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底的一天，瑞金叶坪。
急促的马蹄声越来越近，毛泽东走出房门，迎接远方而来的战友。
“恩来！”“泽东！”
跳下战马的正是周恩来。寒风之中，两人紧紧拥抱。这是两位战友广州一别后第一次重逢。此时的毛泽东，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小他5岁的周恩来，即将履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那一天，恰好是毛泽东38岁的生日。
老友相见，感慨万千。大革命失败，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在江西南昌和湘赣边界发动武装起义，从此天各一方。他们之间的联系，靠的是两人共同领导开辟的一条路：中央闽粤赣秘密交通线。
这是一条既充满希望又充满凶险的路。周恩来，就是沿着这条路，刚刚从上海来到赣南闽西中央根据地的。
遥望
长汀，闽赣交界处的一座小城。1929年3月14日，“朱毛”红军在长岭寨歼灭守敌郭凤鸣旅，乘胜占领福建长汀城。
自从1月14日离开井冈山，连续转战整整2个月的“朱毛”红军，终于得到了一次人员休整和物资补充的机会。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报告：“井冈山出发以来的疲败精神，业已恢复，士气亦已振奋起来。”
长汀没有让红军失望，短短几天，红军就筹得5万大洋。这是红四军成立之后筹集到的最大一笔款子，一部分远送上海作中共中央经费，另一部分用于缝制红军军装。在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率医护人员用2周时间，为红四军指战员接种了牛痘。后来，傅连暲参加红军，将医院整体迁往瑞金，成为中央红军第一所正规医院。朱德回忆说：“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脱下褴褛的衣衫，换上整齐的军装，红四军官兵的思想并没有及时统一。来到远比井冈山富庶的闽西，主张“走州过府”攻打城市的呼声增多，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热情却在下降，围绕红军如何建设和发展的争论，愈发激烈。
一个繁星闪烁的早春之夜，毛泽东又一次遥望北方。他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写道：“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这一天是3月20日，春分前一天。趁取春光，莫负今朝。“飞转”两字，表达了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情：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设想，需要中央大力支持；成长之中的红四军，急盼中央有力指导。
同一时间，上海云南路447号，一栋以“福兴”商号作掩护的临街楼房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在眷注着“朱毛”红军。从城市暴动的接连失败到农村割据的逆势而起——中国革命逐渐形成上海党中央与“朱毛”开辟的红色根据地遥相呼应的格局。这时的中央，同样需要把“朱毛”红军的经验与教训，推广或借鉴至其他根据地。
然而，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红四军始终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围困，与上海方面的联系困难重重。来自中央的指示常常滞后，甚至脱离现实。1929年2月，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错误判断影响，中央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上海工作，红军分散匿伏于赣南农村。发自上海的“二月来信”直到当年4月才送达毛泽东手中，这时的赣南局势已经随着赣军北调两湖作战发生了变化。若不是毛泽东勇敢地坚持正确意见，就不可能有后来赣南闽西的红火局面。
显然，上海与苏区之间，迫切需要建立一条信息快速流通、人员和物资安全运送的交通线，把中央这个“中枢”与苏区这个“躯体”连接起来。否则，中央对苏区革命形势就难以作出正确判断，红四军与中央也难以在行动上保持一致。
血脉
1930年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央的“单独的指示”——
“中央认为必须与闽西红军、朱毛红军共同设立一独立的交通网，这一交通网，可以解决红军与江西或广东的联系问题，可以解决你们与红军及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
信件，出自周恩来之手。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
接到中央来信，毛泽东很快委派了一位名叫卢肇西的年轻人前赴上海，执行探路重任。
卢肇西，时任中共闽西特委委员、红四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永定客家人。虽然只有25岁，却是一位参加过北伐战争、组织过家乡暴动的“老布尔什维克”。
从瑞金到上海，便捷的道路自然是北经南昌或东去福州。不过，这两条线路皆为国民党重点把守之地，一路盘查严密，不具备建立秘密交通线的条件。
卢肇西化装成商人，越过敌人的封锁，从闽西进入粤北，在广东大埔县青溪镇乘船南下，凭着一口地道的客家话和机敏的应对，闯过国民党军警和地方民团一道又一道检查，一路有惊无险地到达了汕头，沿途的重要情况被他默默记在心里。
此时的香港，是共产党地下活动的重要枢纽。由汕头转香港再往上海，便顺利得多了。见到卢肇西的那一刻，悬停在周恩来手中的棋子终于落定：“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几个月后，当卢肇西沿着同一条路线返回瑞金，一条凝聚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心血的秘密交通线初现雏形——
这条跨越大海、穿越深山的交通线，由上海经香港回转汕头，溯韩江而上粤北，穿过山高林密的闽西，最终到达赣南——迂回曲折，水陆兼程，全长3000公里。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交通局在上海成立，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等组成委员会，吴德峰担任交通局局长，担负建立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和全国的交通网，输送党的干部和苏区急需的各种物资。直属中央交通局的香港总站和闽西大站，分别由中共华南分局秘书长饶卫华和中共广东省委交通科科长李沛群负责，两人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对敌斗争经验丰富，且都是广东梅州人，熟悉粤闽赣交界地域的语言、民情和地形。随即，两个秘密交通中站在汕头和大埔建立，前者以上海中法药房在汕头的分号为掩护，后者以青溪永丰客栈为掩护……自此往北向东，建立了跨越三省的大大小小几十个秘密交通站点。每个站点职责略有不同，有的负责采购军火，有的负责中转物资，有的负责传递情报和经费，有的负责护送人员往来。而第一个用双脚踏出这条红色之路的卢肇西，则受命秘密创办闽西苏区武装交通机关，与中央交通局直接对接。
汕头中法药房设在繁华的镇邦街，这里靠近码头，既方便人员撤离，也利于为根据地转送药品。周恩来选派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任汕头中站站长。陈刚此前担任中央提款委员，有过只身将苏区打土豪所得的千两黄金如数送达上海的传奇经历。
中央特科还从全国抽调精干队伍担任重要站站长，交通员都是经过反复遴选出来的对党绝对忠诚、军事素质过硬、能够吃苦耐劳、应变能力和记忆力超强的优秀党员——许多情报传递为“无纸化”，需要交通员全部背记下来。选拔交通员还有一项苛刻条件：不能说梦话。
交通站执行严密的运行方式和严格的纪律制度。比如，货物运输时间一般选在晚上，线、站只与所在地党组织书记一人联系，不准与别的负责人发生关系。站点之间、交通员之间，实行单线联络。
也是在1930年10月，刚刚赢得中原大战的蒋介石立马转头向南，调集10万重兵“围剿”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几乎在同一时间，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刘伯坚、邓发、叶剑英、左权、萧劲光、徐特立等，先后从上海神秘消失——当他们穿过敌人“围剿”大军层层布防，陆续出现在赣南闽西，意味着这条秘密交通线已经受住了考验。
奔赴
周恩来从上海启程的时候，是1931年冬天。
本来，这年年初，周恩来已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于党中央接连遭遇一系列重大险情，行程一推再推。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先后由项英和毛泽东代理。
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了党在上海的多处重要地下机构。得亏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及时送出情报，中央机关才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祸不单行。6月22日，码头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暴露了中央秘书处办公地。
危急关头，周恩来组织相关人员紧急撤离，一大批高级干部顺利转移到了赣南闽西。山高水长，处处关隘。在中央机关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红色交通线为什么依然安全畅通？
原来，深谋远虑的周恩来未雨绸缪，早已派出中央特科顶尖特工陈彭年，在汕头中法药房附近的海平路97号设立了一个备份交通站：华富电料行。这处绝密交通站由周恩来、吴德峰直接指挥。陈彭年早年在法国做过劳工，又曾在苏联接受过训练，交际能力出众，很快在汕头打开了局面。汕头中法药房人去楼空，秘密职能由华富电料行接续。除了转移从上海来的重要人员，大量的电子管、铜线圈以及各种小型器械等稀缺物资，也是在这里精心伪装，源源不断运往中央苏区的。
周恩来的苏区之行，并不顺利。
当一副工人打扮的周恩来在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肖桂昌一路护送下走出轮船，陈彭年已经在码头恭候多时。一行人准备入住由外国人开办的当时汕头最大的旅馆——金陵酒店。刚要上楼休息，周恩来神情一动，陈彭年赶紧扫了一眼，原来，楼梯转角处的照片墙上，有一张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军校学生军时的合影，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赫然在列。陈彭年不动声色，马上带着周恩来来到棉安街16号——那是陈彭年掌握的一处绝对保险的小旅社，幕后老板是粤军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忙着缉捕共产党的张瑞贵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个夜晚，已经被国民党通缉了4年多的周恩来，就睡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接下来的行程，依然险情不断。次日一早，周恩来再次易装，变成了一位头戴礼帽、一袭长衫、身背画夹的画匠。护送队伍里增加了熟谙当地情况的交通员邱延林。三人计划先乘火车到潮安，再转火轮至大埔。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份和装束，邱延林买了二等车票。上车一看，车厢内只有他们三人，一旦遭遇不测，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三个人迅速挤进人多嘈杂的三等车厢，谁料刚刚坐定，紧张的一幕出现了——周恩来发现，检票员居然是一位熟人。躲避已经来不及，周恩来一面拉低帽舌望向窗外，一面轻声告知肖桂昌。肖桂昌机警地站起来挡住周恩来，向邱延林递去一个彼此熟悉的眼神。邱延林心领神会，主动上前把车票拿给检票员检查。那人一看是二等车票，用手指了指二等车厢，示意他们坐错了车厢。肖桂昌后来回忆，那个检票员没有再回来，他们三人便一直在三等车厢坐着不动，有惊无险地到达了潮安。
与周恩来的苏区之行，是肖桂昌最后一次执行护送任务。1933年5月，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肖桂昌因叛徒出卖被捕，抗战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先是担任中共长江交通局处长，后调香港负责南方工委秘密交通和情报工作，1945年增补为党的七大代表。另外两位优秀交通员陈彭年、邱延林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从广东大埔到福建永定，是秘密交通线上最为危险的路程，除了一小段水路外，尽是毒蛇出没的险峻山路。这里属于赤白交界地，敌我双方犬牙交错。夜幕降临，周恩来又换上了一套牧师服装，胸口佩戴了十字架，红军6名枪手蹑足潜踪、鹿伏鹤行。在那个寒冷的冬夜，由多宝坑小站交通员邹日祥、姜春英夫妇带路，周恩来一行翻山越岭，终于在三更时分到达了苏区第一站：伯公凹小站——大山深处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交通员邹端仁一家早早就为客人烧好了泡脚的热水，还杀了一只母鸭待客。万籁俱寂，夜阑人静。那是周恩来多少年来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随着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片火热景象，让周恩来振奋；上海党中央面临的残酷现实，却令周恩来揪心。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中央在上海的处境越来越难。周恩来此行，还有一项重要使命，为中央首脑机关最终迁往苏区作准备。他要求闽西大站搬到永定边界，已经调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的李沛群再度担任站长。
1932年10月，国民党特务展开大搜捕。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得到情报迅速转移，侥幸躲过一劫。上海危如累卵，撤出已成定局。1933年1月17日，临时中央决定迁往江西苏区，留在上海的机构改称“白区中央局”。
1932年底，张闻天先行一步，离开上海去江西。几天之后，博古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同行，秘密离开上海。博古、陈云是由交通员卓雄从大埔护送至瑞金的。18岁的卓雄时任红色中华保卫局执行部执行科科长，手下的队员为清一色的年轻人，个个机警干练。卓雄晚年回忆，护卫博古、陈云的路上，差点出了大事——
穿越高山密林进入永定境内，卓雄安排博古、陈云二人栖身在一处隐蔽的小煤窑，不知何故，竟然走漏了风声。当时，几百个敌人包抄了过来，卓雄手下只有十几名队员。关键时刻，卓雄带着两个队员绕到山后开枪射击——急促的枪声，将敌军吸引了过去。趁着沉沉夜暗和纷飞的大雪，其他队员保护着博古、陈云冲出包围，化险为夷……卓雄说，到达根据地，陈云往地上一躺，伸开手脚，呈“大”字形，高喊：“到家了，总算到家了！”
家！这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出生入死，于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和重重围困中建立的“家”，这是共产党人自己的“家”，这是属于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的“家”。
行走生死之间，步步惊心动魄。就是在这样一条危机四伏的交通线上，英雄的交通员安全护送了200多位中央领导、军地高级干部，运送了苏区每年所需的价值900万元的食盐和价值600多万元的布匹及其他紧缺物资……
英雄
1933年9月的一天，一位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外国人，从潮安登上了一只开往大埔的隐秘小船。
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船被灌木覆盖着，我几乎平躺了两天两夜，不敢出声。一天傍晚，船终于开动了，这只小船与许多小船一起由一条轮船拖着，驶向上游。沿途停了很多次，我的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我的下面是流水声。有几次很显然是盘查，说着粗鲁的话和口令。第三天我们才上了小船的船板上，船夫们拖着小船在韩江上缓慢前行……天黑上岸，潜入一个村庄，那里迎接我们的是几个带毛瑟枪的少年，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中国红军的战士。”
这支红军小分队的领队，就是卓雄。
李德到来的时候，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当时，国民党各路“围剿”军兵力50万人，红军总兵力10万人，力量对比并不是历次反“围剿”最为悬殊的一次。然而，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这位洋顾问脱离实际的指挥，导致红军一败再败——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随即杀进苏区的国民党军开始了掘地三尺式的残酷“肃红”，分布在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员首当其冲，成了敌人搜捕和杀戮的重点对象。
曾经接待过周恩来的交通员邹端仁被反动民团枪杀后，又惨遭焚尸；交通员邹昌仁被砍头示众，弟弟邹佛仁被挖心……仅是小小的伯公凹村邹氏一门，就有7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由于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彼此之间大都为单线联络，相互保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到底还有多少无名英雄把鲜血洒在了这条红色之路上。
英雄虽去英魂在。当年，毛泽东在谈到中央闽粤赣秘密交通线时，曾经这样说过：“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90多年过去，这条漫长而又凶险的小路，已经随着山河岁月的变迁难觅其踪，但是，那些用勇气和智慧开辟这条希望之路、用生命和热血守护这条生死之路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摘自《解放军报》贾永 院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