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是我国文艺审美的重要准则。“意境”一词出自唐代王昌龄的《诗格》：“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笔者以为，意境作为一种审美体验，是作者和读者在对话中形成的场域。从接受美学来看，作者用意象把读者引向意境的营造。学者宗白华认为：“艺术的意境因人因地因情因景的不同，现出种种色相，如摩尼珠，幻出多样的美。”意境在读者接受中呈现千人千面的特点，但意境的营造不是读者主观臆断的呓语，不是随意想象、任意发挥的，而是基于文化背景的同频、文化底蕴的积淀形成的审美共振。
意象是营造意境的基础。《周易》中提出“立象以尽意”，但没有将“意”与“象”结合起来。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写的“窥意象而运斤”，最早用“意象”一词。意象在有与无、实与虚、彼与此、显与隐之间搭建起超越的桥梁。古代有很多用简单的意象营造出超凡脱俗意境的诗句。例如，南朝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中一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在我国诗歌史上达到了让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受到历代诗人的追捧。唐代李白在《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中有“梦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长价登楼诗”，宋代朱熹在《劝学诗》中有“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元代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也有“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的赞叹。
意象是审美的积淀，通过意味、意蕴呈现意境，也就是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在很多诗论中有所体现。例如，唐代刘禹锡的《董氏武陵集纪》中有“境生于象外”，宋代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中有“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明代袁中道的《淡成集序》中有“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尽而意无穷，其次则能言其意之所欲言”……可以看出，诸多文艺评论家主张基于意象来寻求象外之意，“境”正在味中，是从味中品出来的、悟出来的。
意象的选取对意境的营造是有影响的。唐代皎然在《诗式》中提出：“诗人诗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宋代苏东坡在《题渊明饮酒诗后》中提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代俞陛云评唐代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余味深长，神韵独绝，虽王之涣黄河远上，刘禹锡潮打空城，群推绝唱者，不能过是……此诗以多少盛衰之感，千万语无从说起，皆于‘又逢君’三字之中，蕴无穷酸泪。”跟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类似的则有白朴的《天净沙·春》：“春山暖日和风，阑干楼阁帘栊，杨柳秋千院中。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这个有山、有楼、有柳、有桥、有水的地方，组成了很多人或熟悉或向往的生活场景，不管听到、看到还是读到，在蕴藉无穷的共鸣、共振、共情中自然会有意境的生成。
意境的理论阐释是逐步演变成熟的，在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实现了古今与中外的汇通。王国维提出：“惜（姜夔）不于意境上用力，故不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在这里，意境已经是王国维评判古今词人的最高标准。假托山阴樊志厚所写的《〈人间词〉序》中也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由此可见，意象的简单罗列并不能营造意境，而需要情景交融浸染情感的描摹。明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就曾提出：“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
综上所述，意境基于意象又超越意象，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思考中呈现出审美追求，在精神的高蹈中实现审美的升华，并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文艺作品“澡雪精神”的作用由此得到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文艺作品中的意象有自身的特色，例如月、云、梅、松、雪、笛、蝉、雁等意味无穷，所积淀成的文化底蕴已经成为今天人们进行交流的“文化密码”。
（来源：《中国文化报》2024年12月30日，第3版；作者：党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