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是民国时期的重要报纸，其对蒋介石的言行去向十分关注，观察角度也颇为独特。1927年蒋介石、宋美龄的联姻，是一件具有轰动性的社会事件，该报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报道，反映当时媒体对蒋宋联姻的看法。
《大公报》对蒋介石的关注是全方位的、连续的，其对蒋宋联姻的报道，可以从蒋介石下野说起。
1927年8月13日，蒋石发表宣言，声明辞职下野，震动政坛。14日，《大公报》以《蒋介石到沪通电下野》为题对此事作了报道。此后，《大公报》对蒋的下野生活及日后的行踪均有详细的分析报道。
有一个细节，说明《大公报》消息来源的及时与准确。9月18日，《大公报》刊出《蒋介石决出游美洲》的消息。终蒋介石一生，他未去过美洲。如果不读蒋介石日记，可能会认为这条消息是编辑哗众取宠杜撰的"假新闻"。事实上，当时蒋确实有过周游世界的计划：
此次出洋，预定以一年为准，其目的以考察军事兵器、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与延访人才，观察外交为主，以学习经济、政治、社会、哲学、军事五科为本。在日本学军事与经济，在德国学哲学、经济与军事，在法国学政治与军事，在英国学政治与经济、海军，在美国学哲学与经济，在意国学政治，在土国学革命。(1927年9月16日）
这个计划，出现在蒋9月16日的日记中，就在《大公报》刊出消息的前两天。
最后，蒋介石去了日本。蒋介石为何赴日？这是时人热衷探讨的话题。蒋介石也曾多次通过媒体说明其赴日动机。9 月14日，他对记者称，自己有在海外游历五年的长远计划。9月27日，他公开承认与宋美龄之婚事，声言"赴日专为向宋女士母求允许"。在抵达日本后，他曾对记者称："余此次来日，系为暂时静养"。蒋介石本人对外界宣称的赴日动机是"学习"、"求婚"和"静养"，并无"何等政治上之意味"。《大公报》最初并不认同蒋介石的说辞，认为其赴日另有政治动机。
蒋宋联姻，是蒋介石从下野到复职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也是极易吸引一般民众兴趣与媒体注意的话题，《大公报》自然不会放过。
在蒋宋联姻过程中，首先引起世人注意的是蒋介石之婚姻状况问题。蒋介石知其早年的婚姻生活对其政治生涯是负面资产，而且政敌也利用此点制造事端。蒋宋婚礼前有传言说有人邀请姚冶诚到上海，让蒋难堪。蒋介石在日记中判断，此举"必政敌挑拨，使余不安。"(1927年11月17日）他的策略是以攻为守，主动通过媒体进行澄清。
1927年9月28日至30日，蒋介石在《民国日报》、《申报》等报纸上连续三天刊登《蒋中正启事》，向外界说明其婚姻状况：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资淆惑，此奉复。
蒋介石还对来访的记者说明他与其他女人（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的关系："早与陈洁如断绝关系。""吾于民国十年十月，与吾第一妻按照习惯正式离异，现伊仍住奉化。"蒋介石的解释并非完全是为了对社会公众有所交待，笃信基督的宋氏家族，也要蒋对过去的婚姻状况及男女关系做一个明确了断。
蒋介石试图澄清其婚姻状况之"清白"，结果反而引起媒体的兴趣。《大公报》将蒋介石与毛福梅办理离婚的信件全文披露。又发表专文进行评论：
旧式妇女，教育受习惯之拘束，财产为法律所限制，不能为独立自由之生活，故男子任意离婚，利于男不利于女。中国旧俗，离婚之难，远过欧美，虽有拘束自由之嫌，亦含保护妇女之意，不然，倘男子于中年显达之后，糟糠老妇，任便抛离，则女性之结果惨矣。
可见，《大公报》并不认可蒋介石中年得志后抛弃"糟糠之妻"的行为。对蒋介石所说"本无婚约"的二位女士（即陈洁如与姚冶诚）,《大公报》不仅专文介绍，且发表题为《离婚与再嫁》的社论，对蒋关于与此二人关系的说辞提出质疑：
所谓现已断绝关系之二女士，在过去究为何种关系，抑经何种手续而断绝之，且蒋在南昌时，尚有所谓蒋夫人之陈女士者出入军中，而今也求婚于宋，则断绝之，抑观蒋氏自称原配之外，尚有其他二女士，其过去生涯之不谨，业已自承。
该社评断言，"蒋氏此举，断难逃清议之讥弹也。"《大公报》此后的文章更是对蒋标榜自己为"革命领袖"，却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的行为予以谴责："今彼乃以中心领袖的资格，而觅效市井纨绔之行，厌旧喜新，压迫弱者，使天下之薄幸皆有所藉口，令世间之老妇，俱为之寒心"。
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公报》刊载了《蒋宋完婚记》(12月2日）、《蒋婚杂话》(12月2日）、《蒋婚余闻》(12月3日）、《政教合一之蒋宋婚姻》(12月9日）等报道文章，对蒋宋婚礼的筹办情况、举办仪式、奢华场面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新婚之际，发表《我们的今日》一文，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与心声：
余今日得与最敬最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昔日前辈领袖问余，汝何日始能专心致力于革命？其他厚爱余之同志，亦常讨论，如何能使介石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凡此疑问，本易解答，惟当时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圆满之答案。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乐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从进步。为革命事业者，若不注意于社会革命，其革命必不能彻底。家庭为社会之基础，欲改造中国社会，应先改造中国之家庭。余与宋女士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对此点实有同一之信念。余二人此次结婚，倘能于旧社会有若何之影响，新社会有若何之贡献，实所大愿。余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余必本此志愿，努力不懈，务完成中国之革命而后已。故余二人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余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尝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今日之日，诚足使余二人欣喜莫名，认为毕生最有价值之纪念日。故亲友之祝贺，亦敬爱不敢辞也。
蒋在此文中，把本为个人私事的婚姻说成是理念一致的"神圣之结合",二人是为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多少有些矫情。但对蒋介石个人的生活而言，这次婚姻确实有巨大的帮助。
《大公报》则以《蒋介石之人生观》为题发表社评，对《我们的今日》及蒋本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
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蒋犹不谨，前日特发表一文，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反翘其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吾人至此，为国民道德计，诚不能不加以相当之批评，俾天下青年知蒋氏人生观之谬误。
该社评词锋犀利，给沉浸在新婚之中的蒋介石一盆冷水。可以说，《大公报》对蒋的婚姻观及由此反映出来的品德是持否定态度的。
观蒋介石日记，筹备婚礼之际，正是国民党内政治纷乱、他准备复职之时，所以，关于婚事的记载并非大书特书，而是散见于各处。现整理如下（当天的其他记载剔除）:
11月26日 到宋宅午餐。下午看新租之屋，往商务（印）书馆买书，……晚陪三妹谈话，乘车。
本日十四时，同三妹到祁齐路新屋，修整房屋。
11月28日 下午与三妹乘游后，访蔡子民先生，请其主婚。
11月29日 上午会客后，往宋宅谈话，往大华礼堂习礼。下午又发脑晕病，往访各证婚人。
11月30日 上午拟撰文感录，结婚情状，会客后往宋宅习礼……晚至新屋视察布置，九时回寓睡。
12月1日 上午写信，撰爱妻文。以婚期，无人来访，仅见黄埔逃出之人学生而已。下午一时至孔宅换礼服，三时到宋宅，行教会婚礼。四时到大华礼堂，行正式婚礼。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飘霞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处矣。礼成后，同乘车游行。晚，至宋宅宴会，九时，回新宅，入新房。
12月2日 今日在家与爱妻并坐拥谈，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拟。
12月3日 十时同爱回门，拜访岳母。……六时散会，应岳母之宴。十时回寓。头又作痛，吾爱慰藉略愈。
从以上日记可见，蒋介石婚前也如普通人一样，经过了租新房、请证婚人、练习婚礼步骤等环节。他在12月1日婚前，称宋美龄为"三妹"，而在婚礼当天，改称"爱妻"、"爱"、"吾爱"等。12月1日记述婚礼情形与感受颇详："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飘霞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处矣。"这是一般新郎新婚的感受。可惜当日日记开放时被删除两行，推想是蒋兴奋之余描写夫妇新婚之夜的行状。据说，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与蒋氏家属在开放日记时，对内容涉及财产、健康与过于隐私者有极少量删除。相信日后能有完整版。
蒋宋二人的显赫地位与家世背景，很容易使人想到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婚姻。蒋介石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曾特别澄清："希诸君注意此次婚约绝无政治关系"。宋美龄在受访时，也强调二人婚姻之单纯，"颇嘲笑婚姻而有政治观念之不当"。但是，蒋自己的《我们的今日》又明确说两人是为革命而结合，这难道不是政治？
《大公报》却提供了另外的思考，该报主要是从国民党内派系整合的角度着眼，将蒋宋联姻与蒋汪关系结合起来，称蒋欲通过蒋宋联姻来拉拢汪精卫，其依据是，"（宋）子文兄妹实可称能利用精卫之第一人也"。该报还指出，蒋宋联姻是孔祥熙、宋霭龄夫妇有意促成的："大宋夫妇极为心灵手敏之妙，盖彼自闻蒋有意婚三宋之意后，即力赞其成，……其意在借此婚礼为磁石，而乘机造成蒋冯汪三派合作，以成纵横之局也。"
单从蒋介石本人在婚礼前后的日记来看，蒋宋联姻的动机并没有如此多的玄机，《大公报》的追究有先入为主的附会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