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和苏军在诺门罕地区激战，原本自视甚高的日本人因为军事思想、战术、武器等全方位的落后，被苏军打得抱头鼠窜、满地找牙，遭到了日俄战争以来首次惨重失败。

为挽回败局，日军在诺门罕战役中秘密使用了细菌武器，731部队第一次在战场上粉墨登场。然而，因指挥失当等原因，细菌武器没给苏军造成很大影响，反倒让1300多名日军中毒。

事后，为了掩盖真相，日军不得不用非常规的、“神秘的方法”处理了这些中毒的士兵。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段被日本人拼命掩盖的历史。

诺门罕之战，日军计划使用细菌武器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对蒙古和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虎视眈眈。苏联也意识到这一点，遂在蒙古边界屯驻重兵（当时苏联和蒙古结成了军事同盟），日、苏形成了军事对峙，形势极度紧张。

1939年5月，蒙、日之间先发生了军事冲突，日军击退蒙军。苏军随即动用坦克旅、摩托化师等现代化部队参战，日军溃败。

6月中下旬，战争升级。日本关东军调重兵增援，苏联将领朱可夫也带队赶到前线。日、苏双方先是动用几百架战机大规模空战，随后又在地面激斗，结果日本第23师团又一次失利，超3000人被歼灭。

日本关东军不甘心失败，再次增兵，使诺门罕地区日军总兵力达到了8万人。苏军也集结兵力，并在8月20日分三路发动全线攻击，日军大败，3个师团被围歼，前线总指挥小松原切腹自杀。

最后，诺门罕之战以苏军的压倒性胜利结束，自此，日本“北进”北进攻击苏联的计划破产。

在诺门罕战役中，日本关东军调集了最精锐的部队和最现代化的武器。在这个背景下，731部队的细菌武器也上了战场。

731部队1936年成立，经过几年的罪恶发展，到1939年已经研制出细菌炮弹、细菌炸弹和“有效的”人工散布细菌的战法。

所以，诺门罕战役一爆发，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就跑到731部队视察，看能不能让731部队上战场。视察后，植田谦吉对731部队的细菌武器表示满意，命令731部队以“防疫给水部”的名义参加战斗——表面上是为保护日军的供水安全，暗地里伺机对苏军实施细菌战。

早就蠢蠢欲动的石井四郎接到参战命令后，立即把当时只有400人的731部队抽调了一半，开赴诺门罕。

石井四郎对实施细菌战一直非常热衷，这次有了机会，自然是急于表现。他搓着手，兴奋地制定了三个作战计划：

第一，将炭疽菌炸弹用火炮发射到苏军阵地；第二，用飞机向苏军部队后方投掷装有鼠疫跳蚤的土陶细菌炸弹，也可以投掷感染了疾病的食品和动物；第三，派出“玉碎”小队，深入哈拉哈河西岸，人工散布细菌，污染苏军水源。

石井四郎吹嘘说，这三种攻击都是“破坏性的”，一定能让苏军吃尽苦头，甚至让苏军发生溃败。

但让石井四郎失望的是，关东军前线总指挥小松原明确反对他的计划。小松原反对，不是因为他有良心，而是他认为细菌战不太靠谱，可能会危及日军自身。

梅津美治郎和731部队合影

小松原说，使用大炮发射细菌炸弹时，苏军炮兵的反击可能会击中本方炮兵阵地中的细菌炮弹，造成日军感染；飞机同样道理，万一低空飞行时被苏军在哈拉哈河东岸击落，细菌在空气中传播，就会危及日军自身；人工散布细菌，万一被苏军抓住会落人口实，国际舆论不利，而且将来日军取胜后占领哈拉哈河西岸，这些残留的细菌就会变成麻烦。

所以，小松原决定：只有在日军失利的情况下，731部队才能使用细菌战，并且只能用人工散布的方式。

石井四郎虽然没有取得立即参战的命令，但回到731部队后，还是兴致勃勃地着手组建了“玉碎”小队。小队队长是731部队第二部细菌战试验部部长碇常重，全部队员包括两名官佐和22名队员。

这些人都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视死如归”，并“永不泄密”——讽刺的是，这些血书在1944年被731部队一个叫西俊英的人发现，后他在法庭上做出了供述，“永不泄密”的血书反而成了日军实施细菌战的重要证据之一。

日军作战不利， “玉碎”小队在河水里投毒

作恶的机会，终于还是来了。

7月上旬，关东军第23师团又一次失利，满足了“军事失利可用细菌战”的条件。7月12日，石井四郎奉命派出“玉碎”小队秘密潜入哈拉哈河西岸。小队沿着河流逆行了一公里，一共散播了包含霍乱、伤寒、赤痢等细菌的菌液22.5公斤。

“玉碎”小队队员鹤田兼敏后来回忆说，虽然已经誓言“玉碎”，但小队的成员们还是非常紧张，他们把菌液装在空汽油桶里，运到哈拉哈河中，匆忙投放。对面有苏军封锁，空中不停升起不知道什么含义的信号弹，队员心中都很害怕。后来，因为过于匆忙，操作不当，鹤田兼敏的班长在投放中被细菌感染，得了伤寒病，送到海拉尔陆军医院治疗，不久就死了。

一名匿名的731部队队员1989年在《朝日新闻》上刊载文章称，在1939年7月12日进行细菌战后，731部队又分别在8月底和9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攻击”。他详细描述了第三次攻击，是由15名队员携带装伤寒菌的汽油罐，把“胶装液体”倒入了哈拉哈河内。

731部队遗址

原731部队队员秋山浩后来说，参与细菌战的731部队中，一共死了30多人，有的是被苏军的炮火击中，有的是死于自己制造的疾病。

7月13日，第一次向哈拉哈河播撒细菌后，石井四郎在日军高层中做了通报，要求日军各部不要再饮用哈拉哈河河水。

然后，石井四郎搓着手，兴奋地等待着战报，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苏军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感染病菌倒在自己的毒手下。

苏军防护得当，细菌战没起到效果

然而，石井四郎很快发现，自己寄予厚望的细菌战失败了，苏军啥事没有。

原来，在日军紧锣密鼓地筹备细菌战的时候，苏军的情报部门也没闲着，早把日军的作战计划弄到了手中。

有资料记载，早在1932年，苏联情报部门就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配合下，在东北建立了针对日本的情报网。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专门派王乃天加入苏军远东情报局，担任组长，协调对日情报工作。

诺门罕战役爆发后，苏联情报部门多次派出人员深入到长春、哈尔滨等地侦查，获取日军情报，并得到了抗联部队的密切配合。在中共、抗联人员的有力配合下，苏联情报部门获得了731部队准备在诺门罕实施细菌战的详细情报。

情报也并非是全无代价的。在获取细菌战情报的过程中，我方情报人员张永兴等人牺牲。

因此，苏军早就对731部队的细菌战做了准备。除了专门下达防护细菌战的命令并进行演练外，苏军各部队还对饮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为了保障部队安全供水，朱可夫要求后勤保障部门紧急铺设供水管，专门从大后方把水运到最前线。

苏军防护措施得当，再加上日军使用人工而不是飞机播撒细菌导致散播的总量有限，所以日军的细菌战对苏军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

日军反倒有1300人中毒，日军大本营担心泄密

细菌战没成功，石井四郎起初很不开心。但很快，他就“惊喜”地发现，细菌战还是取得了“成效”的，虽然苏军没咋地，日军1300人却被731部队“成功地”感染了。

原来，731部队播撒细菌后，虽然向关东军高层作了通报，但出于保密的要求，一些日军的下级军官对此并不知情，日军指挥部门也没有要求士兵做防护。

结果，因为部队之间的协调出现了问题，“作战勇敢”的23师团一部越过了预定战线，突进到哈拉哈河以西地区，并且饮用了河水。

这些士兵很快发现，他们都生了怪病，成批地倒下去了，有的部队因此成建制地失去了战斗力。

有日本士兵后来回忆说：“眼前就是一条河，口渴的士兵们纷纷到河里弄水喝。可喝下去的人马上就得了怪病。看着他们倒下，我们都疯了，觉得这里简直是地狱。”

日军指挥部得知前线大量士兵突然得了怪病后，一看地图，立即就明白了咋回事。他们一面急令部队不要越过预定攻击线，一面迅速研究善后的办法。

经过军医部门统计，被感染的日军士兵多达1300人。

上报后，日军大本营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么多士兵被己方细菌武器感染，如果事情泄露出去，定会引起本国民众的愤怒，也会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石井四郎：用“机枪疗法”处理

日军大本营要求关东军立即采取妥善的措施进行处理。关东军高层把石井四郎找来，先问他是否有办法立即治愈这些士兵。

石井四郎一摊手，意思是“放毒我在行，治病咱不会”。

关东军高层又问石井四郎，眼下局势该怎么办？

石井四郎说，如果放任这些生病的士兵留在外面，很快就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健康士兵，为了帝国的千秋大业，必须毫不留情地、不择手段地、秘密地处理掉这些生病士兵。

关东军高层问，具体有什么好办法？

石井四郎阴狠地说，我推荐“机枪疗法”。

很快，穿着防护服的日本宪兵扑向各个野战医院，以“进一步治疗”为借口，把“生了怪病”的士兵强行拉到中蒙边界人迹罕至的大荒地里。

荒地里，紧急修筑了几个“医院”。“医院”四周是高墙，里面没病床，只有架好的机枪。

被感染的日本士兵被分批送到高墙内，用机枪扫射，用掷弹筒轰炸，都打死后在统一焚毁尸体，再将骨灰深埋。

为掩人耳目，关东军把这些士兵的死因统统记录为“原因不明的死亡”。

战后，一位日本士兵回忆说，周围所有得了怪病的士兵都被宪兵给突然拖走后宣布死亡，死因“非常神秘”。

一位偶然见过日军焚尸的牧民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日本人经常在一个大山坳里焚尸，尸体一车一车地拉过来，“有的日本兵还没完全断气，就被穿白大褂的人给扔在熊熊燃烧的火堆上，凄惨的叫声让人感到非常恐怖”。

诺门罕战役后，日军前线指挥小松原自杀，关东军总司令植田谦吉引咎辞职，其他高层官员也大多因为战败被撤换，唯有石井四郎得到晋升，他的731部队也受到了表彰。

1939年10月2日，日军大本营颁布了一个言辞模糊的奖状，称“临时防疫给水部”“有效地完成了卫生任务，便利了军方以充分作好战斗准备”。

虽然731部队这次细菌战成效不大——哦，还是有成效的，成功消灭了己方1300人——但日本军方还是从中看到了细菌战罪恶的前景。

诺门罕战后，731部队得到扩大——1939年仅有400余人，1940年既“以天皇的名义”扩充为3000人。此后，731部队在中国战场上大量使用细菌武器，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日本投降后，双手沾了无数鲜血——包括至少1300名日军鲜血——的石井四郎用800多份解剖标本和大量细菌战资料和美国人进行交易，并在美国人的庇护下逃脱了审判。但是，人们不会忘记他的罪恶，历史也早已经把他钉在了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