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查找“一撮白”
专案组八名侦查员一分为二，组长解登峰和侦查员燕生南、谢龙王、金念杰在派出所民警协助下走访乐群路状元街路口区域的居民；张思国与王兴青、普高明、倪长慰负责调查“一撮白”的情况。第一路侦查员走访了两天，尽管有居民反映了一些疑似线索，但要么查不下去，要么根本没法儿查。
第二路侦查员的访查情况倒是令人兴奋。循着“一撮白”往下追查的主意出自侦查员张思国，这与他掌握着几个耳目便于获取此类情报信息有关。在案情分析会上，张思国提出一个观点：“一撮白”和林碧蓉以前就认识，甚至比较熟悉。据林碧蓉的弟弟小林所言，以及小林的师傅汪宏钧跟林碧蓉接触下来的观感，林碧蓉尽管跟钟老四有那份男女暧昧关系，但她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讲究的。
她委身于钟老四，大概是出于报恩之念（林与钟的相好始于蒙难被救），此外没听说过她跟其他哪个男子有过不明不白的关系，平时家里也没有陌生男子登门，更没有在外面招惹异性。小林还告诉侦查员，解放前钟老四不时带上些狐朋狗友到她家吃喝，她姐姐顾全钟老四的面子，没表现出什么，但心里是比较反感的。
那些狐朋狗友离开后，她总是告诫钟老四，以后尽可能不要把外人带到家里来。钟老四这人脾气不错，也算通情达理，而且很珍惜他跟林碧蓉的这段感情，听林碧蓉唠叨了几次，最终答应了她的要求，不再带外人去林碧蓉家。
由此可见，那个“一撮白”突然登门，只用了三五分钟时间就能说服林碧蓉跟其出门，还接受了饭局邀请，这只能表明“一撮白”以前跟林碧蓉见过面打过交道。尽管从他认错门户这一点来看，他应该是从未来过林碧蓉家，但他跟林碧蓉并不陌生，说得上话。
当然，说得上话并不等于就能得到林碧蓉的信任，而林碧蓉的性格又一向比较“冷”，除了救命恩人钟老四，对其他匪类比较排斥。林碧蓉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作出了跟“一撮白”出门的决定，一定是对方请她出门的理由非常充分，让她無法拒绝。
张思国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与会侦查员的重视，大伙儿纷纷发表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点：第一，这个“一撮白”可能之前曾出面宴请过钟老四，或者参加过别人宴请钟老四的饭局，而钟老四当时把林碧蓉也一并带去了——据林碧蓉的弟弟小林说，这样的情况曾有过数次，只是时间、地点之类的细节姐姐并没有提起。林碧蓉与“一撮白”很有可能就是这样认识的。
第二，“一撮白”跟钟老四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应该不是江湖哥们儿那种性质，否则他不会没去过林碧蓉家；即便真的没去过，作为铁哥们儿，钟老四告知其林碧蓉的住址时也会做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明，尤其应该讲清楚，该址三户合用一个门牌，林碧蓉住在其中哪一户。钟老四是资深交通员，还被封为“国军少校联络参谋”，对于地址之类的信息已经形成了一种职业性的敏感，不至于交代不清。
而“一撮白”那样的家伙，自然也是机警过人，纵然是大字不识的文盲，这种事儿也是不会忘记的。可是，如果不是江湖哥们儿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呢？那就只有从“工作关系”上去考虑了。钟老四干的是跑交通，方方面面的关系当然很广，但这种关系是有区分的，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上下级关系。上下级关系又分长期和临时，长期关系就是他所属的那支所谓“第一集团军”的土匪队伍中的上司和部下，临时关系就是在执行某项使命时其所在的临时团队中的上下级。
专案组分析，那个“一撮白”可能就是钟老四进城执行某项特别使命时由被联络方指派的联络员。这个联络员对于钟老四来说可能比较重要，因此他曾对林碧蓉说起过。当然，他不会告诉林具体细节，只是以“朋友”、“哥们儿”的名义来作介绍。
1月15日下午钟老四在“成记茶馆”门前被同伙暗杀，林碧蓉肯定非常难过。她在家里设了灵堂，还戴了孝，甚至还让弟弟小林打听钟老四在贵阳的家址，说要去与钟老四的遗孀商量为老钟收尸（钟老四的尸体还在医院太平间里保存着）事宜。
在贵阳已经解放两个月的政治气候下，能为一个死去的土匪情夫这样做，这个女子真是够痴情的了。估计匪特方面考虑到我方公安人员必定不会放弃对钟老四之死的调查，而这种调查百分之百会牵扯到林碧蓉身上，为掐断警方追查三字密令的所有渠道，决定对林封口，执行封口任务的就是“一撮白”。
专案组进一步推断，既然“一撮白”与钟老四之间是“工作关系”，那他很有可能就是准备在“成记茶馆”跟钟老四接头的那个下家。分析至此，追查“一撮白”的意义和重要性立显。但怎么才能找到“一撮白”呢？众侦查员各抒己见，专案组长解登峰却把目光扫向张思国。张思国手中有不少耳目关系，通过这些耳目追查“一撮白”应该是最容易见效的办法。解登峰遂决定由张思国主持这项调查，给他配备了王兴青、普高明、倪长慰三名助手。
四人接受使命后，进一步分析案情，认为“一撮白”很可能是奉特务组织之命加入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的特工。林碧蓉的邻居黄大婶说他操一口贵阳话，说明他很可能是贵阳本地人。特务机关选派潜伏特工，当然首先要考虑安全问题，在这方面，本地人应该比外埠人更容易立得住脚。
张思国说，这厮既然是奉命加入匪帮组织从事特务活动的，那他肯定要跟土匪一起混混，这就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可以据此查访到一些线索。至于他额头的那一撮白毛，特征虽然明显，但我觉得那更可能是有意的伪装，用以更好地掩护自己，转移我们的侦查视线。对此，另几位侦查员都表示赞同。当天中午至下午三点，张思国在不同地点秘密约见了他所掌握的七名耳目，当面向他们交代了任务。警方是要向耳目支付活动津贴的，张思国许诺，如果发现了有价值的线索，经调查属实的，将加倍支付津贴作为奖励。
当然，调查工作不能完全依靠耳目，张思国和另外三位侦查员一番商量后，决定前往林碧蓉的住处一带逐家走访，打听最近是否有人来找过林碧蓉。与林碧蓉家相隔七八家开外有一家烟纸杂货铺子，杂货铺老板杨友仁的妻子丁氏提供了一个情况。
15日下午，丁氏去附近的马路菜场买菜，曾看见也挎着个竹篮子去买菜的林碧蓉在路边和一个男子说话。那个男子丁氏曾见过至少三次，每次都是跟着钟老四一起上林碧蓉家。给人的印象，那人很像是钟老四的跟班或保镖之类，进门后只稍稍待上片刻，可能喝碗茶吃份点心后就出来了。出来后却并不离开，也不守在林碧蓉家门口，而是在门外二三十户人家之间来回溜达，走累了就在随便哪家店铺前借条板凳坐下，也不跟任何人聊天，点支烟抽着，一双三角眼扫视着周围的动静。
钟老四对这个跟班很好，每次从林碧蓉家离开时，总是拍着他的肩膀说两句赞扬的话。丁氏提供的信息使侦查员大感兴趣，立刻向其他邻居及周边店铺了解相关情况，证实丁氏所言不谬，至少有四五人表示他们也曾见到过那个跟班在林碧蓉家门前溜达或者小坐的景象。
专案组成立伊始，钟老四被杀现场、“成记茶馆”对面“大行香烛铺”的伙计小张告诉过侦查员，在枪案发生之前，钟老四是带着两个伴当模样的汉子来香烛铺的，其中一个没有停留，钟老四与其耳语数言后即行离去，另一个则在混乱中开枪射杀了钟老四。当时侦查员分别向香烛铺的老板、店员打听过那个离去伴当的年龄体貌，大致上跟此刻丁氏及其他邻里所说的那主儿相似。想必此人就是之前调查过但未能查到线索的“宋三角”宋德安了。
难道当时钟老四耳语数言的内容就是差遣宋前来跟林碧蓉见面，传达什么事儿？宋德安过来后见林碧蓉家锁着门，就寻到菜场去了？至于钟老四有什么事儿必须在和下家接头前立刻通知林碧蓉，目前无法知晓，只有找到宋德安后才弄得清楚了。
可是，上哪里去找宋德安呢？张思国多生了一个心眼，在向组长汇报时，提议是否请另一路由组长解登峰负责在乐群路状元街访查的侦查员也顺带向群众了解一下宋德安的情况。这个建议被解登峰采纳，很快产生了效果。1月24日晚上七点多，解登峰和侦查员金念杰在走访居民姜耕才时，姜耕才说他只听过钟老四的名字，从没见过本人，但有关钟老四那个跟班的情况，他倒是知道一点儿。
据老姜说，宋德安以前曾在南门老关帝庙后面的那条小巷里住过半年左右，而老姜的妻子任氏的娘家就在关帝庙对面，因此，那主儿出出进进时曾被回娘家看望父母的任氏瞅到过几次。宋德安当然不会对任氏这样一个寻常妇人留下印象，但任氏记性好，而且听娘家兄弟说过，这个姓宋的當过军阀的卫士，据说枪法了得，能百步穿杨，现在给一个姓钟的土匪头目当保镖。
任氏就记住了这个人物，回家和丈夫闲谈时，又把这事告诉了老姜。次日，1月25日，侦查员前往南门老关帝庙一带访查。关帝庙旁边那条小巷就叫“关帝庙巷”，曲曲弯弯，又窄又长，住着百多户居民。
打听下来，老住户都还记得以前确实住过一个姓宋的单身汉，不过很快就搬走了，什么原因不清楚，迁去哪里也是谁都说不上来。继续挨家挨户询问，到下午两点多，终于从一个曾和宋走得稍近、偶尔一起喝酒的单身汉窦某那里打听到了宋的行踪：宋德安早已成家，还有一份职业，据说是“协理土特产商行”的采购员，但平时好像不大去商行上班。
侦查员返回后向组长一汇报，解登峰悄悄跟张思国说，“协理商行”我知道，那是公安局内控的一处所在。有情报说该商行是土匪在贵阳城里开设的，明里做土特产生意，暗中却干着收集情报、隐赃销赃和接应外地匪特的活儿。如果宋德安在那里工作，还真有点儿麻烦，往下怎么办，我要请示领导。
对“协理商行”进行暗中监控之事是公安局长赵锦禄亲自抓的。解登峰去请示时心里有些忐忑，他知道眼下还不宜对该商行动手，否则可能打草惊蛇。如果宋德安确实是该商行的人，领导出于大局考虑，多半是不会同意动这主儿的。那样的话，专案组就只好放弃这条线索了。可问题是，除了宋德安，专案组目前并不掌握其他有价值的线索，这案子该怎么继续侦查下去呢？他心里的这块石头直到见了赵局长后才放下。
赵局长说，有情报表明，宋德安早在前年夏天就离开那家商行了，据说是因为跟商行内部的人喝酒时吵架，不但动了手，还差点儿开枪扔手榴弹，土匪方面就把他和另一个家伙撵出去了。
当时贵阳还没解放，宋德安被开革后另找出路，就给钟老四当了护卫。现在去商行找宋德安，当然找不到。如果专案组去调查宋的情况，难免惊动了商行的人。不过，赵局长在商行内部也有眼线，他对解登峰说，关于宋德安的情况，我让另外的同志想办法查一查，有消息尽快通知你们。1月26日深夜，专案组根据赵局长提供的情报，在贵阳近郊的贵阳专区驻地花溪镇将藏匿于此的宋德安逮捕，随即连夜进行讯问。
宋德安交代，他是猎户出身，少年时即练就一手好枪法，当过兵，担任过军阀的护卫。离开行伍后就在贵阳定居，先后从事过工厂守夜人、公路局稽查、私家保镖、武馆助教等职业，但都做不长。抗战胜利前一年，因得罪豪强惹了祸，遭到追杀，只好投奔土匪帮伙。以他的枪法和行伍经历，自然是土匪非常欢迎的对象。
在土匪窝混了一段时间，被派到贵阳城里的“协理商行”干起了地下交通。后因酒后跟同伙发生冲突被开革，遂投奔老相识钟老四，做了钟的贴身保镖。贵阳解放前夕，钟老四所在的匪帮被国民党收编，成为“新编第一集团军”中的一部，由刑事土匪转变为政治土匪。
钟老四被任命为少校，宋德安也得了个中尉军衔，可以领一份军官薪饷。不过，被收编至今至少已经四个月了，只发了一个月的薪饷，其余的还欠着。然后，就说到了钟老四命案。匪帮被收编后，执掌权力的除了原先的大中小首领，还有台湾派来的特务。少校联络参谋钟老四所管的那十几号交通员原都是听他的指挥，收编后来了个四川口音的特务，叫莫梓君，说是协助钟老四，其实是把钟的权力架空了。
莫掌握着台湾方面提供的金钱，更别说空投来的新式美制武器、高爆手榴弹等军火，那些有奶就是娘的家伙全都见风使舵，听从莫梓君的差遣，只有宋德安讲义气念旧情，依旧对钟老四忠心耿耿。
进城传达口头密令的差使，是由集团军总司令长官潘方侠亲自向钟老四下达的，莫梓君是否知晓，宋德安不清楚。钟老四自由散漫惯了，一直不习惯特务对匪帮的正规化管理，接受使命后似是不爽，宋德安听到他自言自语骂骂咧咧，也不知是对上司还是对莫梓君。
不过，据他对宋德安说，他是愿意出这趟差的，混进贵阳城，就可以跟林碧蓉见面了。考虑到1月14日正好是林氏每年一次给亡父烧香的日子，钟老四决定提前一天去东林寺那边的“工作站”住一宿。不料，莫梓君却把前两天刚从外地过来的特务老邬派给钟老四做跟班，说这是潘长官的命令。钟老四背地里跟宋德安嘀咕过，说这个姓邬的不是善类，跟莫副官（莫梓君）是一路的，官府派下来的家伙，让宋德安以后对其多留点儿心。
14日晚餐时，钟老四让宋德安和老邬两个另行用餐，不让参与其款待林氏姐弟，老邬极为不满，当场就要翻脸，被宋德安劝住了。钟老四原准备15日进城办好正事后去林家，已经跟林碧蓉私下说好了，但进城后不知为何又改变了主意，在去茶馆接头前，让宋德安立刻去通知林碧蓉。然后，侦查员问到了那个“一撮白”，宋德安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一号。
不过，干这行的，应该不会显露容易被人记住的任何生理特征，如果那主儿额头上果真有一撮天生白发，必定会修剪掉，以免给人留下印象。由此推测，那人的一撮白发是故意弄出来误导人的——这个说法跟之前专案组的分析倒是不谋而合。
宋德安虽然落网了，但他的交代对侦破本案似乎并无价值。解登峰正大感失望时，忽然传来一个意外消息：“一撮白”落网了！
六、畏罪自杀
“一撮白”的落网其实并不完全属于意外，在这之前，参与调查其线索的侦查员燕生南已经在领着临时从分局借调的便衣民警和社会治安积极分子在悄悄蹲守了。解登峰、燕生南、谢龙王、金念杰四名侦查员负责在林碧蓉上黄包车的乐群路状元街路口一带进行查摸。那里是贵阳的热闹地段，住户密集，光凭他们四人，想在短时间内挨家挨户都走访到，显然是有难度。
于是，就跟分局和派出所联系，临时借调来八名便衣民警和治安积极分子，三人一组，分成四路，以路口为中心分别向周边四个方向进行调查。燕生南于抗战胜利后参加革命，一入伍就被分派到江汉军区保卫部，曾接受过专业训练。
1949年春，贵阳解放前半年，他奉命潜入贵阳市从事地下工作。贵阳解放后，他成为市公安局便衣队的一名副股长。燕生南算得上是一个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侦查员，在案情分析会上听了张思国关于“一撮白”的那撮白发的分析之后，马上想到了贵阳市唯一的那家出售假发的店铺“顶上斋”。
“顶上斋”是一家专售理发工具以及与理发行业有关用品的店铺，不大，只有一个门面。该店租借民居作为营业场所，巧得很，去年燕生南奉命潜伏贵阳从事地下工作时，组织上给他安排的住所就在该店楼上。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1月贵阳解放，因此对该店的业务情况有些了解，和店主夫妇也熟悉。到公安局工作后，上街办事偶尔路过时，还要进去看看，喝杯茶，跟店主夫妇聊会儿天。
燕生南认为，如果“一撮白”确实是戴着假发的话，那假发有可能就是从“顶上斋”购买的。这种只有一撮白发其余都是黑发的假发套应该属于特殊商品，“顶上斋”不会备货，“一撮白”若要购买，只有向店家订购。这种买卖店方怕是一年也遇不到几次，应该留有印象。
燕生男便决定到“顶上斋”去撞运气，这运气似乎还真给他撞着了。店主老罗说确曾有人来向他订购过假发套，那还是去年10月间的事儿，当时还没解放。来人是个四十岁不到的男子，瘦高个子，说贵阳当地话，从穿着举止估计，可能是生意人或掮客之类。那人订了两个假发套，一个是普通的黑色定型发套，另一个就是前额垂下一撮白发的。
有这种要求的顾客，老罗打自开店以来还没遇到过，不禁觉得奇怪。他寻思对方会不会是演戏的，这样的假发套是作为道具使用的，便试着跟顾客商量，问是否可以把黑发染白，那样制作起来容易些，价钱也可以和普通的黑色假发套一样。但对方一口拒绝，坚持要真正的白发，不能以染色来替代，还说他来取货时要当场检验。
至于价格，高些没关系。于是老罗也就不客气了，就为这一撮白发，加价百分之三十。对方二话不说立刻付了定金。老罗夫妇用了三天时间，精心完成了那个假发套。对方来取货时果然验收得很仔细，对其中两个细节不满意，让老罗的妻子当场为其修改。
那天正下雨，那人又是傍晚过来的，店里已经没有一个顾客。等候修改时，老罗请那人喝茶，边喝边聊了几句。对方说他就住在这附近，是做生意的，但没透露是掮客还是自己经营店铺，也没说是哪一行的。送走对方后，老罗妻子说她曾见过这个人，有几次在店门前经过，不过是穿长衫的，看上去像个教书先生。此刻对于燕生南来说，已经算是发现了一条新线索的线头了。他问过老罗后，又跟罗妻聊了一会儿，
了解到那人路过“顶上斋”时一般是早上或傍晚，推断对方可能是在学校或者哪家商行、公司上班的，在附近有住房，但不一定经常住在这里。向解登峰汇报上述情况后，解登峰跟燕生南就蹲守还是访查进行了一番讨论，最后决定选择蹲守——访查可能会打草惊蛇，对方要是来个不辞而别，那就糟糕了。
随即，专案组向分局、派出所临时借调人手，由燕生南率领，在“顶上斋”周围化装蹲守。1月27日上午八时许，“一撮白”被燕生南和治安积极分子小邢发现，当场将其拿下。被捕时，他并没有戴那个有一撮白发的假发套，留着平顶头，脑袋上扣着一顶黑呢礼帽，长袍马褂，手里还有一根文明棍，正坐着黄包车从“顶上斋”门前的街道上经过。但燕生南的眼力厉害，第一时间就将其锁定了。
“一撮白”落网后，专案组立刻进行突审。“一撮白”的真名叫崔先鹤，贵州省修水县人，三十六岁，初中毕业，二十一岁时奉父命到贵阳投奔开商行的叔父。叔父无子嗣，视其为亲子，一心要将其培养成一名合格的老板，然后把商行交其管理，将来就作为遗产相赠了。可是，崔先鹤对此并无兴趣，干了半年便去了南京，投奔其父的一个朋友。那人姓甄，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旅长，跟戴笠有私交，听崔先鹤说了一应情况后，把他推荐给复兴社。
可是，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却没有答应，说上期训练班刚结束，待下一期招生时再过来。这样，甄旅长就把他介绍到警察训练所当了一名管理员。次年抗战爆发，崔先鹤随国民政府先迁武汉又去重庆。此时警察训练所已不复存在，甄旅长也不知调防何处，崔先鹤与其断了联系。好在他在警界已交了一些朋友，经人介绍进了重庆市警察局。当了两年多警察后，有一次在防空洞躲避空袭，他奉命维持秩序时，巧遇前来躲避的戴笠，马上想起了戴跟甄旅长的关系，于是鼓起勇气上前跟戴笠说话。
戴笠竟然还记得当年的许诺，问明崔先鹤的现状，让他等候消息。一周后，有人来找他（估计“军统”已经把他的情况调查过了），说国难当头，正需要他这样的优秀青年，云云。就这样，崔先鹤跳槽去了“军统”。去是去了，但人家并没把他当盘菜，只是打发到息峰监狱当了一名看守员。进了“军统”，就不是隨便可以离开的了，崔先鹤一直干到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戴笠死后方才获准复员。因为他算是南京警方的履历，就让他回南京去。但首都警察厅却拒绝接收，也没有说明理由，反正就是不收。
崔先鹤火了，干脆去上访。当时“军统”正在裁员，受到“不公待遇”的特务很多，大伙儿就抱团闹腾，有的还叫上了家属一起请愿。如此一直折腾到1947年下半年，国共内战爆发，已经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原“军统”局又需要招收特务了，崔先鹤终于得以“归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正规培训，崔成为了一名行动特工。
1949年9月，崔先鹤在广州接受使命，到贵阳潜伏。不过，崔先鹤的这种派遣任务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比较罕见。上司指令他去贵阳后以药材掮客身份为掩护，但并不属于贵阳当地的任何一个国民党特务组织，而是类似于独行侠。上峰告诉他，需要的时候，会通过密信或当面通知等方式下达任务指令，至于任务，自然是暗杀、爆炸、绑架之类的活儿。
崔先鹤交代，自潜伏以来，除这次针对林碧蓉的一个动作之外，并没有接到过其他命令。他一直在老老实实做掮客生意，钞票已经挣到不少了，这个有账目可查。侦查员于是请教：“什么叫‘一个动作？你倒是解释一下。”崔先鹤的解释是，
1月18日中午，他在药材经纪人事务所忙完一应事务，出门想到附近吃碗面条，迎面过来一个男子，左手三指交叠朝他做了个暗号，双方随即对上了接头暗语。对方交代了以下使命：明天下午四时过后，去陕西路231号找一个名叫林碧蓉的女子，将其带到指定地点。事情听上去就是这样简单。按照特工纪律，崔先鹤只有听的份儿，至于那个女人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把她带出来，那就不是他可以知晓的内容了，更不可以打听。侦查员当然不会就此罢休，还要继续往下“讨教”：“既然你和那个女人并不相识，她凭什么听你的话，乖乖地跟着你出门？”
崔先鹤说，接头时对方跟他交代过，和林碧蓉见面后只要说是钟老四的朋友，去商量一下如何操办后事，钟老四还有留给林碧蓉的东西需要当面交割，林碧蓉肯定会相信。崔先鹤登门后就是这样说的，林碧蓉果然没有生疑，让他稍等，进卧室换了件衣服梳理一下头发，就跟着他出门了。
两人步行了十来分钟，到“金银大戏院”门前的那块巨大的海报牌前驻步，等了片刻，一辆三轮车在他们面前停下，篷厢的棉帘掀开一条缝，露出一张中年女子的脸，语气亲切地对林碧蓉说：“大妹子，请上车。”林碧蓉一声不吭地上了车，和那女子并肩而坐，棉帘放下，三轮车迅速离开了。说到这儿，崔先鹤就打住了。
侦查员催问：“往下说啊！”崔先鹤摇头：“往下……就没有了。”解登峰从主审座位上站起来，双目如炬盯着崔先鹤：“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你，凭三句两句就想撇清干系，你觉得可能吗？”崔先鹤却是面不改色，语调也平静如初：“长官，我说的全部是实话，我确实没有参与过其他事情。我不知道林碧蓉被那个女子带去之后发生了什么，但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都跟我无关。这个，你们可以调查的。”解登峰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调查？依你说，我们应该怎样调查？”
接下来，崔先鹤的那份镇静有了解释。这人毕竟曾在警察训练所待过，又在陪都当过警察，知道保留证据的重要性。那天把林碧蓉送到戏院门口，那辆三轮车一出现，他就看清楚了三轮车的牌照号，并且牢牢记在心里。此刻，他报出了牌照号码，又对侦查员说，只要你们根据这个车牌号查到车夫，顺藤摸瓜查出接走林碧蓉的那个女人，她的口供就能证明我没有说谎。专案组当即决定往下追查。
1月28日中午，侦查员找到了那辆三轮车的车夫吴大根，可打眼一看，和崔先鹤所说的那个在戏院门口出现的车夫的相貌相差甚远，便知可能有隐情。问下来，果不其然——吴大根说，他向车行包租的那辆三轮车前几天临时租给朋友老伍了。
老伍是什么角色呢？以前也是车夫，解放后经一个親戚介绍，去第六区政府当了一名杂工。侦查员马不停蹄找到第六区政府，但对方告知老伍下乡去了。再奔乡下，辗转找到本人，老伍承认曾向吴大根租了三轮车，租期是三天，21日已还回去了。
车是代一个姓何的朋友租的，老何以前也是车夫，后来改行做了饭店厨师。至于租车的原因，他就不清楚了。侦查员仔细问了问何某的年龄长相，跟崔先鹤所说的那个车夫相似。这时已是傍晚，侦查员还是马上着手调查何某其人。何某住处的管段派出所介绍，那人原是饭馆厨师，目前应聘于一大户人家做私人厨师。
侦查员一听就觉得反常——厨艺达到做私人厨师标准的差不多就是“腕儿”了，哪有“腕儿”客串车夫的？这大户人家也太不把人才当人才了。再问那家大户，据说是祖上传下了许多产业，城里有工厂商店，乡下有山林农田，海外还有矿山农场。
而被称为“老太爷”的那位男主人则是当地名士：辛亥革命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民国前期担任过北洋政府的议员，跟国共两方都有关系。贵阳解放后，军方就曾派员拜访过此公。半个多月前，又奉北京电令将其护送赴京，想必是有重要的事儿要发挥其作用。那个厨师何某是在老太爷离家当天雇佣的，由已在该大户入住半年左右的亲戚柳女士一手操办。
侦查员从分局调阅了柳女士申报非固定居住地临时居民（指解放前一年内从外地来贵阳居住的户籍在外地的居民）的登记材料，上面的照片显示，此女的相貌特征与崔先鹤所说的那个在戏院门前接走林碧蓉的女人相似。
至此，基本可以认定该女涉案。由于名士老先生的特殊身份，专案组不便贸然采取行动。为稳妥起见，专案组一面出动侦查员在分局、派出所增援警力的配合下对该大户予以严密监视，一面向领导请示是否可以采取行动。当天午夜，专案组接到通知：可以对涉案人柳某、何某采取措施，但最好不在该宅第内进行。
这对于专案组来说并不是难事，大伙儿连夜商量了方案，先于次晨把外出买菜的何某拿下，又设计把柳某引离宅第，秘密拘捕。市公安局局长赵锦禄一直在密切关注行动实施情况，彻夜未眠。
接到专案组长解登峰的汇报，说何、柳两人已经到案，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才觉得饥肠辘辘，便打算去食堂吃点儿东西。刚走出办公室还没下楼梯，秘书就跑过来请他去接听电话。专案组长解登峰报告：那个名叫柳正萌的女子自杀身亡了！柳正萌被捕后，随即被押解市局专案组驻地。
当时是上午八时许，大伙儿都还没吃早餐，被捕的柳、何也是。于是就让大家先去吃早饭，被捕的柳、何两人分别被关进了两间羁押室。柳、何落网伊始，就已搜过身，把口袋里的物品都抄走了。把他们关进羁押室前，解登峰还让两个女同志再次对柳正萌进行了搜身，之后，两人守在羁押室的铁栅栏门外盯着人犯。如此措施，要算严密了。
两个女同志中一个叫贾婵的，原来在敌工部干过，经常奉命潜入敌方占领的城市跑交通，具有一定的对敌斗争经验，做事也比较仔细，否则也不会把她安排到便衣队当侦查员了。另一位女同志小沈是新参加工作的，原是学医的大学生，还没毕业，贵阳解放后特地回来报名参加公务员（当时称为“干部”）招考。被录用后，原准备将其分配去卫生局，但她再三要求干公安。公安系统正准备培训法医方面的专业人才，就把小沈收下了。
因为法医培训还没开始，暂时把她安排到局秘书处相帮干些杂务活儿。此刻看押要犯柳正萌需要两个女警，就临时把她唤来了。据贾、沈两人事后回忆，柳正萌被捕时双手是铐在背后的，进羁押室前搜身时打开手铐，搜过身后就改为前铐了。
看押时，她们不敢有丝毫疏忽，就搬了凳子坐在铁栅栏门前。柳正萌先是站了片刻，然后在狭窄的室内来回踱步。一会儿，她坐到了那张没有被褥的木板床上，侧身背倚墙壁，铐着手铐的双手放在两条腿上。按常理，关押人犯之前已搜过两次身，室外又有两人看守着，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了。
贾、沈两个潜意识中就是受此思维的影响，不知不觉间放松了警惕。正坐在那儿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忽然听见羁押室内有响动，抬头一看，柳正萌已经一头歪倒在木板床上。贾婵“哎哟”一声，一跃而起，用一直抓在手上的钥匙打开门锁，抽开铁栓，待她冲进羁押室时，人犯已从床上滚落到地上，就在她眼前抽搐了几下，然后就不动了。随即把柳正萌送医院抢救，已是无力回天。同时，专案组侦查员和法医对羁押室进行了勘验，迅速弄清了柳正萌的死亡原因——服毒自杀。那么，毒药是藏在哪里的呢？
可以说，就在一干警员的眼皮底下。柳正萌被捕时，左手手腕上戴着一个玉镯，质地一般，并无吸引眼球之处。这个玉镯是用白银镶接的，懂行的都知道，凡是镶接的玉石都是残次品，同样质地的玉石制成的玉镯，镶接的价格不及未镶接的十分之一。侦查员对柳正萌进行搜身时，自然发现她戴着这个玉镯，也曾随手按捏过，未发现异常，也就没让她摘下来。谁也没想到玉镯内部会有机关，可以藏匿一粒小药片。柳正萌正是利用这一疏忽，打开了镶接处的机关，服下那颗药片一命呜呼。
震惊过后，专案组侦查员终于缓过神来，又不由得都有一种侥幸的想法：一共抓捕了两个对象，一个自杀身亡了，另一个还在，线索还没完全断啊！讯问下来，这个姓何的人犯名叫何立山，贵州遵义人氏，十六岁父母双亡。无以为生，就游荡江湖，最后到贵阳当了一名车夫。
在拉车时，他结识了一个老乘客应师傅，是做厨师的，一手厨艺在贵阳小有名气。应师傅跟他打了两三年交道，说我观察下来，小伙子你人不错，也很聪明，当车夫有点儿委屈你了。你现在身强力壮当然不在乎，将来老了跑不动了，你还能拉车吗？到那时你靠什么吃饭？继而，他给何立山指了一条出路：跟我学手艺吧，三年满师当厨师。
干这行发不了财，但混口饭吃应该没问题，老话说荒年饿不死厨师嘛。就这样，何立山改行学起了厨艺。满师后，在贵阳大大小小的饭馆打工，随着手艺的不断精进，他的收入也随之提高，比拉洋车不要强多少。
前几年，他在贵阳大公街上的“将军府”担任大厨助手，虽说是助手，但“将军府”是当时贵阳一等一的饭馆，每天顾客盈门不说，出入的还多是上层人物。能在這样的饭馆给大厨当助手的人，其手艺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大厨只负责贵宾的包间以及一些高端的菜品，一般食客点的菜都是由他上厨操作的。
半年前的一天夜市，他照旧在后厨忙碌，根据跑堂报进厨房的菜单烧了一道旧时遵义一带的名菜酸辣扣肉。跑堂端出去后，片刻工夫又匆匆进来，说客人对这道菜赞不绝口，要求照样再烧一道。第二道酸辣扣肉端上桌后，客人让跑堂把掌厨师傅请出去见面。席上坐主宾位置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站起来向他致意，说他烧的是最正宗的遵义菜，问他是哪里人。何立山说自己老家就在遵义，对方随即改用一口遵义话跟他交谈，说她也是遵义人，最喜欢吃这道菜，
但贵阳这边的饭馆没一家能做出正宗的酸辣扣肉，今天终于在无意间撞上了，原来还是我们遵义的厨师烧出来的。说着，敬了何立山一杯酒，又示意一旁的男子给小费，那人立刻掏出两块大洋塞给何立山。这件事过去后，那位女士再也没来过“将军府”，何立山渐渐也就把这事抛到脑后去了。
直到一个多月前的一个傍晚，他正在厨房忙着，老板进来唤他，说有人找他。他随老板去了后面的账房，里面坐着的客人就是上次见面的那个遵义女同乡。对方热情相待，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她住的地方要雇一个厨师，不知何师傅是否愿意屈就，薪水待遇从优。饭馆老板也在旁边劝说，人家给你的薪水可比我这里高出一半。何立山一听心就动了，但不明白老板怎么愿意放自己离开，
后来才知道，对方为了挖他，给了饭馆老板一份好处。就这样，何立山去了那个当地名士的宅第。其时那位名士已赴京，据说至少要待半年。其两个儿子一个在东南亚经商，一个在台湾当官，三个女儿早已出嫁，都不在贵阳市区，老夫人多年前中风瘫卧，家里住着的都是未成年的孙辈和旧友旧部属的遗眷。
原管家因跟贵阳旧警察局有染，据说有民愤，在贵阳解放前夕不辞而别了，暂住于此的远亲小辈柳女士就接替了管家，负责打理一应家务内政。何立山是个实诚人，他拿着比之前在饭馆打工多出一半的薪水，还有女管家不时给的小费，再说活儿比饭馆掌勺肯定要少许多，心里觉得过意不去，就主动提出可以另外干点儿零碎活儿，不要报酬。
柳女士问他除了烧菜还会干啥，他说自己原是三轮车夫。柳女士说这也是一技之长，今后如果用得着，会请你帮忙的，但报酬一定要另算，我雇你时说好是做厨师，另外加派的活儿理所应当另增报酬。
接下来，就有了前几天柳女士请他借一辆三轮车临时使用之事。何立山不知去戏院接那个女人（即林碧蓉）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女管家将其接回家后，在自己的卧室内跟那个女人边吃喝（四道菜肴是他烧好送进去的）边聊了些什么。反正后来柳女士让他把客人送走时，林碧蓉已经醉意颇浓，神志似乎也有些不大清醒了。
他奉命把林碧蓉送到乐群路状元街路口，搀扶她下车后，就蹬着三轮车离开了。何立山如此这般一番交代，侦查员简直要傻眼了——这么说来，这个姓何的厨师兼车夫跟敌特分子柳正萌并无密切瓜葛，或者说是几乎没有关系？
专案组开会对此进行研究，两个小时后，决定采取以下措施继续调查：第一，报上级领导批准后，对已经处于严密控制之下的那幢被敌特分子作为窝点的名士宅第进行搜查；第二，对该宅邸中的所有人进行调查；第三，立刻派员飞赴北京找那位名士询问柳正萌的情况。三条措施报上去后，于1月29日傍晚得到回复：前两条可以立即实施，但必须秘密进行，不得被外界任何方面察知；第三条不予批准，要求专案组通过其他变通方式予以解决。
专案组立刻派员对名士宅第进行搜查，对居住人员逐个询问。专案组长解登峰与燕生南、张思国等骨干侦查员小范围讨论后，决定找名士已出嫁的女儿调查柳正萌的情况，以替代被否定的第三条措施。当晚搜查的结果是：在柳正萌独居的卧室中，发现一口皮箱，内有手枪、子弹、袖珍高爆手雷、毒药、密写药水和美元、黄金、人民币等。
午夜前，又传来了另一个消息，前往六十里外的青岩镇找名士大女儿调查的侦查员燕生南、王兴青获得一个情况：名士的那位远亲柳正萌确系遵义人氏，原姓柳，后来其寡母改嫁耿姓商人，将女儿改姓耿，女儿长大成人后自己作主又恢复了柳姓。专案组一干侦查员闻讯顿感振奋——会不会钟老四临终前所说的“耿舞莎”就是柳正萌呢？
如此，就要加大对柳正萌生前情况的调查力度。
也许查清柳的底细，破案就近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