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怀着仇视态度，联合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既不准中国的农副产品出口，也不准他们的工业产品销往中国，企图用这种策略将新中国“困死”。
当时的中国，经济十分落后，以农副业为主。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一些原本出口的农副产品无法出口，造成积压；与此同时，一些本国当时不能生产而全依赖进口来维持的工业产品、战略物资却因不再能进口而十分短缺，影响了国民生活和备战。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政治局连续开会专门讨论，研究对策。
一九五○年四月中旬，中央五大常委再次开会讨论如何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就像打仗一样，要灵活机动些。”会议受毛主席这句话的启发，定下了“曲线贸易”的方针。
所谓“曲线贸易”，就是在境外寻找合适的资本家充当中间商角色，将大陆的农副产品以“再贸易”的形式销往国外，然后再将国外的工业产品销回大陆。通过这种形式，可以用本国积压的农副产品换取急需的工业品和战略物资。
周恩来总理亲自抓这项工作。针对农副产品中猪鬃积压甚多而国际市场上又缺猪鬃这一状况，周恩来决定先以猪鬃做文章。周恩来召见有关人员，询问道：以前有个人称“猪鬃大王”的古耕虞先生，现在在哪里？
有关方面了解后，向周总理报告：古耕虞在香港仍在做猪鬃生意，他在香港和纽约都有公司。
于是，周恩来派人去香港找古耕虞，委托他将大陆的猪鬃推销到国外，换购工业品。古耕虞是个爱国资本家，热爱新中国，深明大义，当即表示：周总理的委托，义不容辞，一定办好！
古耕虞接受周恩来的委托后，对赴美国做生意作了周密的考虑。当时，古耕虞所持有的是“中华民国”发的护照，他在纽约的子公司向美国政府注册，又是美国的法人，到美国去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猪鬃是从中国大陆运出来的，尽管他确确实实是个买卖人，而且到美国只是去推销和采购，不过美国方面若是从政治上找岔子，那还是找得到的。不过，对此古耕虞并不害怕，因为他在美国人眼中，应当说是“不带一点红”——他只是一个在香港销猪鬃的商人，他的夫人、子女、兄弟等都在美国或者香港。大陆只留一个直系亲属——他的母亲。为了避免美国方面找麻烦，古耕虞决定把母亲接到香港。
一九五○年六月中旬，古耕虞把母亲接到香港后，便动身去了美国。
古耕虞在纽约的公司，是隶属于香港总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共有九名职员，四名中国人，五名美国人。古耕虞赴美后，这家规模不大的公司生意做得很红火。他抵达纽约的头一个星期，就推销出去了七十万磅猪鬃，同时在美国采购中国需要的战略物资如重型卡车轮胎、五金、烟胶等，以易货方式进行交换。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闻讯连声称好。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爆发了震动全世界的朝鲜战争。十月份，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援朝抗击美国侵略者。尽管中美两国在朝鲜兵戎相见，但是古耕虞在美国的猪鬃生意照做。这一年，中国猪鬃出口额是空前的，创历史最高记录。仅一九五○年八月到十二月，古耕虞的公司就推销猪鬃八百余万磅，价值几千万美元。
古耕虞和美国做猪鬃生意，初时未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当时台湾在香港的特务活动，以毛人凤的“保密局”为最甚。“保密局”特工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刺探大陆情报和搞暗杀、爆炸等破坏活动上，对其他方面未予重视。古耕虞被蒋介石圈上名字，是从蒋氏看了潜伏在美国的“海外工作委员会”的前身——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三组的特工发往台北的一份情报以后开始的。一九五○十一月间，纽约一家公司的经理邀请古耕虞到郊外的别墅度周末。当时，美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处的处长也在那里作客。经主人介绍，这位处长知道古耕虞是中国商界赫赫有名的“猪鬃大王”，便向古透露了一个消息，说美国战略物资局准备买进三百万磅长猪鬃，问他有没有办法从中共手中弄到这批货。美国处长说这句话的时候，一个披着“华侨商人”外衣的台湾中央党部第三组特工也在场，作为一名情报特工，自有与众不同的敏感性，他认为这句话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美国这样大量购进长猪鬃，是要囤积战略物资，从而看出美国准备在朝鲜战场上长期打下去。于是，这个情报特工便向台北发回了这条情报。
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三组的情报专家认为这是一条重要情报，便层层上送，一直送到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看了情报，随手在面前的台历上写下了“古耕虞”的名字，当时没有说什么，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后，忽然对秘书吩咐道：“叫郑彦棻来一趟！”
郑彦棻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三组组长，后来的“海外工作委员会”首任“主任”，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到一九六二年。郑彦棻接到蒋介石秘书室的电话，当即驱车前往“总统府”。
蒋介石问道：“古耕虞是什么人？”
古耕虞？郑彦棻一愣，马上想起不久前呈送的那条情报，便回答道：“古耕虞是专做猪鬃生意的商人，早在抗战时商界就称他‘猪鬃大王’。”
“这个‘猪鬃大王’在帮大陆共党推销猪鬃、采购重要战略物资，这个情况你们第三组是否知道？”
郑彦棻一听话音不对，原本是坐着的，马上站起来，立正道：“报告‘总统’，这件事……”
蒋介石摆摆手：“你不必解释，我也不想追究。我要你注意的是：古耕虞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私通共党行为，应当对他采取措施！”
“报告‘总统’，敝职遵命！”
蒋介石也站起来，在写字台后面走来走去：“当然，考虑到古耕虞做生意的另一面是美国，从情报内容看来，美国人对他还有所倚重。因此，事情做得不要过于难看，一般说来，适可而止即行，比如，叫他做不成生意。”
“是！‘总统’高见！”
蒋介石突然加重了语气：“但是，如果他执迷不悟，则可采取严厉措施，直至制裁！”
郑彦棻衔命而归，把蒋介石的意思向手下一名科长转达了道：“此事由你负责，全权处置。记住，关键是使古耕虞做不成生意。不过，如果要采取制裁措施，必须经我批准！”
这个科长名叫涂涛声，中统老特工，对搞“行动”很有一套。他所掌管的这个科有三十六名特工，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杀人、投毒、爆炸、纵火等“活儿”干起来得心应手，被特工界称为第三组的“王牌科”。
涂涛声受命后，和几个心腹特工商议如何落实这桩差使。议下来的结果，决定“先礼后兵”，先给古耕虞寄一封恐吓信，警告他不许和大陆方面做生意。
一九五○年十二月中旬，古耕虞在香港的公司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这封信是用英文打字机打的，全文如下：
“猪鬃大王”古先生台鉴：
闻汝专为大陆共匪推销猪鬃、采购战略物资，此等通匪资匪行径，实在令人痛恨！现本会特警告汝：应立即悬崖勒马，否则必有丧命之祸！勿谓言之不予也！
信纸的空白处还画着一把滴血的匕首。
香港方面立刻向纽约挂国际长途，向古耕虞报告这一情况。古耕虞镇定地说：“知道了，不要害怕。”
却说涂涛声寄出恐吓信后，通知在美国的台湾特工注意有无效果。不久，那边传来消息说：古耕虞的公司仍在正常做生意，刚把美国战略物资局所要的三百万磅中国长鬃运抵美国，换取了卡车轮胎和西药、手术器械，这些物资已装上海轮启运香港。
涂涛声决定“解决”“猪鬃大王”，因为郑彦棻有言在先，便去请示。但郑彦不同意搞“行动”，说：“不到迫不得已的地步，还是不走这一步为好，你再想想办法吧。”
涂涛声正盘算如何使“猪鬃大王”做不成生意时，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冻结中国大陆在美国的所有公私资金。
涂涛声得到这个消息，喜上眉梢：这真是“天助我也”！古耕虞的资金一冻结，看他还怎么做生意？哈哈，这倒也省得我费心劳神了！
杜鲁门总统下冻结令的第三天，古耕虞由纽约返香港。和涂涛声的估计相反，“猪鬃大王”是怀着乐观的心情登上回港的飞机的。他已经详细研究过美国政府经国会批准的冻结法令，认为自己的资金不在冻结范围之内。他现在只在香港与纽约两地有公司，都是在所在国或当地政府注册的，是法人，他的利益是不容侵犯的。
这次古耕虞回香港，是为了去北京。他既然在替大陆推销猪鬃，自然要定期去走走。古耕虞在半年前赴美国前，曾经去过北京。当时，周恩来总理曾经宴请他。他还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与他作了一次简短的谈话。这次去北京，适逢周恩来出访。周恩来知道古耕虞要去北京，临行前特地委托后来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一九五二年八月组建)首任部长的叶季壮宴请“猪鬃大王”。杜鲁门的冻结令出笼伊始，对中国方面有一定震动。叶季壮一见古耕虞，就问他在美国的资金会不会冻结。
古耕虞笑道：“我是向美国政府注过册的公司的法人，在内地又已没有公司，美国不会冻结我的资金，请放心，生意照做！”
不料，仅仅隔了一天，香港的公司就拍来加急电报，向古耕虞报告：他的在美资金已被美国政府冻结。不但被冻结，而且指定为“特别冻结户”，非经美国总统批准，不得解冻！
猪鬃大王一怔，忿然道：“这个决定是违反美国法律的，我要跟美国政府打官司！”
古耕虞把想法拍发香港，同时让香港公司方面进一步了解情况。哪知，香港的第二封电报传来了更加不妙的消息：美国方面作了一项特别规定，不许“特别冻结户”提出诉讼。
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但古耕虞仍旧很乐观。他还是抱定主意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法律途径，来达到“非诉讼解决”的目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古耕虞回到香港，集中全力办理在美资金的解冻。他所走的第一步，是在纽约、香港两地聘请很有名气的律师；第二步，发电报要在他纽约公司供职的美国职员侯第斯出面办这件事(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驻华美军战略物资局在重庆的主持人)；第三步，把担任纽约公司董事长的美国人罗海德请出来，由他向美国财政部交涉此事。
古耕虞不知道，台湾中央党部第三组的特工始终在监视他在纽约公司的一举一动。台湾特工以两千五百美金买通一名美国电讯工人，以检查维修通讯线路为名，在纽约公司的电话线上安装了窃听器。这样，古耕虞以及他的香港公司和纽约方面的每一次通话，都被台湾特工窃听和录音，然后整理成情报发往台北。负责这项行动的涂涛声原以为此事已经定局，古耕虞被列为“特别冻结户”，朝鲜战争打得正热闹，在战争结束前估计是不可能获得解冻的。等到一份份情报从纽约发来，涂涛声才知道事情似乎不那么乐观。“猪鬃大王”经过努力，美国政府会不会作出让步？对此，涂涛声不清楚。他对美国制造的手枪、毒药及一些特工器材了如指掌，运用自如，但对美国的法律却毫不知晓。于是，涂涛声去请教特务机构的涉外法律专家。
专家告诉他：根据美国法律看来，古耕虞如果在中国大陆没有资产，而仅在香港、纽约有资产，那么是不应当将他的在美资金冻结的。但是，现在美国政府已将古耕虞列为“特别冻结户”，并且规定“特别冻结户”不能提出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政府的具体承办此事的官员不予通融，则解冻无望。
涂涛声通过咨询，大受启发：要使古耕虞的资金一直冻结下去，关键在于具体承办的美国官员手里。只要向那位官员“做做工作”，“猪鬃大王”就无戏可唱了！
涂涛声请示郑彦棻后，以郑的名义向纽约的台湾特工发出指令：迅速查明美国政府对古耕虞所作交涉的反应。
不久，从纽约发来一份紧急情报：美国国务院授权驻香港总领事馆作为代表，受理古耕虞要求“复议”的申请。
涂涛声闻之一喜：“在香港做事，比美国方便。先了解一下美国驻港总领事诺克斯先生的有关情况。”
涂涛声当即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郑彦棻指派本部情报部门火速调查诺克斯的情况，以便“对症下药”，予以笼络。
郑彦看了报告，当场批转情报部门办理。
一星期后，中央党部第三组的情报特工便将从香港、华盛顿两地秘密收集而得的情报送到了涂涛声的办公室。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诺克斯的情况如下：纽约市人氏，现年五十一岁，其父是一名专门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中国上海、南京、合肥、汉口开设数家公司，总公司本部设于上海。诺克斯十八岁随父亲、母亲来华，在上海待了七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算得上一个“中国通”。诺克斯在二十世纪中叶回美国后，又考取了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转而投身政治活动，在美国外交部任东方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后来杜鲁门当选总统后，由于和杜鲁门私交很好，由总统提名出任驻港总领事。诺克斯个人生活严谨、刻板，无不良嗜好，但对中国古玩有一种特殊的兴趣，据说藏有中国自战国至清朝的历代古玩上百件，其中不乏精品。
涂涛声仔细研究了这份情报，想出了一个主意：投其所好，以古玩贿赂诺克斯，让他在处理古耕虞的资金解冻问题上暗中作梗。
涂涛声派人去向台湾故宫博物馆索取古玩，被弹了回来：要取古玩必须凭“总统”的手谕！
涂涛声撞了一鼻子灰，又不敢真的向郑彦棻报告要求蒋介石批准动用故宫博物院的古玩，但这个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于是打算去台北的古玩铺子去购买。五十年代初，台湾岛的古玩市场交易活跃，货色特多，价格也相对来说较为便宜。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一件可以拿得出手的古玩的价钱也在一万美金以上。涂涛声被这个数字吓住了——他上哪里去弄这笔巨款？
正当涂涛声犯难时，一个部下给他出了个主意：有个日本商人收藏有几件古玩。据说还不错，这人卷进了“二?二八事件”，被警方监视居住。他极想携家小回国，一连申请了九次都未批准，听说正打听买通警察局的路子。此事对于“中央党部”第三组来说，易如反掌，不如帮那日本人办了，换取他的一件古董。涂涛声听了，连连点头，决定照办。
涂涛声去了趟台北市警察局，找了主管此事的一位处长，佯称“中央党部”第三组对河田正雄(那个日本商人)准备“委以特用”，所以希望准予他回国。警方知道第三科是专做海外工作的，自是深信不疑，当场应允。
涂涛声于是派人去找河田正雄谈这笔交易。那个日本人倒也干脆，一口答应捐献他的藏品中最珍贵的一件——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条件是允许他在七十二小时后即能离台赴日。涂涛声于是通知台北市警察局发给他离境证明书，然后去河田正雄处取走了《游春图》。
涂涛声毕竟是吃了多年特工饭的，头脑活络，他拿到《游春图》后不忙出手，而是先请专家来鉴定真假。请来的专家姓荣，人称“荣老板”。荣老板并非考古学家，也不是教授学者，但他祖上七代皆是开古玩铺的，他本人也曾在北京经营过三家古玩铺子。祖传下来和自己钻研积累的古董知识，使他在古玩界名声甚响，是当年“中国古玩同业商会”的七人鉴定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所作的鉴定具有权威价值。
荣老板初时不知鉴定《游春图》，照他事后的说法，叫做“若知道是看《游春图》，我也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荣老板断定这幅画是膺品。他一打开河田正雄的《游春图》，马上合拢，往旁边一扔：“假货！看什么？”
涂涛声问：“你凭什么说这幅画是假的？”
荣老板便说出了一番情由——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的艺术价值之高，在世界上是可与凡高的《鸢尾花》、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相媲美的。这幅创作于一千二百余年前的艺术精品，为历代皇朝的宫藏之物，直至清廷灭亡，方才失落民间。一九四六年，《游春图》出现在长春市的一家古玩店里，后被北京琉璃厂一家古玩店老板穆蹯忱发现，仅以数千元银洋就买了下来。穆蹯忱找到北京琉璃厂的玉池山房经理马霁川合议，准备将此画转手洋人，以获巨额之利。
这个消息被曾任中国盐业银行董事兼管理处总稽核的中国古代字画鉴赏家、收藏家张伯驹所获，立即当面警告马霁川不准将《游春图》卖给外国人。马霁川理亏，愿以八十条黄金的价格出让给国内买主。张伯驹去找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叔平，想说服马拍板购进，归国家所有。可是故宫博物院的经费少得可怜，没有力量购买。张伯驹无奈之下，决定自己斥资购下《游春图》。张伯驹请琉璃厂“墨宝斋”掌柜马保山、“崇古斋”老板李卓卿出面疏通，使马霁川、穆蹯忱同意以二十条金子将《游春图》卖给张伯驹，但要港条(港条成色好)。
张伯驹卖掉了自己居住的宅邸和太太的所有首饰，终于凑齐了二百两黄金，购下了《游春图》。之后，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曾出价五百两黄金收购《游春图》，遭到拒绝。所以，《游春图》的真迹应在中国大陆(按：一九五二年，张伯驹将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以及清代几幅名家山水画献给国家，皆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涂涛声听荣老板如此这般一说，哪有不信之理？顿时大怒，当即通知警察局将河田正雄逮捕，然后派特务过去“审讯”。河田正雄免不了吃一番皮肉之苦，原先谈的交易自然不算数了，最后向中央党部第三科“捐献”了几件古玩，又交了一笔罚金，才换了个“取保候审”。
涂涛声又请荣老板鉴定，这回是真货，但都不是稀珍之物，不过若送进古玩铺子，是能换上不少于五位数的美金的。涂涛声认为送给诺克斯也可以了，便让人打点装箱，准备送往香港。
礼物准备好了，还得物色一个合适的人出面去送给诺克斯。这个人必须是诺克斯的朋友，否则，对方决不肯收这份礼物的。这一点，当然是难不到特务机构的，稍稍一查，就找到了一位姓刘的教授，此人当年是诺克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后来也时有书信来往。涂涛声把刘教授请来，一番软硬兼施，迫使对方答应去香港走一趟。
诺克斯原本就反对共产主义学说，身为美国政府的官员又“顺理成章”地要执行美国当时的反华政策，又收受了台湾方面的贿赂，自然要坚决地维护美国政府冻结古耕虞资金的决定。他很会耍手腕，自己不出面，让驻港领事馆的下属官员出面，一次次地和古耕虞及古所聘请的律师打交道，态度坚决地拒绝古耕虞关于“解冻”的申请。诺克斯的如意算盘是想以此磨掉古耕虞的锐气，让“猪鬃大王”知难而退，自己罢休。
哪知古耕虞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在多次碰壁以后，毅然致函诺克斯，指出如果再不作实质性的接触，他将直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申议，提请诺克斯考虑后果。诺克斯无奈之下，只得约见古耕虞，进行实质性的接触。
诺克斯向古耕虞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把在中国内地的公司卖给中共，作价极低，我们估计只有实际价值的二三成。而且拿到手的不是现钱，是公债。现在我请你回答，你这样做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这是一个布满陷阱的问题，不论怎样回答，都会陷入阱内：若承认是自愿的，那就是同情中共；若承认是被迫的，则会被认定在美资金一旦解冻而继续同中共做生意时，也有可能会“被迫”将资金买公债。
总之，无论怎样回答，资金都不能解冻。
诺克斯自以为聪明，但却难不倒“猪鬃大王”。古耕虞见多识广，事先又专门和律师讨论过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及如何回答，当下马上严肃地说：“总领事先生，你向我提这个问题，是违背美国法律的。我的公司在美国注册，我是一个法人，我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也拒绝宣誓。”
总领事没料到古耕虞会这样回答，显然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不禁为之默然。他沉思了一会，突然改口问：“你是哪一年来香港的？”
“1948年。”“你的亲属在哪里？”“一个兄弟在美国，大儿子和大女儿在美国读书，两个儿子和我母亲在香港。至于我和我的夫人，有时在香港，有时在美国。”
“没有其他亲属在大陆吗？”
“一个也没有。”
“这两年你去过大陆吗？”
“没有。”古耕虞当时回大陆都是极端秘密的，为了避免台湾特务的监视，走的路线也是经过选择的，通常绕道澳门。
诺克斯总领事问到这里，知道没有文章可做了，不无失望地长叹了一口气，从旁边的书记员那里取过记录，看了一遍，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递给古耕虞：“请古先生读一遍，如果确认记录无误，签上你的姓名。”
古耕虞仔细看了两遍，然后签名。当他把记录送回过去时，脸上露出了微笑——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当双方当事人签名后，这份记录便已经成为一份不可更改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诺克斯总领事再狡滑也无法做手脚了。
果然，三个星期后，美国国务院授权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通知古耕虞：美国财政部已经批准，他的公司在美资金可以解冻；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把中国猪鬃优先卖给美国政府，除非美国政府不要，才能卖给别的国家。如果古耕虞同意，可以到华盛顿签字。
古耕虞接到通知，大喜，对夫人说：“这个条件，对我来说真是求之不得，正中下怀。我的任务正是要卖猪鬃给美国。”
古耕虞当即去华盛顿。签字前，古耕虞提出他和中国大陆做生意，美国不要冻结他的资金。美国国务院同意了。
“猪鬃大王”又开始了他的以猪鬃换取战略物资的贸易，但他担心美国政府变卦，便把解冻后的全部款项都汇回国内，密而不宣地交给了人民政府。
却说台湾特务机构见辛苦了这么些日子，竟未能达到目的，不禁大恼。郑彦棻召见涂涛声，说：“那个‘猪鬃大王’，你要给他加加温，免得他折腾得太欢，惹‘总统’不高兴。”
涂涛声点头说：“以敝职愚见，把他干掉算了！”
郑彦棻未置可否，挥挥手把涂涛声打发走了——这是默认的表示。
涂涛声回去后马上召来两名特工：“老朱、小储，你们是广东人，又在香港待过，地形既熟悉，英语也过得去，现在派你们去香港走一趟，把那个做猪鬃生意的古耕虞给干掉。注意，手脚利索点，千万别漏馅！”
朱、储两人领命赴港，先去中央党部第三组设在香港的秘密联络站拿了古耕虞的照片及有关资料，呆在旅馆里闭门不出研究了两天，发现古耕虞平时应酬较多，经常去饭店和商界人物吃饭谈生意。根据他们以往的“行动”经验，这种场合最适宜下手，行刺也容易逃遁脱身。于是，两人便通知联络站注意古耕虞的行踪，一有晚上的饭局就预先告知，以作准备。
中央党部第三组香港联络站实际上是一家以经营西药为幌子的特务机构，指挥“第三组”潜伏在香港的一批特工从事特务活动。对古耕虞的“工作”，他们早已在进行，此时不过做得细一些而已。台湾特工其时已用上从美国搞来的窃听器，他们便冒充电话局线路工人将窃听安装在古耕虞所开的公司的电话线路上，日夜进行窃听，企图刺探古耕虞的行踪。
大约过了五六天，台湾特工终于通过窃听掌握了一个情况：三天后，香港商会将在玛丽大道上的帝国酒店举行联谊会，大约有一百五十名左右的资本家出席，商会也邀请了古耕虞，古答应届时赴会。联谊会的开始时间是晚上七点三十分。
朱、储两名杀手接到情报，立刻去帝国酒店周围察看地形，决定在联谊会结束时于酒店门口下手行刺猪鬃大王，下手后立即逃离现场，直赴启德机场，搭乘夜航班机离开香港。
行动方案报到台北“中央党部”第三组总部，郑彦棻拍板：可以下手。同时责成香港联络站在朱、储行刺成功后派特务放出风声，诬陷是大陆方面下的毒手，原因是古耕虞不想再跟他们做生意。
联谊会举行的那天，朱、储两人潜至帝国酒店斜对面的一家咖啡馆，先往帝国酒店打电话询问商会举办的联谊会大约几时结束，然后要了咖啡、点心，一边吃一边等。
将近十一时，联谊会结束了。与会者从帝国酒店大门里拥出来，往停车场去。那里，停着私家车和“的士”。朱、储两人已经观察好进退路线，躲在一辆酒店的运货汽车后面。这辆汽车的前面是通往停车场的一个必经弯道，所有人都必须从他们的眼皮下通过。
大约过去三十多人时，两个杀手瞅见古耕虞过来了，西装革履，气度不凡，边走边和旁边一个胖子悄声说话。朱某以肘弯轻触储某：“是他吗？”
“是的！”
“下手！”
两人同时从怀里拔出手枪，觑得真切，双枪齐发：“啪！啪！”
这两颗子弹，分别击中目标的额头和胸脯，当场栽倒殒命！
枪响后，现场一片混乱，朱、储趁机逃遁。当时，香港往台北没有夜航班机，他们购的是飞往东京的机票。抵达东京后，由于没有入境签证，连机场也未出，几小时后便上了飞往台北的班机。
两名杀手于次日上午十时许抵达台北桃园机场，一出机场便雇“的士”直奔“第三组”总部，想去邀功领赏。哪知，顶头上司涂涛声赏给他们的是一顿劈头夹脑的臭骂！
原来，朱、储认错了目标，被暗杀的是一个毫不相干的黄姓绸缎商，而古耕虞那天因故未赴会。
台湾特工还想找机会下手，但此事不知怎么给美国方面看出了苗头。他们还要和古耕虞做猪鬃生意，中央情报局便通过台湾协防司令部的情报处长(美军)向蒋经国发出暗示性警告，于是台湾方面只好取消了暗杀“猪鬃大王”的计划。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