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燕氏铁匠
当天午后，特案组侦查员顾不上休息，聚合汇总调查情况后分析案情，焦点一致集中在神偷阿七这条线索上。
侦查员认为丁行海所言之阿七确有其人，这人显然是个窃术高明的惯偷，至于“神偷”之说，那不过是一个绰号，就像民国年间北京和济南冒出的“燕子李三”李景华和“李燕子”李圣五一样，会些轻功是肯定的，但“身轻如燕”那就是夸张了。至于丁行海关于神偷阿七因孙少爷之死对其实施报复的推测，则不合江湖规矩。
江湖上讲究“一报还一报”，这个“一报”之还，是要分量对等的，即如果甲欠乙一条人命，通常乙报复时也取甲方一条人命;乙方抢劫甲方，甲方还你一桩盗劫案子。在孙少爷之死这件事上，“镇海魔”欠的人命债主是孙家，而不是阿七，欠阿七的是没给他面子立刻把人给放了。
所以，照江湖规矩来说，阿七如若要还“镇海魔”一报，那就是当“镇海魔”段老大有事出面向阿七求助时，阿七也不给老大面子，如此而已。再说，丁行海并非“镇海魔”之人，他充其量不过是这伙海盗的一个编外人员。
像阿七这样的主儿，既然江湖上名头很大，那就应该知晓规矩，即使要还一报给对方，债主也是段老大，可段老大已经死亡，所以这笔债也就断了。因此，即便真是阿七作的案，也不是冲丁行海来的。
那么，阿七是冲什么下手的呢？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冲钱财而来，他知道10月31日是“金仁泰”新开张后的第一个促销活动日，可能是想来看看热闹，顺带领领市面，这个市面并非商品市场交易，而是福州解放后新政权统治下的治安情况如何，算是一种“业务考察”，用以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他的作案活动。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来百货行作案的，以其“神偷”之名号，冲某个参与抢购廉价商品的普通顾客下手，这种大掉身价的动作只怕打死他也不肯干的。
既然如此，机要专员的挎包怎么给“狸猫换太子”换掉了呢？那应该是有原因的。或许，阿七看见解锦书背着这么一个挎包，以为这个公家人是哪个政府机关的采购员，带着现钞来采购，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伸伸手吧，也算是给福州这边的同行报个信：俺阿七到此一游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阿七受敌特方面指使，专为窃取我方机密而来。尽管之前的案情分析已经对于这种观点有不同意见，诸如机要专员赴福州出差系重大机密，敌特分子不可能事先刺探到这类情报之类，但是，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阿七接受的使命并非针对类似机要专员这样的特定对象下手，而是受命伺机物色在福州地面上出现的所有可能身携机密的我方人员。
毕竟福州是东南沿海前线城市，又是处在金门战役失利之后的敏感阶段，这种时候敌特对我方的一举一动肯定都是极为注意的，不管哪一类的情报，能够窃到手就好。因此，阿七在发现我机要专员露面后就果断下手了。
特案组的两位领导焦允俊和郝真儒没有参与不同意见的争论，一向比较沉得住气的郝真儒见众侦查员欲在上述问题上辩个清楚，不禁皱眉。这么重大的案子，时间紧迫，哪里能容这么耗费时间啊！可是，他一时又不知该如何处理才好，于是就在纸上打了一个问号，推给旁边的焦允俊看。
焦允俊也正有同感，当下便打了个篮球场上“暂停”的手势，说诸位恕我打断，现在虽是分析案情，但不是深入探讨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坐着，喝茶抽烟说着话，北京、上海的一干领导可都在伸长脖子等着破案的消息呢！这个案子太重大了，实在耽搁不起，咱们就先不探讨了，把活儿干完了休整时再聊。
现在咱们要说的就是围绕一点——应该怎样开展下面的工作，无非就是查案犯和找赃物。当时现场的情况是这样的，失主发现挎包被窃后，立刻封锁了现场，而据至少十位顾客提供的情况来看，只有那个瘦高个子在失主发现失窃之前匆匆“突围”离开了现场，所以这个瘦高个子就是嫌疑人。从作案手法来看，跟今天获悉的那个神偷阿七的技艺特征相符。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盯着那个瘦高个子的下落进行调查。大家对此有异议没有？
一干侦查员听着都点头。他们在昨晚抵达福州伊始就已经听了当地警方对该案的情况介绍，本来关于案犯对赃物的处理应该还有一种可能，即案犯作案后是否会把挎包通过百货行的某个店员转移到店内去了。可当时解锦书已经亮枪控制了现场，而不久之后赶到现场的公安人员不但逐个搜查了顾客，还搜查了包括百货行老板在内的全部店员以及柜台内属于店员活动的区域，并未发现赃物。查问店员，他们互相可以证实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人离开过现场。
稍后增援的警员赶到，又对整个儿百货行内部的库房、宿舍、厨房、堆放杂物的偏屋甚至水井、荷花缸等所有可以藏匿赃物的地方进行了搜查，并未发现挎包。因此，挎包的去向只有一个——已经被人带离了现场。在此期间离开现场的只有那个瘦高个子，所以，那厮是神偷阿七也好，是其他技艺高超的某个道上高手也好，反正盯着他追查肯定没错。
不过，要追查这个目标难度特别大，因为目前对此人的情况除了身高、年龄、大致相貌（没有人看得很清楚）有所了解外，其他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大家在讨论具体如何进行调查时，有人提出与此同时有必要着手核查那个神偷阿七的信息。
焦允俊点头赞同：“言之有理！”转脸问郝真儒，“老郝，你看该如何查摸这个阿七的信息？不瞒大伙儿说，俺老焦对这个目标也很感兴趣，即使他不涉本案，我也想见见他，跟他聊聊。”
郝真儒出了一个主意，立刻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向浙江、山东、江西、福建四省公安厅，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四行署的公安处以及上海市、南京市公安局（当时南京归中央直接管辖）发急电布置查摸与神偷阿七相关的信息，要求六小时内完成，这边立等回音。郝真儒一边说，一边已经起草了一份电稿，请特案组长审核，焦允俊在“立等回音”四字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会议结束，众人立刻着手调查那个瘦高个子的情况。
众侦查员认为，既然福州地面上十七名一流盗窃高手都不认识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瘦高个子，那可以断定这是一个从外地流窜来福州的主儿。这厮不是本地人，那就有一个在福州逗留期间的落脚问题，他下榻何处呢？总不见得10月31日当天上午抵达本市，就立即下手作案。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但跟他所显露出的那手高超的行窃手段不相符。
高手作案都是从容镇定，先要观察当地情况，了解福州地面上黑白两道的规矩，否则，强龙难敌地头蛇，他本领再大也没用。而从具体操作程序来说，还有一个赃物得手后的检视过程，就是要把所窃的那个挎包打开，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值钱物件，是否有不适宜保存或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东西必须立刻处理掉的，这就需要一个可靠的地方。
对于寻常扒手来说，这并不犯难，实在没有地方，就钻到茅厕去进行这个程序。但是，像瘦高个子这样的高手，如果这样做就有失身份，一旦在江湖傳开，那就会贻笑大方。因此，特案组决定把追查瘦高个子在福州的落脚点作为突破口。具体做法是，先集中调查全市五个区的旅馆、寺庙、道观，如果没有发现痕迹，那就扩大到与市区接壤的周边郊区乃至邻近县市。
焦允俊请市公安局指派给特案组的联络员老俞立刻与市局联系，要求迅即调派警员协助特案组执行这项调查行动。他与郝真儒商量后，决定郝真儒留守特案组驻地负责协调全盘工作，其余六名侦查员，抽调两名负责指挥支援警力对全市五个区的旅馆进行旅客登记入住资料的查摸，焦允俊、沙懋麟、张宝贤、支富德四人一分为二，各率警员对全市的寺庙、道观进行调查，了解近日是否有人落脚。
老俞把电话打到陆政局长那里一汇报，陆局长当即命令，全市五个公安分局以及下辖的二十一个派出所根据特案组的要求足额配备警员投入查摸工作，手头的其余工作一律让路，人员不够，则抽调内勤警员出动。
焦允俊没有想到，特案组此次执行使命的第一回全体出动，就撞上了好运，他和张宝贤在去台江区南门兜的道教名观照天君宫访查时，与要访查的那个瘦高个子撞个正着！
当时，瘦高个子正在后院的空地上跟两个道人聊天。焦允俊、张宝贤对能够一下子就与这厮劈面相遇没有思想准备，最初把三人瞄在眼里时并未迅速作出反应，都把目光移向别处。不料，瘦高个子说得兴起，随手掏出香烟，却发现火柴盒已经空了，见佯扮游客的焦允俊、张宝贤两人正好走来，便迎上前来意欲借火。侦查员出于那份职业习惯，当然将其尊容尽扫眼帘。这一扫，焦允俊便是一个激灵，在把火柴盒递给对方时迅即对张宝贤使了个眼色。张宝贤也已注意到此人似乎符合嫌疑人的特征，便眨了下眼睛作为回应。
这时，另外几个便衣警员也跟了上来。焦允俊朝点燃了香烟转过身准备继续和两个道人聊天的瘦高个子动了动下巴，便衣立刻上前，把那三人围住，亮明身份进行盘查。果然，瘦高个子说他是10月30日从长乐来福州的，下榻于照天君宫客房。几个警员按照平时的办案路数，往下也不问什么了，也不请示焦允俊，立刻出手将其控制起来，铐上了手铐，喝令对方蹲于一棵大树下。焦允俊、张宝贤过去问了问，瘦高个子承认昨天上午曾去过“金仁泰百货行”。这就够了，看来没有铐错对象。
这么大的案子，焦允俊也顾不上考虑往下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影响了，立刻下令控制道观大门，不准任何人员出入，同时派警员去附近找电话，致电特案组驻地向郝真儒通报情况，让老俞立刻与市局联系，调派五十名警员过来。
郝真儒与增援警员匆匆赶到后，焦允俊让老郝主持搜查，他和张宝贤则在道观内选了处空屋对被控制的瘦高个子就地进行突审。哪知，问下来却发现，这只是一个五彩缤纷的肥皂泡泡——
瘦高个子名叫燕飞矶，是长乐一家铁工铺子的店主，祖传数代铁匠。他从十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打铁，二十多年下来练得一身好筋骨，臂力过人。虽从未习练过武术，但力大加上筋骨结实动作灵活，据说曾跟会武术的人交过手，以一敌三竟还占了上风。那么，燕飞矶跑到福州来干吗呢？
原来，他原本平稳的人生小船在三年前出了问题。先是1946年8月，其十三岁的独生子游泳时溺亡。又过了一年，其妻悲伤过度，患上了精神病，去年冬天投水身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此破碎，原本嗜酒的燕飞矶自此就没了生活信念，经常因喝酒误了活儿，有时还会打骂店里的伙计、学徒。最后，四个伙计、徒工全部被迫离去，另投门户。燕飞矶没法儿继续在长乐生活下去，遂把铁工铺子连同自己的住房变卖，跑到福州，要投奔照天君宫做一名道士。
燕飞矶此举倒也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些根据的。长乐燕氏铁工旧时在福建有点儿名气，因为燕家祖籍北地，燕飞矶的祖上曾干过宫廷内的活儿，其技艺之精可以想象。燕飞矶从少年时学打铁开始，就曾随受邀前往福州照天君宫的祖父、父亲去道观制作过铁器;长大成人后也曾单独前往干过活儿。
大前年正月，他还带了伙计、徒工各一去照天君宫打制了道观内的全部易损铁器。因为活儿干得好，被正好前往道观的福州警察局一个头目看见，次日即派人来道观向燕飞矶发出邀请，让他们三个为警察局打造两百把匕首、三百副镣铐，遭到燕飞矶的拒绝，理由是燕家有规矩，每到一地只给一户东家干活，不能给另一户东家干哪怕只是打一把菜刀那样的零星活儿;多年来，燕氏铁工在福州只向照天君宫提供服务。
当时在场的监院担心警察局会对他报复，燕飞矶说他不怕，大不了以后不做铁匠，投奔照天君宫做一名道士。于是监院对燕飞矶说：“照天君宫随时欢迎燕师傅！”
有监院这句话托底，燕飞矶遭遇家庭变故后反复思量，最终决定投奔照天君宫。他是10月30日抵达福州的，监院正好去泉州办事了，接纳燕飞矶入观为道人之事必须由监院拍板方可，知客就安排燕飞矶暂时住下。
燕家在福州有一位世交凌某，也是铁匠，以往燕飞矶来福州，总会抽空去拜访一下。这次原想是来投奔道观的，从此也就不应跟外人来往了。但事不凑巧，监院不在，一时还当不了道士，寻思闲着也是闲着，就想还是去一趟吧。因为生怕监院回来错过了第一时间显得心不诚，他决定上午早些出门。不料离开道观时，正赶上知客派遣一个道士往一位与道观素有往来的绅士家送些道观自种的蔬菜、水果以及自榨的麻油，东西比较多，一副担子挑着有些吃力，燕飞矶就相帮挑了一担。这样一来，就耽搁了一些时间。
送完东西，燕飞矶和那道士分手，便去凌铁匠那边。路过“金仁泰百货行”时，燕飞矶见旁边巷口、街边以及附近其他店铺内站了不少市民，一个个脸上露着兴奋的神情，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就驻步向路过的一个老婆婆打听这是怎么回事，方知原来“金仁泰”今天要举行促销活动，人们正等着老板敲锣发出开始信号。
正说到这里，所谓的吉时已到，一声锣响，人们纷纷往百货行里奔。燕飞矶忽然想起自己去拜访凌铁匠，原该是要买一份礼物的，既然这边搞促销活动，何不就挑选一件拿得出手的东西作为礼品？其实这时他已经被人群裹挟着往店堂方向去了，当下也就顺水推舟随同入内。
那么，进去后怎么又出来了呢？据百货行的伙计说，出事前并没有瘦高个子那样的顾客买过什么东西。
燕飞矶还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心平气和地告诉焦允俊、张宝贤：“我没有买东西就出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据燕飞矶说，他还没挤到柜台边时，纯属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衣袋，忽然发现自己的钱包没有了！他顿时一个激灵，脑子里飞快地转了转，回想起昨晚在照天君宫客房里睡下时，是把钱包放在枕头底下的。这个动作对于他来说，比较生疏，今天早晨起来竟忘记取了。他担心钱包会被打扫客房的小道士顺手拿走，于是马上离开百货行，急匆匆赶回道观——这就是燕飞矶“突围”而出的原因。
燕飞矶在作上述陈述时，张宝贤埋头记录，焦允俊则眼珠地紧盯着对方，特别留意他的神色，一边听一边迅速作着分析判断。待到燕飞矶说完，焦允俊心里一沉，直觉告诉他，这个人十有八九说的是实话。当然，侦查案子不排斥直觉，但直觉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定案需要事实。焦允俊到门外唤来老俞指派的三个便衣，吩咐他们把燕飞矶带到另一间屋子里临时关押，把知客和那个奉命去给富户送东西的道士唤来，向那二位当面了解情况。
道观的一干道人和游客等悉数被集中一处暂时限制行动。难免有人觉得岂有此理，口出怨言，知客正在劝说。那个送东西的道士先过来了，证实了燕飞矶的说法。接着，知客也来了，问下来，所述内容也与燕飞矶说的相同。
没多久，郝真儒指挥那五十名警员对整座道观的搜查结束了，没有发现失窃的挎包，也没有搜出违禁物品。三个侦查员一碰头，相视苦笑。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焦允俊说撤吧，不过得把燕飞矶一并带走。这个案子太大了，每个涉嫌人员都得经过几道审查关才能放人，还得请在“金仁泰”跟这个燕飞矶打过照面的那十名群众辨认，看他跟那个瘦高个子是不是同一人;另外，还得连夜派员去长乐县核查燕飞矶的一应情况。郝真儒点头赞同，说这事就得这样过细处置。
由于时间紧迫，特案组一干侦查员也顾不上休息，匆匆吃过晚饭后立刻分头行动。两名侦查员驱车夜赴长乐核查燕飞矶的情况，其余人则立刻着手汇总分析华东各地公安机关收到特案组协查神偷阿七的通知后反馈回来的情况。
赴长乐的侦查员抵达目的地后，即与县公安局联系协查，当晚查实了燕飞矶所言属实，而且燕历史清白，向无劣迹，不可能涉案。次日，燕飞矶即被释放，仍去了照天君宫。这时监院已经返回，却因燕飞矶给道观惹上了这样一桩麻烦而不肯接纳。不过监院念及以往交情，介绍燕飞矶去了本省的另一座道观。
六、兵分两路
却说焦允俊和其余四名侦查员连夜汇总分析华东各省、行署公安机关反馈来的关于神偷阿七的信息，发现福建、浙江二省，苏南行署以及南京、上海两个归中央直管的特别市都曾有过关于神偷阿七作案的传说。之所以说是“传说”，因为各地公安机关接到特案组的协查电报后，由于时间紧迫（要求六小时内反馈），采取的调查方式跟特案组在福州市的查摸相同，都是直接找当地旧社会黑道上的名盗惯犯了解情况。这些对象，半数以上都在看守所或者监狱待着，剩下的要么是老弱病废，要么四处躲藏，不容易找到踪迹。
好在这两部分对象都是当地道上名流，早在解放前夕，各地中共地下党人在收集编制本地社情时，都已经把各人情况调查清楚，交给组织的材料中，其姓名、诨号、作案手法、家庭情况、住址、社会关系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些材料都受到了新政权的军管会公安部和社会部的重视，各地都将该材料列入紧急编制的内部社情手册中，供相关部门在接管前后使用。调查这些人的时候，只要翻阅社情手册，就可以直接或者辗转查到这些对象的下落，派员分头进行讯问，将外调情况报知特案组。不过，由于都是口述内容，所以只能称为“传说”。
特案组侦查员对上述传说进行了分析梳理，发现这些地方中有关于神偷阿七直接作案内容的是福建、浙江两省和南京市，苏南行署和上海市只有道上对神偷阿七在外地作案如何了得的传闻，没有在本地作案的说法。而在福建的作案情况，福州市没有发生过（这个情况之前特案组在向十七名惯犯调查时已掌握），仅在厦门有过一起作案的传闻。
神偷阿七在浙江省会杭州市曾作过一起被道上同行津津乐道视为“经典名案”的案件，在南京也有一起案件传闻，南京市公安局的电报中说有留用刑警回忆曾有同事承办过该起案件，可能遗有卷宗，已经安排连夜查找。上述数起案件中，有两起的作案手法与福州这边10月31日发生的密件失窃案情形如出一辙，也是用“快口”割断背带后掉包。这两起案件，一起发生在杭州，另一起发生在南京，两案相隔时间仅一周，分别为1935年9月8日与15日。
特案组据此认为“金仁泰”账房丁行海怀疑10月31日的案件系神偷阿七所作的说法确有根据。当然，这也存在着一个使人想不通的难题：神偷阿七下手窃得那个挎包后，人也好，赃物也好，到底是怎样离开现场的？
从常理来说，只有两种方式逃离现场——内遁和外逃。内遁就是作案后进入只有店员才能进入的柜台里面的区域，然后进入百货行内部，由于没有后门，只能通过攀墙越脊的方式逃离。另一种方式就是像燕飞矶那样“突围”而出。可是，不管是内遁还是外逃，都须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内遁，作案得手后须攀越柜台方可进入内部，但店堂里的众多顾客和柜台之内的店員都没有看见这一幕;外逃，那则必须像燕飞矶和机要专员离开店堂那样强行突围，那动静还能不惊动其他顾客？
焦允俊不禁自言自语：“这就奇怪了，莫非这个神偷阿七身怀绝技，可以隐身而去？或者像茅山道士那样会穿墙术，穿墙遁去了？”
郝真儒马上阻止这种胡言乱语：“焦允俊同志请注意，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能宣扬这种无稽之谈！”
焦允俊说：“那么，老郝同志认为神偷阿七是怎么离开现场的呢？”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请大家一起分析。”
于是继续分析，当然还是离不开焦允俊的那种排除法，把想得到的每一种可能——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逐一列出，予以排除，最后大家的思维停留在一种似乎勉强可以接受的可能上：神偷阿七有同伙，而且还不止一个，作案得手后不是人突围，而是把赃物悄悄往外传递，几个人转手，转到门口那个人的手里后迅即携赃而遁。而这时，失窃的机要专员还没有发现遭窃，其他顾客也没有被惊动。
郝真儒做着记录，点头道：“看来，就是这种手法了。”
焦允俊沉思片刻后开了腔：“总觉得似乎有些牵强，一个在十四五年前就已成名的高手，作案还要带几个下手相帮，他的神体现在哪里呢……算了，不在这上面纠缠了，还是商量商量怎么找这位高手吧。”
一番讨论，于午夜过后定下了下一步的方案：特案组分两拨，由焦允俊、郝真儒各带一拨，分头前往杭州、南京这两个曾经发生过类似案件的城市，查摸神偷阿七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找到他的下落。
焦允俊说：“老郝，咱俩谁去杭州谁去南京？公平起见，是不是像《水浒传》里的宋江、卢俊义分领兵马攻打东平府东昌府那样抓阄？”
郝真儒皱皱眉头：“比喻不当。你先选吧。”
“嗬嗬，发扬风格，还是你先选。”
郝真儒想了想，选了南京。郝真儒带三人——沙懋麟、张宝贤、孙慎言，焦允俊带两人——支富德和谭弦。支富德、谭弦去长乐调查了，估计得下半夜才回来，焦允俊让郝真儒四人先出发，他们三个会合后再走。郝真儒打算请老俞通过市军管会联系飞机，焦允俊说还是我们自己直接向上级报告，请上级跟空军联系吧，这样可以快一点儿。
联系的结果，两拨人还是一起走，军用飞机先把焦允俊三人送到杭州，再把郝真儒四人送往南京。
焦允俊、支富德、谭弦三人抵达杭州时，浙江省公安厅派来的一辆中吉普已经在机场等候他们了。浙江这边跟福州市公安局一样，也指派了一个联络员，这辆中吉普就是特案侦查员的座驾了，临时驻地安排在武林门的一处有警卫日夜站岗的花园洋房，不知是属于哪个机关的。三人入住后，谭弦说这会儿老郝他们也该到南京了吧，我们得赶快投入工作。不过，我想他们可能会先发现阿七的线索。
焦允俊问：“为什么？”
“因为神偷阿七在南京作案后，国民党刑警曾经进行过侦查，肯定会留下卷宗材料。老郝他们只要从旧卷宗中寻找线索，几乎是现成的活儿啊！”
焦允俊冷笑：“嘿嘿，想得倒美！”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按照当时的情况，像神偷阿七这样的案犯，作下了这等富有传奇色彩的刑事案件，新闻媒体肯定跟进。如果旧刑警的调查果真有所收获，那报纸肯定有报道，而且还不止一家报纸报道。如果真有报道，南京市公安局反馈的协查结果不会不提及。可是，电文中只说到了旧刑警侦查，没有说到旧报纸报道，那就说明报纸没有报道。没有报道的原因，我想应该是国民党刑警对神偷阿七的侦查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焦允俊的判断是否准确呢？且看郝真儒等四位侦查员抵达南京后的工作情况——
郝真儒一行抵达南京明古宫机场后，跟焦允俊三人在杭州的情况相同，也即被已经等候在机场的南京市公安局的汽车接走。南京市局对协助特案组的这次调查非常重视，光联络员就派了两名，陪同郝真儒等直接前往市局刑侦处。
刑侦处这边的消息乍听着使人乐观不起来：1935年发生的那起神偷阿七所作的盗案的卷宗已经毁于两年后侵华日军攻占南京的那场灾难中，当时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组建的五人专案组的成员均已离开警界，昨天接到特案组的协查电后，刑侦处已经安排专人寻访那五名旧刑警的下落。
正说着，寻访消息报上来了：五名刑警中有二人在南京陷落时离开南京，至今下落不明;一名已在1942年病死;一名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分局刑侦队长，据说另有“保密局”特务的身份，解放前夕逃往台湾，现在台北市警察局任职。还有一个名叫郭煌的小老头儿，1936年办案时涉嫌营私舞弊，被警察厅开除后在夫子庙开了一家杂货铺，现仍在经营。
郭煌随即被接到侦查员的临时驻地，被待为上宾，烟茶之外，还有糕点水果。郭煌时年五十挂零，侦查员算算，他在1936年被警察厅开除时也已经三十四五岁了，如果是十八岁当刑警的话，那当时也算得上老刑警了。但了解下来，郭煌却只当了三年多刑警。在他三十岁那年，他离开原打工的“大福米行”后，盘算着另找一个饭碗。正好报纸上刊登首都警察厅招收新警察的广告，于是就去面试。人家见之嫌其年龄稍大，个头也小，郭煌便撸起衣袖，露出两条布满腱子肉的胳膊，说自己在米行干了十四年，个头儿不算高大，但有力气。面试官中的一个姓陈的格斗教官便起身试其力量，果然言之不谬，就把他收下了。
在警察训练所接受了半年训练，郭煌被分配到首都警察厅，见习期满后，成了一名正式刑警。当然，独立破案是不可能的，只能给那些跟他年龄差不多甚至还小些的老刑警打下手，是否学得到破案本领、学多学少，那就看他是否努力了。郭煌还算肯下功夫，再说因为力气大，每次捉拿案犯都是一马当先冲在前头，因而赢得了老刑警的好感，人家也乐意点拨他。一段时间下来，他的进步还是蛮大的，这也是他在1935年9月间发生那起惊动南京市长的盗窃案后被抽调到专案组的一个原因。
那起案子发生在1935年9月16日。这天傍晚，一位浑身珠光宝气的少妇乘坐一辆豪车来到国府路中央饭店出席私宴。这天正好同时有三场婚礼在这家著名的高级饭店举行，宾客盈门，摩肩接踵。少妇下车后，东道主——上海裕德公司董事长太太田静贞指派在饭店门口迎宾的管家立刻迎上前去，引领着往里走。田太太订的包房在二楼，从饭店大门口到电梯口这段不过三十多米的距离内竟然就有窃贼尾随该少妇身后，边走边下手，得手之后携赃物全身而退。待到少妇至电梯前驻步时，发现别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自己，扭头一看，原来挂于左肩的坤包已经换成了一个布兜，布兜的两个耳襻连接在被割断的皮带上。
中央饭店的保镖（即如今的保安）立刻相帮寻找案犯，然后报警。保镖领班打过电话后连连摇头，说这手作案本领，一看就是手段高强的老贼，这种家伙早把进退路线以及应急措施都看好想透，一旦下手，肯定能够全身而退的，否则，他以后还凭什么在江湖上混？南京市的最高警察机构首都警察厅接到报警，立刻指派刑侦大队及分局刑侦队共出动二十名刑警，抵达现场后一看苦主那个坤包背带的茬口，一干刑警头就大了，意识到他们遇上了高手。
接下来的消息使刑警更头痛了——苦主是南京盛烨公司老板之妻印玉霞。资本家妻子倒还不算什么，要紧的是印氏的表兄是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常务副部长）兼钱币司长、握有财政部发行证券之权的徐堪。徐不但是高官，还是孔祥熙的心腹，并颇受被称为“无冕女王”的孔祥熙之妻宋蔼龄的赏识，之前刚作为主将替宋女王主持了“民国股市三大炒”之一的“宋蔼龄谋炒二三关”之役，使宋蔼龄获利千万。印氏有这么一层关系，肯定会向警方施加压力的。果然，现场勘查刚刚结束，上面的“限期破案”命令就下达了。而这时恰恰又接二连三发生恶性命案，刑侦大队正好有了警力不足的借口，只组建了一个五人专案组负责侦查该案。
郭煌就是这个专案组的一名刑警，当然，无论资历还是破案本领，他都只能排在末位，只有年龄可占优势，除了组长管金生比他大几岁，其余三个刑警都比他小。接下来，发生了匪夷所思也是首都警察厅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一幕，专案组召开首次案情分析会时，苦主印氏不知是从哪里获得的消息，竟然闯来了，名谓送交失物清单，但把清单放下后卻不走了，坐在那里说要听听刑警打算怎样破案。更使刑警不满的是，印氏在旁听案情分析时，还不时插嘴批评刑警，刻意“纠正”他们的观点。众刑警又好气又好笑，最后被正好来办事的一位高级警官看在眼里，出去给上司打了个电话，这才设法将其劝退。
专案组自此就不再在警察厅商议办案事宜，宁愿轮流去下面分局临时借用办公室、会议室，甚至就在食堂举行案情分析会。如此，一干刑警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决定：消极侦查，拖着不办，最后作为悬案挂起来。
印氏提交的失物清单显示，她这口坤包里的物品价值不菲：现钞若干，准备席间更换的白金项链、黄金手链、钻石戒指一套，股票两张，分别为八百股、一千股，按当日交易价合计两千余元，另有准备请同时赴宴的古玩业老法师估价的北宋皇室印章一枚，总计价值不少于六七千元。
这笔金额在1935年时是一笔巨款，所以这案件绝对是一起特大盗窃案。专案组开始侦查后照例布控，但次日中午却从证券交易所报来消息，说那两张股票已经转手。当时的股票交易不是通过交易所，而是可以由持有证券交易经纪人资格执照的交易人在任何场合进行中介买卖，认票不认人。股票是铜版纸铅印，正面由发行公司（厂家等）用毛笔写上持有人姓名、持有股数，背面印着交易记录空白表格，转手一次则由经纪人填写交易日期、转让给何人，不写交易价格，以免影响下次交易时的议价。交易价格是经纪人从交易所获悉后当场通知买卖双方的。
那时候没有网络，无法即时交易，基本上一天只有上午下午开盘时的两个价格。尽管刑警已经连夜通知证券交易所转告持证经纪人注意布控，但交易所只是在门口张贴了一纸告示通知经纪人。经纪人并不是每个交易日都去交易所的，颇有一部分只是在手中有股票需要交易时才向交易所打个电话询问一下。而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没有义务协助警方布控，交易所的头头儿也根本没把这当作一回事，不会特地吩咐工作人员该如何如何（避免迟滞股票交易）。窃贼显然是知晓这种套路的，头天傍晚把坤包窃到手后，次日上午竟然就敢拿着股票去夫子庙喝茶，在茶楼里由经纪人作中介完成了交易，然后扬长而去。经纪人呢，直到上午结束交易时才打电话向交易所告知经手中介了这么两笔股票，以作为下午这两个股票的交易定价参照。
刑警于是就去找那个经纪人，了解卖出那两张股票者的外貌，却是一个年约六旬的老头儿，穿一件七八成新的薄竹布长衫，手持一把黑色折扇，双目有神，话语不多，点到为止。这老头儿的穿着打扮虽然极为寻常，但他的言语举止所透出的那份气质却显示出他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文化似乎也不低，没准儿是前清秀才也难说。刑警要求经纪人说说具体形貌，获得的相关信息是：身高大约在一米七至一米七三之间，由于比较瘦，腿也长，看上去显得个子比较高;长方脸面，头发黑中夹白，耳朵较长，额头开阔，一双眼睛看上去略小，牙齿白洁，没有长期吸烟留下的黄斑污垢。
问及对方的口音时，经纪人想了片刻，说这一时还很难说得准，听上去简直有些南腔北调，但细细听，还可以分辨出带点儿江浙口音，这人应该是属于浙江东部、江苏南京以及上海郊区一带（即后来所谓的长三角）人氏。继续往下追问，经纪人却再也提供不出更多的信息了。
正准备讨论下一步该如何侦查时，已经获知消息的印玉霞又找上门来了，指责刑警办案不力，导致窃贼得以成功销赃。不得已，刑侦大队决定撤换专案组长。换人以后，侦查思路和积极性还是一样的，反正不想卖力，按照常规程序进行，正好撞到案犯，那就抓捕;撞不到，也没人会费心去使劲儿找。通过股票交易往下追查这一条路没有走通，就另外开辟了一条新路——通过耳目暗暗查摸这个身手不凡的窃贼的情况。查下来，道上传闻此人是江湖上一个无师自通的高手，名号唤作神偷阿七。
这个名号引起了刑警的兴趣，而该犯的作案手段也确实配得上“神偷”两字。正好这时失主印氏可能受其表兄的点拨，脑子稍稍开窍了，请人出面邀请专案组五名刑警去馆子吃了一餐，送了每人两条哈德门，对组长另外还奉了“意思”。于是，新任组长阮曦岚改变了原先的敷衍想法，积极投入侦查。一番努力后，專案组查得一条线索：神偷阿七在作案前一天曾下榻于中华门“宝生堂”中药批发行自设的内部客栈。
“宝生堂”在当时南京的中药行业比较有名气，其老板施芝康与警方关系密切，得以违反治安规定在批发行内自设一处内部客栈，凡是前往谈买卖的客户，均可直接入住，免费食宿。当然，江湖上寻常蟊贼不可能冒充得了客户去住宿，那份气质一眼就会让人识破，只有像神偷阿七这样的高手，才敢坦然前往。
刑警随即去“宝生堂”调查该情况。“宝生堂”老板待人很客气，但客气并不等于可以满足刑警的调查要求。他听刑警说明来意后，笑容可掬地告诉刑警，敝号无法提供每个客户的姓名等情况，不是替人家把关防止泄露隐私，而是因为我们对前来住宿的客户向不登记，不论生意成交与否，只要是客户，就可以免费入住，并提供三餐。刑警没料到是这种情况，但还存着一分希望——既然是客户，那肯定有印象的，不论生意是否成交，总归是谈过生意的吧？于是就要求批发行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胖乎乎的施老板马上差学徒去唤来了账房先生黄麻子。江湖有言“十麻九刁”，刑警觉得他们的遭遇证实了这一点。黄麻子比施老板还客气，说话腔调甜得溢蜜，但对刑警的要求却是两手一摊，表示“无法满足”。何故？因为“宝生堂”不但对客户免费提供食宿，而且还允许人家带着朋友一起来，同样不搞登记制。最近住在这里的都是老客户，提起这些人，黄麻子侃侃道来，比历数他家的三亲六戚还流利，其中并无新客户，也没注意到有什么生面孔。
刑警听下来，想到了一种可能，神偷阿七是否会临时跟某个客户搭讪结识，随客户入住“宝生堂”？黄麻子听后对刑警连连作揖，翘着大拇指一迭声“佩服佩服”。那么就顺着这个思路提供情况吧？黄麻子却还是摇头，理由跟刚才一样，刑警的推理那是没的说，可敝号上上下下从没有打听客人私事的习惯，客人是否带人入住，没人特别留意过。
这时，从杭州传来消息，说神偷阿七在杭州作下了同样的案件，而南京这边的失主印氏患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了，短时间内不可能再向警方催逼，于是，南京专案组也就松懈下来，一干刑警都有一个想法，待杭州那边破案以后，南京这个案子自然就解决了。却不料杭州那起案子并未惊动警方，警察局根本没有立案，也就谈不上破案。这样，南京这边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郝真儒等三侦查员听郭煌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寻思眼下应该还有一条路可走——去“宝生堂”调查。问了联络员，对方说“宝生堂”已经毁于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抗战胜利后重建，但换了老板。
尽管如此，郝真儒还是决定走一趟，指望有抗战前的老员工留下来，可以提供当时的情况。遗憾的是，重建后的“宝生堂”已经面目全非，批发变成了零售，只有两个门面，而且老板、账房全都换人了，员工也全部是新招收的。打听下来，施老板、黄麻子以及一干原先的员工不是死于战乱，就是不知去向，还有两个瘫痪在床。侦查员不肯放弃，仍去拜访了中风瘫痪的两个老员工，可那两人已是苟延残喘，神志不清，一问三不知。
由此，南京这一路的调查就没啥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