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一个秋日清晨，南京城内一片沉寂，曾经不可一世的汪伪政权正处在风雨飘摇的边缘。而在这看似平静的表面下，一场精心策划的诱捕行动正悄然展开。陈璧君，这位曾在汪伪政府中权倾一时的女人，是否已经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
汪伪政府的成立与汪精卫的投降
1940年3月，在南京一座庄严的官邸内，汪精卫正式宣布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并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这一天，府邸内外布置严谨，日本的旗帜与汪政权的标志交织飘扬。官员们穿着正式的西装，日本的军官则身着军服，肩上的章节闪烁着冷冽的光芒。
成立典礼上，汪精卫发表了长篇的演讲，声称新政府将恢复国家秩序，并与日本合作带来和平与繁荣。在这个政权中，陈璧君被委任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她身着一件端庄的旗袍，站在丈夫的身旁，其职责是监督政府官员的行为与廉政。她还被额外委以“广东政治指导员”的职位，负责在广东地区推广汪伪政权的政策和主张，以巩固汪政权在南方的影响力。
在成立仪式结束后，陈璧君参与了一系列的会议，讨论如何在广东地区施行政策，确保地方官员与汪伪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会议中，日本顾问时常介入，提供“建议”或直接指示，这清晰地揭示了汪伪政府的实际控制情况。
同时，在延安，毛泽东对汪精卫的行为进行了犀利的批评。他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公开谴责汪精卫为“日本走狗”，指出其背叛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成为日本侵略政策的帮凶。
1944年11月，随着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的病逝，汪伪政府的内部权力结构迅速发生了动荡。汪精卫的去世在南京造成了一股不小的震动，许多官员和陈璧君本人都在重新评估自己的处境。作为汪精卫的直接继承人，陈璧君在政权中的地位变得更加脆弱。
到了1945年8月，当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南京城内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陈璧君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面对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和外界的压力，情况变得尤为复杂。
在日本投降消息传来的几小时内，南京的街道上聚集了众多市民，他们的反应混杂着解放的喜悦和对未来的种种猜测。与此同时，汪伪政府的官邸里，一些官员急忙地收拾文件，销毁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证据，而陈璧君则在官邸的办公室里与几位剩余的忠诚官员讨论着应对措施。
政府官邸内，官员们频繁地来往于各个部门，传递着最新的命令和信息。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氛围中，陈璧君还必须处理来自下属的询问和请求，尤其是那些担心自己未来的官员们。他们在官邸的长廊和房间里低声讨论，试图找到各自的出路。
抓捕陈璧君的智慧布局
郑介民作为军统的高级特工，在得知要抓捕陈璧君的任务后，立刻着手策划行动。他非常清楚，陈璧君在汪伪政府中的地位非同寻常，直接抓捕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甚至可能激起残余的伪军抵抗。因此，他决定采取一种更为隐秘且有效的策略。
郑介民详细研究了陈璧君和汪伪政府其他高层的性格与处境，尤其是汪伪政府主席褚民谊的情况。褚民谊在汪精卫去世后，接手了大部分的政府事务，他处在极度敏感和困惑的状态中。郑介民意识到，这种心理状态正是实施诱捕计划的绝佳时机。
他首先策划了一封信件，信的内容经过精心设计，以蒋介石的名义写成。信中表达了国民政府对褚民谊及其部下的既往不咎，声称只要他们愿意合作，国民政府将保证他们的安全和一定的政治地位。信中还特别提到，希望褚民谊能和陈璧君一起前往重庆，商讨战后合作事宜。
为了让这封信显得更加真实可信，郑介民还安排了特定的送信途径，确保信件经过多次辗转，最终出现在褚民谊的办公桌上。这封信在陈璧君和褚民谊收到时，已经被各种传言所包裹，看起来无懈可击。
褚民谊收到信后，感到这是一个摆脱当前困境的机会。他在心中权衡利弊后，决定接受信中的提议，亲自带着陈璧君前往重庆。为确保安全，褚民谊还向其亲信们征求意见，这些人也大多认为这是避免直接冲突的一种可行方案。陈璧君对此也未表现出明显的反对，两人很快决定按计划行动。
在准备启程前，褚民谊和陈璧君安排了一次内部会议，商讨如何处理汪伪政府的善后事宜。他们将重要文件封存，指派可靠的部下继续留守南京，以便在他们返回时仍能掌控局面。同时，他们还秘密联系了部分伪军，准备在重庆的会谈中做进一步的安排。
然而，郑介民早已料到褚民谊和陈璧君可能会采取的防范措施，并做了相应的布置。他密切监视着两人的一举一动，并在他们出发前安排了特工在沿途进行跟踪和监控。
当天清晨，褚民谊和陈璧君乘坐一辆黑色轿车，带着几名随从离开南京，朝着预定的地点驶去。
陈璧君的命运转折
车队一路向前，起初一切似乎都很正常。陈璧君和褚民谊在车上偶尔低声交谈，讨论着即将到来的会晤和可能的谈判内容。他们身边的随从也在不时查看手中的文件，似乎对即将到来的重庆之行充满期待。
然而，随着车队行驶的时间逐渐拉长，陈璧君渐渐发现，车辆的行驶方向似乎有些不对劲。最初，路线偏离的迹象并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车窗外的景色开始变得陌生。陈璧君注意到，沿途的村庄和地形与她记忆中的路线不符。这条路她并不熟悉，显得格外荒凉，远离了南京通往重庆的主要道路。
此时，褚民谊也开始感到不安，他与司机简单沟通了几句，但得到的回答只是简单的“需要绕路”。尽管如此，陈璧君和褚民谊都清楚，事情似乎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然而，在他们身后，跟随的几辆车中坐满了郑介民安排的特工，这些人一直密切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意外。
当车队终于到达一个偏僻的河岸时，陈璧君的疑虑瞬间加深。眼前的景象让她感到更加不安——河岸边停泊着几艘汽艇，周围几乎看不到其他人烟。这个地点与他们原本预定的行程完全不符。褚民谊也明显感受到不对劲，但已经来不及回头。
几名特工迅速从随行的车辆中下来，示意陈璧君和褚民谊下车，声称需要换乘汽艇继续前行。陈璧君看着眼前的情形，虽然明白情况不妙，但此时她和褚民谊已经别无选择。在特工们的“引导”下，他们被带到汽艇旁，被安排登船。
汽艇缓缓启动，离开了河岸，船只在水面上平稳地行驶着。船头，郑介民的得力助手亲自操控方向，确保船只朝着预定的方向行进。水流轻轻拍打着船身，四周的景象逐渐被夜色笼罩。陈璧君和褚民谊坐在船舱内，面对着几名冷峻的特工，他们没有被告知前方的目的地，但此刻已经不难猜测。
船行至河中央，另一艘汽艇从对岸缓缓驶来，与他们的船并行。一名特工迅速跳上另一艘船，与郑介民的助手交换了几句低语，然后向船上的其他人打了个手势。这时，陈璧君和褚民谊被告知，将被带往另一处“安全”地点，继续他们所谓的行程。
就这样，两人被安排换到另一艘汽艇上，特工们谨慎地监督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新的船只重新启动，逐渐驶离了原本的路线，向着预先安排好的隐蔽地点前进。
经过数小时的航行，汽艇最终停靠在一个更加隐秘的河岸。这里早已安排好了一队军统特工，他们迅速将陈璧君和褚民谊从船上带下，并押送到一辆等待已久的车辆上。这辆车随即加速驶离河岸，消失在黑夜中。
此时，陈璧君和褚民谊已经完全落入郑介民的掌控之中。他们被秘密押解至重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将是彻底的审讯和处理。
法律的审判与思想的转变
1945年底，随着抗战胜利的余波逐渐平息，国民政府开始着手清算在战争期间与日本合作的汉奸。陈璧君被正式起诉。
审判持续了几天，检方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她在汪伪政府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她与日本侵略者的密切合作。最终，法庭判决陈璧君有罪，依据《惩治汉奸条例》，她被判处无期徒刑。1946年2月，陈璧君被押送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开始了她的服刑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界的形势也在不断变化。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解放军进驻苏州，城市迎来了新的统治者。苏州解放后，陈璧君被转移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这里是上海市最著名的监狱之一，关押着众多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被定罪的犯人。
在提篮桥监狱，陈璧君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里的管理更加严密，犯人们每天都要进行思想改造和劳动。监狱中的干警定期组织学习班，要求犯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新中国的政策，同时撰写思想汇报，记录他们对过去行为的反思。
经过几年严格的思想改造，陈璧君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她开始认真回顾自己在汪伪政府中的所作所为，逐渐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陈璧君从最初的抵触，到后来的接受，再到最终的彻底认罪。
参考资料：[1]冯兵.历史中的陈璧君[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27(4):207-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