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案犯落网
劳改队的警卫措施非常严密，四周高墙电网，公安部队岗哨踞守高高的岗楼，昼夜警戒;电动铁门有两道，称为“头道门”、“二道门”，各有劳改队干部值守。两道大门之间的区域是劳改队各行政科室的办公区，以及干部、工人、留队人员的宿舍、食堂等。囚犯严禁超越设于二道门内的警戒线，其他人员则可以自由出入两道大门。出入二道门凭警卫人员直接辨认面孔，出入头道门就得出示证件了。不过，由于留场人员大多是戴着“反革命”或“坏分子”帽子的管制对象，属于阶级敌人，进出二道门虽然不受限制，但要想出头道门，那就不仅需要证件了，还必须有正当理由。
蒋才峰在上班期间离开单位的理由是看病——劳改七队的留场人员一般的生活待遇与干部、工人相同，看病不用花钱，去医务室开一纸特约单即可，到医院后连挂号费都不必支付，医疗费、药费、住院费全部由国家承担。这次，蒋才峰就是去医务室开了特约单，说是要去市区医院看病。但是，蒋才峰在出头道门时被警卫室拦下了，而且直接扣了他的出入证，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劳改队干部老郎解放前曾在根据地公安局当过侦查员，向刑警介绍情况后，见刑警询问李开福，寻思万一李开福、陈培笙、蒋才峰三个果真涉案，那就得把人控制住。他悄悄给头道门警卫室打了电话，一旦发现二车间的陈培笙、蒋才峰要出去，不论何种理由，一律先行拦截。
刑警立刻对陈培笙、蒋才峰进行分别讯问。这二人都是“老官司”，跟警察打惯了交道，刑警也就不跟他们搞虚的那一套，直来直去问他们6月19日上午七点到6月20日上午七点这二十四小时的活动内容。
陈、蒋显然事先商量过对策，知道自己这二十四小时里的行动是找不到证人的，如果说自己在厂里待着，头道门警卫室对休息日外出的人员是有登记的，一查就清楚。而刑警显然已经查过登记，吃准他们自周六下班直到周一早上都不在劳改队里。那么，这段时间在干啥，得有个说法，还得有人作证。此刻，两人在两间屋子里分别给出的说法是相同的——在家里待着;至于证人，那很抱歉，都没有，因为家人都不在。
刑警不想跟两人啰唆，不交代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先押着两人去宿舍搜查，无甚发现。随后，把两个嫌疑人带到分局关押，又立马赴两人家中搜查，亦无收获。
原以为到了分局这二位肯定会招供，不料刑警低估了“老官司”的抗审能力，从6月21日下午三点到6月22日中午十二点，陈、蒋两个竟然是零口供。其间，专案组除组长柯传珠外，其他刑警两个一拨，两小时一茬，轮番上阵，白脸黑脸软硬兼施，说得口干舌燥，无奈“凡事不开口，神仙难下手”，愣是拿两个嫌疑人没办法。
22日午后，副组长石上松眼泛血丝、声音沙哑地跟柯传珠商量对策。讯问时柯传珠虽然没有出面，却是幕后总策划，一夜没合眼，也是哈欠连连。柯传珠说这两个家伙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在跟巡捕房、警察局打交道了，经验丰富，和我们对抗了将近一天一夜，我们却还不肯罢休。仅仅从讯问策略的角度说，这其实已经给对方提了个醒：我们并未掌握他们的作案情况。否则，如果我们手头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犯了案，就不必非要他们招供不可。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就决定硬扛到底了。
这么一说，石上松顿悟：“对啊！第二轮讯问后，你叫我们吃夜宵，那两个小子也借光。那个姓陈的进来一看，姓蒋的坐在我旁边正吃呢，左手就捂住了腮帮子。他妈的！现在我明白了，这不是给同伙发信号吗？这两个家伙还真难伺候……老柯，你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柯传珠想了想：“到这一步已经煮成夹生饭了，继续审下去，只怕难有突破的希望。我刚才正在琢磨这事儿，突然想到了一个情节。蒋才峰出门的借口不是去看病吗？问问他看什么病，这其中是否有蹊跷？”
哪知，蒋才峰似乎要把零口供进行到底，问他看病之事，他照旧装哑巴。刑警只好往劳改七队医务室打电话，问了那个给蒋开特约单的医生，得知留队人员开特约单很容易，向无打回票遭拒绝的。蒋对医生的说法是头疼脑热，要去长宁区中心医院做个检查配点儿药。当然，最后他没去成。在之后长时间的讯问中，刑警根本没发现他有什么不适症状，可以肯定他是在装病。为什么装病呢？石上松推测，如果确实是他们作的案，可能当时由于某种原因没来得及藏好赃款赃物，只是在某处暂时放一放，待找到合适的地方再行转移。今天一上班，这家伙发现有刑警模样的人来单位了，做贼心虚，自然想到要赶紧转移赃物，这是通常涉案者的反应。所以，蒋就以看病为由要立马离厂。
可是，柯传珠对石上松的推测却不敢苟同，他的想法正相反。从两人零口供的情况来看，蒋、陈事先显然商量过怎样逃避法律的惩罚。這么大一个案子，光有疑点（两人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他们没有作案时间）没有口供，尤其是没有赃物，那是没法儿结案的，结不了案也就判不了刑，最多关押一段时间就会把他们放了。所以，他们对于藏匿赃款赃物这一节肯定会考虑得细而又细。陈、蒋两个自幼劣迹斑斑，还戴着“坏分子”帽子，平时一周中的六个工作日在班上受到监督，星期天回家则会受到居委会的监督。这种角色，在劳改队还能有说得上话的朋友，在社会上的活动空间就几近于零了。在阶级斗争的大气候下，原先的亲朋好友根本不会再来往，否则就有可能受他们的连累，陈、蒋在社会上不大可能找得到放心的藏匿赃款赃物的处所。因此，蒋才峰去医务室开特约单，不是为外出转移赃物，而是转移警方的侦查视线。那么，他们会把赃款赃物藏匿在哪里呢？柯传珠认为，很有可能就藏匿在劳改七队的生活区或者厂区内。
专案组遂决定对此展开调查。柯传珠说也不麻烦陈、蒋二犯了，把他们送看守所监房睡觉去。跟看守所长说好，他们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有睡觉，进去后必须让他们好好睡，回头等咱们搜到赃款赃物还要折腾呢。
随即，专案组刑警全部出动前往北新泾。这活儿放在现在很简单——查看监控就是了，可是，那是五十余年前，电子监控这东西还没人听说过。不过，那时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查起来也并不特别犯难。前面说过，周末下班到周一上班进出单位时，留队人员要在头道门警卫室登记，如果他们在外面犯了事儿，公安局调查时就有个参考。现在，刑警要查的就是陈培笙、蒋才峰周末期间的出入记录。查下来，两人是一起下班的，时间是上周六即6月18日下午五点零五分，直到6月20日即本周一上午七点二十八分、七点四十分才分别进的厂门。
然后是同时进行的第二步、第三步调查：陈、蒋两人在上周六下午离厂之前那几天里都干了些什么？跟谁有过接触？
刑警调查得知，案子发生前的那几天里，陈培笙、蒋才峰上班活儿比较轻松，一个是在厂区内驾驶拖拉机——这里有个说明，第七劳改队是生产钢管的，当时的生产方法是把低碳钢材加热后，用机器压制成不同规格的条状钢带，运往三车间加工成钢管，再把毛坯钢管运往另一车间去镀锌。把钢带、钢管从这个车间运送至下一车间的运输工具就是拖拉机拉着的拖车。按照规定，在押犯是不能驾驶拖拉机的，大多是由留场人员承担这项差使。当然，开拖拉机的人虽然不必持驾驶执照，但也并非阿猫阿狗都有资格，蒋才峰以前开过汽车，有驾照，所以有这个资格。
陈培笙是电工，那几天活儿不多，一个人待在电工间里不知鼓捣着什么。据同事小彭反映，上周五上午九点半左右他去电工间取保险丝，进门前听见里面有砂轮机开动的马达声，但按响门口的电铃后，里面的声音马上停止了。陈培笙打开门，听说是来拿保险丝的，不像往常那样把彭请进去坐一会儿闲扯片刻，而是立刻给了保险丝就把小彭往外推，像是生怕被窥破什么秘密似的。而蒋才峰开拖拉机也有文章在做，他曾把拖拉机开到汽车修理间，向犯人修车工黄阿林要了一段全厂只有该修理间才有的据说是进口的细钢丝，没说用途。
案子发生后的6月20日，陈培笙上午进厂后先去了宿舍，同室其他人家住外地，星期天留在厂里休息。陈跟他们打过招呼，把拎包往床上一放，发了香烟，一边抽着一边闲聊时，蒋才峰来了，进门就说烟味重，黄梅天潮气大，空气不流通，让他们三个到外面去抽烟。三人在外面抽完烟，返身回宿舍拎热水瓶去车间，其中一个同事无意间发现之前陈培笙放在床上的鼓鼓囊囊的拎包已经瘪了，显见得是一直在屋里的蒋才峰把陈培笙拎包里装着的东西拿出来放到其他地方去了。这个同事也没多想，因为陈、蒋是铁哥们儿，互相之间带些什么东西那是常有的事。现在两人被公安局抓走了，刑警又来调查，他才又想起这个情况。
专案组长柯传珠去了宿舍的门房间，询问6月20日白天是哪位师傅当班。当班的门卫姓宋，是个五十多岁的苏北人，解放前从苏北老家逃荒来到上海，解放后遣返苏北逃荒难民，他也在名单之内。正巧这时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外滩发现了反动标语。公安局逮捕了被认为有重大作案嫌疑的难民老宋，随后判刑八年。押解劳改后不过半个月，就发现这是一起错案，真正的案犯另有其人，作案后带着情妇逃离沪上去了老家临沂。因为和情妇发生矛盾，被女方检举，被捕后押解上海。老宋得以获释，但并未按照遣返政策继续遣返苏北，而是就地安置，这也算是一种“国家赔偿”吧。从此，他就有了上海户口，并成为劳改七队的第一个留队就业的工人。
老宋的老家已经没有亲人，留队就业后一直以厂为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在宿舍门房上班，昼夜二十四小时吃住在门卫室，每年受到单位表彰，被评为“全天候模范工人”。尽管没有文化，不会读写，但他的记性好着呢，谁谁上班期间进出过宿舍，哪怕已经过去半月一月，他也能说出准确的日期、时间，以及是否携带物品等。柯传珠遂向其了解6月20日那天蒋才峰、陈培笙两人上班后是否返回过宿舍，待了多久，进出时是否拿了物品。老宋想了想，说陈培笙没有回过宿舍，蒋才峰在那天上午十时许回来过，在宿舍区待了十来分钟，不知在干啥，进出都是空手，没拿物品。
刑警判断，那天早上上班时由陈培笙带来的赃物先经蒋才峰之手暂匿于宿舍储物柜内，上班后蒋才峰瞅个空子溜回宿舍重新藏匿。蒋在宿舍区待了十来分钟，但门卫老宋没听见什么动静，也没见他携带什么工具，因此可以推断，藏匿点就在宿舍区内，更具体一点儿，就在蒋、陈两人的宿舍中。
当下与保卫科联系进行搜查。保卫科派来两个干部、几名留场人员，带着铁锹、钢钎、大锤、撬棒等工具，那副架势别说搜查了，就是把房子拆掉也没问题。巧的是，来的留场人员中有一个是石上松的老熟人。这人姓王，家住卢湾区，三进宫的“老官司”，作的都是盗窃案，每次都栽在石上松手里。小王看到石上松，马上过来打招呼，说老阿哥您亲自出马深入劳改队查案子啦？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石上松也认出了对方，说小王你留队就业了？那好啊，也算有一份稳定的职业，收入不高，但生活肯定没问题，还能享受劳保待遇，有退休保障，往下就好自为之吧。这样，我这里有个题目考考你：如果要在十分钟内把一件物品藏在这块地盘上，换作是你，你会藏哪里？
小王还没开口，另一个留场人员抢先指着一旁的花坛说，应该埋在这下面吧。小王没吭声，目光却不住往房顶上扫视。
刑警决定先拆掉花坛，结果一无所获。又想上屋顶，可没有梯子，这里的平房造得比寻常民居高一些，把宿舍里的凳子放到桌子上，人踩上去也许能勉强够到房顶，但如果下面没有人相帮扶着，也难保不塌。当时宿舍区只有蒋才峰一人，因此他是没法儿登高上屋顶的。那么，赃物会藏在哪里呢？
刑警商量下来，没别的办法，只有逐间宿舍搜查了，便让保卫干事去车间把各人的储物柜钥匙拿来。正说着的时候，石上松的目光无意间扫到小王脸上，见他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心中不由一动，指着对方喝道：“王扬财，你给我过来！”
小王小跑着来到跟前站定：“老阿哥您有啥吩咐？”
“你小子刚才一脸坏笑是什么意思？”
小王吞吞吐吐：“老阿哥，您冤枉我啦，我哪儿敢坏笑啊？只是想到以前吃官司蹲班房的时候，遇到节前例行抄监，全队只有我藏下的两盒拆散的香烟一根也没被管教发现。过节期间别人都来拍我马屁，要以物换烟，一支烟可以换到一斤糖果。我……”
他还要往下说，被石上松打断：“废话少说，快说，你当时是把香烟藏在哪里的？”
小王指指床架子：“就在这里……”
他这一说，一干刑警顿时恍然。劳改七队是生产钢管的，犯人、留场人员、工人、干部使用的上下铺都是就地取材，用生产中淘汰下来的次品钢管制作的。钢管是空心的，蒋才峰把赃物藏匿在钢管内，用东西堵住，十来分钟的时间，正好够他鼓捣这套把戏！
五、停止侦查
既然判定赃物藏在钢管内，那就动手搜查吧。在刑警搜查的时候，柯传珠和石上松却不由得对视了一眼，两人都是面露遗憾之色——因为他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宿舍的上下铺都是用本厂生产的直径12英寸（当时钢管的规格均以英寸计算）的钢管制作的，换算成公制大约在三厘米左右。顾训实失窃的那块灯明石的尺寸大约两寸见方、两寸半高，如果蒋、陈把灯明石藏在钢管内，必定要用钢锯把这块石头破解成三厘米以下尺寸的小料。这样一来，一块稀世玉石就会毁于无知罪犯之手……
二人正在心里叹息着，刑警已把床架内的赃物取了出来，打眼一看，却是一个愣怔——只有七件首饰和顾老先生失窃的钞票，并无灯明石。如此，柯传珠、石上松心里稍稍一松，暗忖看来是藏匿在其他位置了。柯传珠下令，对宿舍区进行彻底搜查，所有犄角旮旯都不放过，甚至让勞改队指派专门打扫卫生的劳役犯把厕所都掏了个干净，恨不得挖地三尺。可是，如此折腾下来，却始终没发现灯明石的踪影。
当晚，专案组刑警分成两拨分别对陈培笙、蒋才峰进行讯问。蒋才峰昨晚已经有点儿动摇了，吃夜宵时看到陈培笙的暗示，才继续死扛。这会儿面对着赃物，他终于无话可说，愿意交代，争取获得从宽处理。
这一交代，使专案组诸君都大吃一惊！蒋、陈两人于6月19日晚十一时许潜入顾家，顺利作案，但是，楼上楼下翻箱倒柜折腾了大半个小时，只窃取了首饰和人民币、美元，并未掘地盗窃灯明石，他们根本不知道顾家有这么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石。至于盗窃首饰等，也没有确凿信息，只是知道顾谦一的伯伯是华侨，叶落归根回上海了，那肯定是有一笔财富的。对于得手的赃款赃物，他们多少有点儿失望，与他们的期待还是有不少落差的。蒋还交代，他们潜入现场作案时，客堂间的八仙桌放得好好的，方砖地面平整如常。
蒋才峰招供后，陈培笙的零口供也不得不到头了，其供述内容与蒋才峰相符。
专案组向领导汇报了案情，由于案子不同寻常，领导决定请市局预审处的高手对蒋、陈二犯进行复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蒋、陈二犯的口供可信。
这就是说，专案组面临的是一起极为罕见的双重盗窃案：当天晚上，蒋才峰、陈培笙二犯作案离开后，另有案犯潜入顾家。该犯对顾家的情况甚是熟悉，直接冲埋于客堂地下的灯明石下手，得手后趁夜遁去。
如此一来，专案组等于是花了三天时间绕了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一干刑警难免沮丧，副组长石上松算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了，也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感觉。组长柯传珠的心理素质最好，他在江苏省厅工作时曾主持过数起重大案件的侦查，据说都是战果圆满，这也是上海市公安局领导任命其担任专案组长的原因。当然，这里面也有对其业务能力进行考察的意思，以便在之后安排工作岗位时有个直观依据。按说老柯对此肯定是有所考虑的，毕竟此案破获与否与其前程有关，但他此刻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6月25日，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柯传珠给大家打气，说这个案子侦查到目前阶段，虽然没找到灯明石的下落，但至少弄清了部分案情，对于往后的侦查工作也是有作用的。接下来，就集中精力找那块灯明石吧。
本次案情分析会的议题是围绕着“灯明石的信息如何被案犯获知”进行的，首先把侦查伊始就已经梳理过的那些内容重新梳理了一遍，看之前的分析是否合理，是否有遗漏的情况。一番讨论进行下来，众侦查员认为之前的分析都是合理的，也未发现遗漏。这样，就该往新的方向拓展了。既然灯明石的失窃是由信息泄露导致的，那么盯着信息泄露这个方向应该没错……
案情分析会开了整整一天，最后定下了“广泛撒网”的调查思路。所谓“广泛撒网”，分两个部分，一是对之前已经进行过的调查进行复查，要求比上次更细致更深入，而不仅仅是走过场;二是撇开之前已经获得的线索另辟蹊径，这种调查不定框框，只要是能想到的可能性，都要进行排查。
这一查，整整进行了两个月。之所以用了那么长时间，一是由于线索太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文革”已经开始了。单位里不时传达中央文件、学习社论并开展讨论，其间，上海出现了自发的“破四旧”抄家、群众性集会和骚动，公安机关必须抽调警力前往维持秩序。这些都是“压倒一切”的，灯明石即使属于无价之宝，也在被“压倒”的范围内，专案工作只能退而求次。
8月下旬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柯传珠接到市局通知，让他去汇报案件的侦查情况。这下，一向淡定的柯传珠心里也有些忐忑了。当初领导下达任务时对他是寄予很大希望的，说到了失主身份，由此又说到海外舆论（生怕破不了案给海外媒体笑话，况且新加坡当时尚未跟中国建交），说到统战工作，反正使人听着觉得这个案子是跟政治搭界的。现在，七个刑警折腾了两个多月，竟是查不下去，对于像他这样一个老刑警来说，无疑是难以交代的。至于因为破不了案领导会怎样打发他，此刻他倒懒得去想了。
之前专案组已数次向上级报告侦查工作的进展情况，此刻领导也不多说，只问是否有线索了。柯传珠说，这段时间已经把调查范围扩大到两年前顾训实夫妇把玉石藏于地下后曾到过顾家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邻家孩子。在排除老两口自己口风不紧泄露信息的可能性之后，专案组认为，只剩下到过顾家的人直接发现地下藏有东西这样一种可能，因此才决定如此过细排查。接着，他谈到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7月上旬的一天，郑文珍在专案侦查员的启发下再次回忆细节时，突然想起了顾家宅的一个老住户柳耿耿。柳家住的原是私房，年久失修，后来把房子交给房管所，修缮后租居。柳耿耿比顾训实小两岁，其父以前是顾训实老爸的发小。十年前顾训实叶落归根返沪定居，虽然是第一次跟柳耿耿见面，但因有着那层关系，两人一见如故，自有一份亲热。之后，因为两家住得近，闲时也会走动，互相串门。柳耿耿有个三岁的小孙子，来顾家串门时，他也常常把孙子带来。郑文珍之所以提起此事，是因为那天发生的一幕她正好在场。
那天郑文珍上中班，午后正在收拾客堂那张八仙桌上用过的餐具时，柳耿耿带着孙子路过，顺便进来和顾训实聊几句。祖孙俩在路上捡到一只受伤的麻雀，被那三岁小儿捧在手里，进门后就地一蹲，要和麻雀玩耍。谁想一松手，麻雀立刻连跳带扑腾地逃离掌控。柳耿耿满屋乱转追捕那只麻雀，终于在八仙桌下面逮住了。郑文珍之所以还记得那一幕，是因为柳抓麻雀时的身手让她感到惊异。
柳是一个体态较胖的老头儿，平时看着似乎举止迟钝，没想到逮麻雀时竟然身手敏捷，在八仙桌下钻进窜出两三次，进退自如，完全不像他那个年纪的人。终于逮到鸟儿时，才一屁股坐在桌下的方砖地上，微微喘气，说老啦，不能像年轻时那样上墙攀屋地折腾了。郑文珍对其所说的“上墙攀屋”感到不解，柳带着孙子离开后，便问公公这爷叔是否会武功。顾训实说武功大概不会，不过他做了一世匠人师傅，三十岁就成“作头”（包工头）了，据说上海滩建筑行业的老人都知道他。
郑文珍当时看过听过，也没当回事。这次失竊后，刑警对顾家的对外交往反复调查，她才想起了这件事，不过，据她回忆，这事发生的时间已是一年多以前了。
专案组认为这是一条线索。像柳耿耿这样一个做过“作头”的工匠，从事一辈子建筑职业，对于方砖地下面是否被人做过手脚应该是有一份职业敏感的，难道他那天在八仙桌下钻进窜出时已经察觉下面有情况了？
为此，柯传珠指派两名刑警去了房管局，辗转找到了两个曾在全国省市建筑技术比赛中获得过名次的老泥工请教，得知用方砖铺就的地面，由于方砖制作工艺的原因，具有“一次性”的特点，即同一间屋子，同一块地面，同样的方砖，完全一样的施工，叩听起来的声音也是一致的。但如果铺了一部分停工了，隔日再去完成剩下的工程，哪怕是同一个工匠，所用的材料、工具、操作手法完全一样，完工后叩击的声音也会有细微不同，一个内行完全可以根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准确地指出两次施工的分界线。因此，如果一间屋内的哪块方砖在竣工后曾被动过，哪怕仅仅是撬开看一看又恢复原状（更别说改变下面垫土的结构了），行家里手也能够分辨得出来。
刑警据此认为柳耿耿具有这份辨识能力，那天逮麻雀时这老头儿可能已经觉察到顾家的客堂地面下有名堂。但是，对柳的调查却难以进行——柳老头儿已经死了。柳生前嗜酒，每天必饮。1965年清明那天，儿子儿媳妇带着孙子去了娘家，丧偶的柳老头儿一个人在外面转悠，中午进了“光明邨”，要了一个冷盆、一瓶“小炮仗”（二两半装的烧酒）、一碗素面，独斟独饮，喝完酒正招呼服务员让厨房下面条时，忽然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警方到现场调查过，认为不能排除遭人谋害的可能，与家属沟通后将其遗体解剖，最后确认死于心肌梗塞。
专案组研究下来，还是决定循着这条线索往下查一查。柳老头儿死了，他儿子、女儿还在，女儿嫁到杨浦区去了，儿子一家仍住在顾家宅。刑警首先去顾家宅走访柳老头儿的儿子。
柳老头儿的儿子儿媳妇都是区人委（区政府）干部，儿子解放后即参加革命工作，这时已是行政十七级。刑警与夫妻俩接触下来，两人说老爷子生前嗜酒，喝酒后话很多，儿子不喝酒，当着科长工作也忙，常常回到家里还要忙碌，平时陪其说话时间不多;儿媳妇当然就更不可能陪公公喝酒海聊了。所以，老頭子平时跟孙子聊得最多，孙子也特爱听爷爷讲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刑警推测，像柳耿耿这种性格，跟别人喝酒时肯定是个超级话唠，便请小柳科长开了一份名单，接下来，专案组准备找那些跟柳老头儿喝过酒的同行、徒弟、朋友什么的聊聊。柯传珠向领导汇报时，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尚未有什么反馈。
领导听了柯传珠的汇报，微微一笑，说市局领导昨天开局务会议时提到了这个案子，研究下来，认为最近形势发展较快，为配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警力肯定会很紧张。我们不可能把有限的警力无限期地投入到这个案子的调查中去，所以，局务会议决定这个案子先往旁边放一放，回头再说。专案组把材料整理一下封存，人员回各自部门。老柯，你先到市局治安处，新设的机动值班岗位还差个副主任，你暂时代理一段。上级有指示，运动刚刚开始，凡是从外地调入还未安排岗位的同志一律暂缓安排，过一阵再说。
这个结果出人意料，但柯传珠的政治敏感性一向比较强，转念一想，马上就想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社会上正在搞“破四旧”——抄家，这是最高当局支持的革命行动，类似灯明石那样的古董，肯定会被红卫兵列入“四旧”内容。这当口，公安局要是还在为华侨失窃的一件“四旧”耗费警力，万一遭到大字报的质问，要求公安局作出解释，那就是在给领导出难题了。即便破了案，追回的灯明石怎么处理？按规定发还给苦主吧，红卫兵会认为公安局是在支持“四旧”，那就触雷了，没准儿会出大事;不发给苦主没收或扣押吧，这是违法行为，公安局是执法机关，不能执法犯法呀。
这样，专案组就在1966年9月1日解散，人员回归原先各自的岗位，一应材料上交封存。这于柯传珠来说，应该是一个遗憾。他很想侦破这个罕见的大案，对于他来说，这可能是一生中唯一的机会，可惜因运动被迫中断了。按照规定，中断侦查应该向苦主作一个说明，但那时很少会执行这个规定，否则就有给苦主缠上的可能。柯传珠也是这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就按照领导的安排去了市局治安处，在机动值班副主任的岗位上好好待着。没想到，一周后，顾训实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他已经调到治安处了，竟然找上门来，要求门卫打电话，称有重要情况反映。柯传珠没理由拒绝，就出来在会客室跟顾训实见了面。
顾训实谙熟世故，并未提出令柯传珠担心不好回答的问题，他明明知道专案组解散了（组长都调治安处了嘛），但表面上假装不知，还是一口一个“柯组长”，寒暄几句后奉上一张纸，说是申请书，希望政府批准。申请书的前半部分是对公安机关全力破案的感谢，说他作为失主，相信在专案组的努力下，案子肯定能够破获;后半部分进入实质，说破案之后，他要把灯明石献给国家。
看到这儿，柯传珠不由一怔，下意识地以为上边儿已经有人向顾训实透露了停止对该案继续侦查的原因，透露者甚至还给老先生出了这么个上交国家的主意。如此一来，政府方面没有理由拒绝一个华侨把祖传玉石赠予博物馆的行为，否则只怕又要挨大字报的攻讦了;而如果同意了这个要求，警方就只有继续对该案进行调查。柯传珠想了想，说此事要请示领导才能作出决定，请顾老先生回去等消息。
领导反应敏捷，立刻在电话那头指示：这事不该公安局管，顾应向上海市博物馆递交这份申请书。
那阵子，上海市博物馆的工作比任何时候都忙碌。由于“破四旧”的原因，每天都有古玩藏家向博物馆提出文物捐赠的要求，请馆方派人派车去提取。捐赠者多，而工作人员少，每天加班加点也忙不过来，不少文物因为送迟了一步，被红卫兵“破四旧”给砸了。好在，灯明石的情况他们是知晓的，博物馆的专家还曾提供过鉴定意见，在收到顾训实的申请书之后，他们马上表示同意，当天就向上海市公安局发出公函，请求继续侦查该案，追回赃物，由市博物馆收藏。
市局收到公函后立即回复，表示将安排警力组织侦查。但专案组并未恢复，而且此事也没有人跟柯传珠说起过。半个月后，顾训实给他寄来一封挂号信，他才知晓此事。那封信里有市博物馆给老先生的情况告知，并附有市公安局的回复。当然，根据公安工作的规定，柯传珠知道也就知道了，不可能主动向领导打听什么，更不可能向领导提出让自己参与该案的侦查。
事后想来，专案组解散之后如果柯传珠没去治安处担任机动值班的副主任，这个案子只怕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永远破不了也有可能。巧的是，偏偏柯传珠去了治安处，还担任机动值班的副主任，这样，盗窃灯明石的案犯就注定要栽在老柯同志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