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师生对《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三单元中部分知识的理解存在误区，现举例说明并辨析。
1.误认为司马光主张一切“祖宗之法不可变”
司马光真的主张一切“祖宗之法不可变”吗？事实并非如此。“细读司马光的奏议，便可清楚地了解，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士大夫一样，司马光对本朝的政治状况是不满意的，他同样认为必须对某些具体的政策措施进行调整和改革。司马光坚持认为不可变的，是祖宗留下的那些抽象的政治原则，比如几乎每一个朝代初期都曾经有过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比如几乎所有值得颂扬的统治者所共有的、本朝列祖列宗所秉持的宽容异见的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祖宗之法不可变’是长治久安的秘诀，司马光并没有说错。
然而，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祖宗之法不可变’才是正确的，‘具体的政策措施’则处于永远的变化调整之中。”邓卓海在《司马光祖宗之法不可变浅析》（《晋阳学刊》1986年第1期）中写道：“首先，司马光所指祖宗之法是祖宗‘善法’即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宋初统治阶级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统治经验。其次，‘祖宗之法不可变’不等于因循守旧、保守顽固。司马光认为祖宗之法也有是有非，‘勘会旧例，只是前官所行。或是或非，岂足永为后法’。反对将祖宗之法片面化、神圣化。他还认为‘何必事事循其陈迹而失当今之宜也。’主张因时而异，不必拘泥于古。第三、‘祖宗之法不可变’是反对王安石良莠不分，刻剥聚敛的理论武器。王安石在‘祖宗不足法’的理论指导下，对于神宗以前的统治经验，良莠不分，改弦更辙。
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变乱旧章，兴害除利，舍是取非’。因此，司马光并不反对变法本身，而是在如何变的问题上与王安石产生分歧。”综上所述，司马光主张不变的是祖宗留下的良好统治经验和治国精神，应该变的是祖宗遗留的不合时宜的具体政策措施。
2.误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要消灭人的欲望
著名的儒者程颢、程颐兄弟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被南宋的朱熹加以继承。很多人从字面意义上看，“存天理，灭人欲”强调保存心中的天理，消灭人的欲望。由此，误认为“存天理，灭人欲”中“灭人欲”就是要消灭人的欲望。《朱子语类》中记载朱熹的话：“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由此可见，正常的、合理的“人欲”是“天理”，过度膨胀的私欲是“人欲”。
这样看来，天理和人欲的界限只是正常和超常的一个度。一件事处理得正常，便是天理；超越了正常，就是人欲。综上所述，“存天理，灭人欲”是要通过道德修养克服过度的欲望以达到“天理”的要求。
3.误认为元朝行省制度削弱了中央集权
元朝实行行省制度，行省辖区广阔，军政大权集中。不少师生联系晚清民国时期一些行省独立与自治，误认为元朝行省制度削弱了中央集权。其实，在行省人事任用方面，元朝“行省辖区内的宣慰司、路府州县、汉军万户侯等，仍然接受朝廷吏部或枢密院的任用、迁调、考课等管理。行省虽然权力很大，但对属下官吏的管理只是辅助性的。尤其是任命和迁调大权，都掌握在吏部、中书省和枢密院手中。”在行省管辖范围方面，元朝“犬牙交错”的分布格局，使任何行省都无法掌控一个完整的形胜之地，从而无法据险形成割据；在行省财政方面，元朝“对于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将其中的七成上供中央，地方只能留下三成；行省还应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在行省军事方面，元朝“通过授受牌符、直接布置调换戍兵、选定提调军马官员等措施，元朝皇帝始终控制元军的最高领导权，行省官员虽可在紧急状态下便宜行事，但官员指挥军队的权力始终来自皇帝。”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行省的权力，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4.误认为元朝完全中断了科举取士
在探讨元曲形成的原因时，常见这样的表述：“汉族文人在元朝进取无望，心情压抑，他们常用散曲来抒发愁闷情怀”。据此，不少师生误认为元朝完全中断了科举取士。其实，元朝举办科举取士的次数尽管很少，但并未完全中断。元朝自仁宗皇帝恢复科举制，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共举行过十六届，总计录取进士1200余人。“在元代，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还不到元代文官总数的3%；加上科举考试时民族歧视严重，因而元代科举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就远远不如以前的唐、宋和以后的明清王朝。”综上所述，元代科举实行时间短，也不是元代选官的主要途径。但整个元朝，科举制并未完全中断。
求真，是重要的史学品格。以上对宋辽夏金元历史易误辨析，是求真精神的体现，也是涵育师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