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意外线索
对名士宅第内的十多个亲友、佣人的调查费了些周折，那些人就像是预先通过气统一过口径似的，包括几个未成年人都一口咬定他们属于“客居”，对主人的情况不清楚，没法儿回答警方提出的问题。幸亏专案组之前对此已经有估料，报请上级与北京方面联系，向那位名士说明情况，得到其理解和支持，拍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过来。专案组把一应人员集中起来宣读了电报，这些人才表示听从主人的招呼，愿意回答侦查员提出的问题。
1月30日下午，专案组在询问名士宅第内的人员时发现了一个似乎有价值的线索。据两个佣人刘老头儿和曹嫂说，1月16日那天，柳正萌曾携带礼品前往市工人医院探望过一个病人，据说那病人是个警察。侦查员请两个佣人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其中一个细节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1月16日一大早，柳正萌就对老刘说让他去买些奶粉、糕点、水果、香烟、茶叶之类的礼品，强调要挑好的买，每样都须成双。刘老头儿照办，把四样礼品买回来交给柳正萌时，柳主动告诉他这礼品是送给一个病人的，那病人是个警察，跟她并不认识，但跟老先生（指宅第主人）熟识，听说他在执行任务时挂了花，所以她要代不在家的老先生前去探望。刘老头儿说礼品有点儿重，而且都是双份的，挤在一起不大好拿，是否需要帮您提着一起去医院？
柳正萌先是点头，稍稍一想，又说你不要去了，我让曹嫂帮我拿。刑警接着去向曹嫂了解情况。曹嫂说确实有这事，那天管家叫她拿了那些礼品，两个人出门后叫了一辆三轮车。到医院后，柳正萌让她在挂号大堂里等着，自己去问询台问明了那个警察住的病房，叫上曹嫂一起去了外科病区。曹嫂跟着管家进了病房，但放下礼品就出门在走廊里等候，这是做佣人的规矩。柳正萌在病房里待了片刻，忽然出来吩咐曹嫂先回去，否则家里的杂务来不及收拾了，自己还得待一会儿，说着给了她车钱。
于是，曹嫂就自己叫了辆三轮车回去了。曹嫂并不知道柳正萌探望的警察叫什么名字，但这不难查，只需给医院打个电话即可。侦查员随即联系医院，吃惊地得知那个受伤警察的名字叫丁坚，是二分局的留用刑警。这个名字侦查员们再熟悉不过，就是他与钟老四在“成记茶馆”不期而遇，导致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可是，柳正萌怎么会跟他扯上关系？
当晚的案情分析会上，侦查员金念杰汇报了这个情况。解登峰稍一沉思，说咱们休息一会儿吧，大家去外面呼吸点儿新鲜空气，室内烟气太大，也该开窗透气了。眾人都起身出门，片刻，解登峰把燕生南等四名南下干部唤入室内，关闭门窗，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接着，他说了自己的推断——
1月15日，钟老四去“成记茶馆”与下家接头传达三字密令，之前警方掌握的情况是下家没到，钟老四却撞上了二分局留用刑警丁坚，两人同时拔枪互相射击，结果丁坚负伤，钟老四跳楼企图脱逃，不料被护卫老邬开枪击毙。这一幕是在设伏侦查员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几个人都看得真真切切，没有谁对此有过另外的想法。
但现在获悉柳正萌曾去医院探望过丁坚，那就给解登峰提了个醒：会不会前往接头的那个下家就是丁坚？丁坚也是老刑警，或许他上楼后已经发现气氛不对，说不定还认出了其中的某个便衣侦查员，立刻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急中生智，想起这钟老四是警方通缉的对象，于是果断拔枪。
而钟老四并不知道丁坚是来接头的下家，只知这个曾经的旧警察熟人已经弃暗投明成为人民警察，此刻拔枪，料想是要下手抓捕自己，于是立刻作出反应……只有如此，才可以解释柳正萌为何要去医院探望丁坚。她的目的自然不是慰问，而是想知道钟老四是否已经把密令（她不一定知道密令的内容）传递给丁了。
考虑到丁坚的留用警察身份，解登峰不便马上把对丁的怀疑在也是留用警察身份的谢龙王、普高明、金念杰面前透露，所以借故把这三位支出去了。现在，他请四位骨干侦查员发表意见，研究下一步该怎么走。燕生南、张思国、王兴青、倪长慰四人认为解登峰的这个推测颇有合理性，当然，还需对此进行缜密的调查。别说丁坚已是一名人民警察，是革命队伍中的同志，就算是寻常百姓，这种情况也必须谨慎从事。
五人研究下来，最后决定当面接触丁坚本人。丁坚在医院住了一周，已经出院了，但伤口未愈，仍在休息。他是单身汉，住在公安宿舍，解登峰带两名侦查员过去时，先向宿舍区的门卫了解丁坚出院后的情况，得知他被分局接回宿舍后，一直在宿舍里休养，并未出去过，三餐都是食堂派人送来的。
领导和同事们在他住院时都去慰问过，所以这几天也没人上门。解登峰三人敲门进了丁坚的宿舍，放下礼品，说是慰问兼了解情况。解登峰开门见山询问了柳正萌于1月16日前往医院探望之事。丁坚说有这事，但他并不认识柳正萌，更不认识她的东家，也就是那位名士老先生。当然，老先生的名头他是听说过的，但只是他知晓人家，人家并不知道他这个小警察。因此，柳正萌携带那么些礼品前来慰问时，他感到非常奇怪，直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柳正萌一开口就称丁坚是“英雄人物”，再三向他表示敬意，并说她是代表老先生前来探视的，不过，她没有透露老先生在北京暂住之事。老先生是贵州的名人，被称为“爱国民主人士”，人家派人来慰问伤员，即便丁坚不明就里，也不便拒绝接受礼品，何况正好在医院陪床的公安局同事老张也劝他收下，说是不好驳了老先生的面子，否则不利于统战工作，云云。无奈，丁坚收下了礼品。
柳正萌在病房待了大约半个小时，谈话内容无非就是听他说说自己受伤的经过，以及以前是怎么跟钟老四认识的，等等，没有说到过其他情况。然后柳正萌告辞，由老张送出病区。侦查员随即去二分局找了刑警老张，了解下来，丁坚所言全部属实。柳正萌慰问丁坚的全过程老张一直在场，寸步没离。
老张来自解放区，是南下部队的一名副排长，中共党员，进军西南时一条腿负伤，走路有些瘸，遂转业到了公安。他的证言应该没有问题。
这下，解登峰等人对柳正萌医院之行的目的感到迷惘了：这算是演的哪一出戏呢？难道真是她自作主张出面代替老先生做了此事？那也不至于呀。丁坚虽然属于因公负伤，但毕竟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钟老四也不是什么危害特大的巨匪，犯不着借此举为老先生捞名声啊。
老张见三人表情凝重，情知此项调查对于他们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尽力回忆，终于想起一个他本以为与专案组的调查并不搭界的情况：送柳正萌离开时，路过医生办公室，柳说要拜访一下医生，向他们表示感謝。老张因为惦着丁坚的安全（他与另一同事受命陪护，同时还承担对丁坚的安保任务，严防匪特对丁实施报复，两人六小时一班，始终不能离开病区），匆匆把柳介绍给外科主任后，就返回病房了。柳正萌跟医生说了些什么，老张不清楚。
解登峰听着倏地一个激灵：外科主任？那不是主持抢救钟老四的那位专家吗？难道柳正萌的“慰问”主意是打在这上面，她是想探听钟老四临终前是否透露过什么？贵阳市工人医院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医院，在外科方面乃是当时贵阳市实力最强的一家医院。尽管名声很响，但这时的所谓外科主任，其实是副主任——该医院外科正主任尚未到任，由这位闵姓副主任负责医疗业务，行政工作则由军代表执掌。
闵大夫系留德医学博士，医技高超，在西南医学界颇有名气。侦查员登门时，他刚完成一台大手术，神态疲惫，但还是乐意接待公安局的同志。不过，大概是个性原因，闵大夫说话不多，能简必简。
解登峰也不绕弯子，因为1月15日闵主任和助手孙永烈抢救钟老四时他是在场的，情况他都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只不过提了提，作为一个开场白，然后就转到1月16日柳正萌拜访之事上了。闵大夫说有这回事，就是他出面接待的，那位柳女士并没有问到抢救钟老四的具体情况。闵大夫生性寡言，又烦这种跟医疗业务没有丝毫关系的应酬，跟柳只谈了两三句无关紧要的话就想把对方打发走。
不过，柳是在医院陪护伤员的公安民警张同志介绍过来的，闵大夫抹不开面子。正踌躇时，正好助手孙永烈过来了，就把柳正萌介绍给孙，由孙跟柳女士聊。孙永烈跟柳正萌聊了些什么呢？侦查员接着又找到了孙永烈，孙说主要是谈了对钟老四的抢救和刑警丁坚的治疗。孙大夫比较喜欢说话，话痨可能称不上，但别人说一句他说上三四句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侦查员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说孙大夫请你跟我们说实话，你在跟那个柳女士聊的时候，是否透露过钟老四临终前说的那些话——不管是她向你打听的还是你自己兴致所至主动说起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孙永烈脸不改色，说怎么会透露呢，你们公安同志特地跟我和闵主任关照过，说这是机密，如果泄露，我们要负法律责任的。别说我是共青团员，就是一个寻常群众也不敢造次啊！
那位柳女士真的没问过我这方面的内容，我更不会跟她说起。她也就不过在我们这儿待了五六分钟，说了一些敬佩和感谢医务工作者的话，就告辞了。难道柳正萌去探望丁坚果真是奉了老先生之命？侦查员们都觉得匪夷所思。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立刻往北京派发急电，向老先生了解此事。
次日，即1月31日，收到老先生的回电，称他对此一无所知。
八、袭杀阴谋
1月31日下午，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先对上一天向丁坚、老张及闵、孙两位大夫的调查情况进行了分析，议来议去，没有理由对丁、闵、孙三人中的哪一位产生怀疑。可是，反常情况是明摆着的：柳正萌借用东家的名义，于“1·15”案件发生的次日就去医院“慰问”因公受伤的刑警丁坚，其目的肯定不会是出于替东家的政治影响考虑。这段时间因与匪特分子作斗争而伤亡的民警、战士有多名，有的事迹还是上了报纸的，也没听说过柳有慰问之举。
丁坚的负伤跟那些同志相比，社会影响不过一般，她却做出此举，其用意显然是借此名义打听钟老四临终前是否留下了什么话。不过，柳正萌并不一定是急于探知密令的内容——这方面她根本不用着急，那个行刺钟老四的护卫邬某肯定已经逃离市内返回匪巢报告一应情况了，匪特方面会动用另外的渠道把这一密令通知城内下家的。但是，匪特方面也不得不考虑这么一点：万一钟老四临死前透露了密令，尽管其全部内容只有短短三个字，一旦被破译，那他们依据密令实施的行动岂不会穿帮？届时不但劳而无功，还会损兵折将。
因此，匪特方面必须弄清楚钟老四是否已经泄露了密令内容，以便决定下一步行动。柳正萌“慰问”的用意，就是要查明这一点。看望丁坚只是一个借口，丁根本不清楚钟老四临死前的情况，柳正萌的目标应该是参与抢救钟老四的医生。那么，柳正萌是否达到目的了呢？专案组无从判断。而对于专案组所负的查明三字密令含义的使命来说，她是否得知密令泄露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其生前的活动轨迹追查到接受密令的那个下家，只有下家才知晓密令的含义——因为那是需要由其实施的。
讨论中，有侦查员提出是否柳正萌即是下家，但更多人的观点则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如果柳是下家的话，她既然可以驱使手下匪特实施密令，说明其肯定可以指挥若干名特务，如此，到医院刺探钟老四临终遗言以及将林碧蓉封口之类的活儿就不必由其出面实施了，只消发个指令就行。可她并未这样做，非其不愿，而是不能，因此她不会是接受密令的下家。这样一来，虽然柳正萌自杀身亡，但警方追查密令含义的使命不会受影响。当然，这不过是理论上的说法，下一步如何行动，如何获知密令的含义，大伙儿讨论来讨论去，却不得要领。
案情分析会开到傍晚，解登峰让大家先去食堂吃晚饭，饭后回来继续讨论。话是这么说的，可晚饭后其他侦查员都回来了，却没见解登峰的影子，谁也不知道组长去了哪里。那时候通讯极为不便，手机的概念可能连科学家也还没想到，大伙儿只有等待。晚上八点，解登峰忽然进来了，众侦查员都疑惑地看着他，希望他给个解释。
解登峰却卖起了关子，说还不赶紧给我拿烟沏茶，刚刚跑了一趟，来去匆匆，还真有点儿乏了。解登峰是个性格严肃的人，平时很少开玩笑，此刻众人听他这么一说，便知案子肯定有戏了。解登峰确实发现了线索。作为专案组长，他受命主持破案已经半个多月了，好不容易逮住了柳正萌，却由于看管不严闹了个自杀身亡，出了一桩不小的事故，挨了赵局长一顿严批。这几天他所承受的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下午开完案情分析会，他去市局食堂吃了简单的晚餐，信步出门，在寒风中站了片刻，寻思是不是之前对医院方面的调查粗糙了点儿。正这么想着的时候，便衣队同事小马骑着摩托车从外面返回。解登峰干脆把小马的车借过来，骑上直奔医院，他想再实地查看一下情况。此番前往，目的是明确的，但具体怎样做解登峰心里却是没底。到医院后，他直奔二楼医生办公室，闵、孙两位大夫都已下班，當晚值班的是一位复姓诸葛的青年女医生。女医生听说是市局侦查员，显得很热情，解登峰正打算跟她聊聊，看她是否能提供些情况，急诊室来电话说来了车祸伤员需要抢救，请诸葛医生过去。
女医生离开后，解登峰想，不如先去跟值班护士聊聊，刚要出门，抬眼忽然看见墙壁黑板上写着明天手术的排班情况，上面有闵、孙二大夫的名字，后面的括号里则写着麻醉师和手术室两个配合护士的姓名。解登峰一看之下，脑子里忽然灵光闪现：钟老四的临终遗言会不会护士也听见了？按说抢救钟老四时，解登峰就是在场公安人员之一，还是为首者，可能当时过于紧张，注意力全部集中到钟老四身上了，他此刻怎么也回忆不起抢救时是否有护士在场。立刻去找医院军代表，军代表说有这个可能，建议先问问医生。
孙大夫就住在隔壁医务人员宿舍区，一个电话打给门卫就给唤来了。可孙大夫说，钟老四留临终遗言时，已经摘下了氧气面罩停止抢救了，当时是您挥手示意三个护士出去的。这么说来，护士是不可能听见钟老四临终说了什么的。解登峰失望之下，寻思来也来了，又惊动军代表了，索性再往下查一下吧，于是又要求跟当时参加抢救的那三个护士见面，当面了解一下情况。事后想来，幸亏他的脑子这么转了一转，否则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现了——三个护士接到门卫的通知，从宿舍赶过来，听解登峰这么一问，三人竟然一起点头。
这下解登峰觉得奇怪了，她们当时不是离开手术室了吗，怎么知道钟老四临终前开过口呢？护士的说法是，她们知道钟老四临终前开过口，但并不知道具体说了什么内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细问之下，解登峰终于弄明白了。当时她们确实离开了手术室，但钟老四断气后，随即又被唤进去拔除钟老四身上插着的各种管子，以及稍稍处理遗容后蒙上白布，当然，往下的警方拍照留证和法医解剖就跟她们无关了。
在她们做上述处理时，已经结束工作的闵主任和孙大夫正往外走，前者边走边关照后者：“小孙，你可能还是第一回遇上这种事情，记住了，一定不能向任何人泄露死者的遗言，那可是公安的机密——哪怕只有短短三个字。咱们行医的，使命就是救死扶伤，其他可以百事不管。”如此，三个护士就知道了钟老四临死前曾留下遗言，核心就是三个字。对此，她们也并不特别在意，钟老四死的时候她们不在场，根本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别说三个字，一个字都没听见。解登峰马上追问：“那么，你们是否向别人说起过这个情节？”
三护士中两个马上摇头，只有年纪最轻才满十八岁的小凌露出惊慌的神情。军代表让另外两个护士离开，对小凌说这事应该跟你没有关系，你向公安同志说清楚就是了。小凌就说出了以下内容——1月17日傍晚下班时，小凌走出医院大门，发现舅舅邱侃在马路对面站着，便穿过马路去打招呼。舅舅说我刚才在附近购物，遇到一位以前在昆明上大学时的老同学郑桂生，人家可真不简单，不像舅舅我这样混到三十几岁还在做掮客，他已经是新华社西南分社的记者了。
这次他来贵阳出差，我们俩多年不见，舅舅自然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在附近的“富秋楼”请他吃饭。这不，我们刚进饭馆，还没点菜，突然想起你平时蛮喜欢写文章的，就跟人家说了说，人家愿意指点你一下。
接着，舅舅问小凌是否有兴趣跟这位郑叔叔聊聊。小凌是文学爱好者，听说新华社的大牌记者愿意指点自己，自是喜出望外，马上点头答应。就这样，那个自称“新华社西南分社”记者的郑叔叔，利用与护士小凌共进晚餐的机会，轻而易举地套取了情报，而小凌直到此刻方才意识到自己可能着了匪特分子的道道儿。当天晚上，五金机电掮客邱侃被捕。邱侃因做五金机电生意之故，结识了一些国民党军警特和帮会人士（抗战时，五金机电类物资都是从东南亚经云南进入中国，系紧俏商品，获取既不易，运输更成问题，若无关系打点，根本做不成生意），其中有其小学同学郑桂生。
郑曾做过国民党政权区政府的文书，后来又当了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记者，去年春天去中学当了一名老师。郑桂生跟邱侃关系不错，以前在经商方面曾帮过邱侃不少忙。贵阳解放后，郑据说患了肺病，请了长假在家休养，处于低调状态，不再抛头露面，跟邱侃也没见过面，只在元旦时互相邮寄过贺年卡。
1月16日晚，郑忽然登门拜访，说自己肺病已愈，经人介绍准备进新华社西南分社做记者。邱侃一听便来了兴趣。贵阳解放后，邱侃以前的关系基本土崩瓦解，生意每况愈下，若是郑当了新华社记者，可能是能够帮上一些忙的。一说，郑有同感，许诺肯定跟以前一样给予相助，然后话锋一转，说眼下有桩小事想先请邱侃相帮。他想写一篇贵阳警方剿匪的稿件，作为敲门砖呈送西南分社。
正好，最近有个土匪帮伙中的小头目钟老四被杀，警方正在调查。昨天他已经通过关系采访了公安局，还想采访一下市工人医院抢救钟老四的医务人员，听说邱侃的外甥女小凌在该医院外科工作，这次也参加了抢救，他就想和小凌聊聊，听她说说抢救现场的情况。
邱侃信以为真，念着老同学情谊，自是点头。郑桂生显然对小凌的情况有所了解，说明天凌小姐上日班，傍晚下班前你可去医院大门口等她，把她约到附近的“富秋楼”，我在那里订好座席恭候光临。讯问结束，专案组立刻出动，前往郑氏住所将郑桂生抓获。
郑桂生供认，他在1946年经人介绍参加了“国防部二厅”下辖的贵州特务组织，上司给他下达的任务是收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情报，最好是能够打入地下党组织。郑桂生虽然做过中央社记者，平时看他在社会上东奔西跑非常活络，真的让他干情报特工却缺乏灵性，一直也没干出啥大名堂来。
贵阳解放前两三个月，特务组织不再跟他联系，也不再发给他津贴和活动经费。但郑桂生对这份活儿倒像是上了瘾似的欲罢不能，这当然与经济收入有关。可是，原来的特务组织不要他了，他该怎么办呢？他决定另选新东家。适逢大特务潘方侠奉蒋介石之命组建“新编第一集团军”，准备在贵州“沦陷”后纠合当地土匪跟中共武装力量打游击战，郑桂生遂利用朋友多人头熟的优势投到了潘的门下。潘方侠当时正在筹备贵阳“沦陷”后潜伏市区的特务站，就任命郑桂生在其老部属、原中美合作所女特务柳正萌（原名耿芝兰）主持的“新编第一集团军第四特遣组”担任副组长，做柳的助手。
这次对小凌进行情报刺探，就是柳正萌直接下达的指令。由此判断，柳正萌打着名士老先生的旗号前往“慰问”丁坚之举，其真实用意是想刺探钟老四是否泄露了三字密令。
那么，三字密令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郑桂生交代，他所在的“第四特遣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与潜伏于城内的匪特组织联络，根据“新编第一集团军”的指令策动匪特分子进行破坏活动。具体指令由总司令潘方侠视情向其老部属柳正萌下达，钟老四则是直接跟柳联络的秘密交通。之前发生于贵阳市内的三起暗杀、一起爆炸案件即该组的“杰作”，都是柳正萌指使潜伏匪特分子实施的，警方至今都没有破获。
元旦后第三天，柳正萌与郑桂生在南门一家咖啡馆见面时，说她接到潘总司令的命令策划一次重要行动，具体情况她没有透露，只是说她打算直接跟城里的某个潜伏匪特首领见面，让郑桂生帮她整理一些材料，主要是台湾方面及美国之音通过短波电台广播过的一些国民党特工在“敌后”成功展开破坏活动获得晋升的案例，要求三天内必须完成。
另外，柳正萌还告知郑桂生，最近一段时间，形势对我们贵州这边比较有利，因为共军主力大部分“窜犯”渝滇两省去了，贵州境内兵力空虚，正是我等“建功立业”的好机会。郑桂生把一应材料整理好后，于1月6日晚交给了柳正萌。那次见面是在老东门“大王狗肉馆”前的一株大树下，见面后没说什么话，把卷在报纸里的材料递交后两人就分手了。
到了1月14日，柳正萌再次跟郑桂生见面交代使命，让郑第二天下午两点去“成记茶馆”跟钟老四见面，届时钟老四会口头传达潘长官的密令。獲知密令后，郑桂生要立刻前往南京街（今中华北路）“逸海文具店”，柳正萌会在该店门口的阅报栏前等候。1月15日那天，郑桂生在路上稍有耽搁，到“成记茶馆”门前时变故刚好发生，他亲眼目睹钟老四跳楼后被人打了黑枪，随即就被送医。郑桂生倒是沉得住气，竟然叫了一辆三轮车尾随而去，一直跟踪到市工人医院，然后才去“逸海文具店”门前跟柳正萌会合。
柳正萌听了郑桂生的汇报，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说没想到钟老四这么有经验的一个老交通竟会出事，更没想到有人打他的黑枪！缓过神来，她让郑桂生先回去，由她来处理善后。郑桂生回家后方才感到后怕，当夜噩梦连连。
1月17日傍晚，他接到柳正萌派交通送来的紧急指令，当即赶往约定地点见面。柳正萌满脸愁容，郑桂生还以为“第四特遣组”暴露了，听她开口方才得知，潘长官知悉钟老四出事后，已经另遣交通传达了密令，但她并未透露密令内容。现在急需知晓的是，钟老四被送医抢救到断气前是否泄露过密令内容，此事她已经亲自出马作过初步了解，但未能确认。
不过，她去医院了解情况时，记下了医生办公室黑板上与抢救钟老四的两位大夫搭班的三个护士的姓名，继而设法查明了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发现其中一位凌姓护士的舅舅邱侃是郑的老同学，让郑桂生设法通过邱侃从凌护士那里打听情况。如此这般讯问下来，专案组一干人仍是没弄明白三字密令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情况汇报上去，领导着急了，专门安排了五位预审专家进行了几次突审，但郑桂生说来说去还是这么些内容。而专案组接下来的工作也不乐观，“第四特遣组”的组长柳正萌自杀了，副组长郑桂生连组里还有几个成员都不知道，更别提他们是谁了。案子弄到这一步，好似煮了一锅夹生饭，谁也不知道往下应该怎么办。
早在案子刚发生的时候，市公安局即组织了一个三人小组破译三字密令，但破译密码或暗语乃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问，不是民间娱乐猜灯谜，当时贵州警方尚无专门破译密码的专家，抽调来的三位只不过是曾经接触过无线电报务的同志，一番忙碌下来，却是劳而无功。郑桂生被捕后，专案组把郑桂生的口供提供给破译小组，还是没法儿解决问题。
不过，三人小组提出的一个倾向性判断被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是准确的——该案几名案犯的口供表明，敌方策划了一项重要行动，很有可能是针对重要目标进行的暗杀或爆炸，因此，需要加强对领导干部以及军火、粮食、野战医院等重要场所的保卫工作。
这个推测得到了警方和公安部队的认同，上报市委批准后，军警方面对这些目标的保卫措施做了重新调整。半月后，1950年2月22日，中共贵阳市委书记兼市长秦天真、副市长杜恩训、贵阳警备区司令员兼解放军公安八师师长汪乃贵等贵阳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在河西路市委楼上开会时，七名匪特分子化装潜入企图实施行刺，被警卫人员识破，当场击毙一人，抓获三人，逃跑的三人稍后全部落网。
破译小组和专案组根据被捕者的供词，终于破解了三字密令之谜：“第四特遣组”组长柳正萌根据潘方侠的指令制订计划，策动潜伏于城内的七名土匪执行这次暗杀行动，密报潘后获得批准，但严令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执行。至于什么时候才适当，那要听候指令。
1月中旬，潘方侠决定在进入农历庚寅年戊寅月后的一个月内（即1950年2月4日至3月5日）实施该项行动。于是，潘就根据之前与柳正萌约定的暗语，下达了“耿舞莎”的口头指令。“耿”是“庚”的谐音，“舞”是“戊”的谐音，“莎”是“杀”的谐音，这三个字放在一起，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是个女子的名字，实际上却是暗杀行动的时间。
1950年4月4日，贵阳市军管会对该案进行宣判：刺客韦玉林、金耀亭、普刚、媵巧生、花今放、许林以及先前被捕的崔先鹤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郑桂生被判处无期徒刑，宋德安、何立山分别领刑十二年、五年不等。
柳正萌死后，“第四特遣组”剩下的四名成员停止活动，继续潜伏，在稍后的“镇反”运动中全部被捕，分别被判处七年至十年有期徒刑；而杀害钟老四的凶手老邬始终下落不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