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李宗仁代理总统后进行的“和谈”
李宗仁给我来电,并未答复已否派刘仲容北上,却强调淮海战役结束后，蒋要他代理总统,催我回去商量内部问题。于是我乘飞机先到汉口。我见到白崇禧,即问刘仲容去了没有,情形如何?白说因交通关系,刘仲容尚留上海。他又说德公屡电要我们去,因为等你才候至今日。当天我们就一同乘运输舰去南京。
到了南京，又是一种景象，人们仍在醉生梦死之中，把同中国共产党和谈忘在九霄云外。蒋虽宣布下野，但军政大权仍握在他的手里,暗中正在紧张地作长江以南的战备防御。有一日上午,我找白崇禧面谈，问刘仲容为什么还没有北上?他说因为交通关系耽误了，交通问题一解决,马上就可以去。其实,他用意却不在此。我问前方的情形怎么样?他说津浦线上你知道,我们除了在长江北岸尚有一些警戒部队之外，都撤到南岸布防。我们有海空军的掩护，长江天堑，共军是过不来的。武汉方面仍然对峙着，但中共的四野部队绕出襄阳直趋武汉上游，似有在武昌上游渡江的模样，我军正加紧防备。
白崇禧还说，共军行动并不因老蒋下野而缓和。我说，当然啰!叫你派代表接头，指定的代表尚未派出，双方仍然是敌对的，决不能因为老蒋一走，和平就可以实现的呀!我问他到底是怎样的主意。他说:“如果迫我太甚,仍然还是打。你知道我们以前是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指中共)拚一下。”我听了他这番话,心头有气，于是说:“打正规战已经输了，还打什么游击战?要知道人家是打游击战的老祖宗。”接着又说:“全国人都希望和平，而蒋又屡战屡败,他才不得不暂时宣布下野,缓和一下人心，准备再战。这种用意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一个月前主张和平，迫老蒋退回溪口，示意要下野。如果淮海战役是他胜利了,难道他真的下野不进而收拾我们吗?你怎能在一个月之间出尔反尔呢?”我真气极了,他也生气,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大争论。我说:“现在要打，只是老蒋有资格。他暂时下野，你可亲自到溪口负荆请罪,请他出来,因他是一贯主战的。我们以主和起家，只有和平才有出路,再主张战争,就是死路一条。”白崇禧说:“算了吧，谈旁的事好了。”
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刘仲容进来了。我们就问刘仲容上海的情况。他说:“在上海已同对方主持人接过头，但北上的飞机轮船都没有,所以我才回来请示。好在老蒋已经下野,李德公代理总统,要和就全盘的和,也不争个人去的先后呀!”
后来我想，白崇禧态度的所以突变,也许是由于他认为蒋已下野,目的已达到。李宗仁代理总统,江南半壁已是桂系的天下。再则是毛主席于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白崇禧等人不能接受。
李宗仁既已登上代理总统的宝座,就忘乎所以了。起初是“暂代”二字,后来改用“代理”二字，李宗仁得到“代理”也就够过瘾的了。那时社会上一片和平之声，如上海名流颜惠庆等四人以社会人士奔走和平，到北平走了一遭。我去首都饭店走访他们一次,只是说些面子上的话，并未谈到什么实质问题。随后又有两个立法委员，自告奋勇北上，自称和平人士，中共也不拒绝。他们到了北平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也没有下文。在这之前,行政院长翁文灏已下台,蒋以孙科出来组阁。
蒋介石要孙科来组阁，也有他的道理:第一、孙科自一九三二年中、日淞沪停战，国民党宁粤和议，一度得任行政院长。不意为孔、宋(其实是蒋介石)用财政扼杀，怀恨在心，以后长期退居立法院院长,内心是不满的。这时孔,宋已臭透了,蒋又别无其他适当的人,就利用孙科来作替罪的羊,实权仍操在蒋介石的手里;第二、一九四七年副总统竞选,蒋介石想利用孙科顶住李宗仁当副总统,而把立法院长由陈立夫来掌握。这样就一举三得。不料这个计划被新桂系击败,孙科仍退居立法院。为了安慰孙科,使他出任行政院长，立法院就自然而然归陈立夫掌握(陈当时是副院长)。这样蒋仍控制行政、立法两院,不过是多了一个不顺眼的副总统李宗仁而已。这是蒋未下野前的布置。蒋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当时行政院长仍为孙科。
李宗仁既提出所谓“和平谈判”来,就不能不由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科来主持。于是孙科就派出他的亲信锺天心为首的代表团，也包括李宗仁的亲信亲美分子甘介侯。甘介侯在报纸上发表谈话,大嚷要敲中国共产党和平之门,以为可以为中共接受而开始谈判了。
十二、美帝拉拢李宗仁和孙科的下台
李宗仁代理总统后，甘介侯俨然以未来的外交部长自居。他在北平行营的时候,早就与司徒雷登搭上了线(当时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李宗仁代理总统后，司徒雷登改任美国驻华大使，驻在南京。这时，甘介侯勾搭美帝的活动就更频繁了。我记得有一日,甘介绍美国大使秘书傅泾波来见我。大家寒暄之后,我问有何见教?傅说，司徒雷登大使不便来，要他为代表，有些话要对我说。他说,美国对国民党一向是尽力支持的,在蒋总统任内给了几十亿美元，几万吨军械，和各种设备。蒋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善于利用美援,而官吏将领又贪污无能。现在蒋总统下野,美国对李代总统仍愿尽力援助。据他所知，现在还有十几条船的军火在途中,将陆续运到,美国愿意把这些军火直接交给李代总统，用来“戡乱”,以后的援助仍将源源不断。但如果同共产党和谈，则美国的态度就要作别的考虑了。他这番话,明明是想利用美援作钓饵,使新桂系继续同中共作战;也是威胁新桂系,如果同中国共产党和平谈判,美国仍然支援蒋介石。甘介侯素来知道我是主张和平的,所以介绍傅来把这番话说给我听，其实他们早与李、白谈过了。我说，这是国家大事,上有李代总统和行政院长作主,我是个闲人,不敢有什么意见。他说黄先生太谦虚了。
次晚，美国大使馆请李宗仁夫妇吃晚饭，当然也有白崇禧夫妇,并请我和李公馆稍露头面的人作陪。在席上，我见到北平军调处高参吴姓夫妇二人,就问北平情形。他们是崇美拥蒋的,自然把北平说得是乱糟糟的,中共决无和平诚意。饭后,还看了一场美国电影。我见南京情形很糟很复杂，和平空气很冷淡,过了两天就飞回香港。
我飞回香港大约是二月下旬，几天之后就看到孙科派的和谈代表团锺天心在省港各报发表的谈话，说对中共提出的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有某些不能接受;又说，已与中共驻港负责人如何磋商。其实,对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南京的顽固反动分子(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白崇禧等在内)都是反对的。锺天心发表的谈话,就是代表这些人的，中共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代表团进行和谈。过了几日,中共就授权香港《华商日报》发表声明,拒绝与这样的代表团和谈,并否认在香港有什么磋商。
孙科的内阁,当时以和平谈判为首要任务,所派代表团既被中共拒绝,而李宗仁又不愿意让他继续担任行政院长，立法院委员亦有责难。在内外交迫之下，孙不得不呈请辞职。李宗仁对继任人选,提不出人来,事实上仍不得不由退驻溪口的蒋介石作主。
三月十二日正式发表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何内阁成立后，和平谈判仍是首要的任务。于是改派张治中为和谈首席代表，代表为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六人，以卢郁文为秘书长。此外有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作顾问，都由行政院会议通过发表,所有代表还允许各带秘书一人。这次改派的代表,人们不难理解他们在南京各方面的代表性，六个代表向来多是主张和平的。李宗仁并发表宣言，愿意根据中共所提八项条件进行谈判,于是不再遭到中共的拒绝。
三月下旬,中共方面发表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等为代表，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齐燕铭为秘书长(后又加派聂荣臻为代表)，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毛主席所提八项和平条件的基础上，定四月一日起在北平谈判,要南京代表如期北上。
我前因南京和平空气冷淡，想置身事外，飞往香港暂住,后李宗仁屡发电报促我回南京充当代表北上，我于三月二十九日才回到南京同他们见面。在这期间,有些什么情况,我并不清楚。李宗仁对我说:“一切都商议好了,不用你费心,只是随同他们北上就是了。”我当时心想,要我当个糊涂代表,只好随同前往,成功与否,横直当个和谈代表没有什么亏可吃的。其实我早看透蒋介石想利用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来喘一口气，他那里会同意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呢!至于李宗仁,虽对八项条件发表了声明,又何尝是真正同意呢?不过想利用和谈讨价还价，骗取主张和平的虚名。至于白崇禧,早就把“汉曹不两立”的口气向我说过了。总之,和谈代表的主张,和南京政府的主张并不是一致的。
十三、和平谈判代表团飞北平
代表团专机于四月一日上午九时由南京起飞，除政府首脑李宗仁、何应钦和一些官员到机场欢送外，立法委员大多数也到机场欢送。和平空气表面上似乎是很浓厚的，其实绝大多数是希望得到划江而治的和平，保存现有的地位。
专机于上午十一时到青岛上空，俯瞰青岛湾内泊有很多海军舰艇。舰艇上有“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有美国星条旗,几乎南京政府的大半海军和美国入侵中国的全部军舰都泊在那里。而美帝的海军数量、质量都比南京海军大得多、好得多。因为美帝和南京都认为那时青岛是控制渤海湾的重要港口,用全力设法保持。
专机在青岛机场着陆加油，有青岛市长秦德纯和南京方面的陆海军长官在场欢迎。秦德纯并在机场为代表们设午餐，并于席间作了情况报告。他说，山东境内就剩下这个孤岛，数十里之外就是人民解放军，他们要攻占是很容易的。因为“国军”人数虽然不少，但都是残兵败将，士无斗志。人民解放军所以不进攻，也许是因为还有些美国海军驻在这里。
午餐后，再行北飞,一个多钟点后就见到北平城。我很好奇多事,便说:“在地面上游玩北平城不知多少次了,但总没有从上空看得全面。我建议飞机在北平城上空绕一两个圈子仔细看看。”有些代表赞同，就要飞机师进行。殊不知飞机在空中打圈子,有些老年人很不适应,头晕目眩,要求赶快着陆。我心里深悔不该出这个主意。如果引起地面上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误会，我这责任就更大了。
专机在西苑机场着陆，中共方面派人来接。他们穿的服装都是一样，事后才知道其中有徐冰副部长和一些高级人员,但我一个也不认识。随后有个姓汪(王)的科长,出来引导乘坐汽车,一直来到旧日的六国饭店。入门时,看见一条“欢迎真和平代表”的标语,心里自然体会到如果是假和平代表,当然不受欢迎。次日,中共代表团设宴款待我们。
和谈开始时,先是个别交谈作为预备，然后正式谈判。我曾与林伯渠、叶剑英代表分别谈过一次话。其他代表与中共那一位代表谈过几次话,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素有心脏间歇病,到北平后又复发了。有一天，我外出回来，适值六国饭店电梯停了，步行上到三楼(我住五楼),就上不去了,在楼梯上坐了好一会才上去。汪科长于当晚就把我送入北京医院。
使我终身不能忘记的是毛主席召见南京各个代表。同我一起被召见的有刘斐,地点是在香山旧慈幼院。那里除毛主席外,还有朱总司令,并在那里同吃一顿午饭。
大凡南京代表，不论与中共代表分别交谈，或谒见毛主席，总不免要将南京方面的情况和对和平的意见阐述一番，希望和平谈判获得成功。记得中共某代表问起李宗仁在南京有多少自己的队伍，我回答说只有一个卫士队时,中共代表立即指出:“这是很危险的呀!万一蒋介石或其部下反对和平，岂不马上可以把李宗仁捆起来吗?”为此,我曾打电报给李宗仁,要他增强自己的实力。其实中共代表这个担心，就是暗中指出李宗仁的和平谈判是没有诚意的,即使李本人有诚意,最后也是不能作主的。
在双方代表个别交谈的期间,我曾拜访过民革的李济深，民建的黄炎培，民进的马叙伦，还有傅作义。这日，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设宴颐和园招待南京代表团全体游春。我因同以上那些先生早有预约不能赴宴。晚饭是在傅作义家里吃的。同座只有邓宝珊一人，彼此都是旧相知，无话不谈。我觉得北平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宽大的,而傅先生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四月十日晚召开双方代表全体正式会议,我虽病在医院,也不得不出席。双方代表全体会议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共代表以周恩来为首由勤政殿东向进入会场。南京代表以张治中为首由勤政殿西向进入会场。会场情况是十分严肃的。首先由中共代表周恩来把拟好的和平条款向南京代表宣读一遍，然后把条款发给南京代表,希望我们回去加以讨论,再作答复。这个全体正式会议在不长的时间就结束了。南京代表回到六国饭店，就由首席代表张治中召开会议，除代表参加外,所有的顾问和秘书都列席,把中共代表交给的和平条款加以研究。全体一致认为和平条款的具体内容是与一月十四日中共毛主席所发表的和谈八项条件的内容是一致的。而李代总统又已发表声明承认那八项条件，则和平条款自然是可以接受的，但仍须派人请示南京。于是即席推举我同屈武顾问携带中共的和平条款，次日专机飞南京请示。那时已是午夜一点多钟了。
他们推举我带条款回南京，自然认为我是桂系中人，对李、白说得动。但这回的事适得其反,李,白的态度早就变了;即使未变，又何能作主,岂不是仍要溪口(指蒋)作最后决定。我心里明白，但又不好推辞。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知道我被推举回南京请示，乃于当晚二时左右在六国饭店召见我,勉励我努力完成这个任务。我说,照我看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少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我回到北京医院已是夜里三点多钟了。我心脏间歇得更厉害，我请求派一个医生同到南京,以免在飞机上发生问题。次早八时，我同北京医院派去的赵大夫坐汽车到西苑飞机场。不料周恩来首席代表和其他代表都到机场送行，可见中共方面对达成和平谈判的诚意，因而益发增加我的责任感。周首席代表并释放在山东莱芜战役被俘的桂军师长海竞强，同我乘机回南京。海竞强是白崇禧的亲戚和骨干，这是中共对被俘人员的宽大和对新桂系好感的表示，也希望海竞强回去做些有益于和平的工作。但我在机上一直没有同他(指海)谈话,到南京以后就没有再见他的面,不知他到南京与白崇禧见面之后说些什么。
十四、南京破坏和平谈判的经过
飞机由北平起飞沿着津浦路直飞南京，不再到青岛加油了。四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多钟到了南京。到机场欢迎的也和北上起飞时一样，都希望我携回合于他们口味的和平条款。我同顾问屈武一同回到傅厚岗李宗仁的公馆，派来的赵大夫住到首都饭店。当日下午四点多钟就在李公馆开了一个小型报告会，有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参加。我把在北平会谈的情形作了概略报告，并把和平条款的文件交给他们。他们听了我的报告和看了文件,大家都默然久之。何应铁说,这个重大文件要拿回行政院开会研究讨论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期限还有几天(原限十六号为最后答复日期)。我看当场情形不妙，不但何应钦、白崇禧的神色不好，就是李宗仁也默默无言。当晚我挂了一个北平的电话给南京首席代表张治中,报告抵达南京的情形,只是说和平条款还要由行政院开会研究讨论才能答复。
我在李宗仁公馆住了两日，他们对我都闭口不谈此事。我觉得等得无聊而心脏病又复发，就搬到中央医院去养病。不料中央医院住满了伤兵,闹得乱糟糟的,于是又搬到鼓楼美国人医院。医生和护士知道我是和谈代表，刚由北平回来，大家东问西问，尤其是问共产党对北平的美国人怎样，和平的前途怎样，弄得我很难答复。四月十五日,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通知我，说明日(十六日)行政院开秘密会议，要我去作报告,地点在军校国防部会议厅。我想，为什么隔这许多天才开会呢?当然他们避开我不知谈了多少次。何应钦必定带了和平条款飞溪口请示蒋作最后决定，飞回南京才召集开会的。
何去溪口请示蒋,作最后决定,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蒋仍是国民党总裁，素来以党治国为号召的南京政府,能不受他约束吗?而且他仍掌握军政大权呢!在将要派出和谈代表前，张治中不也去过溪口请示了吗?可以说蒋当初所以不出面反对李宗仁和谈，是想利用和谈时间,作好军事布置。现在和谈的结果要请示他,和平也肯定没有希望了。
那次行政院的秘密会议是何应钦主持的。会议的形式是很奇怪的。作为代理总统的李宗仁也列席了会议。吴铁城是以中央党部秘书长，由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已迁广州)飞来参加,可能已去溪口请示过蒋介石,也就是代表总裁的意见。阎锡山也被邀参加，因他是反共最力的，不久前才由太原飞逃出来住在南京。何应钦要他来参加，是想要他来作破坏和谈的楔子。参谋总长顾祝同也被邀参加。行政院除秘书长黄少谷之外，还有其他的几个部长。白崇禧没有参加,想是他早就决定要破裂,已飞回汉口去指挥部署了。这种会议形式,好似蒋未下野以前的最高党政军联席会议,但李代总统坐在一边旁听。其他各院院长也未到会，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何应钦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就要我作关于北平和平谈判的经过报告。我讲了大约一小时，最后我说:“代表团的全体代表认为，中共这个和平条款与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没有什么出入,李代总统以前也曾发表声明,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所以全体代表认为中共提出的和平条款是可以接受的。”
我报告之后，何应钦就请到会的人发表意见。吴铁城首先以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言。他说，中央常务委员会是党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常会并未承认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他的话表面似为李宗仁开脱责任，而实际上又是责备李宗仁。他说，李代总统的声明，也只是说可以商谈，并不是完全承认。他指责代表团应随时请示中央，何能遽然认为可以完全承认。他尤其指出废除宪法和法统那两项最要不得。他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统是实行宪法的表征，如果都废除了，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呢!他说的话很长，无非是对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作根本的否定。黄少谷当然是代表行政院发言的。他把我带回的中共提出的和平条款，逐条分析驳斥,认为万不能接受，参谋总长顺祝同把前方情报，人民解放军的调动情形说了一番。照他的判断,人民解放军正在部署渡江攻击,中共和谈决无诚意。
何应铁最后问阎锡山有什么意见?阎锡山低声地说了几句。他说这个条款实质上是难以完全接受的,即使接受了,以后也很难解决问题。他短短几句话，好似楔子一样深深地打入反共人们的心坎中。
李宗仁坐在那里很为难,一句话也不说。他如反对和平条款，等于自食其言，因为他以前发表过声明,承认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为基础，然而他内心却觉得那个和平条款于他既得的利益(指代理总统)是有矛盾的。当然，他还有更大的顾虑，如果表示赞成代表的意见,就要与党方(中国国民党)军方发生冲突,很可能被拘禁或被哄下台,所以他坐在那里没有一句话支持代表的意见。
最后何应钦宣布,这个和平条款是不能接受的，由行政院作答复,也就是破坏和谈的答复。
散会已是十二点钟，就在那里吃了一顿午饭。我同李宗仁回他的公馆，我挂了一个电话给首席代表张治中。他们那里正等待我的回信呢!电话一打就通了，因为我由北平回来时，同中共约定，自四月十日到十六日双方电话都是开放的。张先生接到我的电话,问情形怎么样?我说详细情形不便在电话里谈,只说行政院今晚(十六)或明日就有书面声明答复,到时你就知道了。我还说，我今日下午就飞香港。他听了,停了一会就说:“呵,呵,呵。”当然他知道和谈是决裂了。
我打完电话对李宗仁说,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放我快些回香港。他问参军长刘士毅有什么便机。刘说有两趟便机，一是飞上海的客机，一是直飞广州的专机。我想，到上海要停一夜，那里特务太多，不知要出什么事,不如直飞广州，飞得快的话,当晚就可搭船到香港。于是我就叫车直奔明故宫飞机场，连北平同来的赵大夫也来不及妥为安顿就走了，真对不起。刘士毅给我送来一百五十万元金元券,说是代总统送的旅费。我笑笑,心想不知还值几块钱呢?
十五、我由南京飞香港转赴北平
这架“自由号”专机是蒋介石不用的旧机，专供南京次要人物用。这回是接吴铁城等人由广州来南京开会，也是专送吴铁城等人回广州去的。我在机场碰见了屈武(他没有参加行政院秘密会议，不知到机场来送什么人去广州)。他见了我很诧异,问我事情怎么样(指和谈条款)?我不便说什么,只说要回香港;并对他说，希望他也快些回西北去，在南京久住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他明白我的意思,连声说好。
上了飞机,见吴铁城等坐在机舱前面的好位置上,我与他点点头,自己溜到机舱后面的位置上坐下,一声不响。飞机下午两点多钟才起飞，起飞后我忽然大起恐慌，怕飞机要先到溪口，吴铁城向蒋报告后，再飞广州。这样，我岂不是自送上门找罪来受?因为蒋自从我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之后,一直就不喜欢我;加以又怀疑白崇禧的逼宫也是我策划的，此次充当和谈代表又一致主张承认中共所提和平条款，见面还能有什么好话吗?我越想越害怕,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听天由命去了。飞机一直南飞，两个小时不转方向,不停下来,我那恐惧心情才放下来。
到了午后八点多钟,飞机才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自有广州当局许多人来接吴铁城。我是没人理睬的。广州市长欧阳驹见了我，问我在什么地方住?我说还没有一定住所。他说，就到他家里住。我到欧阳家里就倒在床上,要他请医生来看病,连他设的夜宴也不参加。广西驻粤代表来见我，我把一百五十万元金元券托他换港币。他说金元券今日下午已没有行市，当然市面上知道和平谈判已经破裂了。
晚上十点多钟,忽然国民党中央来电话通知，要我到中常会作报告。我答实在有病不能到会。不久副秘书长郑彦棻坐汽车来接,我仍以有病推辞。他说在粤各位中委(包括执监委)都希望季宽先生到会作报告，就是有病少讲几句也好。我见推辞不脱,只好硬着头皮去。在路上我想好了脱身的方法。迁粤中央党部在某路的四层楼上,没有电梯,我走上三楼,实在上不去了,坐在楼梯上休息一会。以前孙中山先生的侍卫长马湘扶我继续走到四楼会议厅，孙科等都候在那里。我首先发言，说我实在有病不能作报告，好在吴秘书长(铁城)今日上午在南京始终参加了会议，一切情形他都知道，就请他作报告。我说完了这几句话就离席向他们告辞，安然回到欧阳家里,好似脱了一场大难。我托欧阳驹代买飞机票，次早即飞香港。
我回到香港不几日,南京就解放了,不久上海也解放了。我只在报上知道李宗仁一时飞桂林，一时飞重庆,一时又飞广州。广州是国民党最初发源之地,也成为最后埋葬它的地方。如果李、白及早觉悟，尚可签字得到局部和平解决。我同李、白自小同学，相处数十年，知交最深，尤其最后的和平谈判的真正用意也知得最深，所以当初我就不愿充当代表。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流泪”,他们是 见了棺材也不流泪的呵!我去作最后劝告有什么用呢?相反，即使他们没有害我的恶意,但蒋介石的特务仍布满各地,难道他们不会暗下毒手么?所以我一直住在香港,不到内地来。
刘斐代表不久回到了香港，后来去广州见李宗仁和白崇禧作最后的劝告,但是没有效果,只得仍回香港。我们就纠合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和其他人士，联合发表通电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在开会的时候,也有些蒋帮死硬分子来参加,如上海新闻报社社长程中行就是一个。我们是来者不拒,越多越好,不怕他们知道，也不怕他们捣乱，因为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统治范围。会后，蒋帮死硬分子有些在中途就退出了,有些列名通电后又不敢回国,如刘建绪、李默庵等就去巴西作富翁了，有些去台湾的仍为蒋方效力。
上海解放后,中共驻港负责人调去上海,继任的负责人请我同刘斐到《华商日报》总经理的家里(似乎是姓邓)吃晚饭。他说周副主席(恩来)有电邀我同刘斐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征求我们两人的同意。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竟然实现了，我们两人欣然同意。
过不多日，中共驻港负责人通知我，说有船北上，要我在某地等候。我匆忙回家收拾行李，老婆问我到什么地方去?我说要坐船去北平。她说，你奔走了大半年，还不够累的。刚刚回来不久，在家好好休息不好吗!她又说,和谈既已破裂,还有什么可奔走的呀!我说，这回去北平是应邀参加共产党召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她听了默然不作声。
我到集合地点见了其他人，有的不认识，也有认识的(刘斐和黄祖培)。我们到一个小酒家吃午饭，受到嘱咐行动要秘密，预防台湾方面破坏阻挠。午饭后，坐一只小汽艇，驶到香港禁海(禁海是香港政府指定运载危险物品船只停泊的海面，周围挂了红旗),然后上一艘载重一千多吨的挂葡萄牙国旗的轮船。
我们上船，看见甲板上摆满了装石油的油罐。我心想万一失火,岂不是全船的生命都要完蛋,心里十分恐慌。这与中途受蒋匪拦截搜查同样的危险。我问那姓林的船长，他说装的是重油，就是一颗手榴弹炸去,也不会有危险。他的话自然是安慰我们的,我只好既来之则安之。那艘船又驶往澳门办手续,在月色光芒下，就向汉城北驶了。那艘船在海关注册是开往汉城的，这是一种掩护计划,到山东半岛外就向西入青岛停泊。我们在青岛登陆,乘胶济路到济南转北平。
我与蒋介石、新桂系的关系,从此结束而走向新生。在船上我填了一首词《木兰花》,最后一联是:“海天明月最关情,深夜照人明里去。”
这一面是写当晚海上的景色，一面是写我内心感谢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关怀。
(一九六五年三月)
本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辑，有黄绍竑编写，文字少有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