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因爱生恨
孔爱芳跟比她小两岁的同居者甘祖强的关系，属于情人关系。她是一个喜欢享受奉承的女人，也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吃花”的女人。这里的“吃”是沪语“喜欢”的意思，“花”用于此间作沪语“甜言蜜语”理解。而甘祖强恰恰就是这类男人中的佼佼者。因此，孔爱芳很喜欢甘祖强，她为自己设定的终极目标是要和甘祖强结为夫妻。
孔爱芳偷听到了甘祖强跟仇学武的密议后，最初当然是恼火，寻思自己对他这样好了，而他竟然还要瞒着自己偷拿房契去做非法生意。但恼过之后没几分钟就产生了另外的念头，她转念一想：甘祖强对我还是不错的，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挣钱，平时他一直说的要挣大钱供我享受，看来这就是为了实现他的诺言啊。如此一想，孔爱芳的火气就消失了。本来，她是准备要对许骧璋诉说一番的，就是这一转念，她打消了诉说的念头，若无其事地把话题扯到了其他方面。
许骧璋观察人的心理自有一套独特功夫，当下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心思，便很是有些失望。不过，他也并不沮丧，一个合格的特工，当然得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否则这活儿还怎么干？当晚，许骧璋没有作出什么反应，甚至想也没想过，一直到仇学武和甘祖强结束谈话开口告辞，他脸上也没有什么异样神情显露出来。
为防止给甘祖强留下一个这是一起“连档模子”之局，许骧璋没有和仇学武一起离开，他是在仇学武告辞后一个多小时才离开的。离开后就去了外白渡桥畔的一家咖啡馆，那里，仇学武已经在等着他了。许骧璋对仇学武说了孔爱芳的反应，仇学武说如此看来这件事有问题了，要么我干脆另外叫人举报这桩案子算了？
干特务工作也是讲究资历的，而且似乎比其他行当还要讲究，因此，对于仇学武这样的行业后辈，许骧璋其实是看不上眼的。于是，他就对仇学武说，如何执行计划，上峰是有一套具体方案的，方案是“最高组织”（指“保密局”）的专家制订的，通常，必须按照专家制订的方案执行计划，这样，即使失败了，回去述职时也有个说法，不至于受到处分。他见仇学武的脸上露出似乎怀疑的神情，便又说：我知道你是想说难道专家能够预料到一切，包括眼下孔爱芳对此的态度？我告诉你，专家不是神仙，他们不可能预料一切情况，
但是，专家是会考虑到意外情况的，所以通常在交待行动方案时会给你总的思路，如果发生意外，只要按照他们的思路轨迹考虑解决方法，一般来说也是很有效果的。这件事，接下来怎么做，让我考虑后再作决定。你那里，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仍旧和甘祖强那小子谈下去。注意，甘祖强其人比孔爱芳要重要得多，你可得牢牢抓住，千万不能放手。
许骧璋按照“保密局”的特工专家制定的思路考虑下来，想到了另外一个措施：那甘祖强是一个喜好玩弄女人的“花花公子”，那何不就在这上面做做文章，弄一个漂亮女人去勾引他，然后让孔爱芳知晓此事。女人的吃醋心决定她决不会听之任之，何愁她不上钩？
主意打定，许骧璋就约见仇学武，如此这般说了说，让仇学武去执行。
仇学武作为“保密局”的潜伏特务，还担负着发展新特务的使命，他的工作积极性还是蛮高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已经发展了11名新特务，有的已经接受过实战考验，比如散发反动传单、散布扰乱人心的谣言之类。此时他决定从发展的新特务中挑选一名女性去执行勾引甘祖强的使命。
这个女特务名叫柳传丽，22岁，未婚，初中毕业，在一家私立医院当护士。这个姑娘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反应敏捷，口齿伶俐，据仇学武向许骧璋介绍，乃一个“有头脑的人”。柳传丽的头脑在于懂得记住仇恨，她的父亲是上海滩的一个恶霸，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柳传丽把这件事作为与共产党结下了深仇大恨的人生头等大事对待，从此就一心一意留意着如何报仇。还真让她给撞上了，仇学武的老婆患了阑尾炎住院开刀，正好柳传丽是位护士。仇学武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小护士。
于是，在老婆痊愈出院后，他也生了“病”，私立医院好说话，只要付钱，想住院就住院，还能指定病房、床位，仇学武当然躺在他老婆躺过的那张床上。等到他出院时，柳传丽已经宣过誓了。
这次，仇学武让柳传丽去勾引甘祖强，生怕吓着对方，就说这是来自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的指令，如果照着实施了，就算是立下了功劳，日后……柳传丽打断说功劳不功劳我无所谓，我要的是报仇!仇学武便改口说你要为你老爹报仇，那这一步棋子真是再好不过了，你这步棋子一走通，下面的全盘计划就都能畅通了，对共产党的破坏作用那是大得没法说的，看报纸吧。
柳传丽于是接受了指派，经仇学武的介绍认识了甘祖强。
仇学武故意安排了一个在舞厅“偶然”遇到柳传丽的机会。柳传丽是有备而来，刻意打扮了一番，又施出了那份在旧社会私立医院受过特殊训练的护士小姐的妩媚，马上使甘祖强产生了非分之想。甘祖强对于女人，一是图色，二是图财，能够“双图”当然最好。对于孔爱芳，他图的就是那套洋房。此刻对于眼前这个护士小姐，他就图色了。
甘祖强跟柳传丽结识之后，次日就给她打了电话，约她到国际饭店吃饭。柳传丽应约而至。这是仇学武预先对柳传丽关照过的，让她不要坚持拒绝，因为那桩使命的时间有点紧迫，一摆架子就要耽搁了。不过也不能主动，一主动可能会引起甘祖强的怀疑。柳传丽都一一做到了，她跟甘祖强在公平路上一家私营旅馆里开了房间。开房间时，还特意跟旅馆的服务员闹了一点小纠纷，好让接下来的事情好做一点。
所谓“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许骧璋悄然对孔爱芳所说的：我听仇学武说，甘祖强好像交了一位漂亮的女朋友，是个22岁的护士小姐。他故意说得漫不经心，但对于孔爱芳而言，几乎等同于在耳畔爆了一个“二踢脚”。她马上盯着追问，许骧璋吞吞吐吐了好一阵，才答应向仇学武打听后再告知。
打听的结果就涉及了公平路上的那家私营旅馆，孔爱芳当即前往询问。旅馆服务员对柳传丽的恼火还没有消，正好添油加醋说了一番。
女人在感情问题上有时很容易走极端，孔爱芳也不能免俗，回到住所，正好许骧璋也来了，她便哭哭啼啼地把情况诉说了一番，说要给甘祖强颜色看。许骧璋假装劝说，但说出的话语却不乏火上浇油之嫌。孔爱芳在男女方面毕竟是老手了，她这时的头脑显得出奇的冷静，得出的结论也就有些冷。就像当初她认为许骧璋有负于她而从此不能发生上床之类的事情一样，她同样也认为甘祖强既然跟那小护士私通了，那她姓孔的也就别指望能够跟他结婚，这场交往也就不过是一场游戏，此刻差不多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不过，她毕竟对甘祖强倾注了一份难得的真心，所以，就这样分手似乎过于便宜他了。于是，孔爱芳的心里就产生了报复的念头。
怎样报复？孔爱芳反复考虑下来，觉得只有抓住前几天偷听到的那桩准备走私盘尼西林的事儿做文章。反正做不成夫妻了，那就干脆得罪到底，送佛送到西天，写一封举报信把甘祖强弄到监牢里去算了。至于人民政府会判处甘祖强什么刑罚，那就看他小子的造化了，以孔爱芳此刻的心态，当然最好是枪毙。
别看孔爱芳不过是一个小市民式的俗女人，她倒还是有心机的，决定之后，她没有对许骧璋透露，因为她考虑到走私盘尼西林之事跟仇学武也有关系，到时候人民政府少不了也要请仇学武进去吃免费饭，而仇学武是许骧璋的朋友，让许骧璋知道了透露了风声，这事儿就黄了。
孔爱芳另外还考虑到了一个问题，她得先让甘祖强有机会把这件事进行下去，使他能够轻而易举地偷拿到她的房契。于是，她就对甘祖强谎称要和几位小姐妹一起去普陀山烧香，问甘祖强是否有兴趣一起去。甘祖强正为没有机会下手偷拿房契而犯愁，此刻孔爱芳把机会主动送上来了，哪有推出去的道理？自然找了一个理由婉拒了。
孔爱芳去徐家汇的一个小姐妹那里住了五天，回来后一检查，房契已经不在了，便知道甘祖强已经开始行动了。后来知道，甘祖强是在孔爱芳离开的当天下午就从街头请了一位锁匠来开了锁，偷拿了房契交给了仇学武。
孔爱芳于是就写了一封举报信，生怕寄丢了，决定亲自送往华东军政委员会去。
孔爱芳不知应当向哪位领导同志举报此事，就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市华东军政委员会 领导同志收”。解放初期时，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每个领导每天都不知要收到多少封人民来信，通常就交由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处分管信访的人员去处理。本来，孔爱芳把信函交给接待人员就行了。
但是，她出于谨慎，担心这封函件没有受到重视，于是就对接待人员说她要把信函直接交到哪位领导的手中。这一要求当然是无法满足的，孔爱芳一见人家摇头，就摆出了一副不见到领导决不罢休的架势，声称要在接待室一直待下去。这样，工作人员就要问一下究竟是为何事而要直接向领导投递该函。孔爱芳说是为举报走私药品事，那个接待人员一听“药品”两字，立马就说那你把这信函送到上海市卫生局去吧，卫生局局长崔义田同志还兼着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卫生处处长，交给崔局长没错。
孔爱芳于是就去了上海市卫生局。她未能见到局长崔义田，但是，接待她的工作人员答应一定把信函交给崔义田局长。工作人员没有蒙人，确实是把孔爱芳的这封信函交给了崔义田局长。
崔义田看了举报信函，认为这件事应当由公安部门去处理，于是就把信直接转给了上海市公安局扬帆局长。扬帆收到后，批转到了刑事侦查处。当时，这种不着边的举报信函几乎每天都会飞往公安局，有时一天几十封甚至上百封也是有的，大部分查着查着就没法查下去了，工作量之大、警力之紧是可想而知的。刑侦处的领导看了孔爱芳的这封未具举报人姓名和住址的匿名信函，暗忖别又是一个查不下去的线索啊，但工作是要做一下的，于是就唤来一位从部队转业过来的名叫罗清山的刑警，让他先去初步查摸一下这封举报信函内容的真伪。
罗清山是解放战争前期入伍的山东籍小伙子，上海战役时他在宋时轮的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保卫部当保卫干事。中共方面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宣告成立上海市公安局后不久，为充实公安力量，他奉命和其他一批部队同志就地转业，当了人民警察。罗清山没有什么突出的聪明才智，但是小伙子非常踏实，寻思既然到了这个岗位上，那就得把工作做好，而要在大上海做好公安工作。看来先得把上海滩的道路摸熟，还要把上海话学好。这两桩事情说说容易，真要做成功那还是蛮犯难的。
但是，罗清山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到接受这一使命的时候，小伙子已经把上海滩的每条大街小巷都摸排得了如指掌，一口上海话也说得几可乱真，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哩。
罗清山接受任务后，想了一阵，寻思要了解举报信内容的真假，有两个途径：一是去找信中所说的那两个有名有姓但是不知住址的被举报走私药品的主儿甘祖强和仇学武，二是找到那个匿名的举报者。这两条途径的相同之处是对方都没有住址，不同之处是前者有姓名，后者连姓名也没有。那么，走哪条途径呢？罗清山想先去找那个匿名举报人，这样做尽管难些，但是找到后接触时没有“打草惊蛇”之虑，而且找到了举报人也等于是找到了被举报人甘祖强和仇学武。
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匿名举报人呢？罗清山想，举报信是从上海市卫生局转过来的，那就先去那里了解一下情况。这封信的信封上没有贴邮票，也没有盖邮戳，说明不是通过邮局邮寄的，那就很有可能是写信人直接上市卫生局递交的，如果真是这样，那运气就来了。
运气倒还真让罗清山撞着了，他去上海市卫生局一打听，信访接待的工作人员根据信封上的编号查到了收下这封信函的登记，那上面竟然有孔爱芳当时自报的姓名和地址。罗清山真是喜从天降，抄下后就去走访。小伙子多生了一个心眼儿，他没有直接上孔爱芳的住处，而是先去了管段派出所，向分管的户籍警了解是否有孔爱芳这样一个住户。户籍警查了一下，说有孔爱芳这么一个住户，不过报的是临时户口，她的固定户口是在闸北区，她那临时户口本上还挂着一个人，是个男子，名叫甘祖强。
罗清山这下乐了，别说天上掉下馅饼只是童话故事中的情节，看来现实生活中也有啊。如此看来，这封信的内容十有八九倒是属实的，因为举报人和被举报人是住在一个门口里的，那事儿通常就不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了。出于慎重，还是先请示领导再说吧，看这活儿怎样往下派。
刑侦处领导听了罗清山的汇报，说小罗你这样做很好，是得先研究一下看怎么往下查，这事儿估计是确凿的呢，那就得立案了。活儿还是你干，给你增派一个助手，让小袁和你一起查吧。
小袁名叫袁蒙一，比罗清山小两岁，他是革命烈士后代，其父是中共地下党的情报人员，抗战胜利前一年在苏州被捕，拒绝吐露机密出卖同志，英勇不屈，光荣牺牲。上海解放时，袁蒙一正由其经商的伯父供养着读高中，其父当年的上级随军进沪后在市公安局当部门领导，前往他家慰问，袁蒙一坚决要求辍学参加工作，于是就进了公安局当了一名刑警。
罗清山和袁蒙一两人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通过派出所安排悄悄跟举报人孔爱芳接触。当天下午，派出所户籍警请居委会干部打探到甘祖强不在时，就把孔爱芳请到了居委会干部的家里接受刑警的调查。
孔爱芳对于刑警找上门来感到吃惊，甚至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承认是她写的举报信，然后又把情况陈述了一遍。可能出于谨慎，也可能根本是一种无意识，她只字未提许骧璋。这样，当时的陈述笔录里就没有许骧璋的记录，警方根本不知道还有许骧璋这样一个其实更值得怀疑的人物。
事先，领导已经把策略向罗清山两人作过交待了：如果举报情况属实，那就要求孔爱芳严格保密，稳住甘祖强，对走私药品情况予以密切监视，让他们把药品偷运进来，到时候来一个人赃俱获。
当下，袁蒙一就把要求对孔爱芳说了，希望她能配合政府做好这件事。孔爱芳说没有问题，但她也有一个要求希望政府满足。孔爱芳的要求是：我的房契已经被甘祖强作为信用担保抵押在人家手里了，希望到时候政府能够发还。袁蒙一说这事没有问题，肯定会还给你的。孔爱芳于是很高兴地点头，表示绝对没有问题，一定配合警察同志把这件事做好。
其实，孔爱芳的举动没有逃出许骧璋的视线，说老实话，他最担心的就是孔爱芳不举报，再有就是举报后不被警方重视，现在事情发展的轨迹是沿着“保密局”特工专家事先设定的方向走的，所以他就放心了。为防止发生意外，许骧璋就不再去孔爱芳那里，还关照仇学武也用不露面的隐秘的方式跟甘祖强联系。
为防止夜长梦多，许骧璋要求仇学武立刻执行“走私”行动。货是现成的，那是3000盒盘尼西林针剂粉末，每盒12瓶，可供救治二三千名伤病员。这批货，在许骧璋离开台湾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就运到了当时还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着的大陈岛，然后通过“保密局”的秘密地下运输渠道伪装成海货运至上海附近的海域，乘夜晚黑幕的掩护避开解放军海军巡逻艇的巡查，就在海上和前来接货的“保密局”潜伏特务办理了交接手续，由潜伏特务运至浦东高桥镇一位不是特务身份的百姓朋友家里存放着。保管这批特殊货物的潜伏特务得到的指令是，根据指定的暗号发放这批货物。
罗清山、袁蒙一对孔爱芳调查后的第三天，许骧璋决定开始行动。他先让仇学武给甘祖强写了一封信，说货物已经运到，目前藏于浦东高桥镇某处，这两天准备提货。写这封信的用意其实是要使警方知道这批货密藏于何处，好让警方采取行动。因为警方肯定已经通过邮局控制了甘祖强的通信，写给他的信函他本人还没阅读到时，警方已经拍照取证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刑警看了这封信函的内容后，当即前往高桥镇秘密摸排，在川沙警方的协助下对存放货物之处布置了秘密监控。
许骧璋下达指令后，就通知仇学武赶紧躲避，连甘祖强也得躲起来，免得他被捕后乱咬乱攀使警方产生怀疑，使卫生管理部门对这批盘尼西林也产生怀疑，从而坏了毛人凤的大计。
又过了一天，仇学武按照许骧璋的安排，去十六铺码头临时雇了一辆卡车，写了一纸条子，用暗号通知高桥方面发货。这时，罗清山和袁蒙一两人在高桥镇已经守候一天一夜了，此刻见有人前来提货，在川沙县公安局的几位便衣民警的协助下将来人连车带货给查扣了。
保管货物的人也给逮进了局子，他当然就咬出了那位利用他的不知是潜伏特务身份的朋友，警方马上行动。那个名叫丁根宝的特务接到仇学武的通知早躲避出去了，但因为想着家里还有点事情没有交待，晚上返回来处理，结果就落网了。不过，丁根宝的被捕跟许骧璋执行的计划没有更多的关系，所以，警方对于敌特的阴谋还不可能知情，只是将其作为走私刑事犯罪涉嫌人来看待。由于案值巨大，所以将其押解到了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关押着。
而罗清山、袁蒙一回过头来想捉拿甘祖强时，孔爱芳说甘祖强已经三天没有回来过了，也没有留下过什么话，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这个案子就办得有点像夹生饭了。不过，案子是破获了，两个年轻的刑警还是受到了表扬。因为活儿还没有干完，所以，一边准备写结案报告，一边对甘祖强和仇学武作了布控安排，保证在布控点只要露面就能抓获，然后，就是跟市卫生局联系有关查获的走私药品的鉴定事宜。卫生局药检部门对于药品的鉴定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结案报告中要写清楚查获的是什么药品，真货还是假货，抑或是有毒假药，等等；都要有一个权威说法，以便对走私案犯进行定罪量刑。
前面说过，这批“盘尼西林”针剂中混入的毒药是中国大陆当时所使用的检测手段无法检测的，这样，这批药品在经过抽检后就被认为是正宗的盘尼西林。
消息上报给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那边的专家正为筹措有效安全的消炎药品支援抗美援朝而大伤脑筋，听说警方查获了3000盒盘尼西林，就有人把脑筋动到了这上面。一个专家写了一份建议书，送到了主持工作的卫生局长崔义田那里。
崔义田是科班出身，他早年就读于辽宁医学院，1938年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苏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并兼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卫生部部长、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建国后官至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崔义田对于那3000盒求之不得的盘尼西林自然也有心动之意，如果运往朝鲜前线，那是可以拯救数以千计的志愿军伤员的生命的。
这样，他在收到专家的建议函后，就召集相关人员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经过讨论后，决定从这批查获的盘尼西林中随机抽取样品，送往北京国家卫生部去作了检测，看结果如何再作决定。
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决定跟警方已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警方这时要做的是结案了。
但这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
四、节外生枝
许骧璋在警方查扣藏于浦东高桥镇上的那3000盒盘尼西林之后，暗暗长嘘了一口气，寻思这桩活儿总算干完了。至此，他的使命也算是完成了，药品已经到了共产党手里，是否会运送朝鲜前线去给志愿军野战医院使用，那就不是他能起什么作用的了，于是，他就想按照事先上峰所交待的，返回台北去向“保密局”交差。是否立得上功那要看造化，但此行总算没有出事，得以平安返回台湾，那可算是喜事一桩了。
但是，就在许骧璋准备动身的时候，“保密局”本部通过地下电台向他下达了一条指令，让他“暂缓回返，留沪代行视察潜伏组织情况，物色优秀分子上报局部作备选全能特工之用”。许骧璋差点要破口大骂，这不是要老子涉险吗？潜伏的主儿中哪个万一已经变节了的话，正等着台湾来人登门好作为向共产党邀功求赏的资本，他姓许的岂不正是自投罗网吗？但没有回绝的理由，他只好先留下来再作计议了。
许骧璋的留下，仇学武是不知道的。仇学武与许骧璋的助手关系，从完成“901”计划开始已经结束了，根据特务工作的纪律，他和许骧璋就不能再见面或者联系了。仇学武这时想到了一个问题：许骧璋完事后回台湾了，我还在大陆待着，“走私盘尼西林”这桩活儿虽已干完，但共产党公安局的活儿还没有完哩，他们还在侦缉甘祖强，通过甘祖强就能找到我。要想摆脱这个风险，看来只有切断线索。
眼下，跟甘祖强和孔爱芳的脱离还不能算是真正完整的切断，要真正切断，看来只有杀人灭口了。杀谁？最好是把甘祖强和孔爱芳一起解决掉，但甘祖强目前在哪里他不清楚，孔爱芳倒是清楚的，还在浙江中路那里住着，那就先解决这个女人吧。至于甘祖强，有了他的下落再下手。
派谁下手？想来想去还是那个小护士柳传丽似乎最为合适了。于是，仇学武就指派另一个特务名叫裘富贵的去浙江中路那里打听孔爱芳的下落。打听的结果是孔爱芳上一天患了急性阑尾炎，连夜被送到第一人民医院去了。仇学武寻思在医院那就更容易下手了，柳传丽又是做护士的，熟悉医院情况，让她下手再好不过。
可是，柳传丽却不肯执行这个使命，因为她之前奉命勾引甘祖强，仇学武对她说过会发生登上报纸的破坏事件，但她一直等到现在也没见报上刊登什么事件，所以，她那大小姐脾气就发作了，无论仇学武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她一口咬定不干了，除非仇学武马上做一桩轰动上海滩的大事件出来，让她看着共产党受损害出出气，倒还可以考虑考虑。
柳传丽把话说到这一步，仇学武也就拿她没有办法。毕竟这个使命并非台湾的指令，而是他为了保全自己而自作主张决定的，他不可能因此而对柳传丽采取纪律制裁。况且，一制裁柳传丽，他就多了一份暴露的可能性。
这样，仇学武就只好另外选择执行对象，寻思一事不烦二主，干脆就叫裘富贵去执行算了。
裘富贵33岁，他是苏北人，出身地主，当过还乡团小头目，亲手杀过七八名民兵和解放军家属，用“血债累累”来评判算不上冤枉他。淮海战役结束前，他见“国军”败局已定，便逃来上海，改名换姓开了一家水果店铺。正好他跟仇学武的老婆是同乡，买卖时间稍长就跟仇学武夫妇认识了。
仇学武在跟其接触中也就渐渐觉察到裘富贵对共产党似有刻骨仇恨，寻思多半不是一个善主儿，悄悄让老婆以探亲为名回乡打听，公安局门口的墙上贴着裘富贵的照片正张榜通缉着呢。仇学武马上就把裘富贵拉到了手下，成为一个死心塌地的骨干分子。
裘富贵没有柳传丽那样的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仇学武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求有一天老蒋反攻大陆成功。当下，听了仇学武一番话语，就马上点头说愿意去第一人民医院谋杀孔爱芳。
但是，裘富贵并不是一个称职的杀手，尽管他亲手制造了七八条人命案。仇学武给了他一件白大褂，让他冒充医生晚上潜进病房，往正熟睡着的孔爱芳的心窝插上一把尖刀，当场了结就是。但裘富贵寻思万一孔爱芳挨了刀还不死，当场叫嚷，或者他刚挨到病床前她就叫起来了，那怎么办？所以，他就自作主张地修改了行动方案。他向街头兜售老鼠药的小贩买了老鼠药，煮了一锅鸡汤掺了进去。
然后，把鸡汤拿到了医院，却又不敢直接送进病房。于是就“假装”在楼下碰到了一个病人家属，说他有急事不上去了，烦请人家帮个忙把鸡汤送到几病区几病床那里。解放初期，社会人际关系很是融洽，助人为乐比本分事还本分，那个家属很是热心，马上乐呵呵地办了。
可是，出乎裘富贵意料的是，他事先打听准了的孔爱芳的病床已经发生了变化，医院已经给孔爱芳换了一个病床。这样，这锅掺老鼠药的鸡汤就送给了原先她那个床位的病人。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先生，也是患了阑尾炎来动手术的。上一天有个邻居来看他，说过要熬汤给他加强营养的，所以就以为这是邻居送来的营养汤。他当下也不生疑，正好赶上开饭的当儿，就趁热喝了些肉汤，吃了点鸡肉。
不到两小时，老鼠药就发作了。好在是在医院里，医生马上抢救，老先生喝得也不算多，所以倒是没有丧生。医院方面当然马上报警，上海市公安局北四川路公安分局派员前来调查，因为涉及人命，所以很是重视。不过，侦查员是盯着老先生的社会关系查找线索的，所以不可能查出什么来。而孔爱芳对此根本就没有想过是怎么一回事，只将其当做一件病房新闻告诉前来探望她的亲朋好友。
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三天，罗清山和袁蒙一来向孔爱芳打听是否有甘祖强的消息。孔爱芳跟两位刑警打过好几次交道了，觉得很熟了，所以把这桩病房新闻告诉罗清山、袁蒙一。
罗清山、袁蒙一当时听了也就听了，按照警察内部的规矩，凡是已经有其他同事在调查的案子，别人是不宜议论和去猜测什么的。但是，两人回到市局后作访查记录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节，就议论起来。因为之前两人曾去过一次医院，那是听户籍警说孔爱芳住院的消息后，他们是去慰问这个协助破案有功的举报人的。当时，孔爱芳躺在正好是这次中毒的老先生现在躺的病床。于是，他们就考虑到投毒事件是否是针对孔爱芳的？
罗清山向刑侦处领导汇报了这一想法，认为有必要去北四川路分局走一趟，了解一下他们对投毒案件的侦查情况。刑侦处领导赞同罗清山的想法，出具了介绍信让马上去调查。
向北四川路分局调查的结果使罗清山、袁蒙一对投毒案件产生了更深的怀疑，他们决定跟孔爱芳再次接触，看是否能够了解到与那起走私案件更多相关的情况。
这时，孔爱芳正好出院了，她的一位亲戚把她接到家里去休养。于是，两位刑警就去了孔爱芳的亲戚家对孔爱芳进行调查。
这样，终于提到了一个之前从来没有提及过的、事实上刑警也从未想到过的问题：甘祖强和仇学武是如何认识的？
孔爱芳对于警方怀疑“毒鸡汤事件”可能是针对她的这点是认同的，于是就颇有些惊慌，她同时也就意识到当初的举报似乎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么轻松，看来，不仅仅是一个让甘祖强吃点苦头的问题，同时还涉及了其他人，人家心痛那些巨额资金，所以对她恨之入骨，想来要她性命了。
这样，孔爱芳就想努力把事情原原本本都对警方说清楚，好让刑警尽快查明情况，抓获所有涉案人员。只有这样，她才能太平了。于是，她在陈述甘祖强与仇学武的相识时就说到了许骧璋其人。刑警对于突然新冒出的这个男子很感兴趣，反复询问了许骧璋历史上和此次忽然露面的种种细节。
两位刑警返回市局向刑侦处领导汇报了调查到的情况，领导想了一下，拿出了一本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内部印刷的小册子，上面有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上海解放这段时间里警方能够收集到的所有曾在上海滩活动过的国民党“军统”、“中统”、“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国防部保密局”、上海市警察局等各部门大大小小的特务分子的名单，让袁蒙一、罗清山翻翻，看上面是否有许骧璋这样一个名字。
结果，上面果然有许骧璋其人，还有他的简历，最后注明是“目前下落不明，有特务被捕后供称已逃台”。
刑侦处方面没有想到查刑事案子竟然查出了一个有点资历的“军统”特务来，不禁愕然，于是当即同政治保卫处联系。政保处已经接到国家公安部转来的情报，说据内线密报，有一名许骧璋者于1951年10月离开台北前往浙江省被蒋方占领的岛屿，疑拟潜赴大陆从事破坏活动。上海市公安局在接到这份情报后已经布置了密查，但一直没有查到许骧璋的消息。此刻竟然被刑侦处查了出来，自是兴奋不已。
罗清山、袁蒙一被请至政保处介绍“盘尼西林走私案”侦查情况，几位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听着听着就觉得似乎不对头。他们这些人善于从政治破坏角度来考虑案情，因为这事涉及到“军统”资深特务许骧璋，所以就对这起案件产生了怀疑，因为孔爱芳说得很明白：她是因为吃醋而决定举报甘祖强要让他吃官司的。
而使孔爱芳吃醋的关键一节——前往公平路旅馆捉奸一举，是由许骧璋提供的消息，这就有理由怀疑此事可能是由许骧璋策划的。许骧璋一手介绍仇学武跟甘祖强搞盘尼西林走私，一手又使孔爱芳去捉奸，最后导致孔爱芳愤而举报走私案，这情节就很是值得怀疑了。
案情直接汇报到了扬帆局长那里，扬帆听说查获的盘尼西林抽检样品送往北京复检，如果未发现问题那就有可能支援抗美援朝战场医院去了，便马上致电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询问送京检测情况。那边回答说北京的检测结果刚到，说送检盘尼西林没有发现问题，明天崔义田局长准备在例行局务会上提出讨论将该批药品支援朝鲜前线问题。
扬帆暗嘘一口气，当下便直接挂通了崔义田的电话，说明了情况。崔义田听得暗自心惊，说那我们这边马上封存这批药品。杨帆说不管我们是否侦破该案，对这批药品的检测还是要求有一个确凿的定论的，崔局长你看有什么更权威的检测方法吗？崔义田说要么就请苏联方面协助检测，我们马上给国家卫生部打报告送检吧。
上海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当即决定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当晚即成立了专案侦查组。鉴于刑侦处刑警罗清山、袁蒙一对案件进行了先期侦查，熟悉案情，故将两人临时调来参加专案工作。
专案组对案情进行分析后，认为刑警先前怀疑医院发生的“毒鸡汤事件”可能是针对孔爱芳的杀人灭口行动是有道理的，按照这个思路，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方案：让孔爱芳返回其浙江中路的住处居住，敌特方面见她返回了，可能还会继续采取谋杀行动，警方来一个昼夜守候，严密保护，届时对敌特分子现场捉拿，再顺藤摸瓜追查包括许骧璋在内的其他敌特。
这个方案马上得到了实施，孔爱芳很乐意配合警方，很平静地返回了浙江中路住处。警方安排了若干名便衣警察分班轮流秘密蹲守。
可是，蹲守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敌特分子竟然没有任何行动。专案组深觉纳闷，难道这事儿哪个环节没有考虑周到，在某处弄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