨登瀛逮起来了，他很好奇，自己看好的这个手下，咋就跟共产党牵扯上关系了呢？
在狱中，杨登瀛受到了严厉的审讯，期间被打掉了几颗牙齿，吃尽了苦头，但他始终没有招工，拒不承认与中共地下组织有秘密联系，只是说无意中被利用过。
后来经张道藩在外的活动、疏通，同时中统高层也不想自己系统里出个叛徒，被军统方面抓住辫子，杨登瀛事件最终淡化处理。
几个月后，杨登瀛被保释出狱思过。据说还是当时抓他的徐恩曽亲自到上海为他接风，秘密将他接回南京。但经过此事之后，杨登瀛在国民党内的仕途算是毁了，中统为他找了处房子，供他居住，平日开销全靠陈立夫、徐恩曽、张道藩等人的救济。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随着前方战事的溃败，国民党开始从南京撤离。兵荒马乱期间，谁也顾不上杨登瀛的生活，杨家最困难时刻，还是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副主任李克农派人前去，给杨登瀛家送去了一大笔救济金，支撑了他们家半年的生活。共产党的雪中送炭之举，让身处困境得杨登瀛非常感动。
1940年，汪伪中央感化院成立，时任中央考试院的大汉奸江亢虎看到以前的老朋友杨登瀛生活困顿，感恩于先前交往受他帮助颇多，江亢虎就给杨登瀛谋了份感化院的差事。
因为杨登瀛早年在上海，和现任汪伪政权最高顾问影佐祯昭相熟，所以后来又被提拔为感化院训导主任。根据感化院里的犯人们回忆，这个杨主任脾气不好，喜欢训人，但唯独对抗日进步青年、共产党和气不少，从来不打骂。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南京许多伪敌、大汉奸都被绳之以法，因为杨登瀛本身只是汪伪政府的一个小头目，同时
其在任期间，为国民党犯人疏通关系、放人出力了不少，上面也有人保他，因此杨登瀛只是做了一个登记，便被释放了。
杨登瀛自此之后，开始过着靠摆小摊维持生活的日子，生活平淡，手中再无权力。
我是什么人，周总理是知道的
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最终解放。后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当中，因为杨登瀛曾经任反动派的重要职位，被随即逮捕，准备处以极刑。
谁知监牢中的杨登瀛竟然讲出了自己当年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往，自己先前曾一直为中共地下组织工作，也是对革命有大功的，陈赓可以作证。
这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根据陈赓的证词，杨登瀛被从轻处理，释放了出来。
不久，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得知此事，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局长，说明：
“杨登瀛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就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他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随后，应陈赓邀请，杨登瀛亲自赴京与当年的朋友相见，陈养山亲自到车站迎接，陈赓设家宴款待。昔日相熟的李克农、安娥、刘少文前来相聚，靠着昔日老朋友的接济、南京市公安局每月发放的100元生活补贴，杨登瀛家的生活还算安稳。
然而，动荡年代来临之时，一切都变了。那时，陈赓已经于1961年去世，陈养山也被调离到了宁夏地区，安娥因脑溢血自顾不暇，使得杨登瀛被打成“大叛徒”之时，再也没有人能挺身而出，帮他纾难。
1969年，杨登瀛在苦难中离世，走得悄无声息，临终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
“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楚，但周总理总是知道我的……”
1976年1月，病重中的周总理将罗长青叫到了病床边，用微弱的声音嘱咐着罗长青，在弥留时刻，他提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名字，这里面就有杨登瀛。
周总理告诉罗长青：“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后来，杨登瀛的后人得到了国家相应照顾，这个曾经在中共、中统、汪伪、青帮之间行走的传奇人物，最终得到了历史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