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叛党投敌成为国民党官员，在逃到澳门后颇为落魄，在得知新中国成立后，悔不当初的他又给周恩来拍电报想重回组织，那么周恩来有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呢？
1920年，时任武汉江汉通讯社编辑的包惠僧因工作关系结识了陈独秀，并从他那里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受其影响的包惠僧很快加入了共产党。
其实，包惠僧早在当记者的时候，就小有名气。
那时的他刚从大学毕业不久，还有一副侠肝义胆，敢于以笔为枪，以极为犀利的文笔抨击时政，以至于惹怒当地军阀，不仅丢了工作，报社亦不敢再用他的文稿，生活无着的他只能回乡务农。
26岁这年，得人引荐，包惠僧又重回武汉做了编辑，但他嫉恶如仇的个性，仍然让他渴望改造中国。而这也让陈独秀将他引为知己，引领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召开。
远在广州的陈独秀委派包惠僧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极具历史意义的会议，而包惠僧亦因此成为了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包惠僧结识了后来的领袖毛泽东，并与之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比起许多革命人士，包惠僧容易感情用事，他和人交往全凭热情，与人投缘无话不谈，反之则话不投机极易动手，因此他又有“包大炮”的外号。
比如在成立武汉共产党小组后，包惠僧被选为小组书记，考虑到党员发展的速度太过缓慢，上海“临时中央”曾建议包惠僧发展名气在外的青年人恽代英。
然而恽代英一方面觉得包惠僧身上有“江湖气”，另一方面也瞧不上他的文章，所以两人不欢而散，自此后就算恽代英已经有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包惠僧都对其不理不睬，最后还是陈独秀做了恽代英的入党介绍人。
不过，包惠僧虽然容易感情用事，但他在革命事业上却仍有他的一套办法。
比如为了筹备京汉铁路大罢工，包惠僧开始接触京汉铁路的工人。
京汉铁路的工人有3万人之多，如果举行罢工势必会造成很大影响，可是要怎么到工人中去宣传革命思想呢？
起初，包惠僧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实质性进展，直到汉租界6千余人力车司机举行罢工，才为他找到契机。
由于包惠僧在罢工的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且取得了胜利，从而让他团结了一批工人，并在工头的帮助下，他得以深入到了京汉铁路工人中，不仅与工人同吃同住，还有了更多宣传革命的机会，为之后的大罢工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1922年，毛泽东因被湖南军阀政府通缉，辗转来到武汉，借住在包惠僧的办公室长达20余天。由于两人自从一大会议相识后，常有书信往来，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两人朝夕共处，探讨革命，结下了深厚的私人感情。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包惠僧经党组织同意加入国民党，先后担任政治教员等工作，在周恩来随蒋介石东征时，更是被黄埔军校校党代表廖仲恺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兼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为革命队伍培养了不少革命志士。
然而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包惠僧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
此时的蒋介石俨然成了刽子手，在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遭到屠戮的时候，丝毫没见过如此残酷场景的包惠僧陷入了恐慌之中，几乎失去了信心。
南昌起义爆发前，包惠僧听从周恩来的指示，前往南昌待命，由于病重，他没能随部队撤离南昌，周恩来在临走前，担心他找不到组织，还专门留了钱和介绍信给他，嘱咐他康复之后一定要重回组织。
然而包惠僧在病情好转后，竟先后逃回老家汉川和妻子的老家高邮，但白色恐怖无处不在，在这种情况下，他竟叛党投敌加入了国民党。
正极力打压共产党的蒋介石立刻拿包惠僧大作文章，毕竟包惠僧是共产党元老级人物，所以不光给他一个极光鲜的“陆海空军总司令参议”，还在报纸上大肆宣传，称他是“弃暗投明”。
不过毕竟是变节，所以包惠僧虽是中将，但始终没有实权，不仅如此，国民党军政要员亦瞧不起他，对他多有监视和提防。
郁郁不得志的包惠僧无奈之下只得退出军界，改任内政参议，挂着虚职，只为讨口饭吃。
1948年，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包惠僧带着妻儿不告而别，悄悄逃到了澳门。
在澳门期间，包惠僧的生活很不好过，一方面他没有积蓄，因此生活极为窘迫，几乎到了要流落街头的地步，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国民党会找上门来，所以天天提心吊胆。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54岁的包惠僧悲喜交加，思虑再三，他还是给周恩来发了贺电，并借此表达了想重回组织的想法。
周恩来立刻把电报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表示，他回来可以，不过他得对党有个交代。
1949年11月，包惠僧举家回国，在周恩来的要求下，他写了一份认识深刻的检查，在通过组织的认可后，得以重回组织队伍中，并先后担任内务部参事和国务院参事等职务。
而相关部门亦对包惠僧的生活作了细致的安排，比如幽静舒服的住所和优厚的生活待遇等。
至于包惠僧，则在晚年回忆自己的过往时，仍颇感惭愧，于是他将自己的人生如实地写成回忆录，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