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禹康

翻开中国共产党98年来的辉煌史册，使我们看到为了民族的解放、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中国共产党经历磨难和挫折，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夺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中国。98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核心力量。98年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无数先烈以献血为代价换来的，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

1927年的八七会议，是一次决定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这次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在中国革命史上，1927年是悲壮的一年。在这—年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生与死、兴与亡的重大考验。

1927年4 月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3 个月后，号称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由国共两党第—次合作共同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了。

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处于血腥风雨之中，四处面临着大逮捕、大屠杀和被瓦解消灭的危险。

共产党人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吓倒！7 月12 日，党中央决定停止对国民党的猖狂进攻一再妥协退让、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组建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次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为反击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进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南昌、湘鄂粤赣四省分别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

为清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斗争方针和任务，1927 年8 月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与会正式代表21 人。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在我们党历史上是—个重要转折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是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一开始就指出陈独秀犯了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了拉住资产阶级，不惜对国民党让步，使我们党失去独立性。蔡和森很激动地说，陈独秀是以几个国民党上层领袖的意志为转移，一味退却，一直反对所谓“过火”行动，简直和国民党一样。邓中夏、任弼时则集中批评陈独秀不发动群众，不实行土地革命的错误。

二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明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很难在城市活动，必须转移到农村，如果不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就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立脚之地。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瞿秋白在代表中央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要通过组织农民暴动来实行土地革命。毛泽东在发言中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说，从前我们指责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不做民众运动，而我们今天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而只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却不管军事。他强调会议决定组织的农民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指出这次湖南的失败，可以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新政治局的常委要十分注重加强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紧急关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坚决地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决定在广大区域中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这不仅表明了我党决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为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斗争道路，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起了重大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1927 年8月7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共在政治上由幼年走向成熟

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踏上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初期，错误的军事路线一直没有得到纠正，红军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部队由8万多人锐减为3万余人，几乎濒于绝境，革命处于极其危急的关头。

1935年1 月，中央红军抵达遵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 月15 日至17 日在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了扩大会议（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会议对博古、李德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上的单纯防御错误进行了严肃而尖锐的批评。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着重分析和批评了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人的坚决支持。

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毛泽东指挥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出单纯防御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突围时又表现为惊慌失措的逃跑式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没有把战略方针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经常遭受敌人围追堵截，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后，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的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负责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我党在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按照中国的具体实际，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进行了中外战争史上赫赫有名的四渡赤水战役，随后全部渡过了乌江，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取得了大规模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的胜利。从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从幼年走向成熟。

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形势下，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光明的中国和黑暗的中国。光明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黑暗的中国，是蒋介石集团支持的，在日本失败后，仍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继续反共反人民。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召开的，它的任务就是要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这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

1945 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着121万党员。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20多年来，特别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斗争的经验，科学地预见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存在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指出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而斗争。

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规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大会经过充分地酝酿讨论，最后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

在闭幕式上，毛泽东作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挖掉压在中国亿万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七大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革命处于一个伟大转折点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最完满、最盛大的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它正确地总结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我党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使党得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极大地加强了党的战斗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和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全党团结一心，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揭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的序幕，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经过“文革”十年动乱的中华大地，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已下滑到了崩溃的边缘。不仅如此，严重的“左”倾错误路线就像一道网，把人们的思想禁锢了起来。而从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间，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仍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如何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框框，在全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把人们的思想从长期的“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关键所在。

1978年5 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公开刊发为标志，开始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如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的支持下，从5月至11月，大批理论工作者和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使这场讨论迅速扩展成为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这次大讨论，从理论上、思想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理论和“两个凡是”的禁区，开始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对于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上的拨乱反正，产生了积极作用，为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为了结束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认真纠正长期危害党的事业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而召开的，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于1978年12 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带动下，全会充分发扬民主，依靠与会同志的集体智慧，冲破“左”倾指导思想的限制，取得了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伟大成果。

一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邓小平提出的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1957 年以后，我们党在思想路线上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偏差，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离开了我国的国情，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屡遭挫折，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期性错误的根本原因。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恢复和发展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对于我们党解放思想，解决过去遗留和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具有最根本的意义。正如全会公报引用邓小平的讲话所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二是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全会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实现了由过去批判“唯生产力论”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转变，体现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长期以来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根本拨乱反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的重新确立，揭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的序幕，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第一次全面地、深刻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1987 年至1992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史上最不平静的5 年。在这5 年里，我们党和国家经受到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和西方“和平演变”的冲击和考验，经历了国内经济三年整治徘徊不前的局面。而且不少人对社会主义本质、市场经济等，在思想上存在着模糊的观念和认识上的偏差。这—切都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又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

就在此时，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发表了，它廓清了认识上的层层迷雾，使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向前进了一大步，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

1992 年1 月至2 月期间，邓小平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时，就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这一论断，把解放生产力同发展生产力辩证地统一起来，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自我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中的又一重要观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只能通过试验来创造，因此在改革开放中就必须敢冒风险，敢于试验，大胆实践，大胆地闯。邓小平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深圳特区的成功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试验，敢于闯。

南方讲话中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断，解除了长期以来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姓“社”姓“资”的困惑，有利于我党进一步解放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依据。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就是对邓小平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党一直在探讨的课题。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第一次全面地、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明确指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转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南方讲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刻论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