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为实现和平统一台湾所做的“大量基础性、开拓性的工作”，为今天海峡两岸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努力探索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提法，出现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这是我党根据当时国际和两岸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随着《朝鲜停战协议》和《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的签订，远东的紧张局势开始趋向缓和；这时中国大陆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954年底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提升了台湾的军事防御能力；1955年1月下旬，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明确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使用美国部队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澎湖列岛和台湾的进攻；为反对美国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蒋介石坚守金门和马祖，国共双方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存在共识。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经过审慎考虑，权衡利弊后，毅然决定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此后，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先后提出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对台和平政策，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探索。
1956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6月下旬，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他代表中国政府对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原则与实现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具体措施，作了系统说明。他强调：“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重申：“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1956年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三次同曹聚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谈话。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周恩来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谈话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
对于周恩来的这一系列表示，蒋介石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于1957年4月，决定派台湾“立法委员”宋宜山作为私人代表暗访北京，探听消息。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宋宜山，并安排统战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代表中共方面就两岸统一问题提出以下方案：由国共两党通过对等商谈，实现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干涉中国内政。这一方案对两岸统一后台湾的社会地位等，都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设计。宋宜山将他与周恩来、李维汉商谈的详细情况及其在大陆上的见闻写成一份1.5万字的报告送呈蒋介石。遗憾的是，1957年10月，国民党八大拒绝了中共的和平建议。
6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将上述和平统一方案的精神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四目”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由蒋介石安排；台湾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政府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等到时机成熟后，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后再进行；双方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情。由此可见，“一纲”，实际上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四目”，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两种制度。“一纲四目”的政策为“一国两制”的构想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积极主动加强国共两党的联系，争取和团结爱国人士，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周恩来认为，要和平解放台湾，必须在较长的时期里加强两岸的联系、逐步沟通，并且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举行国共谈判，才能实现。针对海峡两岸军事对峙、沟通十分困难的实际，周恩来就通过密使将中共的和谈愿望传递给台湾当局，以促成国共和谈。1956年3月中旬，周恩来接见即将赴台的李济深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请他向蒋介石传话：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未来统一后，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1963年底，周恩来率代表团出访亚非欧十四国。在广州停留时，周恩来秘密会见了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张群。张群正准备去台湾，周恩来要他转告台湾当局，美国正准备采取更多行动搞“两个中国”，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自己有困难而拿原则去做交易。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和祖国统一大业出发考虑对台政策的。
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和影响的张治中、傅作义多次致信蒋氏父子和台湾第二号人物陈诚，转达中共对台的和谈政策。1963年初，周恩来再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信中对比台湾对美关系和台湾对大陆之关系，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谈到对台湾的政策时，信中除重述过去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建议外，并做了更具体的说明。信中归纳了4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于1960年7月赴香港前，周恩来与他作了一次长谈。告诉他到港后若与台湾方面人士谈话，可以透露以下意思：蒋介石目前的关键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台湾回到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只在台湾，而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中共自有善处。1962年和1964年，章士钊不顾年事已高，又两次赴港约谈与台湾方面有联系的老朋友，为国共两党再开和谈做了大量工作。在积极寻求与台湾当局沟通的同时，周恩来也积极团结爱国人士，争取发挥他们的作用。
从1959年至1975年中国政府分7批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周恩来不但接见特赦战犯，而且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等都做了妥善安排。1964年11月，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特邀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为政协委员。这一做法，在台湾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党中央和周恩来的关心、信赖使特赦人员受到巨大鼓舞。他们利用其与国民党的历史渊源，积极从事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在周恩来积极争取和精心安排下，李宗仁于1965年回到祖国， 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欢迎，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
外媒评论说，这次行动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一次大的胜利。不久李宗仁在北京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表明了他回国定居的动机以及对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此后，李宗仁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积极做好对台湾国民党元老的争取工作。周恩来特别关心于右任曾叮嘱有关方面不能因我们工作不周而让于右任心中不安。当于右任得知周恩来对他关怀的消息后，非常感动。于右任逝世前曾写过一首诗：“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大陆不见兮，只有痛哭!”反映了他盼望祖国统一的浓烈情感。
周恩来在百忙中一批又一批地接见来自台湾各方面的人士，亲切关怀在大陆的台胞、台属的政治、经济生活。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国共产党“十大”、“四届人大”都安排了一定数量的台湾同胞代表。人民大会堂还设立了台湾厅。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央民革、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贡献。爱国统一战线在对台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揭露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积极创造有利于台湾和平统一的外部环境
新中国的外部环境十分险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兵侵略台湾，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制造“两个中国”。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中国广泛开展了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揭露美国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阐明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我方解决这一问题“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则。即一方面，台湾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用什么方式解决，这是中国人民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另一方面，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侵占台湾造成的，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争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中国政府在不影响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和行动前提下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中国政府的主张，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
万隆会议后，中美两国开始了长达15年的大使级会谈。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我国代表在会谈中紧紧抓住美国侵占台湾，阻挠中国统一这个关键问题，促使美国转变其干涉我国内政的立场。虽然会谈没有就此问题达成协议，但却开辟了沟通与联系的渠道，增进了相互了解。曾代表我国政府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说道：“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没有这场十几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不会在承认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条件下，和我国建交。”
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所谓“德、朝、越可以有两个国家，中国也可以有两个”的论调，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指出：“这种情形我们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为中国问题同越南、朝鲜、德国的问题是不同性质的。”他进而分析指出， 德、朝的现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结果，而这两国人民也一直在为和平统一而奋斗。越南的状况是由日内瓦会议承认的暂时现象。他们也在为和平统一而斗争。“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胜国，是反法西斯侵略最早的国家。过去是蒋介石代表中国，但是他挑起内战，人民把他推翻了，新中国代替了旧中国。蒋介石逃到台湾，如果没有美国保护，问题早就解决了。”针对美国千方百计想使所谓“中华民国”的代表与中国的代表同时参加或出席国际组织活动，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任何国际会议和任何国际组织，只要有可能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国绝不参加；任何国际协议，如果没有中国代表的参加和签字，将对中国毫无约束力。”
70年代初，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调整对华政策的信息，党中央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周恩来不仅是这个决策的主要参与者，而且是直接执行者。他组织开展了“乒乓外交”， 并邀请尼克松访华。经过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的艰苦谈判，中美两国终于发表了《联合公报》。在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台湾问题上，中国方面重申：“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等活动。”美方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肯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以此为契机，世界上掀起了同我国建交的新高潮。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得到恢复。这些都为中国政府在适当时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可以看出，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系列方案，以及为此做出的种种努力，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的未竟事业，在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视和努力下，现已取得重大进展，两岸关系今天已经展现出和平发展的美好前景。我们深信，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周恩来的这一遗愿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
文/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