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员暗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派出所怎么没有掌握这一情况？
原来，李某在解放前当过汉奸，在南京汪伪政府任过伪职。尽管他在抗战结束后逃回上海定居，可南京方面还记得他，解放后不久就派人把他抓走了。因为当时没有跟上海警方联系过，所以派出所方面毫不知情。
时春萍随即带侦查员去其住所，拿出了一些李某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写来的信件给侦查员看。吴一竹等人有点懵了，寻思李某如果就是河下谷清的话，前些日子徐永卿怎么会在上海见到他提着篮子买菜呢？要么这家伙已经越狱逃出来了？这个问题自然得马上弄清楚，于是当即决定去南京当面讯问李某。
当天晚上，吴一竹等人抵达南京，下榻后即与老虎桥监狱联系，要求次日上午去提审李某，监狱方面自无二话。次日，侦查员前往老虎桥监狱，先向监狱方面了解李某是否越狱过，被否定了。然后又去提审室讯问李某。李某已经坐在提审室的小板凳上恭候了，吴一竹定睛一看，这人不是河下谷清！因为李某的相貌和徐永卿所说的河下谷清的相貌没有相像之处。讯问了李某的经历，也跟河下谷清的情况完全不同。但是，作为办案调查，侦查员还是当场给李某拍摄了各种姿势的照片，包括带有身高标记尺度的赤足站立照片。返沪后，立刻冲印，将其中一份通过铁路公安急送福州请徐永卿辨认。
徐永卿接到上海方面的电话，当即赶到福州车站，列车一抵达，马上找乘警辨认照片。一看就摇头，然后直接给吴一竹打电话，说这人不是河下谷清。
这样，第一个嫌疑对象就排除了。调查小组随即对第二、第三个嫌疑对象陈某、曾某的妻子王巧玲、贾贤珠同时进行调查。
对于王巧玲的调查比较简单，因为她听说侦查员是来了解她的前夫陈某的情况的，便拿出了1953年办理的离婚证书给侦查员过目，然后说明了情况：陈某原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南京解放后，他决定逃往台湾，原先是准备全家一起过去的，可是因为当时她正患着伤寒病，不能和其他人同船而去，所以陈某就一个人过去了。临走时说好过一阵来上海接她，可是这一去就没有音讯了。解放后，王巧玲接受了新社会的教育，意识到丈夫是人民的敌人，于是就决定单方面办理离婚手续。因为对这方面的政策一时不清楚，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及时给她办理，一直到1953年才办成。在这之前，她已经把跟陈某相关的所有物品全部归拢后交给区公安分局了，其中有陈某的照片。
于是，侦查员就去公安分局找出了陈某的照片，那是个身高一米八的大高个儿，一看便知跟河下谷清完全是两个人。这样，这条线索也就此打住了。
与此同时，对于贾贤珠的调查也在进行之中。贾贤珠不做舞女之后，在一个亲戚开的工厂搞管理工作，后来公私合营时就作为正式员工留了下来，做后勤总务方面的工作。这是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说话声音透着一股甜美。侦查员考虑到，如果直接去单位找她可能会使她感到难堪，所以就请派出所户籍警陪同，在一个雨夜悄然登门访问。
这一次是吴一竹带了两个侦查员去的，他先向派出所了解贾贤珠那个已经分手的丈夫是否确实姓曾，派出所民警对此表示遗憾，因为贾贤珠是不久前刚从卢湾区打浦桥那里搬过来居住的，她的户口本上只有她一个人，打浦桥派出所转过来的户籍资料上也只有她一个人，因此无从了解。这样，吴一竹就只好当面问贾贤珠了。
贾贤珠见几个民警雨夜突然登门，显得有点吃惊，吴一竹甚至还捕捉到她眼睛里飞掠而过的一丝惊慌，心中不禁一动，难道这真应了“苍天不负苦心人”这句老话了？这时，贾贤珠已经恢复了镇定，向侦查员说明了她那已经分手的丈夫的简况。虽然是简谍，但还是使侦查员的精神为之一振：那人名叫曾福山，出生于日本福冈，其父是清朝派赴日本的留学生，留学后就定居在日本，娶了一个日本妻子，生下的儿子有两个名字，中国名字叫曾福山，日本名字叫山田太郎。曾福山17岁来到中国，在北平读过大学，后来就做生意了。由于他在日本待了那么些年头，颇有些日本同学和朋友，还有日本妈妈方面的许多亲友，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参加了侵略中国的罪恶战争，占领上海后，他跟其中一些军人就有了来往，以方便他做生意。这中间曾福山是否参与过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那就不清楚了。
抗战胜利后，曾福山还是留在上海做生意，一直到上海解放，他感到在共产党统治下有点不自由，于是决定去日本定居。因为曾福山具有中国和日本的双重国籍，所以人民政府也就同意他出境了。当时贾贤珠还在当舞女，要跟曾福山一起去日本，遭到了拒绝，于是跟他大吵了一场，最后愤而离婚。当时也没有办理什么手续，就找了个律师，写了一份协议书算是离婚了。贾贤珠离婚后，没有再找对象，单身过日子一直到现在。
侦查员听完这一番陈述，正要开口询问贾贤珠是否还保存着曾福山的照片，她自己已经起身从五斗橱里取出一本照相簿给侦查员看了。侦查员一看之下，暗自窃喜：曾福山的外形看上去活脱是一个日本人的样子，而且跟徐永卿所说的河下谷清颇有些相似！
接着，贾贤珠又取出当初律师作为见证人所写的那份离婚协议书给侦查员过目。对于侦查员来说，由于对照片已经有了那份印象，所以离婚协议书的作用自然要打折扣了。再加上先前进门时贾贤珠所表现出的那一丝没来由的惊慌，侦查员就决定把贾贤珠带往派出所进行进一步审查。临走时，吴一竹把照相簿也带上了。
贾贤珠听说民警要把她带往派出所，颇有些惊慌失措，她跟户籍警有些熟，便用那种娇滴滴的声音可怜巴巴地询问这是为什么。户籍警自然不会告诉她这是怎么回事，倒是吴一竹和颜悦色地对她说，这是为了弄清楚一桩事情，只要她能够予以配合，她应该是不会牵连进来的，这点请她放心。这样一说，贾贤珠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接着她又问要不要带东西，显然是指是否会被留置在派出所，吴一竹摇头说不必。
到了派出所，贾贤珠用看上去很老实很配合的那副模样回答着侦查员的提问。侦查员的问题当然是围绕着曾福山展开的，问得很细，她回答得也很详细。这样一直进行到下半夜三四点钟，侦查员竟然没有找到任何突破口。这样，就只好把她放走了。不过，那本照相簿没有还给她。吴一竹等人进行了讨论，对于照片的怀疑自是难以放弃，还有侦查员登门时对方的惊慌神色也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于是决定先对照片进行辨认后再说，同时，让户籍警立刻通知居委会治保干部对贾贤珠进行秘密监控。
几小时后，吴一竹带着一名侦查员登上了开往福州的列车，他们的公文包里放着贾贤珠的那本照相簿。只要徐永卿确认曾福山即是河下谷清，那就立刻电话通知上海方面对贾贤珠重新进行审查。
吴一竹等人经过三十来小时的长途旅行抵达福州时，徐永卿已经在站台上等候了。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徐永卿对侦查员带去的曾福山的照片作了辨认，起初也认为很像河下谷清，但是在对多张不同角度的照片反复进行仔细辨认后，终于摇头：“这不是河下谷清！”
吴一竹失望而返。尽管徐永卿已经作了否定，可是贾贤珠所表现出的那份反常惊慌还是牢牢地留在侦查员的头脑中，吴一竹认为需要往下追查。这样，贾贤珠第二次被请至派出所。这个漂亮女人不知是否经过了哪个高人指点，在侦查员还没有正式涉及这一话题时，就已经对先前的反常表现作了说明：原来，贾贤珠在跟曾福山分手后，曾经和一个被人称为“刘小开”的富家子弟厮混过一阵，并且在去年还怀孕打过胎。本来，她是准备嫁给刘小开的，可是，就在她打胎后，刘小开却卷入了一桩现行反革命案件被逮捕了。那是大约八九个月前的事情了，当时承办那个案子的警察三天两头来找她调查情况，回答稍有迟疑，就说是“包庇”，使她受惊不小。如此一段时间后总算平静下来了。于是赶紧搬家，想开始过一种新日子。此番突然见户籍警又领着几个警察登门，心里马上下意识地寻思那件事又来了，当时就露出了怯相。
贾贤珠这样一说，侦查员自然又得去调查。一打听，刘小开那案件就是市局办理的，现在已经侦查结束，一应材料都已经送往检察院了，刘小开和他的七八个同伙现关押于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到看守所去提审，回答得跟贾贤珠一模一样。吴一竹想想还觉得不踏实，又去广慈医院查看了贾贤珠去年打胎的原始医疗记录，这才确认无疑。
这样，一番调查就全部泡汤了，全部线索都排除了，调查工作还原到零！
这中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询问过几次，吴一竹感到简直难以向领导交代，但又不得不写一份报告。报告送上去后的第四天，黄赤波局长拨冗召见吴一竹。吴一竹原以为要挨一番严词批评，因为黄赤波是以严厉出名的，在上海公安系统人称“黄老虎”。但这次却有些意外，黄赤波找他是询问对继续进行调查的想法的。
这次谈话之后，上海市公安局对下辖的分局、派出所发了一份内部通告，这份通告发出之后，离河下谷清显露真身的日子就不远了。
三位老工人的举报信上海市公安局所发的这份内部通告的内容就是布置寻查河下谷清其人。这份通告发出后的第四十三天，市公安局就收到了一封寄自上海铁路局的举报信。
这封举报信是一个名叫樊纯方的铁路机务工人写的。樊纯方当时已经五十五六岁了，在铁路系统干了三十多年，上海沦陷时期因技术出色，曾跟着日本工程师前往日伪外地铁路局提供技术帮助，其中多次去过日伪济南铁路局，在济南所待的时间加起来大约有将近两年。在此期间，樊纯方经常和日伪济南铁路局的一个名叫河下谷清的职员接触，因为此人所娶的是居住于上海的中国妻子，自称家居上海，所以两人还能够谈谈。
后来，大约在1943年夏天以后，樊纯方再去济南时，就不见河下谷清了，据说是回国了。之后，大约在抗战胜利伊始，樊纯方遇到在济南时结交的铁路系统来上海的工人师傅，闲聊中方知此人大概是日本宪兵队的密探。本来，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哪知去年樊纯方去虬江路电器旧货市场淘旧货时，无意间看见一个酷似当年河下谷清的男子在那里开着一家前店后作坊的电器修理铺子。他假装没有认出来，上前借选购旧电器跟对方搭讪，可是交谈下来又觉得似乎与当年的河下谷清有别，主要是语言不像，眼前的这个人说一口纯熟的上海话，不像当年的河下谷清那样说一口带着明显日本口音的中国北方话。交谈之下，对方自称姓尤，名志远，上海本地人，祖籍江苏昆山。这样，樊纯方也就吃不准此人跟当年的河下谷清是不是同一人了，寻思不能乱说人家，否则会给人家带来麻烦的。这件事就这样耽搁下来了。
这次，樊纯方从在派出所工作的儿子嘴里得知上海市公安局正在查找一个曾在日伪济南铁路局以职员身份待过的日本男子，顿时想起了去年在虬江路遇到过的那个尤志远，便决定写信向公安局反映此事。写信前，樊纯方特地又去了一趟虬江路，看见尤志远还在那里经营着电器铺子。
当时，查找河下谷清下落的调查小组已经解散，只留吴一竹一人负责跟各分局、派出所联络。市局领导收到樊纯方的这封举报信后，次日就转到了吴一竹这里。吴一竹抑制不住兴奋，当即悄然前往虬江路那家旧电器铺子，观察之下，那个名叫尤志远的老板果然跟徐永卿所说的河下谷清非常相似！
无独有偶，吴一竹刚返回办公室，从杨浦分局又转来一封举报信件。这是一个名叫洪志勇的纺织厂工人师傅写的，他并不知道警方发了内部通报寻查河下谷清一事。他也是去虬江路旧货市场淘电器旧货时认出那个自称姓尤的电器铺子老板的。洪志勇跟这位尤老板的交往就比樊纯方浅得多了，据他说，这个尤老板是日本人，身份不明，抗战时期曾到上海他当时打工的日本老板所开设的袜厂收购织袜机。洪志勇听日本老板说，这是济南来的大山冈先生，从上海搞了织袜机去济南开织袜工厂的。可是，洪志勇不相信此人是一个纯做生意的日本商人，因为一则做派不像商人，二则他亲眼看到这个大山冈腰间佩着手枪。因此，洪志勇认为此人可疑，就给公安局写了举报信。
接着，第三封举报信件又来了，那是南市区的一个姓黄的印刷工人写的。他是业余电器爱好者，也是去虬江路旧货市场淘电器旧货时发现那个尤老板的。但他举报的事情却跟上述二位有所不同，他没有说尤志远是日本人，只是说此人在抗战时期曾来过上海，请他所在的日本人控制的印刷厂印制了一批当时只有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抗日根据地流通的纸质钞票“北海币”。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一种旨在破坏我抗日根据地金融系统的严重罪行，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向人民政府举报。
这三封举报信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已经解散的调查小组随即恢复，还是由吴一竹担任组长。吴一竹决定对“尤志远”进行秘密监视，同时根据举报信提供的线索赴外地调查这个尤志远的底细。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这个化名“尤志远”、真名河下谷清的日本特务分子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河下谷清的间谍是河下谷清，1915年出生于日本岛根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8月，日本政府因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而急征兵员，22岁的河下谷清收到了“战时召集令状”，应召入伍，以陆军上等兵的身份参加了侵华战争。两年后，河下谷清被上司看中，作为优秀人才选送到北平“北支那派遣军宪兵司令部教习队”接受宪兵训练，学习中国语文、历史、地理、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国民党史以及执行特殊使命的技能。1940年夏，河下谷清以全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随即被选送宪兵队特高课，直接受日军驻济南部队第十二军参谋长兼特务机关长河野悦次郎少将、参谋部第二课课长山田少佐和宪兵队长葛西寿大尉三人的个别领导，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