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熟知的地道战，最早发源于冀中地区。
吕正操回忆：
“地道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为了防敌抓丁，在不得已时就藏入菜窖、山药窖内。继而挖掘了隐蔽洞，也只是挖在家中或院落里，叫“地窖子”，也叫“口袋洞”、“蛤蟆蹲”。
在这种洞里不能活动，不能作战，只能消极隐蔽，敌人一旦发现，很难逃脱。…初级的地道，最早出现在蠡县。蠡县离保定很近，环境又残酷，所以地道先从那里发展起来。”
1、挖地道需要的条件
曾任中共蠡县县委书记的王夫也说，地道“最初的形式，仅在村外的一个洞而已”。
单个地洞无法转移，隐蔽效能有限，慢慢发展为地洞之间的联通，形成所谓地道：
当敌人进行搜索时，“死窟窿”里的人是逃不出敌人的手掌的…于是长距离的地道开始挖掘了，不但每家的地道都通着，而且地道从这个村庄通到了那个村庄，通到四周围的村庄去。
冀中平原坦荡，日军机动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干部、民兵、妇女和日军周旋的难度较之山地要大得多，向地下发展是一个容易想到的选择。
历史上华北地区就有挖掘地道的记载，河北永清、霸县等地多次发现地下古战道：
古战道结构十分复杂，既有宽大的藏兵室，又有窄小的“迷魂洞”，还有掩体、夹壁墙、闸门和迷惑人的“翻眼”等军事专用设施。
战道与水井相通，内有通气孔、放灯台、蓄水缸、土炕等生活设施。古战道在土中的深浅，大约顶部距地表1米左右，深的有五米多。
抗战时冀中地道作用更为重大，时人说：
“有了一个好洞，比保有一处华丽的庄院还要高兴痛快(与工作人员的生命血肉相连)。”
地道在冀中得到发育，关联着自然、历史、社会和现实条件等诸多因素。
自然地理条件是地道产生的基础。冀中位于华北平原，地表土壤由黄河、海河冲积而成，土层厚，地表下2至6米区域为轻亚黏-亚黏土。
轻亚黏-亚黏土塑性指数适中，常作为建筑物地基或堤坝、路堤的填土材料，有助于地道稳固，且轻亚黏-亚黏土相对易于挖掘，便利地道形成。
杨成武总结挖掘地道条件时，首先即提到：
“要有一定厚度的土质，最少亦要有四五尺厚的土皮（即地道面上之积土），否则不仅无用，而还有倒塌之房屋危险，同时敌人容易掘开。”
冀中的地质条件完全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地下水位是影响地道挖掘的另一重要自然条件，冀中大部分地区地下水位较深，浅表地底作业不会受到地下水影响，安新县因为“大部县境是水地”，民众对挖地道就不以为然，抱怨：“上边叫挖就挖吧，有什么办法，还不是为了他们军队吗？”
单从地质条件言，冀东、冀南及豫北、豫中、豫东、鲁西北地区均可满足挖掘地道的要求，地道之所以在冀中最为流行，主要缘于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环境。
2、为何出现在冀中地区？
冀中是华北平原上中共武装力量的发祥地，中共中央高度肯定冀中：
“创立了很大的党和军队，发展了民运，建立了政权，使冀中平原成为抗战根据地之一，这都是冀中区领导同志坚持执行中央路线与冀中全体同志艰苦奋斗的结果。”
正因此，作家高敏夫1938年底到冀中高阳时，可以到“设置完备的浴池洗澡，看到用美丽花纹的玻璃砖镶的墙壁和地板，光亮的电灯”，“在有白泽台布的长方桌四周，坐在最舒适的西式椅子上”，侃侃而谈。”
作为中共在华北发展最为迅速的根据地之一，冀中直逼日军控制的平津地区，距河北重镇保定更是咫尺之遥，可谓日军的肘腋之患。
当日军开始回身巩固控制区域时，冀中首当其冲受到日军连续攻击。
面对日军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中共尽管尽力周旋，持续保有根据地还是力所不能，有关报告显示：
及至1942年“五一”前，冀中抗日根据地所剩的已不及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为敌占区和游击区。
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形成日军和中共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
敌人不断的采取着不同方式对我实行进攻，我之根据地常有部分的变为敌占区。由于我之不断的进攻，又使敌占区变为我之根据地。
中共和日军激烈争夺的特殊态势，催生了冀中地区挖掘地道的动能。中共和日军交叉拉锯，互有进退，总的趋势则是根据地逐渐被蚕食，武装也处于游击运动的相对被动状态。要承受日军一波波治安强化运动的持续压力，寻找游击和躲避的空间至为关键。
在冀中这样的平原地区，地理环境对游击和躲避并不有利，地道的出现适逢其会。如果缺少了拉锯这一背景，条件太好或者太坏，地道斗争都很难产生。
当时干部分析地道产生背景时说：
如果说只是因为敌人扫荡、清剿频繁，才逼使群众这样干的，即所谓“压力大、反抗也越大”。
从当时的事实看也说明不是全面的，如当时在冀中东部沿津浦铁路附近和冀中北部（大清河北）某些党和群众基础还差的地区，对敌人频繁扫荡清剿，宁愿应付顺从，从而忍耐下去也不肯搞地道斗争。
反过来说，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的冀中中部，处在滹沱河和潴泷两河之间的安平地区，整个县只有县城内有敌人，而且从1938年至1942年大扫荡一直是长期处在我侵势兵力包围下，敌人根本不敢出来扫荡。虽然安平县的党和群众基础也很好，但缺乏敌人压力，单靠我们发动或用什么强迫办法硬，要搞出地道斗争也是困难的。
地道是不稳定环境的产物，如果对手方完全控制局面，地道和地道斗争失去存在的基础。自身如果处于安定环境中，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挖掘地道不免画蛇添足。
3、人的因素
拉锯是催生地道的外在环境，地道和地道斗争的产生及发挥功能，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因素即民众的态度。
地道挖掘必须依靠民众，民众是否保守地道秘密，是否利用地道帮助掩护中共干部和武装人员，是地道能否有效的关键。
地道基本依村而建，挖掘地道不仅要付出人力、物力，相应的村庄还要承担被日军发现地道后展开报复的风险，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和信任是难以想象的，地道和地道斗争开展这一事实本身，足可显示中共在冀中扎根的事实。
冀中地区中共与民众的关系，对手方留下不少记载，日本人关于冀中的调查承认：
“由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民众与中共党军的关系非常坚固，不可轻视。”
在“扫荡“中，日军处处感到中共武装和民众结合的威力：
沙河、木道沟河沿岸一带地区，素有中共平原根据地模范区之称，交通壕、地道建筑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有地下设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公里的三个村庄，用地道连接起来。而且农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识很强，形成了半农半兵状态，就连老幼妇女也组织了抗日团体。因此，各部队在推行肃正工作时极为困难。
中共在冀中表现出的非同一般的力量，除本身有效的政治、组织和群众动员工作外，冀中独特的内外条件也提供不少助力。
冀中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最早占领的地区，为显示威力，日军在初期占领地区，烧杀特别严重，就华北总体言，呈现北重南轻的态势：
“敌人在北面的屠杀人民的政策执行得很凶，但在平津路方面欺骗政策就比较的多了。”
冀中作为日军烧杀政策首当其冲的破坏地区，也因而成为对日抵抗的坚定支持者，这反过来招致日军进一步的屠杀。
五一大“扫荡”后，由于中共的坚持以及弥漫在民众中潜在的反抗和敌意，日军统治相当困难，屠杀成为强化统治的重要手段：
“以镇压办法检查剿共誓约，背不过即杀，每村一定杀一两个（高阳三区），为背剿共誓约杀了62个人。有的是汉奸家属，有的是地主，背不过的杀，背过了的说是八路军也杀。”
屠杀固然可以吓阻于一时，却也激起民众更为强烈的敌意。
冀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日军的屠杀有关，同时还缘于这里民众的相对高素质。
民族情绪在日常生活的口耳相传中浸润，从知藏和文化教育中提升；当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态度时，一般和知识水平正相关。
冀中是河北乃至全国经济文化发展领先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相对旺盛，吕正操曾指出：
“冀中靠近北平、天津、保定各大都市，北平为往昔文化中心，保定学校也很多，所以冀中人民文化水平一般较高。定县有平民教育促进会，一个村有几个大学生，并且在抗战前受北平学生救亡运动的影响也甚大。”
平教会在定县所作调查显示，1928年，定县62村“找得出中学毕业及中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有44村，找不出中学毕业的人有48村。”
当年这一数据本身已经较高，经过战前十年教育的较大发展，尤其是平教会的促动，抗战前这一比例还会有进一步提高。另外，由于靠近几大都市，地理环境又较优越，冀中明显相较其他地区富裕。
相对富裕的经济状况及良好的地理条件，造就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战前这里的商业和手工业已相当程度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华北最著名的布产区即在高阳（产区包括蠡县、清苑等地），县志记载：
“轧轧之声，比户相接，集期一至，毂击肩摩，商贾云屯。”
陈翰笙1934年撰文提到：
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
陈翰笙对河北的调查，即选在他认为较能代表这一发展趋势的冀中清苑县。
日军入侵，严重打击这里的外向型经济，以饶阳为例，“以前饶阳人到外蒙做生意，年可收入220万，到关东者可收入百余万。“七七事变”后生意完全停顿，300万收入化为乌有，地方损失很大。”
高阳的织布业更是在日军侵占东北后遭到沉重打击，东北市场失去，日本又倾销棉纱，使国内布业难以为继。
冀中民众在日军侵略中体验到的现实伤害，和民族情绪结合，加剧民众的愤怒。
日方在冀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县份高阳所做调查就发现：“高阳是革命的（因高阳是工业区，织洋布，对外贸反对)、爱国心高的地区。”
长期的内战使冀中民众了解战争、熟悉战争，当战争到来时，相对更具应付的经验和信心，所谓“冀中平原是非常富庶的地方，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富庶，民心强悍”，这也是民众可以帮助八路军挖掘地道、应付日本人的重要历史背景。
4、村落的因素
地道挖掘乃至地道斗争必须依托村落进行，“村落在平原地是主要的地物，战术上价值很大。不论敌我军，不论进攻防御，都离不开村落”。
华北的村落，有一定的防御设施，“在华北的大平原上，一个大而繁盛的村庄往往建有完整的或分段的围墙，环绕着整个的村。围墙的建筑，其基本或主要用处是防御盗劫，保护村民”。
这为利用地道展开村庄防御提供了基础。
同时，村庄规模对于地道功能的发挥也有重要影响。如果村庄过小、村庄之间相距过远，回旋余地不足，地道的隐蔽及战斗功能会受很大限制，村与村之间的地道联络更难以实现。
研究显示，河北村落规模较大，多数研究者均承认“河北多百户大村的事实”。
冀中村落规模更是超过全国乃至河北省的平均水平：
村落稠密，而且大村落多，村落间的距离由一里至数里，十里以上无村落的很少。村落多是数百家、千余家，十数家的小村庄很少。”
日本人长野朗统计，唐县5个区266个村，户数过百村共168个，占总数266村的63.2%。平教会对定县东亭乡的调查更为详尽，该乡62村，村落本身面积达到600亩以上的有2个，最大的达到640亩，相当于0.43平方公里；300亩以上的有18个，平均222.5亩，相当于0.15平方公里。也就是说，该地村宅的平均大小可达长500米、宽300米。
就户数言，1930年定县最大村达到1200户，全县平均每村146户，一个村二三百户属常态。
大村落予地道斗争以天然支持，当时分析写道：
“一个据点平均只有五、六十到百、八十个敌伪军。没有其他据点敌伪配合，要独自包图整个村庄是很困难的。当敌人包围东街一个角落时，便由地道跑到西街出村，或到另一个地道、地洞隐蔽起来，或顺地道跑到村外。”
5、地道战的起落
地道作为一种自发的斗争形式出现后，起初中共内部看法不尽一致。地道主要用于隐蔽，曾一度被批评为右倾、退却。
随着冀中困难局面的不断加深，冀中领导层开始改变看法。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程子华带队考察地道后，决定予以推广。
1942年3月，中共冀中行署、冀中军区等发出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强调：
“在敌后平原残酷的战斗环境里，一方面群众的生命财产要求安全，抗战的物质资财要求保全，另一方面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仅需要坚持，并且要求猛烈广泛开展，这就需要创造新的斗争方法。作为以上要求的有效依托，地道斗争就是擿合于以上要求的一件新的创造。”
随后，地道迅速在冀中发展，五一“扫荡”前，呈现由单纯隐蔽转向战斗和隐蔽功能兼具的趋势。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根据地变质，日军基本实现对冀中的控制，地道斗争的集中发展戛然而止。
如中共强调的，地道斗争必须和村落麻雀战、爆破战、地雷战、伏击战、外围的反包围战等结合才能真正开展，根据地变质，中共活动空间大大压缩，上述战斗失去顺利展开的环境，地道斗争相应受到很大限制。
战斗功能难以为继，继续大规模挖掘也不可能，既有的地道仍为中共和根据地居民渡过五一“扫荡”后的难关提供帮助。
时人分析：
“五一”变质后，干部的牺牲量是很大的。如藁无县两年来党政军民，经济部门牺牲被捕的县区干部近百人（游击队队员不在内），假如没有地道作掩护的话，干部及游击队员之牺牲、被捕更不知达到何种惊人的程度。”
和地道不仅帮助干部、民兵隐蔽，还充当地下电台、兵工厂、医院乃至办公地，甚至帮助隐藏财物：
“地道斗争要与坚壁清野联系起来，所有物资、合作社、小工厂等都可安坚壁所内，牲畜都要藏起来，不被敌人抢去。”
1942年秋，冀中十分区为保障分区与晋察军区的密切联系，“电台便转入地下，成了地道里的电台，每天从地道里发出和接收电报。开始只是挖了个地洞，后来发展成地下室。”
五一“扫荡”后，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差异，冀中分为游击根据地、游击区、隐蔽根据地及敌占区等四类不同性质地区，前三类地区，由于中共之前的努力和民众对日的敌意，可以利用地道程度不同地隐蔽。
相对而言，日军控制严密地区，地道的作用已经有限，尤其敌占区“干部活动是相当困难的，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如七分区藁无一个时期是这样的)”。
不过，苦难局面并没有延续太长时间。
日军通过五一“扫荡”虽然暂时控制冀中，但由于中共打下的扎实基础，日军有限的兵力面对中共不断游动的游击武装、坚持活动的党组织及充满敌意的民众，明显不敷分配。
整个冀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掌握在中共手中。
五一大“扫荡”后，日方的统计显示，中共控制下的村庄，“在献县为45%，在衡水为9%，在束鹿为50%，在深泽为66%，在晋县为10%，在武强为50%，在安平为87%，在交河为38%”。
1943年年中以后，华北乃至冀中的中日对峙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开始准备打通大陆交通线，冀中兵力不得不进一步压缩。
中共注意到，从1943年5、6月起，日军“即开始改变其碉堡密布的程度，“撤退点碉，集中兵力”，9月至12月，日方在冀中“撤去点碉400余（七分区百余，八分区21，九分区180，十分区98)”。
1944年后，随着豫湘桂战役的展开，日军兵力抽调更加急迫：
“自今年春起，敌在冀中大撤点碉，去夏原有1753个，现只有495个，比1940年10月时还少。一部分县城已无日军，一部县城日军很少。”
根据日方统计，1944年秋，华北方面军占领地区，有139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占总数的31.5%。
日军兵力大批抽调，给一直蓄积能量的中共趁势反击的机会，地道斗争重新活跃并进入高峰期。
6、1944年地道战再兴起
1944年后，冀中出现地道挖掘高潮。如果说1942年前的地道挖掘主要来自各地自发，这时则更多缘于中共的组织动员。
1944年后，中共和日军在冀中开始新一轮拉锯，此时，日军威胁依然存在，掠夺有增无已，民众躲避负担的心理迫切；而中共力量壮大，日军下乡征发仓促，挖掘地道躲避日本掠夺乃至利用地道打击、警告日伪有了更大可能。
以此，中共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地道挖掘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冀中平原挖掘地道即达2万里以上。河北易县1945年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地道的发展过程：
“从1942年冬本县号召开展地道，由党政军民各部门主要干部成立县区村地道委员会，以人民武装系统为主，推动这一工作。但从成立到1943年底，这一阶段领导机构多成有名无实，作用甚小”；“自1944年初才走上健全，内部有了正副主任，组织、宣传、研究、警戒、总务等明确分工，并发挥了作用。”
易县不属成绩十分突出的地区，从报告看已相当可观。
日方发现，此时冀中地区地道几乎无处不在：
（1）地下室的入门，在屋内者，多在鸡笼、便壶、灶台及柴薪乱草的下面。在屋外者，多在马、牛、羊、猪等圈房的底下，及喂猪喂马的槽底下。
（2）地下室内，不但可隐匿兵器、粮秣等，又可收容人员及医院的设施，或兵器修理工厂、印刷厂等。
（3）于破土房子，或空地下面，掘成地下室，上面堆积农作物或煤炭、马粪等来隐蔽。”
负责平津保地区警备的野副昌德中将感叹：“剿共战已变成地道战”。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