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为了维持新政继续施行，承担起了一切事件的责任，自请外放得到了宋仁宗的许可，他被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再次守边西北。
这相当于今天管理两个边疆大省的军政权力，表现出宋仁宗对范仲淹的信任。但这让范仲淹更加感到不安，毕竟当时的他已经明白，作为新党领袖的他在这个时候外派出京还掌握巨大的军政权力，如同把他架在火上烤，保不准就会万劫不复。
因为当时朝中保守派的势力越来越大，自己在外若是出了差错，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他在写给韩琦的信中便感叹自己屡涉风险，已然埋下太多祸患，如今身体大不如前，不但失去了克服危难的能力，反而进退失据越陷越深。
盖年向衰晚，风波屡涉，不自知止，祸亦未涯，此诚俱于中矣。
然而即使承受着这样的心理压力，范仲淹也始终没有怠慢守边政务。狄青重新归在范仲淹的麾下，虽然在水洛城事件时，狄青与范仲淹之间发生了矛盾，但范仲淹并不以此为意，依然极为器重狄青。途经长安重遇郑戬时，范仲淹也选择放下公使钱案时的争执，与这位老友把酒共勉，临别时仍不忘各自的报国之志。
同在这一年，范仲淹还提拔了另一个人才،杨文广。堂堂杨家将的第三代，怎么还需要别人来提拔？一切只能怪他生不逢时，五岁那年就赶上了澶渊之盟，青年时代直接跟军功无缘。十五岁时虽然靠父荫当上了基层军官，但宋代大部分的恩荫官基本上就是发给功臣子弟的安慰奖，除非家族势力能跟当朝宰辅有关联，不然图的就是个特权阶级的体面。就仕途升迁而言，升官慢、工资少的同时还要被同僚瞧不起，反正能恩荫的家族大都有点底子，少发工资也饿不死。碰巧宋真宗时这恩荫发得又特别多，这升迁环境就更加恶劣了。
杨文广一没功名，二没军功，堂堂杨家将第三代，十五岁开始做官，混到四十岁可能还只是九品的三班借职，比他小九岁的狄青虽然是底层行伍出身，却在宝元元年做到了同是九品却比他高两阶的右班殿直。
庆历三年，杨文广虽然靠平定张海之乱升到与右班殿直同级又稍高的左班殿直，但狄青已经凭借在宋夏战争中的表现升到了从五品的秦州刺史，主管泾原路兵马的泾原部署。
不过这杨文广与狄青的对比也不能怪朝廷不公平，毕竟冷兵器时代，武将要出人头地，离不开个人武勇和军功。狄青那可是没事就戴着面具披头散发冲阵的存在，范仲淹提拔的那批边将里，就算是文官张亢那也是敢带着运输队冲阵的水平，个顶个的狠人。连种世衡在这批人里都只能算例外，老种相公虽然政绩不错，但关于他个人武勇的记载比较少，所以也确实到了五十多岁才发迹。而杨文广，史书上关于他武勇的记载也很少，范仲淹会看中他还是因为那三个字،修碉堡。
后来韩琦经略河东的时候，发觉很多战略要地曾修筑过堡寨，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都是昔年杨业留下的工程，韩琦不由感叹杨老令公精深的业务能力。杨文广作为杨家将第三代，自然也继承了这一祖传手艺，如今范仲淹一见奇之，他终于迎来了发光发热的春天。在之后的岁月中，他不但辅佐范仲淹完善了麟、府二州的堡寨布局，在范仲淹离开后也得到了新上司狄青的器重，狄青平定侬智高时也曾点名让杨文广一同前往。后来韩琦再次出知陕西，杨文广便在其麾下的秦凤路大修堡寨，终于在宋英宗治平年间升任武人巅峰的三衙管军，可谓大器晚成的杰出代表。
我们再把时间线拉回到庆历四年，当时范仲淹的身边不但有狄青、杨文广这些得他提携的晚辈，还有多年来一直与他并肩作战的老友相伴，种世衡便是其中之一。只是当时种世衡已然六十岁，因常年镇守边疆、深入苦寒之地，所谓“夙夜乃职，星露厥身”，早已是疾病缠身、英雄迟暮。但是作为开创种家将近百年基业的稀世名将，种世衡又岂会惜身而放下责任！他听闻范公又要修建堡寨了，立马亲往一线支援，防范西夏、安抚羌人、昼夜修筑细腰城，一如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做的事情。不久后，细腰城即顺利落成，然种世衡也耗尽了自己最后的生命，史载其“城成而卒”。种世衡的骤然离世成了压垮范仲淹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对这位知己的追忆凝结成了三千七百余字，这可能是范仲淹一生中写过的最长的一篇墓志铭了。
庆历五年末，范仲淹因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即上疏朝廷自乞解除边任，出知邓州调养，宋仁宗许可，升他为给事中，知邓州。邓州气候温和、民风淳朴、政事极简，又是医圣张仲景的家乡，在宋代向来是高级官员修养的好去处。
范仲淹来到邓州后不久，便把寄养在京城的妻子张氏、二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及小女儿接来了邓州，范仲淹站在风口浪尖数十年，此刻终于可以和家人相伴，享受天伦之乐了。
多年来，追随范仲淹镇守西北的一直是他的长子范纯祐，史书说范纯祐在少年时便极为聪慧，却为了追随父亲而没有参加科考。范仲淹镇守西北修建堡寨时，范纯祐常主动请缨率兵击退前来骚扰的西夏军，终因多年辛劳而身患心疾。后来虽然靠父亲恩荫得到了官职，但范纯祐早已不习惯当官了，他选择了辞官继续陪伴父亲，来到邓州时已至病残。如今范纯仁与范纯礼也渐次长大，便主动承担起了侍奉父兄的责任。
范纯仁在庆历三年时也得到荫补官职，却同样没有入仕。范仲淹看出他是做官的苗子，对其多加培养，最后只用了四年时间，他便考上了进士，范纯仁依然没有入仕，他选择继续陪伴父兄，直到父母都去世后才赴任官职。
家人的相伴很快便让范仲淹的身体有了极大的好转，他在邓州除了兴修水利、重教办学等，还和妻子张氏在庆历六年(1046)又生了一个儿子，也即后来宋神宗朝的名臣范纯粹。这样久违的惬意生活让范仲淹对邓州产生了别样的情怀，同时也想把这份情感分享给昔年的故友。他将邓州百花洲的绝美风景写作诗文送给了在陈州任官的晏殊。
后来转任青州，途经陈州时范仲淹又特地上门拜访了晏殊。这对知交数十年的老友虽都步入老年，但待在一起仍能彻夜谈天说地浑无倦意。范仲淹始终感念晏殊昔年的知遇之恩，直到此时仍将比自己年轻的晏殊视为师长。最后二人在养浩存真的共鸣中分别，却不知这竟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次相见了。
庆历七年，好友滕宗谅与尹洙的先后离世又唤起了范仲淹心中的悲凉，他一度请旨将病重的尹洙接到自己身边调养，但最终也没能阻止尹洙的病逝。庆历新政虽然已经失败了两年，但其余波却仍在继续。
范仲淹的宿敌吕夷简早在庆历四年底病逝，这位自宋真宗时期便享誉天下的柱国能臣，晚年却因与范仲淹相争而落得毁誉参半。欧阳修虽然在为范仲淹写的墓志铭中描述了范、吕二人在庆历年间的种种，也写到二人最后达成的和解。但直面了范仲淹晚年的范纯仁却否定了欧阳修的看法，范纯仁与欧阳修甚至因为这件事的分歧而反目。事实上在吕夷简死后，保守派一度想置范仲淹于死地，只是碍于宋仁宗的态度才勉强作罢。
掌管两府的贾昌朝与陈执中在利用台谏的力量驱逐了庆历君子后，马上便不满于宰相章得象的态度，他们再次怂恿台谏弹劾章得象，章得象也习惯了，直接自请外放逍遥去也。
庆历七年，随着宰相贾昌朝与陈执中不再兼任枢密院的职位，嫉恨新党如仇敌的夏竦得以回朝担任枢密使。富弼、欧阳修、余靖、尹洙、石介等人皆遭到了更加严厉的打压。只是贾、陈、夏三人一路利用言官排除异己，却忘了朝廷的台谏那可从来都是“双刃剑”。
当时的台谏之所以反对新政，是因为新党君子们的骄纵确实对朝堂氛围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再加上封建君主向来对朝中朋党深恶痛绝，皇帝的态度也让台谏的天平倒向了反对新党的一边。然而若是回归到纯粹的政见上，其实不管是台谏还是吕夷简的党羽，其中有相当一批士大夫仍然是认可新政改革的。譬如全程参与进奏院案的张方平与鱼周询，他们就相当赞同新政中针对官场混资历、权贵家恩荫待遇过高以及科举弊病等几个方面的改革。
曾经与范仲淹不睦的参知政事吴育，在庆历党争发生后，更是始终站在维护新政的立场上。贾昌朝为了打压吴育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吴育也不含糊，正面应对，二人因为争执，一度在朝堂上公开互骂。吴育权威不如贾昌朝，但贾昌朝也不是干净人，于是在庆历七年二人一同被罢免外放。
贾昌朝走后，陈执中与夏竦之间也爆发了矛盾。原因无他，互相瞧不上对方。在宋朝做官，尤其是做到宰辅级别的，别管奸臣、贤臣，大部分除了长于吏事外，那文学修养也得是才华横溢的。夏竦就是有才无德的极致代表，和欧阳修交锋都不虚的那种，但陈执中与之相较，一没军功，二没学养，唯独有点吏才，这点本事放在宋仁宗时期的朝堂上，不说多惊才绝艳，只能说是一无是处了。
陈执中之所以能做到宰相，一是因为他不结党，二是因为他是最早支持宋仁宗做储君的。夏竦便因此特别瞧不起陈执中，还在朝会上提议各大臣比拼文采，为的就是让陈执中当众出丑。连队友都瞧不上他，言官那边就更不用说了。皇祐元年(1049)，陈执中因遭弹劾出知陈州。
然而陈执中离去的背影，夏竦并没有机会看到。在陈执中外放之前，他便因为包庇大宦官杨怀敏被卷进了后宫事变的余波中，遭到了以张方平、何郯为首的一干大臣的弹劾，被外放出知河间府。虽然朝廷对他屡加优礼，但夏竦终究再没有机会回归权力中心。皇祐三年(1051)，夏竦去世，死后在名誉上他再次遭到士林的非难。
随着贾、陈、夏三人的离去，庆历党争的余波渐渐消弭，立场相对中立的文彦博与庞籍成为新的宰辅，厚农桑与择官长的相关条例再次陆续出现在朝议的记载中。包拯趁热打铁，接连上疏请求恢复对庆历君子的任用，得到了宋仁宗的认可。虽然庆历新政失败了，但它留下的种子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再次萌芽，成为庆历至嘉祐时期的连音线。
那么皇祐年间的范仲淹对于当时的朝政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知道了。晚年的他除了在写给叶清臣的信中，用“黑白太明”表达了对汉代党锢之乱的看法，便绝少再对新政事宜发表看法。
皇祐元年，范仲淹再次上疏朝廷，希望能改知杭州，宋仁宗不但再次答应了他的所请，还特地赐凤茶给他，以示对老臣的恩宠。杭州靠近范仲淹的家乡苏州，虽然生长在山东朱家的范仲淹，一度因被怀疑争抢家产而遭到范家排挤，但是往事随风，过去之事谁还去在意？如今站在他们面前的范仲淹，不但让家族引以为豪，更已然得到了全天下的敬重。
然而范仲淹却发现范家虽然可算大族，但家族中有不少子弟仍过着贫困的生活。我们在讨论唐末至北宋时期社会基层组织度松散的问题时发现，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各家族通过重塑宗庙权威提高族中凝聚力，是强化社会基层组织度最好的办法。
同时宋儒们坚信通过亲族血缘连接族人，进而予以教化、培养，才会让社会秩序真正得到稳定。在这一背景下，范仲淹主动出资购置一千亩田地设立义庄，无疑给了族人实质上的经济支持，比其他士大夫更进了一步。
在为范氏义庄设立的规则中，除规定按照族人不同情况应该给予的钱米数量外，首先强调了对族中晚辈求学的支持，让他们赴京赶考都能得到经济上的帮助；其次是族中女子无论是出嫁、改嫁还是守寡都要给予其财物上的照顾；最后若是乡里有人因贫困而遇到急难，义庄也要予以帮助。范仲淹与他的后人为了强化这些规则，还特地请来官府监督，严禁范家子弟违反规定。由此一来，范氏义庄的功能除了给予族人支持，加强宗族建设以承担社会责任外，更多出了一项接济百姓的慈善义务。在苏州建立范氏义庄后，范仲淹又在山东建立了朱氏义庄，以回报继父朱文翰昔日养育自己的恩情。
范仲淹虽然因位至宰执，俸禄极厚，但他个人生活向来是极为简朴的，曾有人劝他在洛阳购置庭院而被其拒绝，如今为范、朱两家购置田地建设义庄却义不容辞，要知道当年不管是朱家子弟还是范家族人，多有羞辱非难范仲淹者，范仲淹却只记得两家对他的恩情，从未因那些敌对而产生丝毫芥蒂。当在与朱家的书信来往中得知族中有年轻子弟考中科举、光耀门楣之时，范仲淹亦大感宽慰。
现在有些观点指责范仲淹兴办义庄实际加剧了土地兼并，然而按照目前留下的记载，至少在范仲淹父子经营义庄时，并未以巧取豪夺的方式购买任何土地，相反还会时常利用本身的资源接济贫民。后来在南宋中期，朝廷虽对义庄予以免税，但也是百年后的事情了，即使宋代士大夫兴办义庄的文化于后世发生了质变，我们也不应该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从来没有任何制度是能永远完美的，我们如果总是因为一个制度的结果而去忽视它漫长演变的过程，进而简单粗暴地斥责，那实在是缘木求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范仲淹不但让新政在朝中埋下了种子，也培养出了相当数量的名将良相。这一群名将良相继承了他经世济国、忧乐为天下的理想，继续在大宋发光发热，如当时在青州为官的富弼即是如此。
皇祐元年，黄河又发生了大灾，再加上庆历年间其他地方的天灾兵祸，河北地区遍地都是难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难民流向了青州城。青州一直是宋代比较富裕的城市，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户口就已经达到五万余户，此前发生灾荒，王曾等名臣都能依靠本地的物力化解灾情，如今此地由富弼治理，自然也不虚。
意外的是，当青州收拢难民的名声一经传播，更多的灾民慕名而来，以至于先后到达青州的难民数量竟然有四五十万人。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堪称管理的灾难，身边的人都劝富弼退避三舍，却遭到了富弼的拒绝。富弼马上就会用神级操作告诉他们，作为范仲淹的传人什么叫“献丑”了！
富弼先是从难民中招募了一万人加入军队，这一万人不但可以协助富弼赈灾，同时也可凭借粮饷养家糊口，这一万人每个人都自带家人四五口，这一下就解决了四五万难民的吃饭问题。
在有了充实的人力后，富弼安排他们为难民修建庐舍，一是限制了难民的无序流动，二是让他们不至于在寒冷的季节也风餐露宿。安置难民的地点也非常讲究，人员不能太过密集，防止疫情暴发。
除了赈灾相应的粮食、物资上的分配，富弼对青州府衙的官僚队伍也是严格要求。首先，每一个来到青州的难民都要做户口登记，记录他们的受灾程度、家庭人数以及性别、年龄；其次，绝对不允许在大街上看到有难民乞讨的现象，官员若是执行不力，必将遭到严厉处罚，若是执行得力则会得到奖赏，当地官员感念富弼的为民之心，纷纷愿效死力。
但是青州城毕竟物资有限，那官府的物资用光了怎么办？我们还有人民群众和大自然的力量呢。富弼把青州本地富户与百姓分为五等，按各自家庭条件的承受能力进行劝分，即让本地富户和百姓拿出粮食帮助赈灾，并在灾后给出资的百姓和富户相应的奖赏。难民则在官府的管理下被允许前往野外狩猎、捕鱼、补充薪草。就这么一系列措施执行下来，青州成功坚持到了朝廷赈灾物资的到达。
朝廷得闻青州的情况后，马上给钱六万贯、米二十六万斛，同时支援药物。在成熟的荒政制度的运作下，终于算是控制住了青州一带的灾情。至皇祐二年(1050)，河北粮食丰收，难民重返家园，五十万生灵最终得以保全。
百姓感念富弼的恩德，为富弼立生祠，宋仁宗也对富弼的作为深为赞赏，想要授予他吏部侍郎之职，富弼一再推辞。然而向来谦虚稳重的富弼内心确实对自己救荒活民之事极为自豪，后来在他写给欧阳修的信中便说道：“某在青州，做得一实头事，全活数万人，大胜如二十四考在中书也！”我在青州为官时做了一件深感自豪的大事，救活了数万人的生命，这份骄傲实在远胜过在中书做宰相！就是自夸的时候都要把几十万谦虚成几万，富弼真是一如既往的低调。
自庆历年间以来，富弼的心情时常处于低谷，他的女儿在他出使辽朝时早夭，新政失败后他又接连遭到保守派打压，虽然凭借自身德行，他可以屹立官场不倒，但升官发财实在没法治愈他那颗伤痕累累的赤子之心。直至今日在青州救活一方百姓，方才纾解心中郁闷，真国士也，谋事不谋名矣，一如范仲淹多年来对他的言传身教。
皇祐三年，富弼移知蔡州（今河南驻马店汝南县），朝堂风气回归平和，宋仁宗对庆历君子们也陆续起用，范仲淹再次被委以重任，调知青州并兼青、淄、潍、登、莱、沂、密、徐州及淮阳军九地的安抚使。当范仲淹到达青州时，看到这里的灾后重建，深深为富弼感到自豪。范仲淹在知杭州任上时，曾在回复富弼的诗《依韵答青州富资政见寄》中这么写道：
龚黄政事追千载，齐鲁风谣及万箱。
……
故人待看调元后，乞取优游老洛阳。
范仲淹不但描述了山东百姓对富弼功业的众口相传，更预料到了富弼日后必将再入朝廷经世济国，最终荣归故里的锦绣前程。只是当这些美好的前景将再次展开时，范仲淹的身体却撑不住了。
皇祐三年，范仲淹请求改知颍州（今安徽阜阳）调养身体，宋仁宗同意。只是途经徐州时，范仲淹病情再次恶化，只得留在徐州调养。宋仁宗与韩琦得知后，连忙派遣医者携带药物前往徐州为范仲淹诊治，但为时已晚。皇祐四年(1052)五月二十日，庆历新政的领袖、一代名相范仲淹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
宋仁宗听闻噩耗后嗟叹良久，亲自为范仲淹撰写“褒贤之碑”，并在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中为范仲淹追谥“文正”。昔日夏竦病逝时，也曾初议谥其为文正，却因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对而改谥为“文庄”。南宋史家李心传曾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提到，“大臣谥之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论德业则文正为美”。文正之德业，范仲淹确实做到了。然而华夏千古悠悠，历朝历代谥文正者却亦有名不副实者，那些人谥文正，实为身后添光；而范仲淹谥文正，乃为文正的荣耀。
范仲淹的童年正是宋辽战争的时代，他在求学时又亲历了北宋朝由乱而治的阶段，然在他入仕为官后，天下却又灾乱频频，西北边地更有西夏虎视眈眈。庙堂上的宋仁宗虽然天性仁厚，与他的父亲宋真宗一同开创了宽和的政风，却因年幼时的大权旁落，造成其个性的患得患失，朝中宰执频繁更换，到头来虽求得了皇权稳固，却动摇了国政。
是范仲淹与一批士大夫在这样的时代化己身为薪火做天下表率，无论是力劝刘太后还政、反对宋仁宗废后，还是怒斥吕夷简专权，他们始终都在为时代发声，为导正天下秩序直面一切强权。
正因有这样的精神作指引，有这样的一批仁人志士共赴国难，所以宋朝挺过了蔓延全国的灾害，挺过了辽夏合围的军事压迫，也挺过了宋初制度中留下的隐患，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它留下的种子却在之后生根发芽，其影响力甚至推动了宋代儒学日后的百家争鸣。至嘉祐年间，庆历旧臣陆续回朝执政，此时的他们早已洗尽铅华，再没有了当年那许多的骄纵荒唐。宋仁宗也终于能做到用人不疑，宰辅大臣得到长期任用，庙堂也少有剧烈波动。那个人一生的坚守，终于等到了君子们的成熟，也等到了宋仁宗的自我沉淀。
何谓一生持正？何谓江山之固？
天地正气，第一流人物，其名为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