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一词是中国古代对西部疆域的泛称, 其名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记载:“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 王及厥众萌咸相犇, 率以军粮接食, 并将控弦万有余人……”。[1]而对“西域”情况之熟悉, 多于《汉书.西域传》中所得:“西域以孝武时始通, 本三十六国, 其后稍分至五十余, 皆在匈奴之西, 乌孙之南, 南北有大山, 中央有河, 东西六千余里, 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 厄以玉门、阳关, 西则限以葱岭。”[2]
秦汉之际, 北方的匈奴趁其有利之势, 将西域纳入自己之管辖范围, 并设置僮仆都尉加以管理。至公元前60年 (西汉宣帝神爵二年) , 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对其进行有效管辖, 这一举措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版图, 成为中原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后, 各历代王朝都与西域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至清朝时, 这种联系更加频繁。自康熙二十九年 (1690) 乌兰布通之战后, 西北边疆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战火不断, 经过与准部时战时停的雍正一朝, 清乾隆二十四年 (1759) ,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从此天山南北统一, 西域又纳入中国版图, 乾隆一改历代王朝所沿用的西域为新疆。
从“西域”到“新疆”称谓之改变, 并非乾隆一时兴起, 也绝非偶然, 而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根源。
一、乾隆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成熟
西域自汉朝归附中央, 其后受历朝关注, 凡有关中原王朝与新疆天山南北的军政管理情况, 特意列《西域传》来阐释。在正史《二十五史》中, 诸多涉及到有关“西域”的记载, 只是所叙范围之大小、详实罢了, 这显然与一国国力之雄厚, 有效之政策分不开。自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以来, 唐代设立安西和北庭都护府并置羁縻府州, 明置哈密卫作为中原与西域交往的窗口。清朝时, 这一政治成分愈加浓厚。首先, 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之前的各少数民族间的平等关系逐渐转化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在吸取元朝灭亡教训的基础上, 为维护自身的统治, 早在顺治进中原取代明朝时就宣称:“以中原平定, 朕诞登大位, 我等与红缨蒙古素为一家, 今应一统。”[3]来表明自己代替明朝成为天下共主的事实。经过康熙、雍正统治之后, 到乾隆时期, 政治上愈加成熟, 而他采用的“严宽相济”治理方略, 既是对康熙、雍正执政时期政策的继承, 又是对其局部的调整。其次, 这一时期,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 加之东北、西南边疆地区经康熙、雍正二朝经营, 处于稳定状态, 唯独西北问题遗留在了乾隆时期, 成为清朝的一块心病。因此, 乾隆时期, 在尊其祖训的情况下极力强化权利, “朕凡用人行政, 皆以皇考为法, 间有一二事酌量从宽之处, 亦系遵奉皇考遗诏, 并非故示优容。”[4]可见乾隆在办事用人上, 效仿祖先遗诏, 凭借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对政策做出调整。“我皇考临御之初, 见人心玩愒, 诸事废弛, ……势不得不加意整顿, 以除积弊, 乃诸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厉, 诸凡奉行不善, 以致政令繁苛, 每事刻核, 大为闾阎之扰累。”[5]可见, 当时的乾隆表现出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一种成熟。他高瞻远瞩, 将宽和严的行政手段灵活运用, 他自己也说“中国抚驭远人, 全在恩威并用, 令其感而知畏, 方为良法”。[6]后来, 戴逸先生对乾隆做出恰当的评价:“乾隆一生的政治实践正是体现了宽严相济、刚柔兼施的妙用。”[7]而在他收复天山南北时, 因时而宜、与时俱进, 改“西域”为“新疆”正是这种严和宽手段的体现。
二、近代国家版图意识的兴起
“国家抚有疆宇, 谓之版图, 版言乎其有民, 图言乎其有地。”[8]无疑是古人对于版图的理解, 它直接影响着国家疆域内政治、文化的连续性以及与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性趋势。中国地理环境整体上呈现统一性, 各地区间地理上的区别, 并未阻断其相互间的交流, 这就使得中国历代王朝管辖范围及边疆各民族的活动区域与国家统一、版图的大小紧紧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 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难以划分的关系, 历代王朝对于边界认识模糊, 长期停留在“面”的范围, 这就为两国疆域归属问题埋下隐患。
17世纪至18世纪, 世界发生重大的变化, 西方国家在逐渐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中, “地域霸权”性质的政治性扩张成为证明国家拥有其领土的武器。而奠定于清朝时期的中国版图, 也同样受到外界强大力量的冲击, 在掺杂了西方绘图技术的基础上, 中国的制图学逐渐向国际化接轨。在中国, 历代帝王把拥有“天下”、实现“大统一”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康熙时期, 模糊的“天下”观有了清晰的轮廓。受外部环境沙俄势力的影响, 清王朝对周边疆域的关注上升。沙俄对清朝边疆的侵扰, 促使人口的大幅度流动, 清朝控制的领域也随之发生变化, 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应对这种形势。早在康熙时期, 伴随着西方传教士东来以及康熙对西方科技的极大喜好, 中俄双方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就已涉入到边界测量, 这样中国与西方国家首次签订协议开始了。西方测量学元素渗透其中, 于五十七年 (1718) 绘成《皇舆全览图》。有史记载:“从来舆图地记, 统统前后相沿, 传闻附会, 虽有成书, 终难考信。或山川经络不分, 或州县方隅易位……我皇上……分命使臣, 测量极度……天道地道, 兼而有之。从来舆图所未有也……皇上精求博考, 积三十年之心力, 核亿万里之山河, 收寰宇于尺寸之中, 画形胜于几席之上。”[9]显然, 这是中国在首测经纬的基础上绘制而成。同时, 也实现了由传统“面”的边疆观向“线”的边疆观的转变。到乾隆时, 西北准噶尔内讧, 其中一些部落相继投清。二十年 (1755) , 清朝抓住时机对西北用兵, 并派人对所归附地区进行地理测量。相继有史料记载:三月, “西师报捷……西陲诸部, 相率来归, 愿入版图……测其北极高度, 东西偏度, 绘图呈览。”[10]五月, 顺利取得伊犁, 乾隆曰:“西师奏凯, 大兵直抵伊犁, 准噶尔诸部, 尽入版图……载入《皇舆全图》, 以昭中外一统之盛。”[11]二十一年 (1756) , 清军再次收复伊犁, 史曰:“自军营至伊犁, 以抵哈萨克, 率汉唐来匈奴西域地, 其山川部落, 前史类多舛误……数千年疑误, 悉为是正, 良称快事, 必当成于此时, 亦千载盛会也。”[12]可以看出, 乾隆遵循康熙时期采用的办法, 而《内府舆图》的问世无非是对《皇舆全览图》的补充。由于“任何地图都不能脱离它所产生的背景而成为纯粹观念的表现物, 因此各种现实因素、制图者的空间观、政治观及其与外界坏境的关系等都制约着地图所体现的内容。”[13]因此, 康乾绘制的舆图代表了他们的政治理念、空间观及世界观。
三、新的管理体制的制定
乾隆统一天山南北后, 改西域为新疆, 实际上“意指清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新的行政区划”[14]。而这一新的行政区划, 是渗透在统一天山南北的过程中。首先, 在平定准噶尔叛乱的行军途中, 乾隆最初采用“以准治准”方略, 来实现对本地区的有效管辖。通过采用对准部首领管理的办法, 实现稳定, 维护清朝的统治。与此同时, 为防止内部结盟, 并“众建以分其势”, 而随后阿睦尔撒纳的反叛, 使乾隆不得不改变这一政策, 开始天山北部, 设兵守卫, 维持秩序。但又面临着后续补给问题, 因准噶尔部区域与中原王朝相距甚远, 不能有效提供补给, 为此, 寓兵于农政策的出台, 解决了这一问题, 清王朝对准政策初步形成。而对南疆的政策, 乾隆因南疆接近中原并以农耕为主, 遭受战争的破坏影响较小, 民族成分复杂, 开始在其地推行“修其教不易其俗, 齐其政不易其意”的政策, 后来仍以叛乱而告终, 实行设兵守置。可以看出乾隆在统一天山南北时, 将其新的政策注入其中, 这就改变了原有“南农北牧”的局面, 实现对西域的统一管理, 极大的促进西域地区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此外, 在乾隆时期“新疆”之词也广泛的用于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 诸如:“云南乌蒙地区、贵州黔东南古州一带、贵州安顺与镇宁附近一带和西域等几个地区为新疆”[15], 除了上述地区还有当时的四川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地区也被称为“新疆”。纵观整个中国的历史, 西域连同四川、云南等省的一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都属于中国的旧疆。清朝时却命名曰“新疆”, 这与乾隆收复这些地区并推行的“改土归流”制度有密切关系。
四、其他因素
(一) 因袭传统
乾隆在统一天山南北后, 据《清高宗实录》相关记载:“陕甘总督杨应琚遵旨议奏, 新疆效用武职人数, ……遇有辟展 (今新疆都善) 等处差务, 陆续委用。”[16]在新疆效用武职人员, 明显突出在处理新疆事务中政治因素贯穿其中, 并且也是对历代治疆策略的一种效仿与继承。又如:“然现在新疆垦种, 实无劳民之事……西陲戡定, 回部悉平, 朕之初念, 岂务为好大喜功, 今亦不过辑其旧部, 复其本业而已。”[17]清楚的表明改“西域”为“新疆”之目的, 乾隆虽享有“十全老人”称号, 但能审时度势, 严宽相济, 遵循新疆时局, 因袭当地传统, 以达到本地稳定繁荣局面。
(二) 民族政策
乾隆在平定回疆后, 曾纳一维吾尔族女子为妃, 被称为“香妃”。此家族在乾隆平疆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事后得到了乾隆的封赏。乾隆纳妃, 一则效仿历代政治联姻传统, 二则绝非单纯宠爱香妃, 而是“清朝统治者竭力反对‘明华夷之辨’思想, 这其中有作为少数民族维护本民族统治地位的考虑。”[18]这样一种民族政策的渗透, 加之“因俗而治”的基本政策, 通过此途径, 在“西域”这块领土来实现“新疆”各民族的稳定团结和国家的“大一统”的局面。显然, 清朝的长期稳定与实行的这些政策是分不开的。
结语
综上所述, “西域”自汉纳入中原王朝管辖之日起, 就已无形中渗透着历代统治者的思想意识, “西域”进程演变中的波荡起伏, 都与中原王朝决策者空间观、政治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紧密联系在清朝毫无保留的展露出来, 乾隆顺历史之大潮流, 阅世界之大形势, 充分发挥自己的治国理念, 改“西域”为“新疆”只是顺势所趋。
对乾隆改“西域”为“新疆”的原因阐述, 看似各原因之间联系欠紧, 但仔细斟酌, 其中每一个环节无不围绕“政治意识”展开, 正所谓“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在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意识愈演愈烈的情况下, 决策者的每一决定有效与否, 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统治者为维护其在中央内部的统治, 不得不在继承原有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局部改造, 如文中提到对康熙、雍正“宽严相济”治国理念的调整, 而乾隆平定天山南北, 派人测量疆域版图, 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制成《内府舆图》, 恰恰就是在那一时期表现出的“严”的治国意识。而外部环境的影响, 如经康熙、雍正后, 东北、西南边疆地区局势缓和, 唯独西北边疆成为这一时关注的焦点, 这种形势之下, 统治者的政治意识随之加强, 极力将自己应有之物收入囊中, 来维护其强大的中原王朝。而这种自汉唐以来中国固有的领土, 改“西域”为“新疆”, 以新名代替, 无疑是统治者政治意识、加强集权、实现一统、向内外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