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记黄鲁直语》中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黄庭坚是夫子自勉，但作为语文教师，读这样的文字很容易入目入心对号入座。总苦口婆心勉励学生多读书，在他们生活这条河流还不够宽广深邃的时候，写作的源头活水更多指向阅读。既然把要求提给了学生，教师也不好意思不读书。
大学学中文，毕业后当语文教师，似乎就是读书人了，读书人不读书确实说不过去。不过从学生转变为教师，读书由兴趣优先到目的为主，因为备课的需要阅读了一系列名家文本细读系列，比如孙绍振的《月迷津渡》《名作细读》，叶嘉莹讲“古诗十九首”“唐诗”“宋词”系列，以及《名作欣赏》杂志编辑的精华读本；还有一些名师的思考和实录，陈日亮的《我即语文》，“大夏书系”的名师实录系列……新手教师备课任务重，难有闲暇阅读其他书籍，看似限制了阅读视野，但埋首教材篇目却仍能够以这些篇目为中心拓宽认识边界。语文教材的选文都是经典之作，可阐释琢磨处极多，读的实录越多越能体认到其经典性，而不同教师的着力点不尽相同，各有巧思，这就为自己的课堂设计提供了许多可能。有时将名师实录与名家讲解对照看，会慢慢辨认和理解“学情”在某篇课文的具体表现。这一时期的阅读基本上是任务导向，经由阅读备好课，站稳讲台。
站稳讲台后便要以经典篇目为中心，读其文，想见更多的文字，揣想文字背后的人。随着教书时间增加，我越发感觉单篇课文很难提升学生的认识水平，便与组内同人一起做专题教学，搞群文阅读、大型写作活动。这些语文教学实践对语文教师的要求提高了，从单篇到群文甚至多本书，必须自己先弄得较为清楚，才敢启动专题。孔子学《文王操》，面对师襄子多次“可以益矣”的提议，孔子在得“其数”“其志”“其人”之后方才同意。
启动一个专题之前，确乎至少得精读其文，理解其志，认识其人。那段时间，我与同事吃饭、课间谈论的几乎都是司马迁、王维、杜甫、李煜、苏轼、辛弃疾等人的文字和生命经历，除却学生时代，如此浓郁的读书氛围实在难得。专题开启后，大家迫不及待分享自己对这首诗歌的课堂设计，对某篇文章中某一段的即兴处理，或者干脆谈自己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最后汇聚成热烈的读书分享会。在一个备课组中，有保持阅读习惯的老教师时刻真诚地给人推荐好书，交流读书心得，年轻人会很自然地加入，阅读习惯一旦养成，语文教师的精神生命就有可能一直保持新鲜与成长。
理想的语文教研组应该布置成图书馆的样子，被书环绕，书香弥漫。我时常有意无意与学生交流近期读书心得，读完齐邦媛的《巨流河》，利用课前10分钟与学生交流悲伤中不乏愉悦的阅读感受；读完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干脆把纪录片《西南联大》播放给学生看，然后把《西南联大行思录》《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联大八年》《上学记》等私人书籍统统搬到教室，如若学生读了，我就多了一位向慕西南联大的同道中人。
有人说语文教师是杂家，阅读面要足够广阔，这既是扩大眼界强健生命精神的需要，也是避免过于固化与偏狭的必然。有了宽广的阅读才会产生广阔的人文关怀，钱理群先生说，“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心事浩茫连广宇当然重要，但也要做小事情，把每一件事情尤其是备课、讲课这一类的事情做好。无数的小事情做好了，才有可能积小成大。
在扩大阅读面的同时，不妨静下心来阅读原典，原典不仅具有永久欣赏价值，还能呈现原创性的思想和精神，从而成为撑起民族精神大厦的擎天巨柱。每个国家都有这样一些书，可以说家喻户晓，渗透到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借由这些书，我们得以建构起自我的精神大厦。
我依然记得阅读谭嗣同时的坐立难安，他的侠骨柔情，他对亲友死亡的痛心、对自我成仁的坦然，犹如长剑刺向黑暗的天空，激越却无处安放；读司马迁、杜甫、韩愈、苏轼，先有案头的文字摩挲，然后行走到他们的祠堂、墓园、故居、被贬之地，文字魔力般焕发出更深长的韵味；与鲁迅相遇则是在生命境遇并不如意的时刻，一边看一边做笔记，最后竟有10多万字的手写批注和感想，多少难眠的夜晚，唯有鲁迅的文字相伴。他们或者代表生命的宽度，或者代表生命的高度，或者代表生命的硬度，或者代表生命的深度。
这些伟大人物的文字如镜，对镜自照，纤毫毕现，不只是心灵的疗愈，也是生活的调试，关涉自己的生命姿态，我还拥有青春的充沛激情和生命力吗？我还对生活保持敏锐的触觉和思考力吗？越读他们就越发感到文字的亲切和必要，不止于文学，而关涉精神成长和灵魂共鸣。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第四中学）
《中国教师报》2024年12月25日第8版
作者：王志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