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留德医生
但是，霍山路那里的原诊所邻居所提供的情况也就只是原先写在该诊所墙壁上做广告的内容，归结起来是这样一组十六字的广告词——留德博士肺科专家真诚效力起死回生。
于是，侦查员就只好从这组广告词上试着做文章了。他们寻思按照当时拍的规矩，这种广告词肯定有夸大之嫌，光凭比是难以作出准确分析的，还得进行调查。于是二赴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不问别的，只问一点：那个姓杜的诊所主任医术如何？那组广告词里究竟有多少水分？
卫生科的那位科员告诉侦查员：杜传耀的样子看上去确实像是一个出过洋留过学的人，当时来他过里询问是否可以歇业时，可能是生怕对他的医术产生误解，以为其要求歇业是因为怕政府登记而露馅，所以拿来了他在德国留学所取得的文凭和一些照片，看来那倒是真的。另外，区政府有一个干部经卫生科出面关系请杜传专耀看过病，据说倒是有点效果的。因此，此人看来确实是一位学过医的专职医生。
侦查员据此分析就得出一个结论：杜传耀虽然不开诊所了，但是他既然是一位正牌的医生，那就不大可能把自己的专业丢弃了去另外寻一份工作，他极有可能仍旧在行医，多半是在哪个医院或者诊所。于是，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在全市医院、诊所范围内进行寻查。
这项工作做起来虽然麻烦些，但是总还是理得出一个头绪，因为只要到各个区的卫生管理部门去查一查登记材料就可以了。全市所有的医院、诊所的医生、护士、杂务工的名单分布于各区的卫生管理部门，要求一个月去区政府卫生科补报一次是否有变更。因此还是颇有可信性的。
侦查小组借助各区公安分局的力量，在三天之内查遍了全市所有医院、诊所的材料，可奇怪的是竟没有发现杜传耀其人！
侦查小组向领导汇报了侦查过程，领导也觉得出乎意料。这个案件是上报公安部的特别重大案件，当时破获情况已经向中央报告了，报告中也提到了“尚有涉案特务一名正在侦缉之中”，所以，领导对此分外重视，指示一定要将劳有花追缉归案。三天后，上海市公安局专门举行了一次有18名资深侦查员参加的案情分析会，专门分析劳有花的下落问题。
会议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得出结论：侦查小组的侦查方向和思路都是准确的，还是要从寻找杜传耀的下落作为楔入点，而杜传耀其人还是要着眼于从卫生系统找。有人提出了一个主意：不排除杜传耀去上海周边地区开诊所或者行医的可能，但是，周边地区的西药一向都是要向上海西药批发商进货的，因此，可以去向上海的西药批发商那里打听情况。
这是一个到位的主意，侦查小组随即走访了西药批发商，果然查得了杜传耀的下落：在榆林区“大德机器厂”担任医务室主任！
原来，杜传耀是一位正直的医务人员，他在行医经营中既不超常收费，所用的药品也是完全正宗的，在消毒方面也不敢有丝毫的疏忽，这样，其成本肯定高了。而解放后由于情况起了变化，原先那些喜欢到熟识的私人诊所来看病的有钱人走的走了，抓的抓了，没走没抓的为了表示向劳动人民靠拢，也不敢摆阔了，这样，杜传耀的诊所就有入不敷出之虞，于是他就决定关门。关门之后，杜传耀应一位朋友之请，去了其开的“大德机器厂”担任医务室主任。
侦查员问杜传耀：你以前的诊所里是否有一个名叫劳有花的护士？
杜专耀点头称“是”，随后不等侦查员再问，就告诉说劳有花已经去了曹家渡的一家纱厂，是他介绍过去的，也是在厂医务室工作。因为诊所关门时，其他医生、护士都表示可以自己寻找出路，只有劳有花看上去面有难色，于是他就把她介绍到那家纱厂去了。之后杜传耀再没有跟劳有花有过联系。
侦查员随即急赴曹家渡那家纱厂，这是一家不过三四百人的小厂，缩在一条弄堂里。侦查员直接找了厂长，一出示证件，对方特别客气，客气中显出了一种一眼就能看出的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畏惧，这是当时许多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的普遍现象。
侦查员向这位资方代理人说明了来意：要找一个名叫劳有花的人。厂长略一考虑，摇头道：“对不起，本厂没有这样一个人。”
侦查员暗吃一惊，寻思难道又扑空了。于是写下了劳有花的名字，说那是一个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女子，皮肤很白，长得略有几分姿色。厂长听了还是一脸茫然，但他随即打电话通知人事股送来了职工花名册，一翻，果然没有“劳有花”这个名字。
侦查员想，这劳有花既然是杜传耀介绍过来的，那肯定是在这家工厂的医务室工作，于是问道：“你们厂有医务室吗？”
厂长点头：“有的。”
“你现在打电话让医务室的负责人过来一趟！”
医务室负责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戴眼镜的女医生，走路轻轻的像一只猫，整个样子文静至极，宛若教堂里的修女。她说话的声音也是又细又慢，但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侦查员：医务室有过这样一个人，但是只呆了一个多月就离开了。
“离开？为什么离开？”
“她是去年8月底来的，到了10月中旬就离开了，至于为什么离开，她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她离开时，还请我们医务室的四个同事吃了一顿饭，就在曹家渡桥旁边的那饭店吃的。”
“她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这个她没有说，只是说不想在本厂呆下去了，好像嘀咕过句是嫌工资太少。”
再问，对方也兑不上什么了。
医务室负责人离开后，厂长马上向侦查员鞠躬表示歉意：“对不起，这不是我故意的，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本厂有过这样一个员工。”
侦查员对此表示不解：“你这个厂子一共四百来人，怎么医务室有没有这样一个人都不清楚呢？”
厂长又鞠躬：“对不起，我是去年11月1日才到这里来的，因此不了解情况，请同志们原谅。”
原来如此！这当然怪不得他了。根据杜传耀说的劳有花是他介绍给这家工厂的老板的，侦查员寻思兴许劳有花离开时会跟老板打一个招呼，透露其去向，于是又问：“你们老板呢？”
厂长点头哈要道：“老板就是原先这里的厂长，他已经过世了。”
“过世了？”
“是的，老板过世后，他的遗眷邀请我来管理这个厂的。”
“老板是几时过世的？”
“去年10月份。”
“他是生什么病过世的？”
“听说是心脏病突发，没抢救过来就死了。”
侦查员当时没有把老板的猝死跟劳有花的离开关起来。回去之后，三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兵分两路再作调查：一路是向那家工厂的医务室其他三个人了解劳有花在那里工作一个多月期间的详细情况；一路是去访问老板家属，了解老板是否透露过劳有花的去向或者其他情况。
两路同时行动，但是都没有取得什么突破。对于劳有花的调查，就此搁浅了！
不久，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上海市专门成立了“镇反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曾发文要求全市各有关职能部门密切注意一批漏网敌特分子，其开列的名单中就有劳有花。
但是，直到运动结束，也没有查得劳有花的下落。
纱厂的女护士
劳有花潜逃到哪里去了？
她逃往山东济南了。
劳有花当年被戴笠点名去军统局的特训班接受为期一年的特务训练后，由一个小护士成了军统的情报特工。她在随军统局“还都”南京后，曾先后在南京、镇江、苏州和上海执行过对付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任务，每次都完成得十分圆满，受到了接任戴笠的特务头子郑介民、毛人凤的重视，破格晋升为陆军少校军衔。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形势已经十分明了，国民党方面知道大势已去，开始准备备后路，其中一条就是大批安排潜伏人员。劳有花的名字也被列于其中，毛人凤亲自找其谈话，让她前往上海潜伏，并规定了联络方式和暗语、密码。
劳有花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特工，当时因为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一般凡是奉命潜伏的特务都是由各自的机关，或保密局，或中统，通过掌握的关系联系潜伏点，予以介绍安插。而涝有花认为那是一着险棋，因为共产党过来后肯定要对潜伏犬分子查一查的，这种介绍方式是不可靠的，所以她就摒弃不用，而宁可自己冒着寒风在上海滩四处奔走，最后在杜专耀的诊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劳有花在诊所做得很好，杜传耀对她满意，跟同事关系也处得非常和睦，她正感到欣慰时，杜传耀因为难以经营下去而决定关门了。劳有花于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这一事实，幸亏有杜传耀的热心介绍，她随即去了曹家渡的那家纱厂，还是做她的医务工作。
杜传耀是那纱厂老板的朋友，当时是直接将劳有花介绍给老板的，由他掏钱在西菜馆吃了一餐，就把劳有花交给对方了。令劳有花没有料到的是那个老板不像杜传耀那样是一个正人君子，对于她的年轻美貌无动于衷。这位老板是一个色鬼，从见到她的头一眼开始，就动起了不轨之念。她上班后不不到一星期，就不得不跟老板上了床。但劳有花想想这也好，老板至少可以成为她的一把保护伞，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劳有花始料不及：
194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老板的家人去亲戚家了，老板把她接到自己家里，照例还是上床。哪知，老板因为患有心脏病，激动过分竟然发作了，在她的身上失去了知觉，随后就猝死了！劳有花虽然受过军统的特工训练，但是训练科目中是没有这一项内容的，她大惊之下也昏了过去。当她苏醒过来时，老板的家人正好刚刚返回，这一幕固然使她无地自容，但是也使她摆脱了“谋杀”嫌疑。
老板的妻子是出身于被旧时上海滩称为“大人家”的有产阶级家庭，其父其兄都是帮会人物，她成长于这种环境之中，耳濡目染父史们的那一套做派，也形成了一种有胆有识、杀伐果断的性格。面对这令人震惊的一幕，她很快就冷静下来，然后作出了决定：从家族名誉考虑，必须对此严格保密，任何人不许透露片言只语，对外统一口径——老板是在睡眠中突发心脏病而殁的。
这当然也需要劳有花封口。于是，老板妻子跟她进行了谈判。先把一沓钞票放在她的面前，然后是命令式的话语：给我立刻离开这家厂，自寻出路；永远忘记今晚这一幕！
这个外理结果，当然是劳有花最愿意的，于是她收了钱，立刻走人。次日，她向工厂人事股提出了辞职请求。三天后，劳有花离开了这家工厂。
劳有花离开纱厂后，很快就在卢家湾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了工作，也是故护士。根据“保密局”的潜伏规定，她将自己的职业和新址用暗语写了两张条子，分别贴于大世界后门和十六铺大达码头的广告牌上，以通知她的上司。
劳有花跟她的上司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上司，也不清楚对方的任何情况。她跟上司的联络，就是靠在上述两个地点张巾条子，而上司跟她的联络，一般是用寄信件或者印刷品来进行的，当然用的是密写药水，需要特殊的显示液才能显示出来，显示出来后刚刚看清就又自动消失。
劳有花贴出上述条子后，没有接到上司的任何消息，这于她无碍，因为根据规定她算是已经尽到责任了。由于解放后“肃反”声势非常强大，劳有花对于这种对她的不闻不问反而感到欣慰，她愿意就这样一直维持下去。
可是，到了1950年2月上旬，劳有花的希望破灭了：她突然接到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以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是以“保密局”本部的名义向她下达的指令，让她立刻着手收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要员的出行、生活情况，所列名单的第一个就是陈毅，以下还有饶漱石、谭震林、曾山等人。
劳有花凭着她的特工经验，马上意识到台湾方面已经决定要对上述中共高级干部实施暗杀行动了。
一个月后，劳有花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函，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竟是以密码所写！这就是说，向她发出这封密信的上司也不清楚这封密函的内容，她用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是以毛人凤本人的名义直接下达的一道指令，只有短短12字：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予配合。
劳有花马上意识到台湾所派遣的刺客即将抵达上海了，而她则必须配合刺客进行这次行动。劳有花处在这当儿，要么向人民政府自首，要么执行台湾的命令，她尽管不愿意选择后者，但是最后还是决定选择后者了。
叙述到这里，要指出台湾“保密局”在这件事上面的一个失误：“保密局”在制定《潜伏人员工作条例》时，没有具体规定应当将潜伏特务的每一个住址也即联络点的变更立即向台湾报告，因此，当劳有花那个不知名址的上司在知晓劳有花已经变更联络点的情况下，并未将这一变更通知台湾。而台湾方面也没有在决定动用劳有花这个“关系”时询问劳有花的上司，这样，毛人凤交给刘全德的联络点也就还是她在霍山路的那家诊所的地址。这个失误使劳有花成了漏网分子。
之后，劳有花就开始等待海外“来客”跟她联系，但是，等来等去一直没有等到。直到后来报上刊载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后，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劳有花作出的反应是：立刻离开上海！
于是，劳有花就逃往山东，并且在济南落了脚。
劳有花的父母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双亡，她在济南有一个表妹，抗战后期曾经去过重庆，劳有花当时热情地接待过她，因此两人是有联系的。
解放后，劳有花的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她本人也成为干部，在区政府工作劳有花离开上海后，直接去了济南这个表妹处。劳有花在军统工作一事，她的所有亲属都是不清楚的，因为她当时离开家乡时是考上了南京的护士学校，因此大家都只以为她是从护士学校毕业后从事医务工作了。就是对她那个去过重庆的表妹，当时劳有花接待时也没有说自己在军统局工作，只说是干医务工作，表妹自然信以为真。现在，劳有花到了表妹那里，就谎称自己在上海失业了，因此来济南投靠表妹。
表妹自无二话，跟军官丈夫商量后，由丈夫出面跟个已转业到地方上当了官的战友打了个招呼，劳有花就安排去了一家私人开办的工厂，还是在医务室工作。不过，这家工厂的医务室连她一共只有两个人，因此，她被称为“医生”，好在劳有花的那医学知识已经足够胜任这份工作了。
劳有花这回离开上海，算是跟“保密局”方面彻底脱钩了，她离开时也未在大世界和十六铺张贴条子，寻思“组织”再也找不到她了。这样，劳有花就面临着一个重新选择的问题，她观察形势，知道共产党肯定是站住脚了，再也不可能像当初上司让她潜伏大陆时说的“最多两年就可以打回来”，于是，她就动起了过太平日子的脑筋。
劳有花最初的做法是百事不管，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但是，她的文化在当时说来已经是全厂最高的了。这样，政治学习时读报纸、开会时的记录、出黑板报、写标语等等的跟文化搭界的事情就脱不开，渐渐地她自然而然也成了全厂的有名人物，不但本厂，就是外厂也都知道她了。
不久，行业开会也就叫上劳有花，区政府举办什么政治性的宣讲员培训班，也有她的份儿，接着，又是工会。不到两年，劳有花已经成为厂里的积极分子。
劳有花寻思这样倒也好，自己表现得积极点儿，让人根本不会对她产生怀疑。怀着这种动机，劳有花竟然安然度过了“三反”“五反”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时，劳有花所在的工厂已经成为公私合营性质的企业了。
“反右”运动结束后，工厂党组织发展中共党员开具的考察名单中，有劳有花的名字。于是，劳有花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又上党课列席党员民主生活会等等，忙得不可开交。到了1958年初，党组织正式派人找劳花谈话，然后叫好填写登记表格。
登记表上要求如实填写本人的履历，并且得——列出证明人和证明人的身份、地址，这是需要政审的。这个问题，劳有花早已考虑过了，否则她也不敢要求入党了。她把自己从1937年考取南京那所教会护士学校一直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全部经历，篡改为考取护士学校上学毕业后在重庆、南京的私人诊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她去上海奉命潜伏为止，那么证明人是谁呢？劳有花已经想好并且试探过了，就是她的表妹。
1948年底去上海潜伏后的那段历史，劳有花倒不怕，因为她是这样考虑的：当时她离开上海来济南时，那个地址是在卢家湾那里的诊所，如果落网的那个台湾刺客已经把她供出来了，公安局去查过了，也已经是一个无头案子了，因为那个诊所的人根本不知晓她的任何情况，而她只要氢那段短暂的时间放到济南，谎称离开曹家渡那家工厂后是直接到山东的，只不过在山东各处转了转，寻找失散的亲戚，又在表妹家呆了一段时间，这样也就呆以蒙混过去了。在霍山路杜传耀开的诊所和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时间她是照实写的，因为她认为自己在那里没有发生过政治问题，而跟那个老板发生肉体关系之事，已经跟老板家属有过协议，双方当然都是守口如瓶的。
主意打定，劳有花就按照这一如意算盘进行了。登记表交上去后，党组织首先是向她的表妹夫妇调查，两人分别作了证明。情况果然如唠有花预先所估料的，她的表妹把听她以前自己介绍的情况作为她所了解的情况，以知情人的身份作了证明。
劳有花大为得意，寻思这一关过去了，另外两方面的调查她也不怕，因为她在表格上面所写的是实情。
殊不知正是这实情使劳有花露了馅：工厂党组织分别向上海方面发了两份外调公函，一份是发往上海市卫生局的，要求代为向杜传耀调查核实——有关人员也想当然地认为杜传耀肯定在卫生系统工作；另一份是按照劳有花表格上的地址发往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料想也一定已经公私合营，但地址估计是不会错的。
前一份公函还在上海市卫生局打转时，后一份公函已经发生作用了。那家工厂确如发函者所估料的，已经公私合营，但是还在曹家渡原址，而且医务室也还是那几位，那位修女样文静的女医生还是当着主任。这样，接下来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份公函随即被送到了公安局。
上海警方的档案中还保存着这个悬案的记载，尽管当时的经办人已经调离了原先的岗位，但是一查还是马上弄清楚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签署了逮捕令，指派警员前往济南对劳有花实施逮捕。
劳有花被捕后，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劳有花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