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烩
1958年3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山东省会济南市。
济南火车站，一列开往上海的列车停于站台旁，火车头已经升火待发。忽然，一辆吉普车从车站内部专用通道疾驰而来，一直开到站台上，在第6节车厢前停下。这一不寻常的情景，引起已经上车的旅客的注意，大家纷纷从车窗里探头出来观望。只见吉普车门打开，下来两男一女三名警察，中间押解着一个三十五六岁、留着整齐的短头发的女犯。
这个女犯，就是1950年台湾特工谋刺陈毅一案中的最后一名嫌疑人，时隔8年，她终于落入了法网……
有一手惊人枪法的刘全德落网
1949年5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一部发起了著名的上海战役，于5月27日解放了整个上海市。根据中央的命令，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出任上海市长。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其时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仇恨。执掌“党国”大权的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向“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陈毅！
毛人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于1949年6月至9月短短4个月间，分别指派原国民党军统局高级行动特工朱山猿、封企曾潜入上海执行暗杀任务，均被我公安机关侦悉抓获，处以极刑。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失望之下，将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顿。1950年初春，蒋介石再次向毛人凤下达了针对陈毅的密杀令。这次，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
被蒋介石点到名字的刘全德，是国民党特务系统著名的行动特工、王牌杀手。刘全德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一名下级军官，三十年代前期曾经担任过时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的罗瑞卿的警卫员。三十年代中期，刘全德在奉命前往武汉执行机要任务时被捕，因经受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叛变了革命。
刘全德自幼拜名师习练武术，精通拳术、擒拿，还有一手惊人的枪法。当时担任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前身)处长的戴笠在听说刘“”全德已经弃暗投明后，立刻亲自接见，并且破例宴请。席间，戴笠宣布请刘全德担任复兴社特务处特工训练班的教官。
刘全德在长期特工生涯中，为军统局培养了许多特工。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局奉命执行行刺汪伪汉奸政权“外交部长”陈篆的任务，戴笠派遣了几拨特务均告失利。最后，戴笠亲自指令刘全德执行这一任务。刘全德密赴上海，小试牛刀，一举成功。刘全德返回重庆后，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嘉奖。从此，“刘全德”这个名字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蒋介石亲自点名要派刘全德出马执行暗杀陈毅的原因。
刘全德接受任务离开台北的前夜，毛人凤特地为其举行了一个欢送宴会。席间，有人提议请刘全德表演射击，毛人凤也示意刘全德露一手。刘全德其时已经喝了很多酒，他的身上一向是带着两支手枪的，当下就让人如此这般作了一番准备。片刻，两个小特务出现在宴会厅里，一个手里捧着一只鸽子，一个手里拎着一只皮鞋。毛人凤那天的兴致也特别好，亲自主持这场表演，站在一旁叫着“一——二——三”。那“三”刚出口，两个小特务一齐把鸽子和皮鞋分别扔向两个方向，而且是一上一下的，这算是代表“飞禽走兽”。毛人凤叫“一——二——三”时，刘全德还端坐在席上喝酒，就在“飞禽走兽”分投两个方向时，他突然启动，其速度快得令人难以察觉，就在那极其短促的一瞬间，已经完成了拔枪、瞄准、射击这一系列动作，只听得“啪啪”两下，鸽子、皮鞋已经同时落地！
当时，毛人凤带头为刘全德鼓掌。毛人凤还即兴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说凭刘全德的这一手惊人的枪法，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当然是不成问题的，预祝刘全德圆满完成任务。
刘全德化装潜赴大陆时，身上没有携带任何用于暗杀的武器，因为根据他长期的特工经验，认为这样是最安全的，至于行动时需要武器了，到时候再想办法。
刘全德密赴上海后，前往一个潜伏特务处去落脚。哪知这个特务在上海解放伊始，公安机关贴出公告让反动人员主动向政府登记以求宽大时，已经向公安局自首了。根据当时的政策，他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当场就回家了。这一情况，台湾方面是不清楚的，毛人凤还把他作为“潜伏关系”之一郑重其事地悄悄向刘全德作了交代。
刘全德作为一名高级特工，自有其独到的经验和思维。
当时，毛人凤一共交给他三个“关系”，其中两个是有潜伏电台跟其联系的，已经将有“海外来人”赴沪执行“重要任务”一事作了交代，只有这个“关系”没有通知，这是一个备用“关系”，如果前两个解决不了问题了，再去找他。刘全德的考虑却是跟毛人凤两样的，他寻思如果潜伏电台那边出了问题，那电台就等于已经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了，那么他的赴沪就可能已为上海市公安局侦悉，他上门去那就是自投罗网了。因此，刘全德决定不去那两个“关系”处，而先去了这个“备用关系”处。
不料，这回刘全德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他一登门，还没说出接头暗号，对方已经认出来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刘全德了。
这个“关系”既然是吃特工饭的，自然是有一定思维能力的，他一看是刘全德来上海，马上知道肯定是来执行暗杀任务的，而且其暗杀的对象一定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于是，他就想向公安机关举报。
但是，刘全德的警惕性极高，他拦住了要给他张罗着买好酒好菜热情款待的“关系”，说只要吃一餐便饭就可以了，吃过饭他就要离开的，他是来了解最近上海的治安和公安局的警戒措施等情况的。那个“关系”的家里是有电话的，刘全德生怕他利用电话报告公安局，就寸步不离地跟着“关系”，使对方根本没有报告的可能。
那个“关系”也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跟戴笠本人也相识，由此可见其在军统的资格。他一看刘全德如此防范，知道他对自己不放心，于是就做出一副自然的样子，真的把刘全德所想了解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刘全德来上海执行暗杀任务，自然预先也是了解过上海的情况的，向“关系”打听一是为了核实是否起了变化，二是借以判断对方是否“叛变”了。“关系”向他如实地提供了情况，这使他认为对方还是可靠的，于是渐渐就解除了戒备心理。
但是，深知刘全德的厉害的“关系”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他既不跟家人接触，有电话打进来也不接，并且不许家人接，对刘全德解释说生怕家人说错了话引起人家的怀疑。这样，一餐便饭吃完后，刘全德终于对他放心了。这时，“关系”就开始行动了，他趁刘全德不注意时，把正在抽的香烟的尾端咬下一截吞下肚子，于是引起了强烈的恶心而产生了呕吐。他对刘全德解释说是胃病发作了，只要买点药吃吃就会好的，以前都是这样的。刘全德进来前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知道西药房就在附近，干是同意让他出去买药。
“关系”知道他离开的这段时间绝对不能长，否则马上会引起刘全德的怀疑，可是他家距公安分局、派出所都有一段距离，这就难以如愿了。正犯愁间，突然看见马路上迎面过来一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巡逻小组，不禁大喜过望，便上前去将情况悄悄说了。
巡逻小组一听，立刻要冲到“关系”家去抓人，“关系”慌忙拦住：“不行，你们三个人三支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巡逻小组大吃一惊：“什么，他那么厉害？”
“关系”说：“他的厉害根本是无法形容的，你们赶快去多叫些人来，四下包围住，然后才能行动。快！快！”
巡逻小组当即跟部队取得了联系，部队急忙向公安局通报情况，军警双方立刻紧急出动，光解放军就出动了一个排的兵力。就这样，刘全德终于落网了。
刘全德在接受审讯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参加审讯的公安人员中有一位是年轻人，他对刘全德被捕时身上没有携带武器感到不解，怀疑把武器密藏在哪里了，于是就问：“你是来执行暗杀任务的，那么你的枪呢？”
刘全德当时非常傲慢地看着这位审讯员，冷笑道：“枪？我刘全德搞这种事还要带枪？当我需要时，你们解放军的枪、警察的枪就是我的枪！”
但是，刘全德在我公安人员的政策攻心下，还是较为利索地交待了所有情况，包括另外两个“关系”。于是，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就下达了立即拘捕那两个敌特分子的命令。
被戴笠赏识过的劳有花刘全德交待出的另外两个“关系”，一个名叫雷霜，40岁，此人以前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便衣探员，抗日战争时期又作为军统的地下人员打入汪伪的“76号特工总部”。抗战胜利后，雷霜算是军统地下潜伏有功人员，受到过嘉奖。随即去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当上了一名科长。后来患了肺病住进了广慈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出院时已是1948年5月了。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改了行，去了一家洋行做起了职员。上海解放前夕，这家洋行易主，改名叫“祥德商行”，雷霜是该商行的襄理。
上海解放伊始，人民政府发布命令让国民党伪职人员去登记时，雷霜也去登记了，因为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过什么血债，而且他在1947年春天就已经离开警察局了，公安机关也就没有对其特别注意。但没想到现在刘全德的交待表明这个姓雷的家伙竟然是毛人凤留下的一个重要潜伏特务，现在让其协助刘全德执行暗杀陈毅的行动！
公安人员立刻出动，将雷霜缉拿归案。雷霜在审讯期间，因肺病复发，救治无效，死于狱中。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的另一路人马还去抓捕刘全德交待的另一个“关系”劳有花，但是，这次行动却是无功而返——刘全德所交待的地址并没有劳有花其人。
据刘全德交待：劳有花，女，出生于山东省胶州半岛上的一个资本家家庭，初中毕业后，考入了南京的一所外国教会创办的护士学校。刚刚去报到就爆发了“8·13事变”，护士学校不久迁往汉口，后来又搬往重庆。1941年夏，劳有花从护士学校毕业，当时受形势影响，和一批同学积极报名要求参军，上前线抗日杀敌。当局批准了这些热血青年的要求，准予入伍，量材录用，劳有花被分配去了军统局。
军统局人事处把劳有花打发到局本部的医务室去当了一名护士，那段时间刘全德在重庆军统局的特务训练班担任教官，戴笠每个星期都要把包括他在内的十几名资深教官召往局本部去谈话、吃饭。所以，刘全德经常在军统局本部见到劳有花，也听说过关于她的一些情况。
据说劳有花刚到军统时非常不开心，因为她之所以要参军，是为了上前线抗日杀敌，现在让她呆在后方，实在于心不甘。为此，她曾专门写了一份血书，当面递交给戴笠，请求准许她去前线。戴笠没有批准劳有花的请求，但是曾专门去医务室看望过劳有花，并且谈了几分钟话，给予勉励。
从此，劳有花在戴笠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象。1944年底，军统局开办了一期短期特训班，其中有10名女学员名额，戴笠想起了劳有花，派人去问她：是否对从事特工感兴趣？劳有花于是报了名，自然是第一个被批准，还由戴笠点名担任了特训班副班长。
特训班结束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劳有花随军统局迁往财京。之后，刘全德就不清楚其去向行踪了。直到这次奉命赴沪执行暗杀任务时，毛人凤亲自把三个关系人的名单交给刘全德，让他当场熟记后撕毁。刘全德一看之下，方才知道那个局本部医务室的小护士已经成了“保密局”的潜伏人员，现在上海霍山路的一家诊所工作。
可是，当上海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会同提篮桥分局的警察急赴霍山路该处时，却发现那里并没有什么诊所，只有一家两开间的水果店。警方问了店主，答称是半年前新开的店铺，以前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他不清楚。
上海市公安局当即决定立即对劳有花的行踪进行周密侦查，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捉拿归案。为此，警方专门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
三人小组接受任务后，随即对案情进行了分析：看来诊所确实是存在过的，那么刘全德的口供看来不会有错，那个名叫劳有花的女特务肯定曾经在诊所呆过。现在要想得到她的下落，只有先从诊所的下落查起了。
侦查员二上霍山路，不但访问了水果店老板，还走访了附近几家店铺，得知水果店的位置以前确实开过一家诊所，诊所里也确实有一个如刘全德所交待的那个年龄、模样的护士，至于姓什么叫什么，因为没有打过交道就不清楚了。
侦查员心里有了底，寻思要查清诊所的情况，只有去向卫生管理部门打听了。于是，他们门去了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
上海解放后，各方面的秩序恢复和建立得很快，一周之内各政府机构职能部门就已经建立了，随即开始调查分析，逐步推出了一套套管理措施。1949年8月，上海各区就进行了对全市私人医院和诊所的登记。这种调查是由各区政府卫生科进行的，所以提篮桥区政府卫生科应该是有那家诊所的登记材料的，而材料中应当是有从诊所主任到所有医生、护士、杂务工的基本情况的。
可是，侦查员过去一查，登记倒是进行过的，而且也登记了劳有花所供职的那家诊所。但是，材料却是没有！原来，去年8月进行登记时，那家诊所的业主也就是主任，向卫生科报称他准备歇业了。工作人员告诉他，歇业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在这次登记工作结束前也就是8月底前歇业，否则，还是需要登记和交纳登记费用。对方说那我就不参加登记了，我一定在8月底前关门打烊。到了8月27日，那家诊所果然关门歇业了。这样，就没有进行登记，因此也没有留下任何材料。
这个结果对于侦查员来说，自是非常意外，脸上立时显出了难以掩饰的失望和沮丧。那个接待他们的科员看在眼里，颇有点同情，于是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说说看的，我知道的情况有助于你们的调查也说不定。”
侦查员寻思也只有这样了，于是问对方是否知道那家诊所的医生护士情况。对方说这不清楚，不过那个主任他倒是知道姓生名的，说着他就写下了三个字：杜传耀。并且向侦查员述说了此人年龄、外貌特征等等，除此之外，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过，知道了这个名字也好，调查起来总是要方便一点的。侦查员经过一番商议，最后决定还是去霍山路那里查摸情况，不管是杜传耀的情况还是劳有花的情况，只要查到一点，也许就是线索，顺藤摸瓜有个结果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