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密档黑手（1）

五、专案侦查

情况迅速上报，济南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下令，立刻组逑专案组侦查该案，要求迅速查获盗窃密件的敌特分子，追回密件。

当天，济南市公安局指定冯增良牵头负责组建了专案侦查组。专案组成员共有四人，冯增良任组长，三名组员是赵史图和一分局侦查员何野冈、简连芒。用现在的眼光看，以区区四人侦查这等分量的一个案子，阵容明显有些单薄，但当时的警力紧缺，也只能这样凑合着干了。

下午，专案组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冯增良介绍了上午他和赵史图以及一分局痕迹师老朱对“濮庐”现场的勘查情况——

冯、赵赶到“濮庐”，先听门卫老于头儿说了上午有人向他借工具在“濮庐”大门口修理自行车的情况，初步断定那个戴鸭舌帽的修车人跟潜入库房行窃的案犯是同伙．其使命是借修车为名绊住老于头儿，使其无法去库房巡查。老于头儿报告上述情况时，刘苍坤也在场。老于头儿说完上述情况，刘苍坤请他顺便把3月10日库房的门锁统统披人撬坏的事儿也说了一下。

冯增良、赵史图和老朱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发现案犯是从后面围墙攀爬进入“濮庐”的，然后径直前往八号库房，撬坏了已修复的门锁入内行窃。从库房内的档案被翻得乱七八槽来判断，案犯仅仅知道那份密件藏匿于该库房的某个架子上，但并不知晓具体藏在哪个位置。围墙内外和库房门外都未发现案犯的脚印，不过，在被窃库房内的地板上以及被翻腾的旧档案上提取到了案犯的足迹和指纹。另外，在那个“鸭舌帽”给老于头儿的那小半包“大前门”香烟的包装纸上，也提取到了两枚指纹，而且，因为修车的缘故，“鸭舌帽”的手上沾了机油，所以这两枚指纹非常清晰。

然后，专案组开始分析，“濮庐”库房是否真的藏匿了那样一份密件？从法律上来说，司马云飞的交代其实属于检举，因为所谓藏匿密件的行为并非他本人所为，以“保密局”的工作纪律，这种重大机密也不应当被其所知。可是，司马云飞却知晓了这一秘密，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司马云飞的姐夫古震城系“保密局”济南站第二交通组组长，济南解放当天，古震城化装逃遁，涉案密件是古在一天前的夜间奉命从“保密局”济南站会计王锦清那里取出，然后直接送到“濮庐”，交给了济南站书记（“保密局”沿袭“军统”的组织编制，外勤单位的书记系辅佐站长工作的副手，相当干副站长）姜青钟。古震城和姜青钟是同一期特训班的同学，还是结拜兄弟，古比姜大五岁，故私下里姜是唤其大哥的。

按照“保密局”的工作纪律，交通员是不能知晓所传递的信函内容的，即使是一个折叠成梅花形状的便条，也只能传递，不得打开看一眼。古震城本应在把密件送达后转身就走，可是，这对哥们儿听着城外华野大军攻城部队的枪炮声，都有一种末日将至的预感，到这当儿，副站长姜青钟早已把纪律丢到脑后了。他让古震城别急着离开，说今晚之后我们是否还能见面谁也不知道，希望我们都能活着离开济南，万一谁有不测，他的家属就由另一位照料。

两人说着，都十分伤感，姜青钟让卫士去他的车里取酒，说要和古震城喝一杯离别酒。这时，姜的助手小柳进来了，姜随手把密件递给他，吩咐把它放好。片刻，小柳返回姜、古所在的屋垦，把一张纸递给上司后又出去忙什么去了。姜青钟把纸放在一旁，拿起酒瓶往两个杯子里斟酒，说大哥，我们干了这杯，但愿不久就能见面。这时，古震城无意间朝那张纸瞥了一眼，看到上面写着那份密件存放的库房号码和位置：“捌号，进门右侧木架第三层第二沓底下”。

古震城当时并没在意，但当交通员的记性特好，这一瞥就再也忘不了了。离开“濮庐”后，他去司马云飞家接老婆。当时他的全家都躲在司马云飞处，天亮后就要逃离，所以尽管深更半夜，却谁也没睡，两家人围坐一处唱送行酒时，古震城把先前一幕告诉了司马云飞。次日，城破，古震城、姜青钟趁乱分别逃离，出城后就和家人走散，古震城披挤进河里溺死，姜青钟被捕，在押解途中逃跑未遂被击毙。

司马云飞对上述情况的交代应该是可信的，而现在发生的“濮庐”库房窃案跟其交代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侦查员们估计，姜青钟的助手小柳在经过一番周折逃到南京后，到“保密局”述职时，说出了密件藏匿的情况。专案组之所以认为小柳是“经过一番周折后”才抵达南京，是因为如果他早就到南京了，那么“保密局”也早就指派特务来济南窃取密件了。而且，可以肯定小柳的记忆出了问题，也许因为逃亡路上过于紧张，精神受到过分刺激，所以只记得密件藏匿于“濮庐”库房，具体藏在哪个房间的什么位置却忘记了。这从3月10日库房门锁全部被橇一节可以得到印证——受指派潜入“濮庐”的案犯并不清楚密件藏匿征哪个库房，只好逐间打开寻找，这当然不着边际．今天的再次失窃，案犯准确无误地直奔第八库房，说明那个提供情况的小柳后来脑子清醒了，回忆起了藏匿密件的具体位置。

根据老于头儿在盗案发生的同时被那个“鸭舌帽”设计绊住的情况分析，案犯再次策划到“搂庐”行窃，起码应该始于两天前。他们在3月10日潜入“濮庐”失利后，很快就获得了密件确切的藏匿位置，可是，却因“濮庐”内已经进驻了军管会派出的刘苍坤等四人，他们不敢夜晚再次潜入，只好选择白天。当时大家普遍的印象都是“共产党会多”，案犯估计刘苍坤他们肯定会经常被军管会召去参加什么会议或者政治学习之类，因此派人（即“鸭舌帽”）在“濮庐”周围蹲守。今天上午，见刘苍坤四人离开了“濮庐”，就抓紧机会行动，成功窃取了那份密件。

那么，应该如何对本案进行调查呢？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从最容易发现线索的老于头儿离奇打盹儿这一点上着手进行调查。大家分析，敌特分子可能在早餐中下了速效安眠药，致使老于头儿进入昏睡状态。于是，侦查员们马上行动，向老于头儿了解3月10日那天他自起床后的饮食情况。

不过相隔五天时间，老于头儿记性还不错，一五一十说得清清楚楚。他有喝茶的习惯，不过从来不喝隔夜水，每天大清早起来后必把上一夜喝剩的开水统统倒掉，从“濮庐”后院那口井里打了泉水烧开后沏茶。那天早晨起来一直到他不知不觉间开始打盹儿，除了外孙小虎来给他送早饭外，没第二个人来过，即使是小虎，也没进“濮庐”大门，跟往常一样，老于头儿是出门去接早餐的。前面说过，能每天早餐时要喝一小蛊自泡的药洒，这天小虎送来的下酒菜是两块五香卤豆干，主食照例是两个油饼。

这就是说．3月10日那天，老于头儿从起床到打盹儿之间所进的饮食是茶水、药洒、豆腐干和油饼。如果之前专案组的分析准确的话，那么敌特分子下的安眠药只能在这几样中。泡茶的水是当天从水井打的，应该没有问题．药酒和茶叶之后几天一直在饮用，也无问题；看来有问题的应该是豆腐干或者油饼，这需要向老于头儿的老伴儿于婆婆调查了。

于婆婆告诉侦查员，五香卤豆干是她在3月9日烧制的，一共三十块，给两个出嫁后住在附近的女儿各送去十块，剩下的十块她和外孙小虎9日、10日吃了八块，还有两块是特地留给老头子下酒的。至于油饼，那是向“徐歪头”买的。

这就是说，五香豆干应该也没有问题。那么，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就在那两个买来的油饼上。侦查员决定找“徐歪头”调查，先向派出所了解此人的情况。

派出所提供，“徐歪头”本名徐朝福，四十岁。此人的脑袋位置跟常人无异，之所以被人唤作“徐歪头”，是因为其父徐增寿是天生歪脑壳，徐朝福上小学时同学以其父的特征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一直沿用至今。“徐歪头”继承父业，千的也是沿衡叫卖油饼的营生。抗战时，济南被日军侵占，“军统”设立济南站，需要秘密交通员，看中了“徐歪头”，派人对他进行了考察，得出结论曰：外表憨厚，内在精明，记性优良，其职业特别适合从事秘密交通工作。于是，就将其发展为“军统”济南站的地下交通员，列入正式编制，就是说

在重庆“军统”总部人事处有备案并没立人事档案，每月发给薪饷二十四元。

考察“徐歪头”的那个“军统”特务颇有眼力，“徐歪头”果然是一块从事地下交通的好料，加上运气好，从1938军6月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他完成了数百次的地下交通工作，竟然次次顺利。为此，抗战结束后受到了“军统”嘉奖，还去南京参加了表彰大会，受到戴笠的接见。不过，像“徐歪头”这样的料只能做做基层交通员，不适宜搞管理，所以他即使干到老死也还是一个交通员。次年春天，戴老板飞机失事殒命后，“军统”大量裁减特务，像“徐歪头”这样的当然是首当其冲。

“徐歪头”的以上经历，我方起初并未掌握，而这家伙在济南解放后也没按照军管会发布的通令前往公安局登记。两个多月前，一名被捕的特务在交代时提到了抗战时期他曾领导过“徐歪头”，而徐的职业住址均未变化，公安局就把“徐歪头”提溜去，讯问证实了这段历史。因未发现“徐歪头”之后跟“保密局”有联系，就网开一面释放了。

侦查员了解“徐歪头”的上述情况后，很自然地产生了联想，这主儿会不会征济南解放前夕被“保密局”看中，让其“归队”？这可不是主观臆想，这种情况在之前已经解放的城市破获的敌特案件中屡屡出现过。如果真是这样，那“徐歪头”在卖给于婆婆的油饼中做做手脚加点儿安眠药就是举手之劳了。组长冯增良当即决定连夜传唤“徐歪头”。

派出所民警带路，专案组一干侦查员亲往徐宅传唤，并对其住宅进行搜查。搜查的结果是，除了制作油饼的食材面粉、食油、黑白芝麻外，并朱发现任何可能跟本案有关的东西。不过，侦查员并未失望，这主儿嫌疑很大，因为他一见到公安便衣登门，就露出惊慌的神色。试想，一个在日伪统治下为“军统”传递了七年之久秘密情报的老交通员，应该已经形成了那份职业性的定力，此刻心里若没有鬼，又何必惊慌呢？

“徐歪头”被带到专案组苏公地一分局，奇怪的是，侦查员一开口讯问，他之前的那种惊慌竟忽然消失了。他神色镇定地回答侦查员提出的一个个问题，说自己以卖油饼为生，还要养家糊口，所以每天都得劳作，晚上通常睡得很早，次日三四点钟就得起床，和面，做饼、油煎，然后趁热拿到外面去沿街叫卖．卖掉一批后，回来把已经做好的饼坯制作成油饼，再拿出去卖。一般情况下，他每天要制作三批，卖光回家已是上午九点多了。他制作的油饼有甜咸两种，甜的是圆形的，上面是白芝麻，咸的是长圆形的，上面是黑芝麻。至于他跟“军统”的关系，早在1946年夏天就结束了，当时通知他“光荣退业”，发给一笔退业费。之后，人家再也没跟他联系过。

因为没有证据，侦查员只好先把“徐歪头”留置，然后摸黑去了老于头儿家，找于婆婆详细询问她那天向“徐歪头”买油饼的情况。于婆婆说她是“徐歪头”的老客户．10日那天早晨买了三个，一个给外孙小虎，两个给老于头儿。小虎嘴馋，等不到给姥爷送去后回来再吃，是在去“濮庐”的路上吃掉的。向“徐歪头”买的时候，对方并无跟以往两样的举动，三个油饼递给她时也没说什么。

侦查员问小虎吃了那个油饼后有什么反应吗？于婆婆说没听说他有什么不舒服呀，那天他去上学，不知道在学校上课时打过盹儿没有。当时已是深夜，小虎已经睡了，但侦查员还是把小家伙唤醒，问下来，小虎说他上课没打盹儿。

据此分析，专案组认为“徐歪头”不具备涉案的可能，因为他不能确定三个油饼中哪两个是给老于头儿吃的，所以必须准备三个都下了药的油饼，可是小虎随机吃了一个并无反应．如果只准备两个掺药油饼，那他在把三个油饼递给于婆婆时就必须有个说法，使于婆婆在毫不起疑的前提下把那两个掺了药的油饼给老伴儿吃，‘徐歪头”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徐歪头”先前为何一见侦查员登门就露出惊慌之色呢？原来，这老特务冷不丁见公安便衣夜晚登门，而且一下子来了四位，误以为是要跟他算当了七年“军统”特务的老账。

这条线索，就此断了。

六、追查“鸭舌帽”

一干侦查员回到一分局驻地已是下半夜两点，去食堂要了几个冷馒头，吃了倒头便睡。因为大家心里惦着这案子，谁都睡不踏实，早晨六点多就醒了。组长冯增良一个人出去溜达片刻，让其余三位吃过早餐在办公室等他回来一起研究案情。

冯增良外出其实不是溜达，而是想跟“濮庐”门卫老于头儿唠唠。他寻思这个案子的调查可能还没到位，没准儿漏了点儿什么，而这漏掉的恰恰可能就是打开本案迷宫之门的钥匙。到了“濮庐”，冯增良跟老于头儿聊了会儿，果然有发现。

据老于头儿说．3月10日那天他吃的那两个油饼是长圆形的成饼，炸得不十分透，有些黏牙，上面的芝麻也没平时多，而且比较瘪。当时他就想，这“徐歪头”一向做老实生意，怎么解放了反倒变得滑头了？冯增良听着心里一动，便问老于头儿是否还记得油饼上面洒的是啥芝麻，黑的还是白的？老于头儿想了想，用不确定的语气说好像是白芝麻吧。

冯增良马上想起，“徐歪头”说过，他做的油饼凡是咸的都是黑芝麻的。这不对啊！难道那天老于头儿吃的油饼不是“徐歪头”做的，而是另有来源？如果这个设想准确的话，那么问题肯定出在小虎给姥爷送油饼的路上。冯增良当即决定去向小虎了解情况。

这天是3月15日星期二，冯增良赶到学校时，小虎已经坐在教室里上课了。因为时间紧迫，冯增良请校长把孩子叫了出来。小虎的陈述证实了冯增良的猜测——

于家离“濮庐”大约三里，这个距离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来说有点儿远，单程要走二十分钟左右。在小虎看来，那天他的运气比较好，刚刚走出巷子，拐弯朝南走出没多远，后面一声铃响，—辆自行车在他身边停了下来，骑车的那个男子轻轻拍了一下小虎的头顶：“小虎，你去哪里啊？”小虎说去“濮庐”给姥爷送早饭。那人说：“正好顺路，叔叔带你过去吧！”于是，对方就把小虎手里提的装着两个油饼、两块卤豆干的竹编小篮接过来放在自行车前面的金属网兜里，网兜里还放着他自己的什么东西，他顺手取了一块糯米糖糕给小虎吃。

那个年代平民家的孩子难有这样的待遇，吃着糖糕乘坐自行车，和如今农民工的子女吃着德芙巧克力坐宝马兜风有一比，小虎的高兴自不待言。自行车行至离“濮庐”一箭之地的岔路口停下，那人让小虎下车，说他要拐弯了，说着把小竹篮从网兜里拿出来递给小虎。小虎走出几步，又被叫回去，那人掏出两颗水果糖给他，叮嘱说别跟你姥爷说是乘自行车来的。果然，小虎后来没跟姥爷提起这件事。

这个男子是谁？怎么会认识小虎呢？小虎告诉冯增良，他跟那个男子的相识，是源干对方在学校操场上教人骑自行车。

旧时的小学分初小（一至四年级）、高小（五、六年级）两个部分，有分开办学的，也有合办的，后者就称为“完全小学”。小虎所在的那所小学叫“秋思完全小学”，是一所公办的平民小学，具有当时普遍的简陋特色。就说操场吧，面积不小，还有两个，称为前操场和后操场。不过，这所学校是没有围墙的，教室、办公室是一排独立的平房，砖墙瓦顶，年久失修，下大雨时会漏，老师不得不让学生挤座位以避雨水淋头。两个操场在这排平房的南北，前操场南侧、后操场北侧则是居民住户，两个操场的东西侧也有住家，所以，操场同时又是居民住家的进出通道。如果要说操场的土地产权，还真分不清是学校的还是居民的，抑或是共有的，不过平时双方都可使用。学校用来早操，上体育课，开全校大会和运动会，居民则除了作为进出通道，还用来晾晒衣服、被子，以及作为举办红白事儿时的餐饮场地，有时也会在操场上学骑自行车。

小虎毕竟是个十一岁的孩子，观察既不细致，表述也不到位，因此，冯增良便向校长了解情况。校长姓马，其家就在前操场南侧，对学校一应情况了如指掌。马校长介绍，到操场上来学骑自行车的情况隔三差五都有，小虎所说的那个男子，他也看见过几次。那是一个二十六七岁、戴鸭舌帽的男子——冯增良一听鸭舌帽，心里不禁一动：难道这主儿跟14日向老于头儿借工具佯装修车的是同一人？

校长说，3月10日前个把星期里，每天放学时分，这个戴鸭舌帽的男子都会带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妞来操场上学骑自行车。那妞有点儿胖，动作就不怎么敏捷，再加上缺乏灵性，学骑车旁人看着都觉得累。那年代的孩子普遍缺乏娱乐，无聊之下只好自找乐子，看那胖妞学骑车便成为他们的西洋景，一旦胖妞摔跤，一群男孩儿便鼓掌起哄。胖妞的那个“鸭舌帽”教练有时也会披她的笨拙搞得很恼火，再说他在后面扶着档包架跟着也比较吃力，因此每隔十来分钟就叫停，让胖妞休息，自己飞身上车做示范。为炫耀车技，他还邀请围观的学生坐车，后面书包架上坐一个，前面三角架上坐一个，带着他们在前后操场上绕圈子，有时兴起，还带他们去大街上兜风，反正那时的交警并不禁止自行车带人，警察自己也带的。

听了校长的介绍，冯增良再找小虎了解情况。孩子说那个叔叔特别喜欢他，每次来教胖姐姐骑车，带他坐车兜风的时间最长，同学们都很羡慕他。

离开秋思小学，冯增良去了管段派出所，打了个电话把赵史图、何野冈、简连芒三人召来，如此这般一说，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种可能——那个“鸭舌帽”的所谓教学自行车，显然是故意设置的一个套套，为的是跟小虎相识，其目的就是在孩子给姥爷送饭时用自行车“顺道”捎他去“濮庐”，途中趁机把小虎的油饼调包，换上下了药的。

弄清了这一问题，随之也就产生了调查方案，兵分两路：其一，赵史图和简连芒寻找“鸭舌帽”用来调换小虎油饼的货色来源，指望通过来源顺藤摸瓜找到其人，其二，冯增良、何野冈去秋思小学，发动全校师生提供“鸭舌帽”和那个学车胖妞的线索，如果师生中正好有人认识那二位或者其中之一，破案就大有希望了。

赵史图、简连芒变换了意见后，决定先去一分局看守所，向尚被留置着的“徐歪头”了解其同行中有哪位制作的产品是老于头儿吃的那种白芝麻的。“徐歪头”听侦查员说明来意，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一行里，偷工减料的只有三区那不要脸的‘老疙瘩’。”

“老疙瘩”是半路出家做油饼买卖的，他原是粮业中介，因为惯于使诈，做坏了牌子，谁也不愿跟他沾边，迫干生计，就改行做油饼。这人很聪明，没多久就自学成才，制作出跟“徐歪头”之类的济南城里一流油饼制作者同样的产品，很快就得到了顾客的认可。不过，也正是过于聪明，“老疙瘩”渐渐就玩起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伎俩。他的手段玩得比较精明，让家人上街从其他油饼小贩那里购买若干个咸甜油饼，混在他自己的劣质产品里，使一部分顾客继续保持对他的商品的赞誉。不过，时间一长，这种手法终于被同行发觉，于是大家就相约找到门上，向“老疙瘩”发出严正警告，勒令他做的油饼上的芝麻必须跟其他同行的产品相反，咸饼是白芝麻，甜饼是黑芝麻，以供识别。如若违反，就砸了他的家当，从此不许他在这个行业里混！

赵史图、简连芒离开看守所，就去找“老疙瘩”。这人本名钱步家，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子，侦查员一看到那张脸，脑子照就条件反射似的冒出“不法奸商”四字。“老疙瘩”对侦查员很热情，简连芒说了油饼特征，他马上承认老于头儿所说的白芝麻成饼确实出自其手，而且全城就他一家是这样制作的。他表示愿意积极配合调查，但他怎么也想不起3月10日那天买他油饼的顾客中是否有“鸭舌帽”那样的角色。侦查员正准备放弃，他忽然一拍脑门说：“哎，别是那主儿吧！”

“老疙瘩”所说的“那主儿”姓董，是个无业青年，不过日子过得比较滋润，因为他的老爸是开机修厂的，另外还参股两家贸易公司，有钱让董小开花。董小开独自住在南大街迎春胡同的一个小院里，“老疙瘩”去南大街叫卖油饼时，他隔三差五买，而且一买就是十来个，也不知是自己吃呢还是送给别人吃。“老疙瘩”记得董小开有几次是戴着一顶鸭舌帽出现在他面前的。

南大街迎春胡同是一条大巷子，住着数百人，“老疙瘩”每次到这里叫卖，只要在胡同门停下担子，总会有顾客出来买油饼。记得3月10日那天顾客特别多，一两分钟里就来了十几个，争相购买。“老疙瘩”只顾应付，不曾留意董小开是否在内，不过眼前似有戴鸭舌帽的人晃动过。侦查员询问“老疙瘩”去迎春胡同叫卖的时间，对方所说的倒是比那个教学自行车的“鸭舌帽”跟小虎相遇的时间早些，说明他是来得及买了油饼后赶到于家那里等侯小虎的。再问是否看到过董小开骑自行车，“老疙瘩”连连点头说是有—辆旧自行车，曾有几次在大街上遇见过，有时骑得慢，还跟他点头打招呼呢。

接着，侦查员直奔南大街派出所。管段内的保甲长正好在派出所开会，侦查员便向迎春胡同的彭甲长打听董小开其人。彭甲长说确实有这样一个小伙子，名叫董新道，初中毕业后无业，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不想工作。董家有钱，董新道花老子的钱钞不心痛，而且是挥霍无度。小伙子喜欢结交朋友，男男女女三教九流都有。侦查员问到自行车，彭甲长说董新道确实有一辆六七成新的自行车，前几天晚上还看见他骑着从外面回来呢，带着一个大姑娘。赵史图立刻追问那姑娘的容貌体态，寻恩会不会就是那个胖妞？可彭甲长是深度近视眼，晚上胡同里光线又差，根本没法儿分辨。

当下，彭甲长中途退会，带领侦查员前往迎春胡同“拜访”董小开。不过，他们白跑了一趟，董新道的住所铁将军把门。一个邻居反映，这个小院是董新道的老爸在前两年物价飞涨时为使手头的余钱保值买下的，儿子没日没夜地把狐朋狗友往家里带，折腾得合家不安，于是就让他一个人过来居住了。济南解放后，那些乱七八糟的朋友来得少了，不过，最近这段时间，经常看见董小开带着一个姑娘进进出出。

赵史图、简连芒估计这姑娘就是前几天晚上和董新道合骑一辆自行车的那位了，赶紧向那邻居打听那妞的容貌体态。说话间，又有几个邻居凑上来，都说看见过那妞。侦查员听下来，发现众邻居描述的那妞具有小虎学校师生所说的共同特征——浓眉大眼和体态丰满。两人商量，既然来了，而且发现了疑点，还是等着他吧，就返回派出所等候。

刚到派出所坐下，一杯水还没喝完，忽然听见院子里有人大叫大嚷。赵、简两人出去一看，来人竟是董新道！原来，侦查员刚离开迎春胡同，这小伙子就骑着自行车带着那胖妞回来了，听邻居说彭甲长带着两个便衣警察来找他，看神色料想不是什么好事儿。那胖妞一听就不干了，说你这家伙肯定做了什么亏心事儿，否则人家便衣警察为什么来找你，而且一来就是两个！董新道很在乎胖妞，急赤白脸自表清白，胖妞不依，说你若没事儿那咱就上派出所去问个明白，你敢吗？董新道说去就去，有啥不敢的？

两人合骑—辆自行车直奔派出所，进了院子就开始发飙。赵史图、简连芒露面后，董新道总算平息了怒气，和胖妞一起被请入一间空屋。侦查员了解下来，却是大失所望——董新道并无作案时间。

3月10日那天，董新道和胖妞一早就上千佛山兴国寺去了，烧香拜佛后在寺院里吃了顿素斋，回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两个侦查员有点儿傻眼，既然3月10日没作案时间，那其他什么“鸭舌帽”、“教学自行车”等疑点都不靠谱了。当然，不能光凭他们自己说，简连芒问：“你说3月10日上千佛山烧香拜佛了，有人证明吗？”

董新道一怔：“什么证明，去寺院烧香还要人证明？”

简连芒说：“寻常烧香不需要征明，可是你们二位因为进入了公安局的调查视线，所以需要有证明人。”

那二位急了，董新道跳起来想再次发飙，胖妞忽然开口：“那天我俩上山时，不是遇到两个人跟你打招呼，管你叫‘董少爷’吗？我当时还笑话你呢。”

董新道也想起来了：“那是许师傅、秦师傅，是我父亲以前开油坊时雇的榨油工，现在在‘老祥记油坊’干，那天他们是去给千佛山两家寺庙送订购的菜油的。你们可以去问他们。”

赵史图遂让简连芒留下继续跟董新道和胖妞聊，他去油坊找许，秦两人核实。许、秦证实了董新道所言，于是，这条线索就给排除了。

与此同时，侦查员冯增良和何野冈则在开展另一路调查。两人前往秋思小学，指望那里的师生和居民住家中有人认识“鸭舌帽”和胖妞。他们的工作量比较大，冯增良遂以专案组名义向一分局和管段派出所临时借调民警各一人。四人在派出所会合后，冯增良对调查作了分工：他和一分局民警小荣负责向小学师生调查，何野冈和派出所管段民警老洪对学校周边的居民住家挨家逐户进行走访。

原以为“鸭舌帽”既然把胖姐带到秋思小学的操场上来教学自行车，那他本人或者那胖妞应该是住在附近的。可是，两路侦查员调查下来，却都是白板一块，学校老师、周边居民住家以及各班级的学生，居然都没有认识那二位的。

这时已是傍晚时分，冯增良四人回到派出所。冯增良回顾了工作思路，苦笑道：“看来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糊涂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鸭舌帽”之所以拉了胖妞教学自行车，是为了趁机跟小虎混个脸熟，以便实施替换油饼的计划，因此，他是有意把教学自行车的场地放在秋思小学的操场上，这跟他的住址没有关系。如果一定要扯上关系，那么“鸭舌帽”这厮肯定住在离小学较远的地方，如果就住在附近，事后公安局追查本案时，很容易把他找出来。因此，访查“鸭舌帽”也好，胖妞也好，看来是不能采用上述办法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给即将步入死胡同的调查带来了希望。来人姓吴，家住秋思小学前面的道后街上，是个住家裁缝——就是在家接一些活儿自个儿做做挣点儿钱钞的那种，街坊邻居都唤她吴大婶。吴大婶的小儿子在秋思小学上四年级，这孩子小时候不幸患了小儿麻痹症，走路得靠拐杖。吴大婶担心孩子上学放学路上被其他活蹦乱跳的学生给撞倒，所以每天都接送；有时手头活儿不忙时，还会特地去学校看看，生怕孩子受人欺负。

这天，吴大婶征铁路局上班的丈夫老顾休息，代替妻子去接儿子放学。学校因为协助公安局排查嫌疑人，放学晚了些。老顾倒没觉得奇怪，接到了孩子什么也没问。吴大婶却对儿子问长问短，就得知了公安局正在查访3月上句曾在小学操场上进行自行车教学的那对男女之事。她问儿子最后排查出来没有，儿子说没有——他当然说的是学校方面，侦查员对学校以外居民的排查他一个小学生是不知道的。吴大婶说那我得去向派出所报告．那个胖妞我认识。

吴大婶告诉侦查员，自己的娘家在四区下马胡同，那胖妞家就住在旁边的上马胡同。这两条胡同都是只有一个进出口的死巷子，两条胡同的住家每天都得从与胡同相通的古韵路进出。两个胡同口中间只相隔二十来米，大伙儿进进出出隔三差五见面，即使互相不打招呼也是个个脸熟。胖妞的母亲姓丁，不过人们却不以当时的习惯呼其“丁大婶”，而是管她叫“胖婶”，因为其体重超标。那个年代，胖，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乃是健康的象征，因此丁氏听了不恼反喜。那个侦查员觅之不得的胖妞，系胖婶的女儿，姓陈，名叫小莲。陈小莲不但继承了母亲的肥胖，一张脸也深受其母遗传基因的影响，吴大婶有时回娘家时偶然遇见她，不用问，一看就断定这是胖婶的翻版。3月上旬那几天里，吴大婶在接儿子放学时曾多次看到陈小莲在学骑自行车，而陈小莲却不认识吴大婶，因为吴大婶出嫁的时候，陈小莲不过是个五六岁的孩子，十多年过去，自是记不得这个街坊。

当晚八点，陈小莲已经坐在专案组驻地一分局的讯问室里了。她是在电影院看完电影出来时被守候的侦查员拦下的，和她一起看电影的那个男子也被顺便带进了分局，不过，这人却不是“鸭舌帽”，而是一个跟陈小莲年岁相仿的青年。侦查员把陈小莲晾在讯问室里，先审那个青年。

该青年名叫李西尘，二十二岁，省医学中等专科学校学生，跟陈小莲是小学同学。陈小莲上完小学后没考上初中，辍学征家，好在她家开着一家规模很大的土特产行，家境富裕，不愁吃穿，所以也养得起她，直到今年二十挂零了，还没有找一份工作自食其力的打算。李西尘读完初中后，考进了医科中专，今年就要毕业了。他跟陈小莲早就没有联系了，昨天下午偶然在大街上遇见，两人聊了一阵，似觉投机，于是相约今晚看场电影。

接着讯问陈小莲，先问她跟李西尘的关系，她所说的跟李的那番陈述相同。这胖妞一看便知是属于那种没心没肺的乐天派类型，她对于自己波带到公安局竟然不以为然，还以为是受了李西尘的牵连，问侦查员李西尘犯了什么事儿。侦查员说现在我们不说李西尘了，换一个话题，你会骑自行车吗？胖妞马上主动说起了她跟“鸭舌帽”学骑自行车之事。

那年代结婚早，像胖妞这样年龄的，做母亲的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已经生两三个孩子了。陈小莲除了体态肥胖，其他一切都正常，难免也要想想谈婚论嫁的事儿。父母也很关心，两三年里为她找过几个对象，可除了一个是被女儿回绝的外，其他都是男方看不中女方，理由自有多样。陈小莲寻思现在解放了，人民政府提倡妇女自由，我可以自己找。于是，她就隔三差五出没于电影院、戏院、游乐场等公共场所。

2月28日，她在电影院结识了“鸭舌帽”，攀谈下来，得知对方姓王，是个中医，觉得挺不错的。“鸭舌帽”呢，也似有兴趣和她交往下去，认识的第三天，得知陈小莲不会骑自行车，就热情地说愿意教她。陈小莲早就想学骑自行车了，也曾尝试过几次，可是替她扶车的那几位都因她在这方面的笨拙而大皱其眉，再说也确实是力不从心，所以，每次学车都只有一次，谁也没有第二次再教她的勇气。听“鸭舌帽”说愿意教她学骑自行车，陈小莲自是大喜过望，兴冲冲地就要掏钱去车行租自行车（旧时有专门提供自行车出租的车行）。“鸭舌帽”说我有自行车，浪费钞票干吗？明天我把车骑来，带上你找个地方学就是。

就这样，从3月2日到3月9日，除了中间的3月6日星期天，“鸭舌帽”天天都到上马胡同口来接陈小莲，让她坐在书包架子上，把她带到秋思小学的操场上教她骑车。从上马胡同到秋思小学，骑车需要大约四十分钟，胖妞身高一米六五，体重一百五十斤，“鸭舌帽”每次都累得满头大汗，却毫无怨言。陈小莲于心不忍，说咱们是不是换个地方学骑车？我家附近就有好几处空场地，我以前都是在那里学的。“鸭舌帽”总是笑笑说没什么，他喜欢这样。

“鸭舌帽”教陈小莲学骑车比较耐心，只是陈小莲缺乏悟性，又是一副胖身材，学了个把星期，仅能在“鸭舌帽”扶往书包架子时勉强骑行。不过，对于陈小莲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了。学过骑自行车的人都知道，到了陈小莲这一步状态，正是学车积极性最高的时候。对于早就想学会骑车以便出门时可以以车代步的陈小莲来说，这种心情就更为迫切。可是，她的愿望却无法实现。3月9日，“鸭舌帽”把她送回上马胡同口后明明说好次日下午再来接她，次日她在胡同口傻傻地等了一个小时，“鸭舌帽”却没出现。之后两天下午，陈小莲仍到胡同口傻等，“鸭舌帽”还是没有出现。她终于意识到“鸭舌帽”不愿意再与她交往了。

由于上级对本案的侦破是有限期的，侦查员不可能等到明天再接着往下调查，组长冯增良下令，马上分头前往上马胡同和市卫生局，一是向陈小莲的家人．邻居等了解她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二是从市卫生局调取全市中医名单，以便从中查找符合“姓王”、“男性”、。三十岁以下”这三个特征的中医。

调查下来，陈小莲的家人和上马胡同甲长、邻居都证实陈小莲的个人状况、平时的生活状态如其所言，而且至少有二十人曾亲眼看到“鸭舌帽”骑自行车接送陈小莲，另有七人证明，3月10日、11日、12日三天下午，陈小莲确实在胡同口傻等着什么人．市卫生局提供的全市中医名单中有三人符合“姓王”、“男性”、“三十岁以下”这三个特征，可是，他们的个人照片部与“濮庐”门卫老于头儿、秋思小学师生以及陈小莲的描述大相径庭。

好不容易获得的这条线索，又断了！

七、水落石出

3月16日上午，专案组再次开会对案情进行研究，着重点是怎样寻找“鸭舌帽”的线索。众人对此提出了几个没想，比如继续调查秋思小学师生及学校周边的住家居民，上马、下马两个胡同的居民中跟“鸭舌帽”打过照面的众多对织，但逐个分析下来，要么工作量太大，要么希望渺茫，只好都放弃了。

案情分析会开到中午，还是没有结果，组长冯增良说吃午饭去吧，下午继续开会研究。昨天晚上，一分局夜间巡逻队在执勤时打死了一头窜进市区觅食的野猪，抬到食堂为大伙儿改善伙食。那时还没有“五条禁令”之类的条款，所以并不禁止午餐时喝洒，一些民警就自己掏钱买了酒在食堂三五成群搞小型聚餐。专案组诸君却没这份兴致，一干侦查员心头都像挂了个铅球一样沉甸甸的。尽管哪位领导也没提起过，可大家心里都明白本案破获时间的紧迫性一一那份被窃的密件随时有可能被敌特分子送往南京，或者干脆就地销毁。如果真的这样，那对于我方的反特工作来说无疑是一个损失。

专案组几位打了饭菜，自动聚到一个角落里坐在一起用餐，一边吃着，一边接着讨论先前没有解决的问题——究竟应该从哪个方向去追查“鸭舌帽”的下落。不知谁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是否可以通过“鸭舌帽”所骑的那辆自行车去查摸线索？

这个建议立刻赢得了其他同志的赞同，接着，就定下了分工：分别向老于头儿、陈小莲以及秋思小学师生、学校周边和上马、下马胡同的居民进行调查。

当天傍晚，众人在一分局碰头，汇总调查情况。从秋恩小学师生、学校周边以及上马、下马胡同的居民对自行车的描述的综合情况刿断，“鸭舌帽”所骑的是—辆六七成新的日本造28英寸黑色“铃木”自行车，半链罩，前后都有挡泥板，车后的书包架子很结实，没有牌照。受调查者对这辆自行车的一个重点特征有两种不同的描述：一种是陈小莲和秋思小学师生及居民的印象，后挡泥板上粘符一块长约三寸宽约一寸半的长方形白色医用胶布，另一种说法只有一个目击者，那就是“濮庐”门卫老于头儿，他说后挡泥板上并无胶布，而是有两个不甚清楚的红色油漆字。什么字呢？老于头儿上过一年私塾，在之后几十年生活中又识了百十个字，他说那两个模糊的字好像是“零柒”。

专案组分析，从“铃木”品牌来看，那辆自行车应该是侵华日军或者日本侨民留下的，后挡泥板上有油漆写的“零柒”两字，说明这辆车是某个单位的公车，至于那块医用胶布，估计是为了遮掩“零柒”字样，遮掩字样加上拆去牌照，说明这辆自行车极有可能是一辆赃车。

侦查员注意到一个现象：从3月2日到3月9日，陈小莲等目击者所看到的那块医用胶布都是洁白如新的，这说明“鸭舌帽”每天都在调换。他为何要频额调换胶布？既是为了遮掩，也是为了用胶布的黏性消除那两个字。到3月10日老于头儿看见这辆自行车时已绎没有胶布了，这说明“鸭舌帽”认为“零柒”的痕迹基本消除，不仔细看已经看不清楚了。没想到，却偏偏让貌似文盲的老于头儿根据残存的油漆痕迹分辨出来了！

专案组决定，立刻全体出动，先去市公安局查阅济南解放后的全市公私自行车牌照登记档案，然后分头调查哪家单位曾经失窃过自行车。

一干侦查员到了市局，留用老刑警简连芒提了个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走捷径试试，不去查自行车的上牌档案，而是改从自行车报失着手。这个建议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就去了治安科。市局治安科内勤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每天上午跟全市十一个区的分局治安股通电话，了解分局上一天发生的刑事，治安案件，包括逮捕、拘留，留置了多少人犯，然后一式两份制作表格，一份送交市局秘书科，另一份留底。现在，专案组侦查员只要查阅治安科内勤留底的表格就行了。查下来，从2月1日到3月初，共有三十七辆自行车被盗。由于表格里未显示被盗车辆是公车还是私车，所以只能致电各分局逐一询问。最后的结果是，失窃的三十七辆自行车里，公车有九辆，分别属于五个区的九家单位。众侦查员又分头走访那九个单位，终干查明那辆黑色“铃木”自行车系华东大学2月24口失窃的。

1948年夏，中共中央华东局浃定，以原临沂山东大学渤海地区的部分留守人员为基础，并集中原来的一些教师，会同华中建设大学的部分干部、教师，在山东潍县组建创办了华东大学，同年9月4日开学。两个多月后，该校迁入已解放的济南，下设文学、社会科学、教育三个学院和一个研究部，另设一所附属中学。该校有十二辆自行车，清一色的日产“铃木”，那是胶东军分区从抗战胜利时缴获的战利品中拿出来作为礼品赠送华东大学的。这批自行车随校迁来济南后，分别由校部和三个学院、一个研究部使用。2月24日，教育学院办公室干事小冯骑车外出办事，在站前街邮局门口停车去寄挂号信，也就不过几分钟时间，等他出来时，这辆编号为“零柒”的自行车已经不翼而飞了。

专案组随即对这起失窃案件进行调查。次日，老刑警简连芒找到了专在火车站地区作案的一个盗窃团伙的头目秦老七。这是老简的熟人。早在二十年前秦老七还是小混混儿时，曾三次被老简抓捕。当时老简念其年纪小，还是孤儿，就网开一面给释放了。殊不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秦老七如今竟然成了统领火车站地区一干盗贼的头目。

二十年不见，秦老七已经长成了一条大汉，不过他还记着老简当年的三次释放，见面竟然要行跪叩大礼，被老简一把扯住，说老七咱不讲究这一套，老叔我来找你是有事相商。秦老七说您老有啥事儿只管开口，咱说什么也得给您老办到！待到听说是为找一辆自行车，秦老七说那太简单了，我立马吩咐下去，咱先去喝茶，应该很快就有回音的。

果然，一壶茶才续了一次开水，已有消息报来：2月24日，一个浑号“靠杆倒”的偷儿撬窃了那辆自行车，已经销赃。简连芒还没开口，秦老七已经冷冷道：“告诉他，怎么出手的，怎么弄回来！明天这时候我要看见这辆车。”

简连芒赶紧说：“这倒不必，我需要知道的是那辆自行车卖给谁了，现在在谁手里，追赃的活儿我们自己干。”

当天傍晚，秦老七派人向老简报告，“靠杆倒”得手后，把那辆赃车卖给聚贤街的。“鸿德饭店”了，饭店老板买车是为了送外卖。

侦查员随即奔“鸿德饭店”，找老板问下来，对方说确实在2月25日收了那么一辆自行车，花了三十万元。可是，这辆车到手后只使用了三天，2月28日下午就没了！就是在饭店门前停着时被偷的，当天就向派出所报案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接着又去派出所，饭店老板所言得到了证实，不过，派出所不知道报失的其实是一辆赃车。侦查员正和所长说着，一个民警进来向所长报告说“鸿德饭店”报失的那辆自行车是附近得胜里的混混儿小耿偷的，但车已经出手了，以二十五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信义街开竹器批发行的郭思仁。

郭老板不过三十岁，是元旦后其父因病去世后接任老板的。侦查员问他是否收过一辆赃车，他说别人曾经转让给他一辆旧自行车，是不是赃车那就不清楚了。可是，车买回后停在门口，一不留神让人给偷走了。侦查员一听，这情节跟上一个买家“鸿德饭店”老板所说的相同，便起了疑心，问郭老板报案了没有。郭恩仁说不就一辆自行车吗，报啥案？我才懒得跑派出所呢！侦壹员再问他买车的日期，上家，地点，他干脆一律不回答，以摇头应之。这下，侦查员火了，掏出手铐铐住了就提溜到派出所。

这家伙是蜡烛，不点不亮，一进派出所立刻主动表示愿意说实话。他说那辆自行车是他的一个名叫韩浙寅的朋友托其留意购买的，买下后当天就给对方送过去了。侦查员一问韩浙寅的一应容貌、穿着特征，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就是那个“鸭舌帽”！

当天深夜，韩浙寅在其住所落网。当场搜查，搜得左轮手枪，子弹、密写药水，黄金，银元等特务器材、经费，但却没有“濮庐”被窃的那份密件。专案组诸君心里都是一凛，暗忖难道已经送南京了？！

韩浙寅被赢接押解市局，立刻讯问。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2月12日元宵节那天接到一封通过邮局寄来的密函，指令他设法将“濮庐”库房内一份密件盗出来。密函中说该密件藏匿于第八号库房进门右侧第一个木架子的第三层第二沓，该沓档案最底下那册就是。

韩浙寅出身济南富家，就读于山东大学理学院（当时在青岛）．前年经一个朋友介绍参加了“保密局”，领取活动经费和津贴，具体做的是收集师生言行，定期上报。他应于1948年夏毕业，但因“工作积极”，“保密局”让校方将其留级，继续待在学校为“保密局”效力，当年底，因身份暴露，受命撤回老家济南，在其家族所经营的西药批发行谋了一份工作，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社会情报收集活动。济南解放前夕，韩浙寅受命潜伏，

韩浙寅未接受过一天特务训练，让他收集情报还能做做，而要潜入“濮庐”库房盗窃密件，就既缺胆量又无技能了。他反复考虑后，决定雇请一名职业小偷代其行事。于是就去火车站，衣兜里故意放了个钱包，果然有扒手光顾，被他逮个正着。对方是济南郊区乡下人，叫丁根宝，是个四十多岁的文盲。韩浙寅跟其攀谈下来，双方达成意向，言明届时盗得密件后韩浙寅支付给丁根宝三十万元。接着，韩浙寅让丁根宝等候通知，自己去“濮庐”察看了几次，发现可以从后面爬墙潜入。不过那个门卫很尽职，白天黑夜都会不定时地去里面巡察。反复考虑，他认为还是晚上下手为妥。可是，跟丁根宝一说，那位却不肯，说生怕晚上遇见公安局的夜间巡逻队，要干只能白天下手，韩浙寅只好依他。

白天下手需要解决门卫冷不防进去巡察的风险问题，韩浙寅就想出了用安眠药蒙倒门卫的主意。之前他观察时，两次看到过小虎给门卫送早餐，于是再次前往，跟踪小虎，摸清了于家住址、孩子上学的地方，以及于婆婆每天给丈夫买油饼的情况。然后，制订了下一步方案。韩浙寅会骑自行车，但他没有自行车，就托朋友郭思仁替他留意收购一辆旧车，准备使用后就扔掉。自行车到手后，他物色了素不相识的陈小莲作为自己的掩护，在秋思小学操场上折腾了几天，总算让小虎对他留下了印象。

3月10日，韩浙寅先买了油饼，把安眠药掺水后以针筒注入，然后成功她从小虎手照调换了油饼。门卫老于头儿被蒙倒后，丁根宝从后墙攀爬入内。可是，由于库房门上的编号用的是汉字的数字写法，八号即捌号，丁根宝是文盲，根本不认识“捌”字。而“濮庐”原是别墅，房屋布局不是一字排列，所以不可能依排列顺序分辨哪间是八号。丁根宝寻思总不见得白跑一趟，干脆逐间撬开入内寻找。这厮是半路出家，技艺既不精，心理素质更差劲。他觉得自己在“濮庐”停留的时间很长了，担心被人发觉，心一慌，竟把韩浙寅告诉他的密件放置位置给忘记了，只大致翻了翻，并无单独的“账本”，就匆匆循原路溜了出来（专案组之前猜测第一次没有窃得档案是因为小柳的记忆出了问题，却没料到真正的原因居然是韩浙寅雇了个糊涂小偷）。

韩浙寅只好再次策划了“修车”方案，可是这时刘苍坤他们已经进驻“濮庐”了，他只好提高价码，让丁根宝跟着他去“濮庐”附近等候机会。一连等了三天，终于候得刘苍坤一行人外出，便以修车为借口绊住老于头儿，丁根宝则再次攀爬后围墙潜入“濮庐”。之前，韩浙寅在丁根宝两个手掌上分别写了一个“捌”字、画上密件放置位置的草图，所以这回顺利得手。

临末，韩浙寅说，密件到手后的当天下午，他就通知上司派交通员到约定地点取走了，此时应该早已送往南京并转往广州了（当时“保密局”总部已迁往广州）。

讯问结束，专案组对此结果心有不甘，再次去韩浙寅住所搜查。这回搜得更为细致，连地板都撬开了，还把壁炉拆下，反复检查，还是没发现密件。这时已是次日上午七点了，一干侦查员正准备离开时，从门外急匆匆闯进一个人来，腋下夹着个公文包，嘴里叫着“小韩”，忽见侦查员，顿时一脸震惊。这个自己送上门来的男子名叫斯一凡，系韩浙寅哥哥的同学，济南“必艳照相馆”的照相师。侦查员从其所携皮包里搜得被窃的密件和翻拍的照片底片。

原来，韩浙寅收到的密函中指令他窃得密件后，先设法翻拍，将底片交由上司处理，原件烧毁。韩浙寅既无照相器材，也不会摄影，就想到了斯一凡，遂把装订成册的密件拆开弄乱后请斯有偿代拍，佯称系其父的商业账目。斯一凡拍摄完毕，今天上班途中送来，哪知正好自投罗网。

专案组再次讯问韩浙寅，这个潜伏特务只好低头认罪。随后，简连芒又奉命通过秦老七查明丁根宝其人，予以逮捕。三天后，专案组抓住了前来取密件底片的特务交通员袁少萍，又顺藤摸瓜破获了“保密局”潜伏济南的“第二情报组”。

1949年9月23日，济南市军管会判处韩浙寅死刑，丁根宝、斯一凡分别领刑十年，七年。“第二情报组”特务袁少萍等七人另案处理。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