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总理带着对祖国无尽的眷恋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周总理病逝后，邓颖超在病房旁的会客厅向来医院的中央领导同志公开了周总理的遗嘱，共三点：
不保留骨灰；后事处理不要特殊、不要超过任何人；不要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邓颖超还说：“撒掉骨灰是恩来向党中央提出的最后一个请求。”但是，邓颖超话音刚落，中央领导同志就明确表示反对，最终大家形成一致意见：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要举行，追悼会也要召开。
关于骨灰是否保留，请毛主席批示后再做决定。经过毛主席批示，党中央为周总理举行了高规格葬礼，但邓颖超尊重了周总理的遗嘱，他的寿衣都是旧衣服，骨灰盒也是最便宜的那种。当周总理骨灰撒掉后，这个骨灰盒被邓颖超一直保留着，后来她去世也是用这个骨灰盒。
50多年的革命生涯，20多年的总理重任，周总理日理万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离去后，骨灰撒向祖国大地；他没有子女也没有财产，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挥泪送别。
周总理去世后，跟随总理多年的工作人员整理了周总理和邓颖超两人工资收支情况。周总理的收入来源很单一，只有工资和工资支出结余所得的利息。除此之外，再无进账。至于支出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报纸费、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以及日常其他小项目开支。
周总理和邓颖超
据统计结果，周总理的工资是400.8元，邓颖超的工资是347.5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两人工资总收入161442.0元。周总理对工资支出有明确规定：凡是银行里工资积蓄够5000元，又没有什么额外需要支出，就交党费。
从支出情况来看，周总理补助亲属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当周总理病逝后，他和邓颖超在银行里的总存款才5709元。后来邓颖超病逝前，对身边工作人员再次提出要求：
一、在我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二、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三、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
四、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
五、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或酌处；关于我的讲话、谈话录音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处；
六、有些遗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
七、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用地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从周总理和邓颖超对身后事的安排情况来看，两人虽身处高位，但从不搞特殊，真正诠释了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周秉德是周总理的侄女，她在多个场合讲述了周总理倡导节约的感人故事。
比如穿鞋这件事，周总理担任了26年总理，皮鞋只买了三双。因长期穿，经常需要换鞋跟。有一次，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悄悄给周总理买了一双新皮鞋。周总理知道后，把工作人员教育了一番，自己出钱买下，然后托人换了合适的尺码送给那个买皮鞋的工作人员。
然而，1997年有关部门却发现了周总理一笔1.2万英镑的存款。1997年，中国银行进行内部审计查账，一笔30年前的存款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注意。这笔钱是1967年7月8日存入中国银行的，总数是1.2万英镑。这样的存款并不意外，但它以周总理的名义存的，这着实让人震惊。
前面提到，周总理当时的月工资不过400.8元。如果按照当时汇率计算，1.2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约82308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在当时都是一笔巨款。一个疑问产生了，这1.2万英镑为何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中国银行呢？它是周总理的个人存款吗？
中国银行领导认为此事不简单，立即向上级领导汇报。上级要求中国银行彻查此事，弄清楚这笔存款是周总理私人存款，还是另有他用。谁也没想到，这笔巨额存款的背后竟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
故事从二战的英国开始。1940年，德军对英国伦敦开始了长达10个月的轰炸。一个叫多利的22岁英国女孩所在公司被迫停业了，为了生活下去，她来到跟原公司在同一栋的中国银行伦敦分行银行求职。
中国银行（1910年）
当时伦敦分行是中国银行在欧洲的最重要分行之一，除了负责英国本行业务外，还管辖着整个欧洲与非洲的分行的业务。多利因工作经验丰富，很快被聘用，担任银行柜台出纳。同时，多利还负责给国民党在英国的海员发工资。
这些海员吃喝玩乐，一拿到工资后直接进入国民党在伦敦管理的俱乐部里挥霍。多利从报纸上得知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加上自己国家也遭到纳粹德国的轰炸，她感同身受。
多利多次劝说这些中国海员捐钱，一些海员醒悟后就让多利给自己办理汇款业务，而多利则利用自己的职权范围尽量给他们减少汇款所需的手续费。工作4年后，多利的出色业绩得到了银行领导和同事们的高度认可。
然而，1944年冬天多利却闯了一个“大祸”。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的关键时刻，中国红字会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柜台设了募捐箱。多利多次发现，负责管理募捐箱的人员经常偷偷盗取。多利想了一个办法，每当管理人员来了，她就先把募捐箱偷偷藏起来。
多利后来回忆时说：“我们那时在柜台上放着两只箱子来募集捐款。一个是蒋介石的爱人设立的，一个是红十字会的。我把蒋介石夫人的那只募捐箱放到了柜台底下，因为我不相信他们，我可以肯定那里的钱都得装进那些官员的腰包。我把红十会的那只募捐箱留在了柜台上面。”
多利这是好心之举，可却激怒了负责募捐人员，他以多利私藏募捐箱要求银行领导开除她。银行领导知道多利是冤枉的，可他迫于压力准备同意。就在这时，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员工刘本昆站了出来。
刘本昆正义感很强，他原来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1943年被派到伦敦分行工作。出色的业绩让他很快得到领导的重视，在刘本昆的帮助下，多利被银行留了下来。多利大为感动，而刘本昆也被多利的善良多吸引，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1949年，多利和刘本昆在伦敦结为夫妇。婚后两人相敬如宾，多利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刘道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中国银行，当年12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由上海迁至北京。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周总理的直接指示下，中国银行率先成立总管理处。总管理处要成立后，立即电报各海外分行，要求工作人员立即冻结资产等待接收，而当时伦敦分行的接收工作异常复杂。
据中国银行当年员工汤秉昆回忆，当时中国银行伦敦分行里两股势力在进行激烈斗争，一派属于大陆，另一派属台湾当局。伦敦分行领导倾向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愿意接受中行新总管处的领导，还准备把分行内的外汇转移到台湾。
刘本昆和妻子刘道蕊
刘本昆等人一方面联合其他4名员工组成5人起义小组，准备对抗银行领导；另一方面，刘本昆给北京发电报，表示跟人民政府站一起。从刘本昆的回忆中，我们得知当时伦敦分行绝大多数员工都被遣散，大约还剩下10多个人留守。
刘本昆还写信给总管处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说：我们按照总管理处的要求，以中行的名义在伦敦汇丰银行另外开设了一个英镑账户，并规定要使用这个账户必须有我们5个人当中一人签字才有效。
刘本昆还在口述中提到这样做的原因，“我国人民的革命节节胜利，蒋介石反动政权不断败退的情况下，保卫当时伦敦中行持有的我国人民的财产便成为了一个紧要的任务。楼、郭、周、席和我五个人不止一次地就这个问题在楼的家中开会讨论处理的办法，我们一直在做努力，好在大家都没有放弃。”
汤秉昆也提到，“当时他们有5个人的起义小组，几个人商量后毅然给北京发电报，表示坚持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在起义小组的努力下，大家成功保护了外汇。起义胜利结束后，刘本昆被任命为襄理（相当于副经理）。随着英国经济恢复，伦敦分行业务蒸蒸日上，刘本昆和妻子刘道蕊的收入也节节攀升，两人在伦敦闹市区购买了公寓，出门还有小汽车代步。
富足的生活让刘本昆很多好友都很羡慕，可他内心对此并不踏实，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自1943年来伦敦工作后，刘本昆一直没机会回国，他渴望回国看看，最好能参与建设新中国，即便放弃伦敦的优越生活。
资料显示，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承认新中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1954年6月17日，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但直到1972年3月13日才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工作之余，刘本昆就带着妻子到中国驻伦敦办事处，在那里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电影、新闻等。
当时中国百废待兴，老百姓生活艰难，很多人因粮食短缺营养不良，这让刘本昆悲伤落泪。刘本昆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祖国去，可如何跟妻子刘道蕊说这件事，要知道当时中英没有建交。如果带着妻子回国，她的国籍怎么办？
刘本昆夜不能寐，在妻子多次询问下他吐露了心声，希望能回到祖国。刘道蕊是一名英国人，她非常清楚当中国的生活水平远不及英国，可她却非常支持丈夫的决定。不仅如此，刘道蕊还决定放弃英国国籍，跟刘本昆回到中国，并加入中国国籍，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晚年刘本昆和刘道蕊
刘道蕊后来在给他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1957年我决定改变我的国籍，成为一名中国公民。但是阻力很大，英国政府要求我必须先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接收我为公民的文件。否则他们拒绝解除我的公民身份。我立即把情况向中国大使馆做了汇报，他们积极接受了我的申请，很快向我颁发了入籍证明。当我向英国移民官出示了这份证明时，他们感到震惊，但也只能同意我放弃英国国籍的申请。
刘道蕊加入中国国籍的时间是1957年秋，当时她跟刘本昆还在伦敦。妻子加入了中国国籍，刘本昆第一时间向中国总部提出申请，要回到祖国效力。总部领导从大局考虑，建议他在伦敦分行继续工作一段时候。
刘本昆没有灰心，工作之余继续朝总部申请，最终于1967年获得允许。那一刻，刘本昆热泪盈眶，他立即把伦敦房产等财产便宜处理。当年6月的一天，周总理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来信：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今天通过银行给您汇去1.2万英镑。这些钱是我们这些年来从我们工资内节省下来的。我们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这些陆续积累下来的钱交给国家，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但是由于我们还不很清楚应该通过何人将这笔钱交给国家才稳妥可靠。万不得已，我们才将此事交您处理，因为我们相信您。
除了这封信外，还附带一张1.2万英镑的汇票。这笔捐款就是刘本昆所捐，周总理接到这笔款项后，立即做出批示：这是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尽快查明捐款人，将捐款退回去。很遗憾，当时正值特殊时期，始终无法找到捐款人的身份。
1.2万英镑是一笔巨款，负责调查捐款人的工作人员调查失败后，就以周总理的名义将这笔捐款存入中国银行。未曾想，这笔钱一下子就存了30年。回国后，刘本昆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夫妇俩生活相对艰难，但两人无怨无悔。
特殊时期结束后，刘本昆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际部副总经理，妻子刘道蕊则主要负责培训银行的新进员工。“严格要求自己，对工作一丝不苟”，这是刘道蕊同事对她的评价。刘道蕊还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最终于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间来到1997年，刘本昆和刘道蕊夫妇已经退休快10年了。两人都没有想到，因中国银行发现了一笔30年前的存款让他们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经过调查，证实这笔1.2万英镑的存款就是当年两人捐给国家的。
从1967年到1997年，整整过去了30年时间，当年意气风发的夫妇，如今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如果把1.2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再加上利息，在1997年相当于467000元。
晚年刘道蕊
这绝对是一笔巨款。中国银行将这笔捐款的身份确认后，向上级汇报，得到的批示是：找到刘本昆和刘道蕊夫妇，按照周总理当年的批示，将捐款加上利息退给他们。事实上，刘本昆和刘道蕊夫妇退休后生活并不好，两人依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
刘本昆身体也不好，经常需要住院吃药。这笔钱确实能解决燃眉之急，可两位老人坚决不愿意收回30年的捐款，最终他们将这笔退款捐给了中国银行。中国银行领导也不同意，两位老人已经奉献了一辈子。
刘道蕊始终不愿意收回捐款，她跟领导说：“这样，我提议这笔款就以我丈夫的名义建立一个基金会，用来表彰银行的优秀员工。”就这样，中国银行领导勉强同意了。1998年，刘本昆病逝。2013年3月，刘道蕊走完了一生。
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在著作《论中国》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认为中国最大的幸运，是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很多人看到基辛格这段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其实，鲁迅先生早就对中国人有过一针见血地评价：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埋头苦干的人、拼命实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这是中国人民的脊梁、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从古今到现在，再到将来，中华民族也从来不缺自立自强的人、顽强拼搏的人、无私奉献的人、英勇战斗的人，这也是中国人民的脊梁，是中华民族改天换地、顶天立地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