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大幕正式拉开。冯玉祥因肃清后方郑州有功，5月10日，由陕西督军调任河南督军。在河南不到半年，此后又于10月31日由河南督军调任北京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及其部队也就由河南开封转至北京南苑。北京作为当时国家的政治枢纽，历来为各方要人所重视，冯玉祥此次离豫赴京，为他触及中央政权进而影响民国政局创造了条件，日后发生的两次北京政变即是明证。因此，可以说冯玉祥离开河南进入政治中心的北京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笔者不揣粗浅，拟从地方和中央两个方面加以探究分析。
豫省内部军人倾轧
四战之区的河南，经历直奉战争之后，政治、军事资源又重新洗牌，前督军赵倜去位之后，冯玉祥接任豫督，并驻节开封。而助冯驱赵有功的靳云鹗、胡景翼则盘踞在郑州、彰德一带。加上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坐镇洛阳，冯玉祥督豫可谓名不符实。
（一）靳、胡对冯玉祥的不满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之后，河南督军赵倜窥伺郑州防务单薄，又听信吴佩孚战死的谣言，遂趁机捣乱后方，冯玉祥以及第八旅靳云鹗部为豫督介弟赵杰的宏威军及归德镇守使第二师师长宝德全所攻击，由于事发突然，又属暗袭，冯部与靳部几至不支，所幸陕西暂编第一师师长胡景翼率部自洛阳赶来援救，始把围攻的敌部击溃，赵倜乃不得不弃开封而走他处。此次郑州战役之后，冯玉祥接任河南督军，进驻开封，靳云鹗由于此前担任郑州城防司令，因此，第八旅之兵也就驻扎在郑州一带。胡景翼则被任命为京汉铁路线的护路使，率其第一师移驻彰德一带。由于郑州之战的胜利完全是冯玉祥、靳云鹗与胡景翼共同御敌的结果，但反观战后的利益分配，冯玉祥得以督豫，而靳云鹗、胡景翼则几无收获。
胡景翼在此次郑州之战中的功劳可谓最大，在冯玉祥、靳云鹗几乎招架不住的时候，胡景翼及时增调部队上前迎击，郑州之战始得转机，就连冯玉祥本人也称赞胡景翼这次战役出力很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冯玉祥虽然称赞胡景翼出力大，但他仍然认为他们平素缺乏训练，处处脱不掉所谓乡下气。
在战后查抄赵倜私产时，从赵所开设的军装局里，抄出约值20万元的铜元，当时有人建议把这些铜元分给各友军，冯却主张这是赵倜取之河南的钱，应当用之于河南，不应随便分散，乃将这笔款项拨办平民教育。这件事情在现在看来，冯将赵倜私产拨作教育经费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当时以兵为生的军阀们怎么能相信冯玉祥的部队没有私吞赵倜的私产，就连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都曾认为冯将没收来的赵倜财产，“定都是发给了官兵，若不然，官兵心里一定不平。”冯玉祥的好友吴稚晖都这样认为，足见当时的靳云鹗、胡景翼心中所想。且据陶菊隐记载：“冯因分配军饷问题与靳云鹗、胡景翼不和，河南有张（福来）、靳、胡倒冯的风传。”因此，可见靳、胡在利益分配上的确是对冯心存不满的，而且欲联合倒冯。
对于这些风传，冯玉祥也十分清楚，并且有所防范。直奉战争后的河南，多年受政治及天时的影响素来多匪，再加上河南民情蓄悍，这次赵倜败退，部队溃散，尤多流为土匪。当时报载“当鲁山被围之初，连电请救，不发一兵，绅民不得已公推代表四人，往见军民两长，跪地大哭，冯亦相向作楚囚之泣，谓之曰，我对不住你们，无兵可拨云云，实则十一师聚集省垣，以与靳、胡之意见甚深，不敢遣兵他往，留以自卫。”由此观之，冯玉祥深知靳、胡对自己不满，担心在剿匪时被靳、胡钻了空子，因此在鲁山代表前来求援时，竟“不遣兵他往，留以自卫”。冯与靳、胡之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二）吴佩孚对冯玉祥的排挤
在冯玉祥督豫初期，吴佩孚已经登上了直鲁豫副巡阅使的宝座，驻洛阳，掌握直系兵力，冯部也受其节制，但是冯千方百计要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直奉战争时期，吴佩孚曾抽调冯部李鸣钟旅参加对奉战争，事后拟将该旅扩充为师，调防保定，以削弱冯的军事实力，冯急忙调回该旅以免被分割。因此，冯与吴意见不合，大致是由河南开始而逐渐尖锐起来。
在河南地方人事任免上，吴佩孚与冯玉祥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直奉战争后，吴佩孚仍保举宝德全为河南军务帮办，推其原因，一方面，宝德全与曹锟、吴佩孚有旧，吴佩孚任命宝德全为河南军务帮办实际上有对冯玉祥掣肘的用意。冯玉祥认为宝德全帮同赵倜，依附奉贼，残杀其将士死有余辜，因此，命其手枪队队长李向寅把宝德全拉到车站旁边的高粱地里枪毙了。
在冯枪毙宝德全不久，吴佩孚又电冯推荐车庆云为冯的参谋长并介绍了许多人分担重要职务，除秘书长以外，均一一指派了人，而冯对吴所介绍的人，一律予以挡驾，从此吴冯关系更趋恶化。更有甚者，吴佩孚又让冯玉祥替他在河南筹措80万元的款子，并且以后要每月经常划拨20万元，对于这个强横的命令，冯连思索也没有，马上复电说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果一定要钱，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吴佩孚虽近在洛阳，竟不能过问豫省之事，一向骄傲自大的吴巡阅使，对此岂能忍受，自此事之后，吴佩孚便竭力排冯，非夺取河南地盘不可。
北京政府之援引
中国经历了数千年封建制度的熏陶，专制思想不可避免地会体现于民初的政治之中。因此，民初的官僚政客们往往将政见不同的异己者视为仇敌，大有不较出高低死不休之势，并且争相培植势力以相抗衡，这就给了那些具有军事实力但无政治势力的军人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而冯玉祥此次去豫赴京就与此有关。
（一）保派与洛派斗争的促成
直奉战争之后，在中央，国家政权为直系单独掌控，但直系内部却暗藏裂痕。由于曹锟、吴佩孚分别以直鲁豫巡阅使与副使的名义驻节于保定和洛阳，因此曹、吴身边人的政治集合又被称为“保派”与“洛派”。直系内部的矛盾分歧自奉系失败、黎元洪复位后便已开始，首先在于对所谓“最高问题”的态度上，吴佩孚认为应先实现全国统一，再图总统之事。但曹锟却急于取代黎元洪登上总统宝座。
其次，在罗文干签订奥款展期合同一事上，吴佩孚得到了利益，曹锟却分文未得。因此，保派军人王承斌打密电叫各省直系军阀做曹锟的后盾，必须一致通电痛击罗文干，如果吴佩孚敢包庇罗，就加以卖国之罪，只以吴佩孚一人为敌。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把吴佩孚的威风打下来，另一方面，借以打击黎，以便把曹锟早日扶上总统的宝座。
从上述两事足可窥见直系内部的裂痕因为政见相异而愈演愈深。直奉战争后，北京一带，按照约定，奉、直双方均不驻兵，而“近虽南北苑有第九师等填驻，非夙负重望者，且非纯粹直系，一旦有事，未足可恃。”基于直奉战争后的形势以及与“洛派”斗争的需要，“保派”成员极需一支强有力的军队驻守在京城，以保证其计划的实现。因此，保派成员鼓动曹锟促成冯玉祥的入京。
（二）府方与直系斗争之需要
不光直系内部存在矛盾，府方与直系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当直系假借恢复法统之名，顺带请黎元洪复任大总统，本意不过当其为可操纵的傀儡，但黎元洪禁不得左右一班攀龙附凤的政客们怂恿，他自己也未免有几分久蛰思起的热情，随即答应复任总统。复任总统之后，他不愿受人摆布，因此也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与直系方面抗衡。
黎元洪复位之后，总统权限即屡遭掣肘，在许多大政方针上都与直系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其中斗争的焦点实为内阁问题。1922年8月5日，黎元洪为了争取到南方的支持与同情，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但唐绍仪深知直系即中央，不敢北上就任总理。嗣由教育总长王宠惠代理，1922年9月19日，王宠惠改代为署，然其成绩，亦不过奉承军阀指挥，策划直系军饷，任命武人省长而已。后以惟吴佩孚之命是听，为“保派”所不满，乃假手众议院长吴景濂，以财政总长罗文干受贿案，逼令王宠惠提出辞呈，时为1922年11月29日。
冯玉祥去豫赴京的时间为1922年10月31日，由上可知，在此时期国务总理实为王宠惠，但王宠惠却倾心与吴佩孚接纳，枢府政务皆由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主持，而孙、高二人均系吴佩孚之心腹。因此，黎元洪深感威胁，设法摆脱直系的控制。而此时王宠惠内阁中的陆军总长张绍曾为恢复法统奔走有力之人，在黎元洪复位中出了不少力气，黎、张二人又都参加过革命，与北洋系相异，关系也较为亲近。因此黎元洪拉拢张绍曾以对抗把控枢府的孙丹林、高恩洪等“洛派”人物，并且徐图促成冯玉祥的部队入京以壮声势。
关于冯玉祥的入京，曹、吴均无问题，但对冯的部队问题，吴佩孚极力扼杀，曹锟的态度虽无从考稽，但可以得到证实的是，冯玉祥部队的军饷问题，曹、吴并未为冯解决。而这个事件就为府方黎元洪的介入创造了机会。根据冯之所言，其部队在京的军饷问题曹、吴并未为他解决，吴佩孚曾经答应每月仍由河南拨助20万元也成为一句空话。但此时恰逢黎元洪与直系因内阁等问题产生矛盾，而总统黎元洪、陆军总长张绍曾均无实力，所以，很想把冯调到自己身边，作为政治资本。因此基于保、洛所请，黎元洪也顺水推舟，于1922年11月1日发布大总统令，“特派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除此之外，黎元洪与陆军总长张绍曾还设法解决了冯玉祥部队进驻北京的难题。首先，将冯玉祥的部队改编为一师三个混成旅，部队有了名义，饷项就不难设法。接着，由政府指定拨崇文门税关的全部税收和京绥铁路的部分收入，作为冯部一师三旅的军费。为此，冯玉祥极为感谢张绍曾，但殊不知没有黎元洪的同意，崇文门的税收与京绥铁路的收入怎么能轻易划为冯部的饷项呢。此外，黎元洪还通过与张绍曾的关系视察冯玉祥的部队，并集合全体官兵发表过讲话，试图拉近与冯的距离。
但从冯玉祥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黎对冯的拉拢并不奏效。而且冯玉祥对于黎元洪帮助并无太多好感，认为“黎总统是个圆滑的角色，他怎肯平白为我们出力？”最后反倒是黎元洪在冯玉祥等人的逼迫下，不久便丢了大总统的宝座。
冯玉祥离豫之后，直系内部矛盾为人所关注，冯、吴矛盾也已公开化。冯玉祥此次的调职，实受各方因素裹挟，换言之，其由豫赴京并非完全出自其本意。但对于冯玉祥本人来说，此次调职，虽然失去了河南省的地盘，但部队得到正式扩编，饷项也有了着落，从此，冯部得以从事休整、训练、培养干部，为后来发动北京政变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