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浙江剿匪纪实》，原标题《捕获少将特务戴藏宜》中共江山市委党史办公室

正文

1949年5月7日晚，在江山县通往福建浦城县的一条山间小道上，一个30岁出头的高个男子，带着一支肩挑皮箱、木箱的队伍，借着夜幕的掩护，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浦城方向逃窜。他就是浙赣铁路警务处的少将特务戴藏宜。

一

戴藏宜原名善武，是戴笠的独子，是一个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1949年4月，他以中央警察总署专员、浙赣铁路警务处少将特务的身份，到上海向毛森讨口风，商讨撤退计划。根据当时的形势，他打算先将家眷财产转移到台湾。于是，他急忙从上海赶到衢州的以戴笠之字命名、自己充任校务主任的“雨农中学”，将学校的财物及家私装了满满的三船，沿衢江而上，运回老家江山县保安镇。当木船在江山城郊靠岸时，江山县城已是混乱不堪，残兵败将蜂拥街头，乱哄哄地向闽赣方向溃逃。戴藏宜的三船物资被过境败兵和附近人群哄抢一空。

5月5日上午，戴藏宜在江山县商会会长姜春城家，找到了从杭州逃回的毛万里和交警第一纵队队长王问楚，几个人便密谋南逃和“应变”计划。毛万里部署交警余部集中在浙南一带，控制出海口，潜伏打游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并决定先将家眷撤往福州，转道去香港。戴藏宜为留一手，决定派译电员柴春荣搭乘毛万里的小车，先去福州联系。在县城分手后，当天晚上，他便带着妻子郑锡英，慌里慌张地回到保安镇。6日上午，毛万里、王问楚等带着家眷和少数随从，自县城经清湖、石门，往福建方向逃去。傍晚，江山县城解放。这时戴藏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呼“上当！上当”。郑锡英满腹牢骚，对丈夫说：“毛万里只会布置别人潜伏，自己却逃得比谁都快，我们莫在此等死，也快跑吧。”妻子的话提醒了戴藏宜。为逃避解放军的追歼，当晚，他就带着妻儿溜出戴公馆，寄宿在离保安镇二三公里的燕棚村原国民党保长摩元根家中，并将戴家自卫队的60多支枪及部分弹药也存放在廖家。

燕棚村位于石鼓山下，只有一条小路进出。这里不仅偏僻隐蔽，而且位置十分重要。站在村口，保安镇一带的人来车往尽收眼底，退后一步，石鼓群峰山高林密。但戴藏宜仍感风声四起，举步维艰。为了保险，他马上疏散了戴家自卫队的大部分人员。第二天晚上，带上妻儿和贴心随从数十人，抄小路逃往福建。

二

5月10日清晨，戴藏宜一行人在福建建阳县停马歇息，恰遇毛万里。毛告诉戴藏宜：“前头建瓯县已被共军解放，我们前后受阻，不能再走了。”接着命令他：“你立即潜回江山，组织游击武装，等待反攻。”

毛万里从王问楚的交警武装中拨出一部分，交给戴藏宜指挥，又交给他一部两瓦特直流小型发报机，指定电台联络讯号为H、K、A、M，说届时可直接与台湾联系。布置完毕，毛万里等人弃车步行，改道往龙泉方向逃去。戴藏宜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只得布置众人拉开距离，带着合家老小剩一大堆行李，

昼伏夜行，重新折回老家。

两天后，这支人马来到福建浦城县水北乡，突然被一伙人截住。戴藏宜看对方虽人数不多，但来势很凶，都是些亡命之徒，怕误了归程，便指使随从给对方递上几根金条。不料此举弄巧成拙。原来对方是一伙趁混乱之机打家劫舍的盗匪。一见金条，认准碰到个大财神，便扣下所有行李，拽出不少黄金、银元和美钞。其中几个人由于分赃不匀，争吵起来。有的便赶到区里去报，途中，恰巧被迎面赶来的解放军扣住。解放军问明情况后，迅速赶往现场，夺下行李，仔细拽查。从几只皮箱的夹层中，搜出何应钦、胡宗南、陈诚、陈立夫等国民党军政要员给戴笠母亲蓝氏的祝寿信礼礼单和手枪等物。部队遂将戴戴宜等数人带回，并遣散其余人员。当天夜里，狡猾的戴藏宜夫妇趁看守不严之机，跳窗逃脱，第二天深夜潜回保安镇。此时，保安镇已是人民的天下，往日威严的戴公馆已被查封。戴蓝宜怒火燃烧，又无处发作，只得像小偷似的，躲进保安区阴弄村的戴家自卫队长柴春霖家里。次日，他又转入深山腹地，在岩底柴丛中搭了三四个茅棚，作为栖身之所。

5月下旬，解放军第四十八师的一支小分队来保安区借粮，在阴弄村碰到了出来探听消息的戴藏宜。战士们见他虽穿戴破烂，但不像个农民，便上前查问：

“你是干什么的?”

戴藏宜闻声大吃一惊，连忙答道：“我，我是从上海来的教书先生，叫郑树英，来此地投亲不遇，才弄成这副尴尬相。”

战士们见他一张白脸，确实像个教书先生，就把他放了。戴藏宜却早已吓出了一身冷汗。

6月间，江山县的匪患日益严重，戴家自卫队的一些人员也陆续回到戴藏宜身边，其中包括自卫队的队长柴春霖、戴仁、特务徐增亮及在子里安一带号称“罗氏三蛮”的罗时林、罗时水、罗时盛三兄弟。戴藏宜眼看党徒众多，便将人马从鸡公山下阴弄村拉到子里安山区，布置徐增亮着手安装电台。他立即向台湾发报，声称“东南义勇军浙江纵队”已经成立，表示要站稳脚跟，扩充游击武装，报效党国。戴家自卫队的不少人原来是王问楚部第一纵队的交警特务，自从打出“浙东纵队”旗号后，他们网罗了不少散兵游勇和惯匪，还把寄存在燕棚村廖元根家的枪支弹药转运到子里安。一时间，戴藏宜拥有数百人枪，号称一千之众。这股匪特利用山川之险，时聚时散，助纣为虐，三天两头下山抢劫、奸淫妇女，甚至一度将匪焰烧至江西省广丰、玉山县境。老百姓谈匪色变，深恶痛绝。

狡猾的戴藏宜一边拉起队伍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抗，一边又接连给峡口区农会副主任柴长洲发出两封信，说什么境内不少人冒充他的名号，招降纳叛，拉起不少队伍，将他置于水火之中，使他百口莫辩；为了表明心迹，他愿意向政府投诚，“向江山人民悔过自新”。柴长洲及时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书记苏明等领导人为做好匪众工作，指示柴长洲与戴藏宜联系。7月1日，戴戴宜只身一人从子里安下山，来到县城自首。当晚，苏明和县公安局局长李春林向他交代了共产党的政策，责令他放下武器，率部向人民投降，并敦促他首先交出杀人凶手徐增亮及电台。戴藏宜阳奉阴违，一面对苏明和李春林说，“感谢诸长官的诚恳相待和解放军政策之宽大，若得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安居乐业，实大幸也。”一面竟借呆在县城之机，找到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徐景清等人，四出活动，窥测风向。数日后，他又趁机潜逃，溜回子里安。

回到山区后，戴藏宜很想露一手，一则给部下打气，再则同人民政府较量一番，日后好向台湾邀功。一连数日，他派人四出侵扰，下山抢粮，绑架妇女，枪杀翻身农民，制造谣言,到处散布“蒋介石要打回南京，美国也相帮出兵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响了”等等。这个老牌特务旧帐未还，又欠新债。

为了打击首恶，震慑众匪，尽快剿灭匪特、肃清匪患，省委社会部部长、省公安厅厅长李丰平命令江山县公安局：限期将戴裁宜捕获归案。8月3日，县委和县剿匪委员会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双管齐下。剿匪部队四面出击，赶兽出洞，造成戴戴宜的恐慌心理；县公安局组织小分队，深入乡村，发动群众，摸清线索，掌握戴藏宜的去向。然后一举将他捕获。

三

9月初的一天，江山大溪滩乡一位戴裁宜早年的老师祝雅存先生到乡邮政代办所办事，碰到该乡刘家山戴家仓屋的一个佃户来代办所买报纸。祝先生觉得此事蹊跷，刘家山向来没有人看报纸，这佃户买报纸干什么？他便上前询问：

“你买报纸给谁看呀？”

佃户见是祝先生，便悄悄告诉他：“我是为戴藏宜买的。”

“他住在你那儿？”

佃户点点头。

原来，近期解放军四面追剿，戴藏宜生怕被捕获，带着郑锡英偷偷地逃离子里安山区，窜到了刘家山。两人白天黑夜都藏在戴家仓室内，由原国民党保长暗中接济吃食，通风报信。同时派手下心腹潜入杭州探听局势，并为他夫妻俩安排经定海逃往台湾之事。

祝先生得知戴藏宜的下落，便立刻向县剿匪委员会报告,并表示愿鼎力相助，为民除害。9月8日夜，县公安局侦察股长崔益田率领一支精干的剿匪小分队，趁着夜色，悄悄来到刘家山，将戴家仑屋围了个水泄不通。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戴藏宜整天胆战心惊，脑子里不时浮现出往日的一幕幕恶行：当年，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地下党员、广渡乡乡长华春荣被他杀害，为斩草除根，他还指使人毒杀了华春荣之子；办学期间，不少纯真的青年女教师、女学生被他奸污凌辱，因而无颜于世；一些无辜的百姓，在匪害之下家破人亡，惨遭杀戮……想到这些，夜润常被恶梦惊醒。9日凌晨，他和妻子正睡眼朦胧，突然被轻轻的敲门声惊醒。“谁？”他翻身坐起，一边伸手去拿床边谷柜上的左轮手枪，一边问道。

“是我。该吃早饭啦。”门外回答。

“噢，是送饭的。”戴藏宜放心地把手枪放回原处，随手打开门，只见送饭的一手拎着半小篮咸鸭蛋，一手拎着一罐稀饭。看到一只只绿莹莹的咸鸭蛋，他馋得口水直流，马上动手盛稀饭，正要张口时，忽听得一声大喝：“不许动！”崔股长和两名战士从门外倏然跃进，三支枪齐刷刷地对准了戴戴宜。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戴藏宜目瞪口呆。他望着黑洞洞的枪口，顿时觉得寒意彻骨，浑身发酥，看了一眼放在床边谷柜上的左轮手枪，不情愿地举起了双手。郑锡英看到丈夫被上了手铐，脸色煞白，像一滩泥似地瘫倒在地上。

嗣后，戴藏宜被押解到杭州。在狱中，他明知道自己恶贯满盈，但仍存侥幸心理，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妄图重罪轻判。根据戴藏宜的罪行，省公安厅批准将其押回保安枪决。江山县男女老少奔走相告，争相观看布告：

“美蒋特务戴藏宜，乘承其父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衣钵，一贯反共反人民，犯下累累罪行；解放后反共之心不死，潜伏于江山，网罗匪徒，抢劫杀人，继续与人民为敌；捕后，态度蛮横，拒不认罪，且期待蒋介石反攻大陆，图谋东山再起，实属十恶不赦。为打击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予以枪决……。”

1951年1月30日，这个显赫一时的少将特务，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周晋光、严开和、姜正达执笔)

资料来源:

《浙江剿匪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