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革命根据地对红军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实行长征后，从最初决定到湘西与红二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到最后选择在陕北苏区落脚，先后历经了七次变化，广大红军指战员经受了严峻考验。不仅反映了长征红军历尽艰险，艰苦备尝曲折历程，更重要是反映了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实事求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反映了长征红军坚定信念，听党指挥，英勇奋斗，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
中央红军从赣南到陕北，历时一年零2天，用双脚完成了25000里伟大历程。长征红军不仅要战胜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还要战胜高山、大河，雪山、草地等恶劣自然条件的困难，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在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远征途中，中央红军曾有过7次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历史选择，但最终在陕北“安家”。
落脚地即革命根据地，是红军的“家”，是红军发展壮大的主要依托，对红军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从秋收起义部队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毛泽东就格外重视革命根据地的创建。1934年10月离开赣南出发长征后，红军迫切盼望在中央苏区以外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作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新起点。在为时一年的长征中，中央决策层曾先后七次作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但因各种因素被迫变更，直至最后落脚陕北。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七次变更落脚地的选择，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长征的艰苦程度，也反映了红军对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要求何等急迫。
一、毛泽东的据理力争完成了由湘西到川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变更，使红军摆脱了被围歼的命运。
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中央苏区原本是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发展壮大的主要依托。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由于博古、李德完全抛去了红军过去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不擦敌人“堡垒围困”、“竭泽而渔”的新战略，与占有全国资源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正规战，与敌人拼消耗，使红军在战争中处处被动挨打，根据地越战越小。特别是广昌、建宁和会昌筠门岭等战略要地失守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线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渺茫。根据李德的提议，中央书记处于1934年5月下旬召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并上报共产国际。6月25日收到共产国际的回电批准。从此成立了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负责秘密转移的一切。最高三人团确定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目的地即为红二、六军团所在的湘西。为此1934年10中旬，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组成红军野战部队8.6万余人，在于都河北岸完成集结后，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跟进，中央纵队在中间，红五军殿后的行军队形，分别跨过于都河，向敌军设置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发起猛烈进攻，并顺利地突破了这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时，由于敌军已经判明红军的行动方向，遭到敌人顽强阻击，红军损失过半。1934年12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通道县城，得知国民党军已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调集重兵防堵，毛泽东不顾个人的安危，与博古、李德进行斗争，建议红军改变原定计划，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的建议虽得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的支持，但却被博古、李德拒绝。但中央在行军路线作了部分改变：提出主力红军绕道北上，先西进贵州，尔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进占黎平后，在黎平县城二郎坡胡荣顺店铺内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坚决主张红军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力主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李德因病未出席会议，博古虽坚持向湘西的原定计划，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会议最后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对落脚地选择的第二次选择。
二、遵义会议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现了由创建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到创建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变更。
为了实现在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计划，黎平政治局会议后，朱德、周恩来于1934年12月19日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3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并于1935年1月1日占领贵州瓮安候场，在候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否决了博古、李德要求继续向湘西前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提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从而排除了李德、博古对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干扰。1月6日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天险成功，迅速向遵义进发，红军在总参谋长张刘伯承的指挥下，于1月7日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县城。1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遵义老城协台坝第三中学操场召开群众大会。博古主持会议，当地共产党员周守如担任司仪。毛泽东、朱德、李富春等出席大会并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说明了中华苏维埃红色政权废除苛捐杂税，实行民主选举，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红军保护工商业等政策。他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投靠帝国主义、镇压人民，“围剿”红军的罪行，号召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并在会上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这是在遵义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红军占领遵义后，在遵义城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行动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航向，成为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在讨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时，鉴于遵义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人烟稀少，党的基础薄弱，不适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提议，决定放弃黎平会议关于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
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对落脚地的第三次选择。
三、土城战斗的失利后，敌人严密封锁长江，毛泽东从战争形势出发，及时修正原定计划，完成了由川西北到云贵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变更。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的军事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他随即调集148个团，约40万兵力在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当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敌我力量悬殊，为实现遵义会议确定的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既定计划，1月19日，红军主动放弃遵义城北上。1月20日，中革军委颁布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明确提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了实现这一基本方针，计划还规定中央红军当前的任务是：“1.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兰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2.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3.在尾追之敌紧迫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4.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与此同时，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为了保障中央红军顺利渡江北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1月22日致电红四方面军：“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计划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部主力向西线进攻。”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力配合中央红军渡过长江，进入川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行动。
就在中央红军向赤水急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突破黔军拦阻，于24日占领赤水河东岸的土城，前锋抵达赤水城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之时，川军两个旅已先于红军占领赤水城，并对进占旺隆场、复兴场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随即土城战役打响。由于事先情报不准，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红军兵力不集中，结果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失利，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无法实现。为争取主动，红军只得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沿叙永等地北上，寻机从宜宾以西地区北渡金沙江，向川西地区进军。
中央红军突然出现在川南，引起了蒋介石的震惊。他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防务，并规定金沙江上起滩头下至宜宾，长江上至宜宾下达江津，沿江北岸均“赶筑工事，并于各要点构筑碉堡”。同时要求在宜宾至江津段，以军舰及武装商船日夜游弋江面，严防红军偷渡。还调集川军潘文华部兵力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止红军渡江。鉴于敌情的这一变化，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计划，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展开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9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先后到达云南扎西地区休整。中央在这里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进一步确定了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边区，创建川、滇、黔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决策。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消除红军指战员对放弃北渡长江计划，改向黔北进军的思想疑虑，公开发表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在云贵川三省的广大地区中，我们就要在这里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意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对落脚地的第四次选择。
四、中央决定再次执行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到两大主力会师后作出建立川陕甘苏区的变更。
云南扎西会议决定放弃北渡长江和在川西北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计划，主要原因是土城战斗失利，敌人重兵防守长江天险，红军无法渡过长江，进入川西之故。随后红军在川、滇、黔边境地区忽东忽西，灵活机动，先后四度赤水，让蒋介石不能判断红军的真实意图。蒋遂调集重兵，在这一地区效仿江西苏区的做法，广筑堡垒，妄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此地。但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牢牢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不断调动敌人，佯攻贵阳，威逼昆明，使长江上游金沙江的守敌被调开一大部分，为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在川西北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计划有了实现的可能。为此，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适时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明确指出：“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向西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北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30日，红军总政治部也发布《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认为红军利用有利时机，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北地区，在政治上“首先就在使中国苏维埃运动及工农红军两大主力——野战军与四方面军更形接近，更能直接地互相配合作战，走向会合，以实现赤化四川，而为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定下确实的基础。”在军事上，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敌人难于调遣兵力，使作战便利争取伟大的胜利。”在群众基础和经济条件上，“四川不差于云贵，而经济与物质方面，四川要更好些。”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和红军总政治部的训令，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寻甸、嵩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5月9日，2万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地区。从而使红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并把数十万尾追的敌人远远地甩在金沙江南岸地区，距红军一个多星期的路程。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后，中共中央在泸定城附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6月8日一举突破国民党军在芦山、宝兴的防线，随后翻越夹金山，于6月12日抵达夹金山下的达维，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合。6月15日，两大红军主力在四川懋功地区胜利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附近的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做出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地区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根据两河口会议的结果，6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提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创建川陕甘苏区，这是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对落脚地的五次选择。
五、在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困难条件下，俄界会议被迫放弃原定方案，作出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变更。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主力合兵一处，引起了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震惊。他们判断红军“势必合力会攻汶、灌，进而袭取城都，以谋赤化全川”。因而迅速采取“先巩固碉堡线封锁，再行觅匪进击”的战略方针，作出“对川西北地区，应限期巩固纵横碉堡封锁线，并分集重兵于要点，及准备尔后之进剿”的部署。并于6月下旬调集川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共90个团的兵力，固守江油、威州（今汶川）地带，阻止红军东进；令胡宗南部共27个团固守文县、松潘、平武、江油地区，阻止红军北上；杨森、邓锡侯等部共约50个团的兵力，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地段，向北筑垒推进，阻止红军南进；薛岳部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向绵阳集中，并策应川军行动；刘文辉、李抱冰部15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万耀煌部留清溪、雅州筑垒待机，企图把红军歼灭于懋功、里番（今理县）、威州地区。
针对敌人的兵力部署，根据两河口会议作出的红军迅速北上，在川陕甘地区创建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6月29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目的在于趁敌人部署尚未完成之时，迅速夺取松潘，消灭敌人一部，由松潘地区北上，实现中央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决策。但由于张国焘个人野心极度膨胀，妄图攫取中央和军委的领导权，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按兵不动，错失战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率右路军经草地北上。但张国焘阳奉阴违，采取两面派手法，制造种种借口，拒绝执行中央北上的既定决策，电令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南下川康地区，甚至不惜用武力威胁中央领导机关。为了避免发生红军之间的内部冲突，1934年9月10日凌晨，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和军委纵队与红三军团迅速北上，脱离险境。9月11日，抵达俄界与红一军团会合。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南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了结论。这次会议，毛泽东就关于创建苏区根据地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在报告中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但是一、四方面军分开了，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现在只有一方面军的主力第一、第三军团北上，所以，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关系，整顿和修养兵力，扩大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区创建根据地，尔后向东发展。
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对落脚点的第六次选择。
六、毛泽东从缴获的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的消息，改变俄界会议的决定，最后决定选择陕北为长征的落脚点，成为红军长征的终点。
俄界会议后，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统一改变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在中共中央的率领下继续北上。1935年9月17日攻克天险腊子口，打开了北上的通道。9月18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乘胜占领了大草滩、哈达铺，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进入甘南地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西北地区的狂妄计划，部队随即转入休整。
哈达铺，位于甘肃岷县南部，是一个历史文化名镇。当地盛产当归，物产丰富。由于物价和土地、劳动力便宜，陕西、山西、河北、四川、广东、上海等地的商人都纷纷来到这里做生意，有28家大商号在这里设立了分号。他们购置大量土地、雇佣大批的劳动力，种植当归，并通过水陆两路，运到内地，加工销售。当地生意兴隆，商贸繁荣，水陆交通便利，邮政事业也比较发达，并设立了邮政代办所，外地商人订阅了许多报刊杂志，信息比较灵通。
9月20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抵达哈达铺。毛泽东立即要求红军侦察部队，收集当地能够找到的国民党报纸（包括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以解决“精神粮食”问题。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有从国民党的报纸中了解天下大事的习惯。红军侦察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等很快从当地的邮政代办所收集了一批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山西出版的《《晋阳日报》、以及《民国日报》等报刊。这些报纸中，有一份七八月间由天津出版的《大公报》登载了阎锡山的讲话：“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就能扩大区域威势。”报纸还进一步披露了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一些情况：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根据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
阎锡山为共产党做了一回好的情报员。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从这些报纸中得知陕北还由刘志丹领导的苏区存在，真有那“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感觉。张闻天随即在《前进报》上发表了《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文章，宣传陕北苏区的发展形势。毛泽东更是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心情，逢人就说，这下好了，我们到陕北去，去找刘志丹！
不仅中央领导层得知陕北有苏区存在的消息，非常兴奋，就连一些师团级的红军干部也把陕北还有苏区根据地的消息，当做天大的喜讯。
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红一师参谋长的耿飚回忆：1935年9月，在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时，借宿在当地一户农民家里，主人腾出了准备娶儿媳妇的新房给我们住。我躺在老乡的土炕上，发现墙上糊满了新报纸，便浏览起来。无意中，我发现有张报纸上登着一则消息，说什么“共军进攻直罗镇，未克而逃........”我大喜过望。国民党的报纸报道的消息是否准确，且不管他，但陕北有红军，而且与敌人战斗着，是毫无疑问的了。
我向房东说明要买下这张报纸，给了他们一块光洋作赔，便用小刀从墙上起下那块巴掌大的消息。
老乡大惑不解，一再问：“做甚用？”我说：“这可比捡个金娃娃还宝贵哩。”
我写上一封信连同那块报纸一起，派人送到军团部转报中央。
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的方针，把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与陕北红军合兵一处，保卫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依托陕北苏区来领导中国革命。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落脚地的选择。
从江西苏区出发，历时一年的长征终于快要结束了。全军一片欢腾！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一年来无数牺牲和奋斗，不尽实践和探索，终于完成了战略目标的最后选择。
陕北苏区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地，使处于飘泊状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有了稳定的“家”，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起点。这是陕北苏区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应为历史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