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济南发起总攻前，齐鲁大地的党政军民喊出了“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当时济南大约还有10万敌军，要想从这10万人里面揪出敌军最高指挥官，似乎比攻破济南城难度还大。
但只要发动军民，把网撒得更宽，织得更密，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在攻城前夕，济南附近的公安部队已经设下重重关卡，堵截敌军溃兵。
在山东寿光境内有一条大致呈南北走向的弥河，阻断东西交通。河道上原本有一座桥，是沧州至潍坊公路的一个必经枢纽，也是由西至东去往的青岛的唯一通道。但敌军撤退前已经将桥炸毁。
当时的寿光县机关就驻扎在弥河东边不远处一个叫屯田村的小村庄。县公安局分析，敌军在山东除济南外，仅剩青岛一个据点。济南敌军溃败后，必然要跨过弥河涌向青岛。
县公安局命令在弥河上修建一座木桥，并安排公安战士日夜守卫盘查，严防敌军溃兵通过。
1948年9月16日晚，解放军向济南发起全面进攻，以“东西对进”的战术夹击济南。在解放军强大攻势面前，敌军西守备区指挥官、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2万余人起义，把部队开往黄河以北。
西线让出一个大缺口，大大加速了济南的解放。解放军战士不畏牺牲，经过8天8夜的连续激战，终于在24日完全攻占济南。
但是，部队进城后却未找到王耀武。济南飞机场早在攻城之初就被我军占领，王耀武还能插上翅膀飞了不成？许世友严令各部仔细搜查。
9月28日，刘金光、刘玉民、张宗学三名战士在弥河岸边站岗。早上八点左右，西边公路上来了两辆马车，车上拉着7个人，其中5男2女。
战乱时期，这种成群结队出行的人，自然引起公安战士的注意。一个战士上前去询问：“你们干什么的？”
车上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跳下车说：“我叫乔玉龙，是商人，家里被炮火打了，想到青岛去投靠亲戚。”
一听去青岛的，战士警惕性立刻提高了，挨个询问了他们的名字。战士发现车上躺着一个人，身体用棉被盖着，头用白毛巾蒙着，捂得严严实实。
这几个人说是济南人，讲话却不像济南口音，看起来比较可疑，战士便把他们带到驻地进一步检查盘问。
审讯员王洪涛分别与几人谈话。其中两位女性说是在济南做生意，不认识五个男的，路上太饿了才跟他们的车一起走。
另外三名男子都称是济南人，各自到青岛去投奔亲戚。但他们口音都不像济南人，而且问在哪碰到的，答案也各不相同。
审问乔玉龙时，他回答：“我是开点心铺的，车上那个病人叫乔堃，是我亲叔父。他在济南被炮弹震聋了，都吓出病来了，我带他一起去青岛。”
王洪涛又去问躺在车上的乔堃，只见他将舌头伸了伸，像是不能说话的样子。
战士们把乔堃围在头上的白毛巾拿下来，只见此人脸形较胖，一圈络腮胡子。面部上下黑白分明，中间一道月牙形分界线，非常像常带敌军大盖帽留下的痕迹。
战士们心里想，这恐怕不是普通老百姓，八成是个敌军军官。于是便叫乔堃下车来谈话，乔堃刚要起身，乔玉龙便上前把他扶起来，背着他下车。
王洪涛单独对乔堃进行审问，他暴露出更多破绽。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是开饭馆的，却说不清店面问号。问他与乔玉龙什么关系，回答是老乡，却又说不清他是哪个村的。
问乔玉龙父亲的名字，他也说不清楚。侦查人员最后问：“不是一个村的，他咋叫你亲叔？”
乔堃支支吾吾地回答：“这……俺们都姓乔，论起来就叫叔了。”乔堃的表现让公安战士们更加怀疑他的身份。
审讯还没结束，乔堃突然打断说：“我要去方便一下！”公安战士示意他去。只见他走到乔玉龙身边，而乔玉龙从随身一个挎包里掏出一把雪白的手纸递给他。
这时几个公安战士眼前一亮商量道：“这一定是个国民党大官，至少军级以上，等会把他送到禁闭室里去审问。”
乔堃回来后被关到禁闭室，他一看被关起来了表现得非常惊恐，不断要求与审讯员谈话。这时候县公安局开了个会商量，这二乔肯定是顽军官佐。而另外5人估计是平民，为示宽大，先行释放。
审讯股长王登仁亲自提审了乔堃，这时他已经吓得有些失常。王登仁问他：“你是哪里人？”
乔堃并不回答，目光不断向四周打探，反问道：“你是县长吗？”
王登仁说：“我在问你问题，与我是否县长有什么关系？”
乔堃忐忑地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就说实话，我就是王耀武，那几个人是我的卫士。我要找县长谈谈……”
王登仁大吃一惊，原本以为逮了个敌军军级官员，没想到眼前竟是敌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
以上这段是1948年9月28日，山东寿光县公安局报告的《捕获王耀武经过情形》的大致内容。
看到这里，我想读者们一定很好奇，公安战士是如何凭借几张厕纸就判定眼前的商人是敌军高级官员的？堂堂一方大员在回答问题时竟然漏洞百出，是不是太傻了？王耀武被俘后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说起这厕纸，简直是一部中国生活进步史，总结起来就是——过去靠刮，后来靠擦。老祖宗们曾用过木棍、竹片、树叶等来拭秽，即便中国很早就发明了纸，但长期以来能用纸来拭秽的仅限于权贵家庭。
在《宫女谈往录》中详细描述过慈禧太后所用的厕纸。她用的是一种中国手工制造相对细软的白棉纸，但在使用前还要进行一次特殊处理。宫女嘴里含一口水，轻轻地往纸上喷水，经过长期训练，她们往往喷得比雾还细。
等纸受潮发蔫后，用铜烫斗烫两遍，然后裁成大小合适的长条，再垫上湿布，最后再烫一遍才能使用。经过这样处理的纸既柔软又干净，才算好用。这套程序，恐怕也只有帝王之家才享受得起。
清末国门洞开，西方列强入侵。洋纸进入中国市场，主要用于印刷。由于列强的经济入侵，中国的机器造纸业一直发展不起来。
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国产机制纸年产量最高时也只有6万吨左右，平均下来每人能分到4两多一点点。
抗战爆发后，大量城市沦陷，纸厂也化为泡影，加上日军经济封锁，国内物资非常紧缺。酷爱写日记的老蒋，也不得不叫在美国办事的宋子文，帮买一批笔记本回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虽然接收了一批纸厂。但他们忙于打内战，加上人浮于事，这批纸厂基本没有运转起来。中国用纸仍然靠进口，当年王耀武用的那种“像雪花一样白的纸”就是从美国进口的高级纸。
在物价飞涨、物资匮乏的战争年代，这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只有当大官的人通过特殊渠道才能搞到。
许多出生在农村的80后读者应该记得，90年代农村用的厕纸也达不到“雪白”这个等级，而且非常粗糙，稍微用点力要么破掉，要么擦得火辣辣地疼。
济南战役图
王耀武拿出的那把厕纸几乎领先了中国农村生活40多年，你可以想象，这把厕纸在当时有多扎眼。因此公安战士通过一把厕纸判断他是个大官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可能有些读者会问都逃命了还这么讲究？其实王耀武还真是个爱体面的人，有些东西年长日久形成了习惯，已深入骨髓，连自己都发现不了，自然也就难以改变。
王耀武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年轻的时候在天津一家糕点店当学徒。在旧社会里，学徒工是被人瞧不起的，当年王耀武嘴笨，干活粗手粗脚，没少被欺负打骂。这对他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而特别刻苦想要改变命运。
后来王耀武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仔细梳理王耀武的履历你会发现：他28岁当旅长、32岁当师长、35岁当军长、40岁当集团军司令、41岁当方面军司令、42岁当省主席。可谓火箭式升迁，在黄埔系中速度仅次于胡宗南。
国军中有“三李不如一王”的说法，一王就是指王耀武，而三李则是指李延年、李仙洲和李玉堂。这三位都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后来却都成了王耀武的手下。
老蒋用人原则有三条：黄埔出身、浙江人、绝对忠诚。王耀武只符合其中两条，而且三期出身资历也浅，为何能得到如此快的升迁？
一方面，王耀武的升迁与他的能力息息相关。抗战期间，王耀武立下赫赫战功，一步一个脚印，靠战绩说话。另一方面，又与他早年当学徒有关。受尽人间冷暖后，王耀武知道自己在军界没有靠山，只能靠圆滑世故寻找依托。
王耀武特别会做人，有一套非常精妙的拉拢收买人心的办法。哪怕在老蒋面前，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礼品送给想送的对象。
据军统少将沈醉回忆，王耀武靠利用自己的防区搞走私发了大财，后来开始收买自己的直接领导。当年派克钢笔、瑞士金表还算奢侈品，王耀武每次出门身上都要带好几分。
开会时，他就借别人的表或者笔，等散会时用自己准备的礼品还回去。他怕别人发现后拒收，还在上面贴一张小字，写上“王耀武敬赠”几个字，于是双方就心照不宣了。这一招，连在老蒋面前他也用过。
老蒋身边不少人都收到过王耀武的礼品，因此许多人都愿意替他美言，王耀武要办个什么事也变得非常便捷。
其实就私德而言，王耀武在国军将领中简直是一股“清流”。别的将领大多三妻四妾，他只有一个妻子两人相敬如宾。别的将领大多吃喝嫖赌，而王耀武从不沾这些。
别的将领搞贪污腐败，弄得士兵苦不堪言。王耀武虽然也搞钱，但他大多靠做生意赚钱。甚至还把做生意赚的钱拿出一部分，用来提高官兵待遇。哪怕是普通士兵，用他们冒名领空饷，也会发双新布鞋或者毛巾，不会让他们白干。
当然在国军这个大染缸里面，王耀武自然也会受到影响，那就是搞贪图享受，爱体面，讲排场。
由于干学徒工的时候受过气，以后发达了王耀武直接把那家糕点店买了下来。在王耀武的军部，光军马就有43匹，虽然骑不了那么多，也得先备着。王耀武还专门准备了一个轿夫班，十几个轿夫都是人高马大的山东汉子，别提有多气派。
当时的新式轿车王耀武也是应有尽有。不仅他自己有，还经常拿来送人，连旅长这个级别也能收到他的轿车。当然王耀武不忘说一声：“这是美国进口的高级货，原本是给我夫人准备的。”
王耀武对穿倒不是很讲究，据他女儿回忆，王耀武在家中常穿布鞋，会客时才穿皮鞋。但王耀武指定要用美国进口的高级手纸，只是万万没想到，这让他暴露了身份。
要不是这把厕纸，即便被发现是国军人员也有机会逃走。
对于一般战俘，解放军的政策是非常宽大的。愿意留在部队的就先改造后编入部队，不愿意就发放路费让其回家。在后来的淮海战役中，第13兵团司令李弥也被俘虏过。但是他早已经换上普通士兵军装，谎称自己是部队文书，最终蒙混过关逃走了。
王耀武作为一省主席，衣来张口，饭来伸手，生活问题从来不用自己操心，所以一些生活常识也就忘得一干二净。
就像同样担任高官的胡宗南。据他夫人回忆，胡宗南对于花钱毫无概念，一般都由副官操持。一次副官不在，胡宗南请了几个将领喝酒，他身上只有两块银元却点了一大桌子菜。最后结账时发现连个零头都不够。
所以王耀武被问了几个问题就露出破绽，不是因为他笨，因为平时根本从未关注过普通人的生活，毫无生活经验，一问自然就露出马脚了。
据王耀武交代，济南城破后，他见大势已去准备出逃。他先是来到城东北角，假装视察火线，命令一个营和特务团的一部随他从北极阁通过坑道出城。
但才走了不到两里路，就遭到解放军阻击。为了脱身，王耀武命令突围部队抵抗一会往回撤。他自己带着四个卫士躲在旁边一个村子里换上了便装，等解放军去追他的突围部队后，他便混入逃难人群，向东涌去。
当晚，他们在一个村子里借宿了一夜。第二天他们雇了两辆胶轮马车，叫3名随从坐第一辆开路，1名卫士假冒他的侄儿跟在后面。
经过两天的赶路，他们到了益都县城，遇到两个饿得东倒西歪的妇女请求搭车。王耀武认为有妇女掩护更安全，就让她们上了车。天黑后，进城打探的卫士花钱在城里搞了一张通行证高兴地回来。
第二天上午，他们继续赶路，走到弥河木桥时被警惕的公安战士拦了下来。
王耀武身份确认后被押到华东军区政治部，他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恐怕难逃一死，因此求生欲极强。
王耀武要求见陈毅。因为当年军事调处三人委员会曾到济南开会，作为地主的王耀武设宴招待，陈毅也出席了这次宴会，还与王耀武有过一番交谈。此后，王耀武下令在济南会议期间保证陈毅等人的安全。
王耀武认为自己曾经对陈毅尽过保护之责，一来陈毅作为解放军高层更懂宽大政策，二来希望陈毅念在当年一面之缘保护自己周全。
然而当时陈毅并不在山东，他名义上还是华东军区司令员，实际上早已调往中原局，人在河南宝丰。经过研究，华东局决定由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接见王耀武。
为争取宽大处理，王耀武表示自己抗战有功，战后并不想卷入内战。只是在老蒋恩威并施之下，别无选择。还交代了自己破坏和平等一些罪行。
舒同希望他能静下心来，多读点进步书籍，并答应通过地下党照顾他在南京的家人。
后来王耀武还主动配合解放军，通过电台播放了《向蒋先生进一言》《告国民党官兵书》等内容，这些广播在敌军中引起极大震动。
老蒋听到这个广播气得用手中的茶杯砸坏了收音机。据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回忆，当时傅被围在北京，对自己的出路仍犹豫不决，听到王耀武的广播后心神不宁，几天睡不好觉。
由于积极悔改，王耀武受到了宽大处理。在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改造了7年后，于1956年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由于他积极学习，努力改造，还当上了学习委员。1959年王耀武成为第一批特赦的战犯。之后他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1968年7月3日，王耀武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