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汤恩伯1938年任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起，到1949年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为止的10余年间，我先后任他的副官处长、办事处处长以及总务处处长等职务，所以对他的事情知道一些，特叙述于后。
发迹与平日点滴
汤恩伯是浙江武义人，生于1900年旧历八月十五日。汤恩伯从浙江体育专门学校毕业后，曾到浙江军阀部队第一师任职，不久就由该师师长陈仪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受训。毕业回国后，因陈仪关系就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当参谋。1928年，调任中央军校第六期步兵科第一大队长，从此就一帆风顺，青云直上。
汤恩伯为什么受到蒋介石的宠爱呢？在当时有各种传说。有的说在1928年冬一个下雪的星期日，他带军校学生跑步，路上遇到蒋介石，蒋当时很高兴。有的说他在1930年蒋介石同冯玉祥作战时任教导第二师的旅长，经常自己背一支冲锋枪到前线同士兵一起同甘共苦。这个情况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蒋很满意。还有人说，他在抗日战争中打台儿庄很勇敢（实际上汤恩伯是最怕死的。他在前方遇到敌机时，吓得一个人在田野里乱跑。平时每逢部队移动，他总叫我在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若干里处为他另找房屋居住，原因是害怕敌机空袭总部）。
其实以上这些说法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是汤死心塌地跟随蒋介石，心目中只有蒋介石一个人。汤恩伯不止一次对我说："我只知跟委员长，我只知听委员长的命令，我对其他的人一概不理。"抗战时期，他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在河南。他既不愿意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又不愿意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指挥。他再三要求将自己的部队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即归蒋介石亲自指挥。对此，当时任该集团军参谋长的万建藩对他说："这样下去，对自己是不利的。"他说："这种做法委员长一定同意。胡宗南同朱绍良冲突，并不影响胡宗南的地位。"以后有人说：汤恩伯了解蒋介石的心理，因为蒋介石喜欢下面闹矛盾，不喜欢下面团结一致。
对亲人如仇敌 记得1942年汤恩伯到重庆见蒋介石，住在十八梯永兴巷12号（即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渝办事处）。这时，他在重庆第二十一兵工厂工作的弟弟汤克恭和在重庆读书的儿子汤建元到办事处看他。这原是人之常情，不料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和弟弟，开口就骂，骂他们没有用，要求他们永远不要同他见面，并当面交代我不准给他们钱，如给了归我负责。当时不仅他们二人不了解原因，在场的人也都莫名其妙。后来有人对我说：他所以不喜欢这个儿子，是因为这个儿子是被他遗弃的老婆所生；他所以不喜欢这个弟弟，是因为这个弟弟与他同父异母。
送房子给美国顾问 1946年2月间，汤恩伯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官。这时，一个美国顾问到南京三步两桥1号汤恩伯家造访。这个顾问看到汤家四周都是空地，就说他的房子环境很好。汤恩伯听后不仅非常高兴，而且叫我马上另找房屋搬家，把他住的房子送给该顾问居住。他一再对我说："所有用具要原样不动地送给顾问，就是门帘、窗帘也不能移动。"
平时所喜爱的东西 我在第三十一集团军任副官处长时，大家都说汤恩伯有三宝，即香烟、乘马、汽车。他平时吸烟经常向我查数。记得1939年汤恩伯部驻在河南南阳时，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去看他。他当面交代我要好好招待孙连仲，但又特别告诉我，无论如何不要拿他吸的烟出来招待。对于这件事，凡是跟他较久的人都清楚，所以到他的住处都吸自己的香烟，很少吸他的香烟。至于他的乘马和汽车，他既不愿意给别人使用，别人也没有使用过。
用奴才 关于汤恩伯用人问题，当时传说不一，有的说他喜欢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因为他是该校毕业的；有的说他喜欢用浙江人，因为他是浙江人；有的说他喜欢用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因为他曾任该期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诚然，他的部队里确有上述三种人，但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死心塌地当他的奴才。例如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原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一个区队长，是汤恩伯最喜欢的人。但汤恩伯并不是因为石是军校第六期区队长而喜欢他，而是因为石死心塌地当他奴才。当北平和平解放时，石觉任国民党华北"剿总"第九兵团司令官，部队驻北平。中共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曾再三劝告石觉痛下决心站到人民一边，为人民做点好事。但是石觉没有听共产党的话，而是打电报到南京请示汤恩伯怎样办，结果汤要石到南京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司令（后任淞沪警备司令）。
汤恩伯带兵的方法 汤恩伯曾同我这样说："带兵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全军的人事权、经济权、杀人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有这些权别人就听你的话，没有这些权谁也不听你这一套。"的确，他从当师长起，到1949年逃往台湾为止，对于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如他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曾派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洪显成为徐海招募处处长，派军校第三期毕业的赵琳为第四师副师长（后任预备第十一师、第九十一师师长）。这两个人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都没有批准，可是汤恩伯不管批准与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底。对于经费问题亦是这样。在抗战时期，军委会规定部队经费以军为单位。可是汤不同意，一定要我把各军经费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渝办事处名义领出转发，同时每个军发多少经常由他决定。他还常把各军经费的一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
"对不起总统" 1949年汤恩伯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我任该总部总务处处长。同年3月底，我离开该总部到浙江任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离开那天曾到汤的住地辞行。他除告诉我专员的任务外，还对我说："我们实在对不起总统（指蒋介石），因为他叫我们打共产党的任务没有完成。我想到这个问题心里很难过。"可见他对蒋介石的忠心。
杂牌部队怕他 凡是归汤恩伯指挥的杂牌部队都一个共同点，就是害怕被他吃掉。如1939年原为川军的第一九三师归汤恩伯指挥，没过多久汤就把该师师长李宗鉴调任第二十一补训处处长，该师师长却派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马励武接充。这个师经过一个很短时期就变为汤恩伯的嫡系部队。记得1940年该师驻河南方城时，有一个姓杨的团长不满汤恩伯的这种做法，曾率领一个团经老河口企图逃回四川，后被发觉，该团长被汤恩伯在河南镇平枪决了。
从以上汤恩伯平时的几件事中，就可以知道他的一般情况了。
"分文不要"
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不知汤恩伯底细的人都以为汤恩伯不爱钱，因为他经常以"不要钱"三字标榜自己。有时他在熟人面前，甚至在跟他很久的人面前，仍说自己"分文不要"。
我跟他十多年当中，不止一次听他这样说："现在不要搞钱，现在要用全副精力做好工作，求名誉，争地位。一个人有地位，钱就不成问题。我从开始工作以来，除了拿委员长送给我的5万元（他任第四师师长时蒋介石给他的）以外，从未支用公款分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43年，汤恩伯到重庆见蒋介石，住在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渝办事处。那时我曾向他建议，把前后方所存款项少数兑换成黄金、美钞，以防法币贬值。不料他当时竟这样回答："我个人只知跟委员长'革命'，不要分文。目前所积余的经费统统归公，这些钱应如何处理，均由军需人员决定。"我当时亦弄不清真假。等他回到河南叶县不久，忽接他的军需处处长张仲堪的电报，要我在重庆拨法币1亿元购买黄金、美钞，购妥后暂存重庆待命处理。我记得这次曾购买黄金500条计5000两，1945年秋我离开重庆时移交给张仲堪保管。1946年春我在上海同张仲堪见面时，他对我说这批黄金已扫数转交汤恩伯之妻黄竟白收存。
1946年，汤恩伯要我到江苏无锡参加上海鼎泰公司股东会议。我记得这次开会的时间是4月初，地点在汤恩伯家（即汉奸缪斌的房屋），参加会议的人还有该公司总经理陈铭勋和副经理伍季山、汤的军需处处长张仲堪、第十三军军需处处长汪明渊、汤的主任秘书胡静如、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张雪中、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唐星等。
汤恩伯在第一天开会时着重说明两点：首先宣布上海鼎泰公司所有资财完全归公，作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子弟学校基金，任何人不能在该公司支款，任何人不能在该公司贪污；其次说明该公司从抗战时由河南鼎泰庄名义成立到目前在上海成立鼎泰公司，资财已有法币5亿元（约值黄金5000两，实际不止此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大家爱护它。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不同意他的第一点说法。大家认为：汤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用钱的地方很多，如没有钱，任何工作都不易打开，希望他不要把该公司资金作为第三十一集团军子弟学校基金，而应把它作为汤的事业费。由于与会者不知道他说的是假话，还为此争执了很久。
1947年，我任该公司总经理时，曾将该公司一部分资财（即章华香烟厂）出售，计得法币约5亿元，由我亲手交给汤恩伯。同时，汤命上海八达轮船公司结束，所有资金由该经理直接交给他。到1948年年底，又将该公轮船公司结束，所有资金由该经理直接交给他。到1948年年底，又将该公司所属上海窑厂（厂长吴华炎，地点在上海虹口花园路3号）、协兴铁厂（厂长是汤的亲弟汤克俭，地点在虹口周家嘴路）出售给陆根记营造厂厂主，所得款数不详。
尤其令人可笑的是，为了这个公司经费问题同该公司前经理陈铭勋打架。我记得时间在1946年秋，地点在上海西蒲石路1221号汤恩伯住家，在场的有唐星、陈铭勋、黄竟白、汤恩伯和我共计五人。当时汤认为陈铭勋经常倚老卖老不听自己的话，要陈离开该公司董事长职务，把该公司一切职权交给我。陈听后怒气冲冲地说："上海鼎泰公司有了今天的规模，是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谁也没有能力要我离开！"汤站起来说："你非离开不可！"陈气得用手杖指着汤的脸说："谁敢叫我离开？"于是，汤一拳打过去。陈亦不示弱，抬手打了汤一个耳光。接着二人就扭打在一起。黄竟白见状就跑到楼上去了。唐星和我急忙劝解，但怎么也拉不开。汤一面拼命扭打，一面大声叫王副官来帮忙。王副官不敢上前。直到他人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才停手。唐星和我乘机把陈拉开，并要他离开汤寓。陈离开后，唐和我又劝汤不要为此事生气。
下午唐星走后，汤对我说："我派几个人（指上海流氓）帮助你，你在三天之内把陈铭勋干掉。"我当时答应他稍等些时，因为马上杀掉陈很容易被人知道是我所为（后来我因别的原因决心离开，没有杀陈）。据我所知，1946年，上海实业家荣德生被匪徒绑票后，荣家花了30万美元赎出。不久，特务头子毛森破获此案，毛将这笔款项交汤恩伯处理。当时在国民党报纸登载原款发还荣德生，但人们传说被汤占有了。不仅如此，连当时荣德生所乘的汽车亦归汤所有。据汤妻黄竟白对我说："荣德生送老汤一辆汽车，非常漂亮，既有冷热装置，又有收音机。"她说完后还要我去看看这辆车。
1946年以后，汤恩伯任陆军副总司令，主要工作是负责构筑营房。1948年3月间，为了无锡钱凤高丝厂问题，我曾到南京和他见面。那天我到他家里，看到他同陆根记营造厂厂主谈天。想不到他们无所不谈，亲若兄弟。至于其中的原因，直到1949年汤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我任该总部总务处处长时才弄明白。原来汤在南京的住宅和坐的汽车，都是该营造厂厂主所赠，汤在杭州的住宅亦是该营造厂承造，分文不要。这时我还得知，二人过去在南京构筑营房时都发了大财。
汤恩伯揽钱的事实很多，现仅举出上面几点，就可知道这个自命"分文不要"的人的真面目。
虚伪残暴 反复无常
汤恩伯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中最虚伪、最残暴者之一。他对人经常满面笑容，但一翻脸就不认人；有时怒气冲天，一闭眼又平安无事。因此，当时许多人都说他有"神经病"。
1940年春，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队驻河南镇平。有一天下午6时左右，汤恩伯叫我将第二十一补训处一个团长带到副官处吃晚饭，并当面告诉我好好招待他。我按照汤的意思准备饭菜，请该团长在副官处吃晚饭后再回原部队。不料我到副官处约10分钟，汤又叫我去并对我说：你马上把补训处某团长（姓名忘记）交特务营文营长，在次日快天亮时枪决。我问他为什么要枪毙。他说：前几天该团派一部分士兵到某地接收壮丁，结果被河南老百姓缴了一部分枪。这个团长没有用，把我们部队的脸都丢光了。第二天早晨将该团长枪决后，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许多人说："总司令犯神经病了。"
抗战初期，汤恩伯的嫡系部队第八十九师有一个营长名叫张志，浙江东阳人，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是汤在浙江体育专门学校时的同学。张在一次与日军作战时临阵逃跑，以致阵地失守。当时，该师一部分下级干部和士兵非常不满意。汤恩伯为平息众怒，下令枪决张志，以整军纪。但事实却是，汤恩伯事前即密令第八十九师参谋长吕公良（浙江开化人，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表面上执行枪决，实际上要张志秘密回原籍。吕公良奉命后，半夜里放走了张志，同时命令自己的卫士向天空放了三枪，以示张志确已处死。当时知道内情的人都说汤又发神经了。而我则认为此举的用意是非常明白的，即一方面以欺骗手段来平息人们对张志的不满，同时也明确告诉人们与日军交战时逃跑是没有关系的，这与他平时所说"在长期抗战中主要的办法就是保存实力"完全符合。
约在1939年年底，汤恩伯将曾任过第十三军副军长的鲍刚调为豫南游击总指挥。因鲍经常向汤要特别费，引起汤的不满，同时，鲍又与第八十五军军长王仲廉、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大庆意见不合。1942年，汤恩伯命人将鲍刚暗杀，同时被打死的还有鲍的担架兵（鲍在行军时经常坐担架不愿骑马）和随行的几个卫士。事后，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谋长万建藩对我说："老总枪杀鲍刚做得非常不高明，这完全是发神经病。因为杀一个鲍刚是轻而易举的事，不必用暗杀的做法。"其实，万完全不了解汤的用意。由此可以证明，汤暗杀鲍刚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
1939年，汤恩伯从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回到湖南平江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他说："我同共产党工作一段时期，知道带兵做到与士兵同甘苦。我们如能做到这一点，那就百战百胜。"从此以后，他经常穿士兵衣服，吃大锅菜，并以伙夫头自居。那时有些人因为他皮肤较黑，背后叫他伙夫头，他非常高兴。我记得约在1940年，他的侍从副官张高峰曾写了一篇题为《伙夫头》的文章为汤鼓吹，说汤恩伯的吃穿同士兵一样，一年四季身上生虱子，部队官兵不叫他总司令而叫他伙夫头，等等。当这篇文章在重庆报纸上登出后，汤十分高兴，并将张调任第三十一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少校会计科长。对于汤吃大锅菜的问题，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从参谋长万建藩起到各处官长，都说他"发神经病"。我得知此事后也这样认为。众所周知，当时汤恩伯每天的生活费约需黄金一两。他表面上同大家一起吃大锅菜，但吃完以后回到住地还要吃饭。我记得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在河南镇平、南阳等地时，他一面与该总部所有官兵一起吃大锅菜，另外又要我在住地准备他一个人吃的饭菜。他对我说："我因为有胃病，不能吃米饭，只能吃馒头。"由此可知，汤恩伯之吃大锅菜、当伙夫头真正是欺骗官兵、欺骗群众的手段。
1943年某日，正在安徽界首的汤恩伯临时决定要去某地。由于他所坐的小火轮不是烧柴油而是烧木柴，不能说开就开，需要一段准备时间。可是汤恩伯不顾事实，登上小火轮后即命令开船。开小火轮的工人无法照办，汤恩伯就火气冲天，硬说该工人是故意同他为难，是捣乱行为，当即命他的卫士将这个无辜的刚结婚不久的工人拉出去枪杀。事后，汤为掩人耳目，曾命他的军法官杨中格出了一张布告，捏造该工人有"贻误军机"的罪名。对于这件事，当时有的人也说他是"发神经病"。
1939年，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在河南镇平。那年农历八月十五，天刚刚亮，汤叫我将该总部传令军官翁某（浙江武义人）、副官王某等四人马上交特务营枪决，因为他们曾在一天夜晚打麻将牌。我当时想：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从参谋长万建藩起一直到各处官兵，可以说每天都赌，万建藩同副参谋长宋湘涛等，候汤离开总部回驻地后，马上就去镇平中央银行打牌，为什么副官处的人打牌就要枪毙呢？我就去找宋湘涛，请他求汤暂缓执行，因为那一天是汤的生日。不料汤对宋说："我有好些日子没有杀人了，心里就不好过。"说完亲自指挥卫士将该传令军官当场枪毙，其余要我交特务营执行。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汤恩伯装腔作势、嗜杀成性绝不是"发神经病"，而是他残暴、虚伪本质的暴露，他做每一件事都是有所企图，目的明确的。
幻想做"东北王"
人们都知道汤恩伯是"中原王"，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曾梦寐以求当"东北王"。汤恩伯从1939年到河南以后，不止一次对我说："胡宗南得天独厚，有了西北这块地盘，什么事情都有办法。我们没有固定地方，百事无成。"特别是他去了西安回到河南以后，更是经常流露出羡慕胡宗南、自叹不如的心情。
他当上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后，确实是兴高采烈，踌躇满志。他认为，有了固定地盘，不仅初步满足了多年来的愿望，而且根据当时形势，抗战胜利后华北、东北必在自己手中。从此便做起了当"东北王"的美梦。边区总部成立不久，汤恩伯就对原东北军系统的将领另眼相看，如对总部副总司令沈克、归该总部建制的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等特别殷勤客气。他们亦不断向汤献策，并多次向汤明白表示，抗战胜利后东北必在鲁苏豫皖边区总部范围以内，也就是说东北一定掌握在汤的手中。当时我任鲁苏豫皖边区总部驻渝办事处处长，曾多次同总部参谋长唐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抗战胜利后，汤的部队必然推进华北、进驻东北，蒋介石顾及切实需要，也必然把华北、东北一起交给汤。因此，我就建议汤早做到东北的打算。记得建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边区成立后我们初步坐稳地盘。依目前态势，抗战胜利后我们必然推进华北和东北，这是肯定的。第二，为了适应将来之需要，必须事先准备人才，以免届时措手不及。为此，我请汤及早物色华北尤其是东北的人才，为己所用。
汤恩伯听了沈克、何柱国和我的话后，更以为做"东北王"业已不成问题。于是，他除优待沈克、何柱国等外，又任用与东北有关的人如毕泽宇、康伯心、牟中琳等，同时命我在重庆加紧活动以造成前后方有利态势。记得为了此事，汤还加发我每月特别费法币3万元（当时约值黄金六两）。我奉命后欣喜若狂，认为汤将来掌握东北，势必水涨船高，要钱有钱，要官有官，为己为人都应特别出力。于是我就请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的重庆代表孔宪成、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的重庆代表张松箔等，介绍在重庆的与东北、华北有关的官员和我相识。
记得第一次同他们见面，是在重庆七星岗附近前天津市市长萧振瀛的家里，由萧出面请内政部次长王德溥、财政部田赋管理委员会主任关吉玉、冀察战区总参议兼战区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张荫梧的代表李警洲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张潜华、骑二军驻渝办事处处长李少甫等人吃饭。大家见面稍说几句应酬话后，由萧振瀛转达我的意图，无非说汤恩伯在目前抗战和今后建国工作中的重要性，希望华北和东北在重庆的代表人物对汤恩伯目前和将来的工作多多帮助。他们一致向我表示，东北地区情况特殊，无论在国防上、建设上都需要一个像汤总司令这样能说能做、说到做到、独当一面的人，他们愿意尽一切努力使这个愿望实现，"使东北3000万父老永远过幸福生活"等等。
我同他们接触后，曾多次同萧振瀛见面。据萧说：绝大多数的星期日，何应钦都要到萧的家里吃午饭。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机会，就请萧代我在何应钦面前说话，允许汤在河南多成立几个师，作为日后去东北的本钱；同时希望萧在重庆有地位的东北人面前说话，使他们对汤恩伯有一个好印象。萧则首先要我代表汤向大同银行入股，因为这个银行是由萧主办的。我二人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已是无话不谈。
我也同王德溥见面多次，同他谈话的重点是要他注意把东北方面的得力人物相机介绍到汤的部队工作。他则要我转告汤注意该边区范围内的共产党活动。我同张潜华见面机会最多，因为他后来正式发表为鲁苏豫皖边区总部的秘书，按月在该边区驻渝办事处支薪。张潜华的主要工作是每个月把全国各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部队的活动电告汤，就是为汤在重庆做特务工作。我还同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莫德惠见过几次面，莫也表示愿意帮助汤到东北。1943年，我在重庆南岸为汤恩伯之妻黄竟白买的一处住房，就是莫德惠介绍的。此外，我还同关吉玉见过多次。记得有一次是他邀我到他家里吃饭，并介绍我认识一些财政界的人物。他认为，要想把东北搞好，必须首先把财政搞好，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要我把此意转达汤恩伯。
我除同他们见面、请他们吃饭，有时亦送他们一些东西，如送萧振瀛一些河南产的香烟。1944年3月间，汤恩伯到重庆时曾高兴地对我说："依目前形势，只要抗战胜利，我们到东北就毫无问题。我喜欢独当一面的工作。现在重要的工作就是在重庆造成有利形势。你要努力做好这个工作。"我为了表示自己确已尽了力，就请他同萧振瀛见面。汤满口应允。
不久，汤恩伯与萧振瀛在重庆小梁子大同银行相见。萧首先恭维汤是一个中外驰名的人物，能够在这里见面感到非常高兴。然后谈到正题，萧说："依我看来，在贵部地区发展前途必然扩充到华北、东北。我们东北人是非常希望由汤总司令这样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人去担任长官的，这是东北老百姓的福气。我同葛处长（指我）等已在重庆做拥护汤总司令的工作。"最后，他说："在重庆的东北人听到汤总司令到重庆非常高兴，准备以东北旅渝同乡会的名义欢迎你……"汤恩伯听了这些话确实很兴奋，以为这个美梦不久就可以如愿以偿，于是除多次表示谢意，没有谈到具体问题。
汤恩伯当"东北王"的梦想因1944年中原会战中汤军一败涂地而破灭。汤在战后曾对我说："这一次完了（指中原战事失败），一切都完了！使我最痛心的事，就是以后恐不能到东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