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我们于二十五晨二时才决定罢选计划，对各方发出通知已是三点多钟了,二十五日清晨就弄得举国皆知。事情闹大了,国大怎样收场呢?而且也牵涉到蒋介石大总统身上,老蒋又怎样下台呢?这问题旁人是解决不了的。中国有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蒋介石当日(二十五日)就召见白崇禧,说明他并没有袒护、支持任何一方。他把那些谣言和传单都说成是反动分子希图破坏我们党内团结的东西,说一定要追究,要白崇禧劝李宗仁仍然参加决选。白崇禧也就顺风收帆答应了。不知是否得到老蒋的许可，他把老蒋的话向报馆记者发表了。这一下就等于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弄得老蒋啼笑皆非。
大会延到四月二十九日进行决选。有了三天时间，我们的文章就好做了。于是,我趁着这个风波进行“挖墙脚”的工作。浙江，人们一向认为是CC坚固的堡垒,是不易攻破的。我在竞选开始的时候,虽然做了一些拉拢的工作,现在趁老蒋表示不支持任何一方的时候，我再做一些工作。浙江的国大代表绝大多数是我熟识的，而且许多做过我的部下。我在浙江做了十年的主席，彼此相处也不坏。更有些人以为我做过两次主席,也许还会做第三次，自然乐于同我接近，投李宗仁的票。据事后所知，浙江代表投李宗仁的票就有三分之二。李宗仁当选后，陈布雷集合浙江代表把他们大骂了一顿。
孙科继胡汉民之后一直当立法院院长，并以太子的身份组织三民主义学会,网罗一些社会人士,在这次竞选中除蒋介石给以支持外,旧立法委员的大多数是支持他,为他竞选奔走的。以前有些进步人士想推动孙科同蒋介石对峙,以进行反蒋活动。蒋介石素以继承孙中山自命，他见孙科这样，就想极力支持孙科做他的副总统,使蒋、孙成为一体。我去挖孙的墙脚，是通过旧立委谭惕吾找另一个立委于振瀛谈话。我向他们说，你们过去捧孙，是为了反蒋,我很佩服,但是现在蒋、孙合一了，你们捧孙做副总统，岂不是反而增加蒋的反动力量吗?我这段话把于振瀛说动了。我又向他说,陕西方面你是有影响的(他是陕西人),请把其他方面的票也拉过来。他答应了。他并说，山东代表唯王法勤的马首是瞻。旧立委范予遂是王法勤手下的大将，他也是进步的。于是又通过于振瀛去向范予遂拉山东的票。我这样一“挖”,虽然不能确知挖得多少票，想来可以抵销蒋方施加的一部分压力。蒋介石口头上宣称不支持任何一方,但他暗中仍然有压力,李宗仁失去一些票也是必然的。
罢选后的第二日,程潜的助选人贺耀组(贵严)到我那里，见面就说:“这着棋很厉害!是你出的主意吧?”我说:“这盘棋眼看就要输了,只能猛将几军打乱对方的阵脚，再想妙着。”他说:“将得好!你们的文章好极了。”这时程潜已没有参加决选的资格，我便趁机请贺帮忙,把票子拉过来。他说,情形很复杂,他不能单独作主。他介绍我去找邓介松、邓飞黄。
按宪法规定，三次选举都没有人得到法定的多数选票时,就要进行决选。决选时，只有第三次当选的票较多的前两名能够参加，也就是只有在李宗仁和孙科两人之中进行决选。因此李孙双方无不全力以赴。我们得到四天的准备时间,感到更有把握了。
决选那日,我打开收音机听唱票。每唱孙科的票,孙派代表就来一阵掌声;唱李宗仁的票,李派代表照样也来一阵掌声。此起彼伏,成了会场悦耳的旋律。起初,彼此票数相差不多，到末了，李宗仁的票唱到一千四百,孙科及其代表知道大势已去,也就相率离开会场。李宗仁及其代表则在会场更加活跃,直到将选票唱完为止。
结果,李宗仁共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比较多数(孙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当选副总统了。李宗仁夫妇当即坐车到蒋介石那里去表示感谢，并且还说以后一定追随大总统之后进行“戡乱”，弄得蒋介石啼笑皆非。蒋只是说“好，好，好”,也向李宗仁道喜,并且说我们大家今后共同努力为党国服务。
白公馆(李常在那里会客和决定重大问题)自然贺客盈门,应接不暇。我随后也到那里向李宗仁道喜。我说:“好险呀!相差只有一百四十三票。如果不是罢选,把老蒋的压力松一下,多得几天准备功夫,情形就不是如此了。即以今日的票数来看,老蒋的压力并没松了多少。主要是在陕西、山东、浙江拉得一些票子来补上。”李宗仁夫妇自然是春风满面,那班抬轿佬也喜气洋洋,好似马上就有什么好处似的。而我呢,辛苦了若干日子,希望得到什么呢?我当即回上海休息,也再没有人阻拦我了。
李宗仁夫妇当晚也到孙科家里去慰问。据说这是美国佬竞选胜利者的作风。可是孙科风度不够大方，不肯出来见面。他的代理人说,孙院长很疲劳,到陵园休息去了。
或有人问，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究竟用了多少钱?我答不出确实数目，因为用钱的事，我不经手，经手人是安徽省银行行长张岳灵。传说一共用了一千多根金条(即金子一万多两),都是由广西和安徽两省供给的，安徽省出了大部分。一万多两金子在那时约值现大洋一百多万元,合金元券就不知多少亿了，这在中国那时是个惊人的数字。孙科用的钱也是相当可观的。他有老蒋作后台不用自己掏腰包。各竞选人所花的钱，或请客或送代表们川资旅费,虽不见得象曹锟那样每张选票有一定价钱,但也够肮脏了。
当大总统、副总统举行就职典礼时,据说李宗仁曾问典礼处着什么服装?典礼处没有肯定的答复。届时,大总统着起长袍马褂，显得很斯文的样子;而李宗仁则着上将军服(也许李没有长袍马褂,准备来不及),的确象一个大副官，形像十分难看。大总统、副总统就职后,蒋介石照例邀那些国府委员一起照相留念,但有些委员觉得前途茫茫,都不来参加,景象很是凄惨。
七、蒋介石开始向桂系反扑
蒋、桂在竞选副总统的斗争里,蒋介石被桂系打了一闷棍。这一棍表面虽然打在孙科身上，却痛在蒋介石心里。他怎能就此善罢甘休,因此随即向桂系反攻了。
(一)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是一个糊涂蛋,蒋方就集中火力向他进攻,不但说他贪污舞弊,还说他挖掘安徽寿县楚王古墓,强买民间古画。他们不但在报纸上大肆攻击,而且由监察院提出弹劾动议。李品仙托病躲到上海。白崇禧也到上海。一日，白约我谈话。他说:“鹤龄(李品仙号)在安徽弄得很糟，再难做下去了。老蒋有意请你去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把李调任广西省主席,把黄旭初调中央(不指定什么职务)。德公(李宗仁)要我同你商量一下,听听你的意见。”我说:“这是老蒋的毒计呀!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他说:“不见得吧!”我说:“你读过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吗?虽然实际情况不同，但也颇相似。桂系统治下的两个省安徽、广西,李品仙在安徽弄得很坏，现在把他调回广西，岂不也要把广西弄成安徽那样吗?黄旭初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守成是有余的。我是广西人，我反对把李品仙调回广西。这回蒋恨我到了极点，他要我去安徽是好意吗?无非是要我到‘戡乱’前线上去试试,再来整我,这个当我坚决不上。我提醒你也不要上当。李品仙做不下去，另换一个广西佬好了，或另换一个接近我们的外江佬也好。”白崇禧听了，只得扫兴而去。
在这同时，老蒋也指使办《东南日报》的CC中坚分子胡健中来见我。他把李品仙大骂之后,对我则表示欢迎。他说:“季宽先生在浙江搞了十年,我们是知道的。此次若到安徽去，地方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内)必能通力合作，把安徽搞好。安徽比浙江好搞得多。”此外，以前任浙江省府秘书长的李立民,也以地方人士的身分(李系皖人)劝我去,都被我谢绝了。蒋的毒计乃不得售。
果然不久蒋介石就用夏威(广西佬)接替了李品仙。老蒋这次反攻的计划,只算实现了一半,他那肯就此罢手呢!
夏威(桂军的兵团总司令)也是一个投机分子。有一次深夜，在白崇禧的公馆里，他邀我单独谈话。他说:“蒋的江山看来是保不住了。我们是愿作时代的渣滓,随着洪流沉下去,还是自己找条出路呢?”他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没有什么办法，只好随俗浮沉,得过且过。”他怒气冲冲地说:“你是老长官,是四十年的知己朋友,所以把心里话对你说。你用这种态度对待我,真是岂有此理。”我那时的确心中无数，只是一心一意和蒋介石捣乱，把蒋搞倒了，自然有我们的天下。副总统的竞选后,我疯疯癫癫任性跳舞吃喝，一事不理。我反问他:“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没有。只是同你谈谈,大家想想办法。”他这番话想来也同李宗仁、白崇禧谈过，可能遭到他们的冷待。不久,蒋介石把夏威的军职解除,调任安徽省主席,改以李宗仁的小同乡张淦继任兵团总司令。一九五〇年我到上海,见到市长陈毅。在谈到夏威这个人时，他也认为是言而无信的。据我所知，夏威是通过他的老婆陈明皓和他的参谋处长崔坚，同解放军进行秘密联系的。陈、崔到上海，常在我家出入，行迹诡秘。夏威的言论和行动,自然不能逃过蒋方特务的耳目。蒋也定有所闻,因此就借攻击李品仙,也把夏威的军职解除,既撤换了李品仙,又解除了危险,塞住了桂系的口,真是一箭三雕。
(二)古人有句话:“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李宗仁的副总统是国大代表选出来的,蒋虽不中意，但也无可奈何，于是就把矛头转到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身上了。这里先把白的国防部长来源说明一下。
抗战初期，白原是军训部部长兼副参谋总长。大约是一九四0年调桂林行营主任，几乎长江以南都归他指挥。白崇禧素以广西的三自政策、自治、自卫、自给的创始者自诩，作为重庆南方屏障的桂林行营主任，自然非他不可了。不料日本侵略军自长沙岳州会战失败后,转由海道在北海登陆进占南宁,白乃仓皇调兵堵击。他大吹其斩蛇战略，迟早要把板垣的第五师团在广西境内消灭。但日军不仅占据南宁，并且伸到宾阳路上的昆仑关。蒋调集精锐部队,加以苏联的空军，作了桂南大会战，仍不能击退日军收复南宁。蒋因过信这位小诸葛谓各军作战不力，虽将粤军军长叶肇囚禁枪决,而各军仍认为桂林行营主任事前毫无准备,广西民团毫无作用，使白崇禧的虚誉扫地。蒋不得不将桂林行营撤销，改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作为江南的军事联络机构,以战地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任办公厅主任,而实权则操在副主任林蔚之手。后来桂林沦陷，军委会办公厅亦不存在。这时蒋正要仿照美国制度将军政部改为国防部。蒋对何应钦早欠信任，而陈诚又资望太浅,乃将何应钦升为空头的中国陆军总司令，想要李济深任国防部长。蒋提出的条件是立即开始准备“剿共”内战,但遭李济深拒绝,回到他的老家大坡山闲住,实际则是联络各方人士进行反蒋。
蒋又以同样条件征求白崇禧任国防部长，因他有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共的渊源,一拍即合,于是重要的国防部长就落在白崇禧的手里。记得一九四七年的一个晚上,我同他谈(有韦永成、程思远在座)反蒋与中国共产党和平合作时,他最后的一句话是:“我是汉曹不两立的。”他说罢站起来就走了。以后，我再不同他谈关于国共合作的政治问题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蒋介石突然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并任命陈诚为国防部部长。这一下把小诸葛气坏了，坚辞不干，赌气走去上海。白崇禧做国防部长是由于他答应合作进行“剿共”的,以为蒋能言听计从,可以充分发展他的才干了。但蒋无论对外或对内,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更加以陈诚又是蒋的灵魂，事事与白作对。因此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仍然是一个空头官，不为蒋所重用。白曾对我发牢骚说:“东北四平街战役，如果肯照我的计划乘胜直追,占领哈尔滨，就可把共军根本击败。”白对蒋的其他措施也多不满,加以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他也极其卖力，当然蒋的第二个打击目标就轮到他的头上了。白崇禧被任为“华中剿总”,他坚决不干,到了上海,也使桂系内部发生混乱。郭德洁固然洋洋得意，而白崇禧的老婆马佩璋则是满口牢骚,说:“你的老公做了副总统，我的老公却把国防部长丢了。”彼此互相攻讦。
在选副总统之前，蒋的某些重要会议或宴会，我也有份参加，好似仍是他范围内的高级干部,在那以后他就不理我了。端午节，蒋忽然邀我到他家里吃午饭。在座除他夫妇之外,只有蒋经国,张群、吴忠信，连我共是六个人。我很诧异，心想这样的家庭式的便饭,为什么也要我来参加,可能又有什么为难问题要我跑腿了。吃午饭时,蒋很客气,他素不饮酒,可这次却举杯向我们敬酒,祝节日快乐，这在他是少见的。吃完了午饭,他对我说:“想请季宽先生去劝劝健生兄，以党国大计为重，打消辞意，快去武汉就职。”我问他派人去劝过没有?他说:“礼卿先生(吴忠信号)刚劝过回来，他仍然坚辞不去就职。现在‘戡乱’正在进行,武汉地方最为重要,所以才任命他去当华中‘剿总’,这完全是党国的需要和将士的渴望,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你与他历史关系很深,请去劝劝他。”我答应晚上坐夜车去上海。他说:“经国有专机飞上海，就与他同机去好了。”说完,我就同蒋经国一起到南京军用飞机场飞去上海。
我在机上想，用什么话来劝白崇禧呢?难道还有比吴忠信更能代表老蒋说话么?难道我还用“党国为重”、“戡乱”为重那套话来劝他吗?我答应老蒋时就想到只有用相反的话，用桂系本身的利害才能说动他。白崇禧到上海十多日，蒋就暗示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上海闻人杜月笙、顾家棠来捧他,请他吃酒看戏。他在虹口有大公馆,在沪西还有别墅,真是快乐极了。
当日下午四点多钟到了上海，我就打电话约白崇禧来我家里谈谈。他说:“谈什么呢?你的来意早知道了。”我说:“你可能只知道一半，不当面谈,你不会知道。”于是他来到霞飞路我的家里。
一见面,他就说你的来意我知道。你想想,陈小鬼(陈诚)同我是死对头，他在中央当国防部长，我这个仗怎么打!这不是明明要整我们(指桂系)吗?先整了李鹤龄，这回轮到我了。他还引了一句“岂有权奸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乎”的古话。我听了笑笑说,你还想把仗打好吗?他很惊异地望着我。我说,这次来并不是用蒋的话劝你去就职为他好好打仗,正是相反,因为早就看到蒋的仗是打不好的，才想来同你谈谈赶快到武汉就职，掌握一些队伍，尤其要抓回广西那点军队，不要把本钱陪着人家一起输光了。我见他有点心动，便进一步说:“你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等于关在笼中的鸟一样么?现在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难道你躲在上海，他就肯收回成命吗?他正开始要整我们,我们就要借此机会出去。到了外面，再反过来整他。”我又说:“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机会到的时候,就可以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他对我这些话听得很入耳,小诸葛的决心也下得真快,他说:“对!我明天回南京到武汉去就职。”
白回到南京,蒋当然高兴。白就趁机要求扩大华中“剿总”职权和区域,而最重要的则是华中“剿匪”总部直接向蒋负责,不受国防部及参谋总长的节制。这样,他就摆脱了陈诚(国防部长)、顾祝同(参谋总长)两顶帽子。这是他跑到上海撒娇半个月的最大收获，是其他“剿总”所没有的,也是历史上所没有的。蒋介石素来是爱直接指挥作战的,白崇禧这样的要求正合他的脾胃,所以他也不管破坏什么制度竟然答应了。这一出戏足足唱了半个月，六月十六日白崇禧飞汉口就职。
八、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忽传武汉方面白崇禧发电致蒋，谓部队不能再战，力劝蒋介石以党国和人民性命为重，与中国共产党再行和平谈判(原电我未看到，据说语气尚和缓)。这无异胁迫蒋介石下野，由桂系李宗仁出面收拾。据说蒋接电报后匆匆地开了一次紧急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表示他要回溪口休息，也即是要下野的意思,当日就飞回溪口去了。蒋所以采取这个步骤,不外乎是没有弄清白崇禧的底细,怕白单独同共产党联合起来向他进攻,以致影响淮海战役。其时淮海战役正在胶着，胜负未分。如蒋胜了再收拾白崇禧和桂系，易如反掌。他在溪口和在南京一样，都可直接指挥部队。当时指挥全军的参谋总长是他的亲信顾祝同,他所倚靠的空军总司令则是他的同乡亲信周至柔，国防部则是他最亲信的继承人陈诚,他回溪口也就十分放心了。
我在上海得知白崇禧逼宫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害怕极了。因为谁都知道我同白崇禧的历史关系,白去汉口就职是我劝驾的，他这次的举动难道我不知道,不是共同预谋的吗?说老实话,自从我劝白崇禧任华中“剿总”之后,没有同他通过信和电报电话。现在我说来恐怕都没有人相信,何况当日的蒋方人员呢?在那几日内,我真是象被赶急了的鸵鸟，一时躲到医院，一时又躲到朋友家里，不敢在自己的家里住，怕的是蒋方特务不分皂白把我抓起来马上杀了。但是随后一想,躲是躲不住的。上海公安局长是我在浙江时候的保安处长宣铁吾,他手下的特务头目也是保安处的原班人马。我这彪形外貌和我在上海的行径都是他们所熟透了的。这样一想，我又安心回到自己家里,听天由命等候他们摆布吧。
李宗仁频频打电话来，要我去南京，说有要事商量。李宗仁自当选副总统后,就回北平办理行营的结束,只是阴历八月中旬约我同去游西湖,并同到海宁观潮,从未谈过什么政治问题。我对南京,尤其武汉的情形，都是茫茫然的。当时我想，在上海固然不安全，去南京更是危险,但又无法逃出蒋方特务的魔爪。他们如要杀桂系的头目,就大家同死在一起也好。于是我就毅然去南京,看看情况再说。这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九日的时候。
我到南京住在李宗仁家里。我问武汉情形,他也不甚清楚,只是说:“蒋回溪口去了,表示要下野,指定我暂代总统。他临走又指定张群和吴忠信同我商谈他下野后的善后问题，所以要你来一同商量。”我心里想，要下野就走好了，还有什么善后问题要商量，难道后任不会办吗?这其中大有文章,不可不注意。
张群、吴忠信来了，他们代表蒋方。李宗仁和我代表桂系，成为谈判的对手。吴忠信首先提出文告的字眼问题。他主张用“暂代”两字。他说:“蒋总统因身体的关系暂时离职,随时可以复职的，只能算是暂代，连代理的字眼都是不相宜的。”而李宗仁则至少要得到“代理”两字。因为“暂代”与“代理”两个字就往返磋商了好几天,并未解决。其他问题尚未提出。据我所料,最重要的是淮海战役必须进行到底,不能中途更换他的亲信军政大员。
这时,徐州以南的津浦铁路,已被人民解放军切断，被包围的蒋军无法获得支援。蒋出动全部空军空投接济。他还亲自飞到前线上空同那些指挥官讲话,要他们努力突围。那时,从早到晚每隔十多分钟就有一架蒋机起落,南京上空飞机往来不绝。而李宗仁公馆每日都忙于蒋下野后的谈判。我心里想,万一蒋军胜利,谈判也就停止，李宗仁和我及桂系的一些头目都要成为阶下囚了。我时常想离开那个危险地方,但又有什么方法呢?
在武汉的白崇禧见“逼宫”尚未完全成功，双方正在拖着不能解决，也着急了。大约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日他打电报来，邀请张群和我到他那里谈谈。他邀我们去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张群对为他解释“有电”不过是暂时为挽救危局着想，并无心同中国共产党勾结;二是因为同我久不见面,当面谈谈有什么好的对策。这正符合我要设法离开南京的目的。我同张群坐“自由”号飞机前往汉口(因那时宁汉陆空已停航)。白崇禧对张群自有一番敷衍应酬的话。张群在汉口住了一夜,次日乘原机回南京。白留我暂住汉口。
九、桂系在武汉的一次秘密会议
白崇禧送走张群之后,立刻在他卧室内召开桂系的秘密会议。除黄旭初尚留桂林之外,在武汉的桂系文武大头目都参加。白崇禧首先发言。他说:“这回同老蒋闹翻了。淮海战役一结束，他(指蒋)迟早一定来收拾我们。南京的中国国民党党部是他的御用工具。我们一向是搞军事的,对于党务(指中国国民党)没有什么经验,以前我们屡次失败,都是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全靠枪杆来干。这回就大大不同了，不但要对付国民党内部，还要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你们看怎样行呢?”接着他又说:“我的意见，李任公(济深)一向反蒋，他团结有一些民主力量，与共产党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就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你们看好吗?”
我与参加会议的众人都赞成，于是推人起草用白的名义写信给李任公，易稿两次,都不满意。我说最好派与李任公有关系的人去香港,当面说明这里的情形,比写信好得多。但李任公在上海临走时同我说过，到香港一有机会就要到解放区去。如果李不在香港,同什么人接头呢?难道就空手回来吗?白想了一想说:“这个重要使命只好请你负担。”我答应了,并问:“如果李任公已离开香港，我可否同中共驻港负责人接头呢?”他也答应了。我还说，现在火车飞机都不通,恐怕时间上来不及,怎么办呢?他说,他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很有交情，陈纳德现在办民航，即刻打电报给他，请他派专机来。会议结束已是下午三点多钟。我就同他到东湖疗养院看看抗战初期住的老地方,在湖内打了一回猎就回来了。
次日(大约是一月四日)，陈纳德的飞机直到下午三时才到汉口。我上机一看,所谓专机，原来堆满着货物,好不容易把货物挪开腾出一个坐位来。据说白雇用这架专机，花了一百五十万金元券。陈纳德真是一个吃人的飞虎呵!白崇禧派他的机要秘书海岱禄带着密电本同我一起去香港。他还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广东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宋子文，说是派我到香港洽购军用品的。他怕万一到广州碰到宋子文就有话可说了。这是小诸葛的小花招。但是我想，我到了广州总以不停留不见宋子文为妙,这封信只是备而不用的。
飞机下午三点多才由汉口起飞,五点到桂林,黄旭初已在机场等候。我拉他到僻静处密谈了十几分钟,把南京、汉口和我要到香港去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李任公以前在广西搞什么党的组织，我们因为中央(指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关系,禁止他们活动。他们还有人在桂林等地,可否请他们先把招牌在广西挂出来?我说不忙，等我到香港当面商定后再说。
飞机到柳州卸货,到达广州已是八点多钟了,通知我,明早为我转机去香港,因为陈纳德的飞机不能直飞去。我要在广州停一夜，真是为难。机场上只有广西驻粤办事处代表阚宗骅,秘密来接我。我问夜船(广州到香港船只分早夜两班)还没有开吧?他说,桂山(桂山、桂海两轮是桂系办的航行香港、广州的船只)可能还没有开。于是我们就驱车到桂山船的大餐间上去。船上买办是桂军旧部下，他拉阚宗骅到旁边说了一阵话。阚回来说:“这回船上客杂，有许多土匪，预定在三枝香(广香航线最险处)里应外合行劫,广州公安局已派了许多暗探下船,如果真有其事,就一网打尽。我说,这怕什么。那个买办说，季公犯不着冒这危险，还是在广州住一夜，搭明日早班飞机去好。
我们上岸在堤上徘徊,到酒店和办事处住都不妥当，恐怕特务暗算。我想张发奎就住在沙面,他虽然是下了台的绥靖主任,特务是不敢奈何他的,而且我还要同他谈谈南京,汉口的情况,看看他的态度。西堤离沙面不远，步行一会就到。我去叫门,他已睡了，问知是我,才由床上爬起来。他见我很惊讶,说南京和武汉的事只听到一些传说,真实情况不知道。我把大概的情况告诉了他,已是半夜了。他说,邓剑泉(绥靖副主任邓龙光的号,属前方四军系统的)昨日才由高州回来,他是在那里负“剿匪”责任的,最好明早请他来谈谈。
次早邓龙光到来一同早餐。我说明来意和南京、武汉情形之后，邓龙光说:“我到高雷‘剿匪’几个月，它不同于我们以前的打仗,这里据报发现‘匪’踪,等到调兵过去又不见了。我想目前不是用军事能解决的。德公、健公主和固然是好,但是具体的办法怎样呢?”我说正要去香港找寻办法。他们都说好。到九点多钟，张发奎给买了飞机票，并派他的随从参谋陪我到机场，我上了英国飞机，一个多钟头就到香港。
十、我在香港的活动
我一到香港家里(白的机要秘书海岱禄也住在我家里)，立刻打电话给黄琪翔，邀他到我家面谈。这是在上海分手时预先约好的。他立刻来了,我把南京和武汉的情形概要告诉了他。他说:“很可惜,你来迟了几天,李任公已于前几天动身到北方去了。我不知道民革留下什么人在香港负责。但是，你要同中共负责人接头,我还有办法。”他立刻打电话给杨建平先生，约定下午四时在杨家见面会谈。我同黄琪翔下午到香港山顶上坚尼地台十号杨宅，殊不知杨先生竟是熟人，他在陈铭枢交通部长任内当过全国邮政储金储汇局局长。不久中共驻港负责人到来，我又把南京和武汉的情形重述一遍。中共驻港负责人说,他也知道一些情况,白崇禧可能反蒋，但这样的大事他不能作主，必须打电报给延安党中央请示，复电要三、四天才能回来，请等候几日吧。
在那些日子里，民革在港人士邀我到香港山上李济深住宅作一次报告。我又把南京、武汉情形重述一次,并说我已同驻港中共负责人接了头,正等待中央回电。
过了三日，杨先生又约我到他家，我料想是延安的回电到了。果然中共驻港负责人也来了。他说,党中央已有回电,要白崇禧派刘仲容(刘当时是白的参议)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途去找刘伯承接头。我立即回家叫海岱禄打电报报告白崇禧。但未见回电，不知派刘仲容去了没有。
我虽向汉口去了一些电报,但回电却很少,我心里很着急。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结束，蒋军全被歼灭。同月十四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主席的这一声明，给蒋党和李宗仁等当头一棒。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二十一日,李宗仁宣布代理总统。
当淮海战役结束时,蒋军尚保有武汉下游长江以南地区,残存陆军一百零几万,空军、海军仍是完整的。于是所谓“隔江对峙”在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的脑中仍占主要地位。蒋介石虽宣布下野,但仍在溪口布置他的所谓“长江防御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