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甜爱路车祸
上海市虹口区有一条小马路，始建于1920年，最初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部为巡捕训练射击而修建的虹口公园靶场内的一条小路，故称“公园靶子场路”。按照沪上习惯，居民将其作为一条弄堂看待。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市政管理部门对全市一些道路名称进行更改，因其与附近的千爱里相通，遂根据“千爱”的谐音，改称“甜爱路”。甜爱路南起四川北路，一直延伸至虹口公园东围墙边，长约八百米，是一条地处闹市却颇幽静的马路。本文说到的这起命案，就发生在四川北路和甜爱路交界处。
1952年10月18日，正逢周末。下午2点多钟，一辆黑色“雪铁龙”小轿车从外滩方向沿着四川北路行驶，继而拐上空旷幽静的甜爱路。司机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穿着打扮一看便是富家大户的纨绔子弟。事后知道，这个名叫关惕三的公子哥儿中午在外白渡桥畔的礼查饭店(后改称“浦江饭店”)为朋友庆生，喝了不少洋酒;当时尚未有禁止酒驾的规定，欢宴完毕，照旧驾车返回其位于虹口祥德路的住所。
可以想象，这样的主儿，以往肯定没少飙车。先前因为四川北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飙不起来，现在轿车拐上了人车稀少的甜爱路，如果还不加速，那就对不起人生了。遂一脚踩下油门，开始了以往不知重复过多少次的酷爽体验。
哪知，“雪铁龙”的速度还没完全发挥出来，关惕三突然发现前面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长波浪头发的女子，忙不及踩下刹车。可是，已经晚了。那个长波浪女子在刺耳的刹车声中被撞飞三四米开外，落下时脑袋正好磕在人行道外侧的消防柱上，一头浓黑的长发就像泡进了染缸，瞬间变成了红色!
四川北路路口那家专门出售洋礼品的“马可波罗礼品行”店员目睹了这起事故，随即往上海市北四川路公安分局和乍浦路桥堍北苏州路190号公济医院拨打了电话。一会儿，救护车一路铃声紧敲(新中国成立初期，救护车依然是由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人使用金属棒敲打挂在车外的铜铃示警)急急赶到。
随车医生下车检视倒地女子时，北四川路分局派出的三名交警也驾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到达现场了。见那女子的头部已经被撞成一个血葫芦，几人脸上均露出“完了”的无奈神情。那个医生站起身，一边脱下沾上鲜血的医用橡胶手套，一边下结论:“心跳、呼吸都没了!”转脸看看旁边的交警，“警察同志，我这就出具死亡证明单啦?”
三名交警均表示同意。医生便向助手做了个手势，后者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本银行支票簿模样、盖着公济医院业务章的空白册子，向四周围观者问了句:“现场有死者亲友吗?”无人应答，遂在死者姓名栏里写上“无名氏”，及性别、年龄(只是根据死者外表估计)、死因、死亡时间等信息，然后由交警过目签字，并撕下一式三份的前两页给交警备存。
一般说来，救护车医务人员的活儿到这儿就算是结束了，可以返回医院销差了。但这回却遇到了意外——有围观群众发现，那辆黑色“雪铁龙”轿车里的肇事司机已经昏迷在座位上了!
交警这时方才把注意力投向肇事司机，只见关惕三歪着脑袋斜倚在驾驶座的皮靠背上，似是失去了知觉，立刻叫住正准备离开的医生，接着上前拉开轿车的车门，连扶带扯地把这个青年弄下来。
医生在一旁指挥:“把他就地放平!”
这个医生看似不过二十出头，应该是刚从医学院毕业，处理此类情况却相当熟练-先解开衣领，伸手稍一搭脉，然后用听诊器听心跳，抬头对交警说:“没事，估计是吓着了。”
说着，医生从白大褂口袋里取出一个不知盛着什么药液的玻璃小喷壶，朝昏迷者鼻子下面喷了几下。一股刺鼻的气味弥散开来，离得最近的三个交警都没有戴口罩，忍不住接连打喷嚏。再看那青年，也醒过来了。
后来知道，这个名叫关惕三的青年患有晕血症，只要看到鲜血，立刻血压升高头晕目眩，情况严重时，不省人事也不稀奇，就如此刻一般。
今天他驾驶的轿车撞飞了人，眼睁睁看到那女子鲜血淋漓的惨状，顿时失去知觉。只因路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遇难女子身上，一时没有人留意到他。
这时，管段欧阳路派出所的民警赶来了。派出所不管交通事故，过来的四个民警是奉命前来协助交警处理现场的。他们抵达后，随即劝离群众，从一家水果店里借来草绳拉起警戒线，取了草包盖住死者遗体。交警见关惕三已经没事了，便将其带往他们开来的三轮摩托车那里，让他坐进车斗，二话不说先铐了副铐子，留下一个交警看守，其余二位负责勘查事故现场，无非是丈量距离拍摄照片之类的常规动作。
交警忙完，把处理遇难者遗体之事移交给派出所民警，再打电话通知分局交警队开来一辆吉普车，把关惕三押到分局办手续，羁押于分局看守所。
那时的交警队分外勤内勤，先前三个交警属于外勤，只负责处理街面上发生的交通事故。遇到今天这种人命车祸，是要扣留肇事者的，把人送进分局后就交由内勤处理了。其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三年，还处于百废待兴阶段。公安机关警力紧张，受命处理该案的只有一个警察，名叫张伯仁，是个年逾五旬的留用旧警。
张伯仁早年在上海市警察局下设的警察训练所刑侦班受训，因成绩优秀，结业后被派至市警察局刑侦队当了一名见习刑警。见习期间参与侦查刑案立功，准予提前转正。1937 年初冬，上海沦陷，华界警局被日伪接管，张伯仁被调至北站伪警局，从事刑事情报工作，负责收集各类盗窃案件的线索。
之前张伯仁在国民党警局干的是对付江湖匪盗的一线，对于追踪、抓捕比较在行，现在让他改行搞情报，还得从头摸索。好在张伯仁是个肯动脑子的刑警，没多久就跟黑道混上了关系。抗战胜利后，日伪警局由国民党政权接收，他依旧被留用，调回上海市警察局。此时他已经算得上是收集情报方面的专家了，上边儿说你还是继续搞刑侦情报吧。如此又是三年多，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张伯仁并无历史罪行或民愤，第三次被留用。不过，刑警不能当了，被分派到北四川路分局干了交警。
北四川路公安分局的郁局长是南下干部，他对交警队长说，这个老张是干刑侦出身，据说拿得出些东西的，市局不知什么原因指定让他干交警，我寻思着领导不会浪费人才，说不定过一阵还是会把他调整到刑警队的。反正他在咱这儿也待不长，就没必要安排到街面上去了，让他干一阵子内勤吧。
根据惯例，今天这桩交通事故该由张伯仁负责处理。张伯仁跟出现场的交警办了交接手续，随口聊了几句，又去分局后院的看守所讯问关惕三。
关惕三这当儿已经从刚才浑浑噩噩的状态中走出来了。经过一番了解，张伯仁弄清了他的基本情况——
小伙子今年二十四岁，未婚，初中文化程度，职业是“升泰煤炭批发行”的庶务科员，其实是一年到头基本不上班的，“升泰”是他老爸关镜馨的产业。老关在沪上“煤炭八大行”中名列第四，从北洋时期一直到上海解放，即使在日伪统治期间，生意也做得顺顺当当。煤炭跟兵工、交通等战略命脉关系密切，日军得依靠其进货、运输渠道方面的人脉，虽然对“升泰”采取军管措施，但还是默许关老板有一些利润可赚的。
关镜馨是老江湖，抗战时期暗中向活跃在上海的国共情报机关(甚至包括外国情报机关)提供便利，战后没有被“党国”的接收大员列人惩治名单，照样做他的生意。到了上海解放，老关又抬出当年他跟新四军的关系，“升泰”的生意得以维持原状，老关的儿子关惕三也得以维持他富二代的优裕生活。
家里不差钱，他自小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吃喝赌嫖”四大恶习，除了“赌”字因祖上传下的家规严令禁止，他不敢违背，其余三样都是乐此不疲。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于禁毒(那时沿袭旧时说法，称“禁烟”)雷厉风行,但对于妓院并未马上取缔。据史籍记载，上海滩最后一家妓院直到1953年方才关闭。因此，关惕三还能时不时约几个哥们儿去行院喝花酒，用他的说法是“享受人生”。
不过，最近他已有两三个月没光顾烟花场所了，不是“三观”开始转变，而是防止患上性病的避孕套没了，这玩意儿当时国内没法生产，解放后市面上已经断档，只能靠不法分子从香港走私进来。其时朝鲜战场激战正酣，受战事影响，他的境外渠道断了，只好退而求次，靠吃吃喝喝来消磨时间。当然不是普通人下个小馆子那种吃喝，而是出入上海各大饭店“享受人生”。今天中午，他刚刚在外白渡桥堍的礼查饭店吃过西餐、喝了洋酒，自觉没喝多少，不料开车行至冷僻幽静的甜爱路时撞了人，而且一下子就把那个女子给撞进了阎王殿!
面对张伯仁的讯问，关惕三神情惴惴:“早知道这样，我今天不出门就好了。现在……警察同志，我这事儿要坐牢的吧?”
张伯仁说:“眼下你先别想这些，事故还没调查清楚呢。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关惕三此刻脑子早就不晕乎了，当时的情况，他已经在心里来来回回复盘了好几遍:“我吃过老酒，觉得有点儿热，想吹吹风，可一路上来来往往车子很多，车速提不上去……好不容易拐上甜爱路，我就想加速。这条路我每天都开的，有时要经过三四趟，跑熟了，知道可以拉到五六十迈也没关系。哪知油门刚踩，忽然就发现车头前冒出一个人来。我吓了一跳，猛踩刹车，可来不及了，那个女人已经被撞飞出去了……就是这么一个经过。”
讯问完毕，张伯仁就去联系鉴定车辆和法医验尸了。鉴定那辆“雪铁龙”倒是便当，一个电话搞定。检验死者遗体有点儿麻烦，需要死者亲属前来辨认，确认死者身份，家属签字之后才能进行尸检。张伯仁把电话打到欧阳路派出所，派出所接听电话的老曹也是留用警员，跟张伯仁没少打过交道，经过一番调查之后，终于弄清了死者的情况。
这个女子名叫袁维珍，住甜爱路36号甲。那是一幢独门独户的平房，带院子，四周有高墙，原是一个何姓华侨资本家的产业，抗战中期，资本家前往海外定居，把房契转到了袁维珍名下。
上海解放后一周，6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挂牌，各分局也同时宣告成立，开始正常办公。派出所通知居民前往登记户口，以便领取新户口本。袁维珍去了派出所，不过没有登记，她带着旧警察局新城分局颁发的户口本，说她原先的户口上在新闸路，人却住在甜爱路，问民警她是把户口登记在甜爱路呢，还是新闸路。民警说按照规定，你应该把户口登记到新闸路，登记后如果你本人有在甜爱路这边落户的意愿，并符合落户条件，可以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袁维珍遂去新城分局作了登记，事后还把新城分局的户口登记小票拿到派出所给民警看了。
这种情况，在初解放时的上海市区算不上新鲜。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对象不少，稍后市局规定，“凡是户口在市区的居民，居住他区时不必向现居住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只需作一次性报备即可”。因此，派出所并未去找过袁维珍，她在新城分局换领户口本后，曾去派出所出示过小票，这就算报备过了。
次日上午一上班，张伯仁即揣着介绍信前往新城分局，到户政股一查，确实有一个名叫袁维珍的在籍女子，出生日期是1924年4月21日，籍贯江苏泰州，家庭成份雇农，本人未婚无业，户籍登记地址在新闸路239号，实际居住地址则是甜爱路36号甲。
张伯仁把上述信息抄录下来，请经办警员小许盖了章，却没立刻离开，而是递过去一支香烟，给对方点燃。小许还没满二十岁，一看便知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公安学校速成班出身。按当时的规定，他属于国家干部身份，吃穿都是供给制，外有少量津贴。而老张这种留用人员则是按月发工资的，比全市劳动阶层的平均工资水平还要高一些，这从他们各自抽的香烟上就可以看出来。小许抽自卷的劣质烟，而老张却是抽“大前门”的。
张伯仁借着递烟跟小许搭话，三两句就扯到了本意上:“小哥，话说这个袁姓女子没有工作，又没结婚，那她靠什么过日子?”
小许摇头表示不清楚。
“我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能不能帮忙查一下抗战胜利后她在国民党警局登记时的户口底档，那里面应该有一张表格的。”
小许抽了他的香烟，不好意思拒绝，就去里间捧出了几本用蜡线装订的底卡册子。两人翻了一阵，终于找出了袁维珍当初填写的那张底卡，这女人原来是有职业的，工作场所在四马路的“逍遥阁”。
四马路就是福州路，旧时这条马路上妓院密集，坊间说到某人跟四马路有涉，大伙儿就心照不宣了。这个某人如果是女性，八成是职业妓女;如是男性，那就是嫖客了。小许一看也明白了:“‘逍遥阁’我听说过，四马路上有点儿名气的，在公安学校上课时，给我们讲社情的老师介绍过，‘逍遥阁’在四马路的妓院里属于档次比较高的。”
张伯仁问:“她在这边上户口的新闸路239号是什么样的房子?是她自己的吗?”
小许家就住在新闸路上，想了想说:“239号……那好像是一座石库门宅子吧?你稍等，我打个电话问派出所。”
派出所回复说，那是一个宁波老太太已故的老板丈夫留下的遗产，宅子很大，老太太自己住了两间，出售了其中的一部分，余下的出租，她是孤老，租金和售房款就是她的日常开销。袁维珍上户口的那间在前客堂二楼，大约二十来平方，是她向老太太买下的，时间是1944年。
张伯仁下意识地运用其刑警思维分析袁维珍的经济情况——这女子有钱啊，八年前她应该才二十岁，就能自己掏钱买房子，在烟花这一行里，可以算是凤毛麟角了。不过，他没有把这个想法向小许透露，又递了一支香烟，和对方客套几句，告辞而去。
从新城分局回北四川路分局，中间只需拐一下，就是福州路185号市公安局。张伯仁去市局弯了一趟，把小许出具的那纸关于袁维珍单身一人并无家眷或者亲友的盖了公章的说明交给法医室，这就算完成了法医尸检前的所有手续。
然后，张伯仁就应该回北四川路分局了，他也是这么打算的。骑着自行车经过外白渡桥时，他突然改了主意，调转车头前往区房管局，想了解一下甜爱路36号甲那套独门独户的平房的产权归属以及袁维珍的居住性质，老张做事细致，毕竟甜爱路36号甲那套房子的基本情况是他下里弄打听到的，严格说来并不作数，得向区房管局了解一下才是。
房管局的旧档案显示，甜爱路36号甲的产权果然属于袁维珍，具体过户时间是1943年1月。让张伯仁暗暗吃惊的是，这房子是通过交易达成过户的，足足三十八两黄金!老刑警就觉得不对头了:1943年时这个袁姓女子不过十九岁，哪来的这么大一笔黄金?如果她手头能拿出这么大一笔款子买房，这样的经济实力，即使不做任何工作也能过一份滋润日子，何必要去四马路做妓女呢?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当天下午，张伯仁前往甜爱路走访车祸现场周边的居民，继续进行交通事故的调查工作，其间了解到的一个情况使他觉得袁维珍的死因似乎可疑，再三考虑后，他决定向领导报告，建议该案转分局刑队，启动刑事调查。
那么，老张了解到什么情况呢?
车祸现场附近弄堂口设摊的皮匠“老江北”目睹了袁维珍被那辆黑色小轿车撞死的全过程。据其反映，在出事前大约五六分钟，那女子就曾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出现过，见到老皮匠，还过来跟他打招呼:“爷叔你今天出摊啦?已经有两天没见你出来摆摊头了。”还说她有一双皮鞋可能受了潮，穿着有些紧了，改天拿到摊头上来，请老皮匠给撑大一点儿。然后她就离开了。接着正好有人拿来鞋子请他钉掌，他只顾谈价钱，就没再留意这女子之后的去向。
这笔生意由于客户杀价过甚，黄了。这时，太阳光移过来了，老皮匠嫌热，就把摊头往旁边移了一点儿。刚摆稳坐下，对面人行道上袁维珍又出现了，在电线杆前驻步，看上面贴着的调房、出让家具、自荐家教之类的小广告。随着一声汽车喇叭响，那辆黑色“雪铁龙”从四川北路拐进甜爱路。袁维珍听见喇叭声，突然离开电线杆，快速来到马路一侧，迎着轿车就过去了。接下来的情形可以用疾如闪电来形容，刺耳的刹车声中，轿车把袁维珍直接撞飞。老皮匠看得惊心动魄，口中喊着“不得了”，急急穿过马路去查看袁维珍是死是活。
“老江北”反映的上述情况，再结合上午调查到的信息，张伯仁凭着一个老刑警的直觉，想来想去觉得可疑。这桩车祸有些蹊跷，不过，这不是交警的管辖范围。返回分局后，他向交警队长汇报了调查情况，也说了自己的怀疑。队长认为有理，随即向分局郁局长汇报。郁局长曾在解放区从事过公安工作，对刑事案件比较敏感，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调查，遂拍板把该案转到刑队。
二、白铜宝匣
北四川路分局刑队领导接受这项调查任务后，将其下达给第四组，组长裴云飞正在翻阅刚从分局旧资料库房里找到的一些原沪上租界巡捕房留下的内部报刊。接到任务后，把张伯仁叫到刑队了解情况。
听完介绍后，裴云飞说:“如此看来，您是对袁维珍生前拥有的房产来源存疑，才建议把案子移交刑队的?”
张伯仁点头称是。
裴云飞沉吟片刻:“这是我干刑警两年以来遇到的第一个非现行案件，死者的房产是解放前购买的，即使她那些钱钞是靠坑蒙拐骗弄来的，也应该是解放前的事了。您看我才二十出头，如果我们的怀疑成立的话，这个袁维珍犯案的时候我还没成年呢。而且她还是从事青楼行业的，那我更是一头雾水了。老张同志，可不可以请您临时过来帮咱四组一个忙?我早就听说了，您是老刑警，破案经验丰富，您过来帮忙的话，我心里就有底了。”
张伯仁听说让他干刑侦活儿，眼睛顿时一亮:“这当然好!不过得刑队这边去跟交警队协商一下。”
“这没问题，我请左指导员跟你们秦队长打个招呼就是。”
就这样，张伯仁被临时借调到刑队，与裴云飞搭档调查此案。当时他们根本想不到，这么一个小线头，竟然牵连出一桩大案，惊动了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乃至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
年龄相差超过一倍的两代刑警随即商议该怎样着手调查。张伯仁建议:“这位袁小姐住在甜爱路，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去那里看看?不过，死者随身携带的物品是随同遗体一起送到市局法医室的验尸房的，不知里面有没有钥匙;而且，这会儿人家已经下班了……要不，我去找一位锁匠师傅?”
裴云飞摆摆手:“不妨事，咱俩先去看看再说。"
张伯仁觉得这话不大符合逻辑——他不知道裴云飞是锁匠出身，却不敢表示异议。现在小裴是他的领导，领导说不妨事，那就跟着去吧。
两人骑着自行车来到甜爱路时，已是晚上7点多。甜爱路本就僻静，天黑之后，马路上几乎空无一人。来到36号甲门前，裴云飞一看门上的司必灵锁，就知道是荷兰“钢盾牌”。那是荷兰的一个老品牌，民间称为“红毛锁”，以安全牢固著称。张伯仁自然也认得出来，不由皱眉:“这家伙难对付，寻常街头修锁配钥匙的师傅恐怕还不行……广东路上有个梁老师傅，曾在公共租界‘银爵士五金洋行’执掌锁具柜台，已经退休了，住在二马路明德里。他应该是可以打开这种锁的，需不需要我去把他请过来，回头再向分局申请点儿费用作为酬金。”
裴云飞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先让我试试看。”说着，掏出一串拴着二三十枚长短粗细不等钢丝钩的特制开锁工具。
张伯仁微微一愣，随即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多半接受过开锁训练。在老张看来，这属于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红毛锁”哪是那么容易就给你捅开的，人家百年老字号可不是白叫的。但老刑警懂规矩，不论裴云飞能不能打开那把锁，自己都不宜在一旁观看，遂退后两步，转身观望空旷的马路。也就是这挪步、转身短短数秒钟的工夫，他身后传来裴云飞的声音:“行了，咱们进去吧。”
张伯仁不由惊叹:“裴组长真是了得，这手开锁技艺，简直可与当年闻名遐迩的‘江南神锁’窦老大平起平坐了!”
“那是我的师父。”
老张恍然:“怪不得!”
说着话，两人入内，老张反手把门关上，裴云飞打开电灯-客厅里一片狼藉，橱柜和桌子的抽屉均被打开，连护墙板也给撬开了，想必其他房间也是如此。进去一看，果然。
两人不由面面相觑。看来是遭窃了，那就先简单勘查一下现场吧。张伯仁从事刑侦工作多年，这方面经验丰富;小裴虽然年轻，却是心思缜密，临出门时还顺手带上了勘查包，这会儿正好派上用场。两人配合默契，勘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入室者为一人，男性，根据其遗留下来的鞋印推断，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偏瘦;门窗完好无损、院墙没有攀爬痕迹，估计此人应该是从大门进入现场的。裴云飞当场拆下司必灵锁进行检查，上面只留下了之前他开锁时的轻微划痕，也就是说，这家伙是使用原配钥匙开的门。
刑警不知道主人家里是否藏有钱财，故无法判断窃贼有没有收获。这主儿进门后进行破坏性搜索，不仅把客厅、主卧、客卧、书房等房间都翻腾了一遍，厨房和卫生间也没有放过，连厨房里那口盛放大米的青瓷坛子也弄了个底朝天，把大米全部倒出来了。另外，客厅外面屋檐下横搁着的四根晾衣竹竿也被取下，估计是怀疑主人把什么物品藏匿于竹竿里。离开时，他锁上了大门，由此推断，这应该是一个作案经验老到的积年老贼。
裴云飞干了两年刑警，没遇到过这种案子，一时不解，问张伯仁有什么看法。张伯仁说:“袁小姐前脚遭遇车祸，后脚屋子遭窃，我估计不是寻常盗窃案，多半跟袁小姐之死有点儿关联。您问为什么，因为这主儿是用钥匙开的门嘛。我这就给市局值班室打电话，让他们看看袁维珍的遗物里有没有钥匙。”
说罢，张伯仁就出了门，到附近一家糖果店借用电话。市局总机倒是一打就通，可法医室分机却无人接听，这个点儿早就下班了。只好请总机帮忙找人了解情况，这一来一去，足有半个小时，对方告知:死者遗物里没有钥匙。
看来刚才的分析靠谱，张伯仁寻思这个案子有搞头，而这位“锁王”出身的年轻领导也不是凡品，跟他搭档，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应该拿得下这个案子。结案后，自己应该就能如愿调到刑队干活了。
急匆匆赶回甜爱路36号甲，进门一看，老张吓了一跳，裴云飞不知从哪里找出了一把斧头，把客厅进门左侧的硬木衣帽架挪开，砸碎了下面的方砖，此刻，正用从厨房取来的铜勺一勺一勺地往外舀泥土。
“哎!裴组长这是怎么的?下面埋着东西?”裴云飞还没答话，手里的铜勺已经碰到了泥土里埋着的物件，听声音，应该是金属盒子一类。他放下勺子，用手扒开泥土，取出那物件一看，果然是一个长七寸、宽五寸、高一寸的白铜匣子，外面包裹的油纸尚未老化变脆，埋在地下的时间应该不会太久。
裴云飞为何会对衣帽架下面这块地砖产生兴趣呢?
刚才张伯仁出去后，他反复观察现场，寻思窃贼这等操作手法，不像是随机行窃，而是冲着某个目标来的。那么，他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目前难以确定，但不妨从窃贼没有收获这方面考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何不试着找找看?
护墙板已经被窃贼撬开，橱柜抽屉之类也打开了，如果真有什么东西藏着，八成在地下。那就先从客厅找起吧。据张伯仁之前的了解，袁维珍是 1943年买下这座宅子的，再看地砖表面和接缝处的痕迹，至少是十年往上。袁小姐若要把什么宝贝藏在地砖下面，不大可能请匠人师傅把整个客厅重新铺一遍，而应根据藏匿物件的大小，在其中一两块地砖上做手脚。如果她是个有心人，这种活儿应该自己动手。
不管是请专业匠人师傅还是由袁维珍自己操作，地砖可以原封不动重新覆盖上去，但四周的接缝却很难保持原貌。那时用来填充地砖缝隙的灰浆是掺杂有糯米粉的黄泥，不同的营造行(旧时对建筑公司的称谓)使用的灰浆配方不同，考究一些的，甚至对糯米的品种产地都有讲究，因而竣工后地砖接缝的颜色也有细微区别。只要发现这种细微差别，那就意味着“苗头来了”。
可是，裴云飞把客厅所有地砖的缝隙都检查了一遍，却并无异样。毕竟隔行如隔山，也许是自己对泥水匠那一套活儿琢磨不够吧，即便有些细微差别，自己也发现不了。那就只好换一种方法了。
这个方法也简单他从厨房里找了一截木棍，逐块敲击地砖，指望哪块发出空空声，那就表明下面藏着东西。不过，如果当初藏匿物品时把活儿干得细致些，藏好东西后在周围填充泥土，再用榔头敲实，那裴云飞这种方法也是检查不出什么猫儿腻的。果然，一番操作下来，依然毫无发现。就在裴云飞准备放弃在客厅的寻找，转而检查卧室时，忽然注意到客厅进门左侧衣帽架下墙根踢脚线与地砖的交界处似有异样，当下心里一动:难道是玩了个花招，搞了个另辟蹊径?
所谓“另辟蹊径”是这样一种操作:不去动地砖，而是把护墙板下方踢脚线位置的那条木板卸下来，破坏墙脚表层的纸筋灰浆，凿掉几块砖头，使用适当的工具从这里入手，在紧挨着的地砖下面掏出一个可以藏匿物品的空间，藏好东西之后再填上土塞紧空隙，最后，补砌凿碎的砖头，抹上纸筋灰浆，再把拆下的木板复原，用腻子勾缝。
相比于单独拆下一块地砖而言，这番操作技术含量甚低，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外行也能胜任。不过，跟在地砖上做手脚一样，容易露馅的位置还是接缝处，好在有衣帽架挡着，不易被注意到。裴云飞起初也忽略了，但他运气好，不经意地一瞥，发现衣帽架下面踢脚线处的木板接缝颜色与周围有异，拆开木板一看，墙上的那层纸筋灰浆明显是后补的。那就没什么说的了，也不必费劲从这里开挖，干脆砸地砖吧。
铆准位置，裴云飞从厨房找了把劈柴的斧头，对紧靠踢脚线的那块地砖下手。这一砸，就砸出了那个白铜匣子。
当下，裴云飞先给铜匣拍照，然后动手开匣。铜匣上有精巧的搭扣，上面挂着一把小锁。这对于裴云飞来说就是形同虚设了。原本以为里面藏着首饰珠宝之类，待揭开匣盖，两个刑警又是吃了一惊，金银首饰自是不少，此外还有一把崭新的袖珍勃朗宁手枪和三十发子弹，及一串特制的开锁工具。
稍后清点，铜匣内共有黄金、白金、珠宝首饰三十七件，按1952年的市价，少说上亿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若以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收购黄金的价格，可折合黄金上百两。袁维珍一个青楼女子，拥有两处住所和如此数量的首饰已经是闻所未闻，何况还有手枪和子弹?
刑警的发现还不止于此。珠宝首饰下面，有一根长约两寸、大拇指粗，带螺旋纹盖子的黄铜管。旋开盖子，里面有一小卷丝绸。裴云飞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摊平在桌上。看得出丝绸原来应该是白色的，现在已经成了淡黄色，显然已经有些年头。上面从右到左竖写着几行毛笔字，书法不敢恭维，虽然不至于歪歪斜斜，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估计写字人的文化水平大致上处于开蒙教育阶段。
张伯仁一看右侧第一行开头的“三更迷魂香”五字，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裴云飞注意到他的表情:“什么情况?”
张伯仁不吭声，拿起手枪检查枪号，又查看几件首饰上制造店商的铭印，这才开腔:“组长，这个被轿车撞死的女子是‘一枝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