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分析和演讲文体——评2019年高考作文题
2019年全国Ⅰ卷和Ⅱ卷最大的亮点是文体上要求：演讲稿。这个亮点太亮了，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巨大突破。
传统的科举考试，乃至百年的作文命题，都是作文章，从来没有演讲稿的文体要求。在潜意识中，吾人都以为写文章和演讲是一回事。然而，语文课程标准是阅读、作文和口语交际三位一体的。作为口语交际的演讲和作文是不同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将二者混为一谈则是常态。多来年，高考并未把口语交际作为考核的内容，故演讲就被散文淹没了。实际上，演讲和作文在规律上，有重大的区别。我们的语文教育家、语言学者，对这样的区别是无视的，百年以来，积重难返，造成了国民素质在这方面的薄弱。我国学者、企业家、官员在国内外现场交流时，往往离不开念讲稿。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两眼盯着稿子，现场交流的窗户就关闭了。结果是眼大无光，目中无人，听者难免昏昏欲睡。
2019年，厦门市质检曾经有和全国卷相类似的命题：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庆油田，到这个世纪的马云，说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劳动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劳动精神”，要求写篇演讲稿，题目和文体要求都很相近。可惜的是，教师和学生均没有意识到演讲稿与抒情散文的根本区别，以为开头有“亲爱的同学们”，最后有“谢谢大家”，就算是演讲稿了，把散文当成演讲稿的倾向并未引起警惕。
演讲与散文最大的不同，乃是其现场双向交流和互动，演讲者与听众面对面，不像文章作者与读者互不相见，读者的情绪、反应并不影响作者的情绪，而在会场上，演讲者不单纯是发出信息，同时又在接受反馈，现场的消极反应立即影响演讲者的信心、才智的发挥。在现场，听众与听众也处在交流之中，不仅是语言，而且有听众的笑声和嘘声，掌声和漠不关心的神色都可能决定演讲的成败。
须知听众在进入现场的时候，各有自己烦恼的焦虑，各有各的秘密的快乐，这些心情远比你的演讲题目对他们的命运重要。演讲者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让他们把纷纭的情绪放在一边，至少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演讲题目上来。这一点必须在最短时限之内做到。否则，哪怕是百分之十的人漠不关心，交头接耳，就会影响身边的百分之十的人，如对之放任自流，这百分之二十的人东倒西歪的姿态、影响扩散开来，发出交头接耳声音，这对演讲者的情绪会造成打击。
演讲的开场白很重要，其功能就是缩短演讲者与听众的心理距离，让所有的人在最短时间内，对你的题目甚至对你这个人产生兴趣。有一位学者受邀到一所重点大学讲《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事先有关方面忠告，这所大学的学生自我感觉高傲，不管你是谁，讲不好，就可能公然退席，完全不给你留面子。最坏的结果是，把你轰下台。这在艺人看来，叫作砸场子。这位学者当然不想丢份，一上来，就来了一个开场白：
非常开心，来了这么多同学。说明对诸葛亮感兴趣。当然也包含了另外一层意义，对鄙人感兴趣！（笑声、掌声）我有自知之明，你们主要还是对诸葛亮感兴趣。（笑声）当然，对我感兴趣也是令人鼓舞的。（笑声）诸葛亮死的时候才54岁，我今年比他快大到20岁了。（掌声）鄙人今年73岁！刚才在休息室，你们两个非常美丽的女同学，非常认真地先后问我：“老师，你是坐着讲啊，还是站着讲？”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非常难回答。（笑声）后来我随便说，“你给我准备个座位，我想坐就坐，想站就站”。为什么呢？我眼睛一斜，走廊里站了那么多人。如果他们站着我坐着，有点于心不忍。我是个人道主义者啊。（笑声）但是后来又想，还是要坐着。（笑声）为什么呢？诸葛亮的标准形象，就是我这个样子！（笑声、掌声）不过还差一把鹅毛扇。（笑声）看来你们也同意我坐下！好吧，有点仙风道骨了吧。（掌声）
这当然完全是开玩笑，用艺人的术语来说，包含着一连串的包袱。第一个包袱，自我调侃，听众来，并不是对自己有兴趣；第二个包袱，反过来，是自我褒扬，对自己有兴趣，也挺值得；第三个包袱，年纪大了坐着讲理所当然，但对不起走廊里站着的同学，上纲到人道主义，大词小用，实际上是自我美化；第四个包袱，坐着讲更像诸葛亮，这完全是虚幻的，但是，笑声和掌声说明与听众在情绪上达到了水乳交融，心理距离完全消失。总体来说，上述方法均属于自我调侃。
以自我调侃与听众打成一片，并不仅是开头的技巧，而且是演讲的规律。鲁迅在演讲中，常用自我调侃的办法来缩短与听众的心理距离。在演说“读书杂谈”时，作为读书人而声名显赫的大师，把读书比喻为赌博性质的打牌：读书成为嗜好，该如打牌，天天打，夜夜打，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还是打。接下来，鲁迅将之夸大到荒谬的程度，就构成了幽默：
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
把赌博和读书的境界、趣味之间的区别，完全撇开，绝对地强调其中的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荒谬，自我调侃的技巧就发展为不伦不类之比，构成不和谐，在逻辑上不统一，也就是西方幽默学中的不一致（incongruity）。但是，结合现场的氛围，这样的讲话，便强化了与听众心灵的互动。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 “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这是明显以大词小用的不一致、不和谐构成幽默感。当然，演讲的目的并不完全停留在与听众打成一片上，打成一片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听众的思想、提供情绪上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演讲者的智慧、深邃的思想就不但容易被接受，而且被欣赏。毛泽东在同篇文章中说：
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
如果说幽默感带来的谐趣，像这样把原本的共识轻而易举地转化为相反的意思，这对听众不但有现场感知的冲击性，而且有思想的启发性。从根本上来说，演讲的最高目的是传播和说服，除了谐趣，更重要的应该是智趣。1930年3月，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这样说：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原载《二心集》）
这样的演说精彩在于演绎从左到右，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反面，顺理成章，如此深邃的思想，是有某种震慑听众的效果的。这种理性的逻辑，与幽默的谐趣不一样，属于智趣。幽默是为了缩短心理距离，是俯就，而这样深邃的思想，给那些满怀着浪漫的不切实际的文学青年兜头一盆冷水，则是提升了心理高度。这就是瞿秋白所说的“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的忠告，只有自己人才会有这样的严峻的亲切。
思想和感情并不仅仅是对立，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有时，可以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特别是在一些鼓动性的语境中。在一次公安部门的演讲会上，一位公安战士讲到他在执行公务过程中，被歹徒打瞎了一只眼睛，歹徒弹冠相庆说：这下子他成了“独眼龙”。他伤愈之后重返第一线工作。讲到这里，他拍了一下桌子，大声说：我“独眼龙”又回来了！会场里立即卷起雷鸣般的掌声。这就不但是思想的力量，而且是人格上、情绪上率性的力量。十几年前，我替一位模范公安干警修改演讲稿。他是一位颇有英雄气概的汉子，讲到自己对歹徒有一股情不自禁的拼命精神，最初不被人们理解，有些人叫他“郭疯子”，我就替他加上了几句：“干我们这一行，就得有一股拼命精神，有人叫我‘郭疯子’，我想，和害人精斗争，没有股疯劲哪行！案情一发，就横下一条心，老子今天就跟你疯上了！”对我的修改，这位英雄十分赞成，他说，你这么改，我才觉得来劲，要不然，总是讲不出心里那种辣乎乎的情绪来。
我对他说，其实这种话，就在你心里，只是你一想到上台演讲，就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驱使着你不讲自己心里的话，而是让那些美丽的现成的套话脱口而出，这就不但把本来很生动的话语丢掉了，而且把你本来很生动的个性歪曲了。一旦你歪曲了自己，听众和你之间的情绪就产生了一堵透明的玻璃墙，你和听众之间交流的渠道就不可能畅通了。
演讲之妙，在缩短心理距离与提高思想高度之间的自由转换。讲者在听者的理解和鼓舞下，选择词语，生成观念，听者和讲者场上场下，心领神会，一起享受这个过程，演讲者哪怕是一举手，一扬眉，甚至一个口误，都会引发笑声和掌声，这就可谓达于妙境了。通向这种境界的途径和规律，不要说我们的理论家，就是多如牛毛的美国演讲术，也几乎是空白。
就以我们的国情而言，当前最普遍的误解乃是以为抒情是演讲唯一的法门。其实，抒情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要用得适当，不加控制就变成滥情。曾经有一种语文课本，选了一篇《毕业晚会上的即兴演讲》，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三年的时光，匆匆地流逝了，相聚不知珍惜，别离才显情重。此刻，离别的晚会为我们而开。再回首，张张熟悉的面孔像朵朵彩云一一掠过，多姿多彩的生活如童话般的梦境，在你我心头重播。可这一切，都将如轻烟一缕，缓缓地飘向白云深处。
这么多书面化甚至拗口的形容词，还有对称的句法，绝对不是现场即兴的。这么丰富、华彩的形容词，这么强烈的诗化语言，这么明显的刻意求工，毫无心灵瞬时生成过程，是不是有一点装腔作势的感觉？说得严重一些，就是有点滥情。虽然书面语言有严密的好处，但是也有其局限：一来，由于日常使用率低，大脑皮层的反应不如口语那么快，很难在现场产生瞬时沟通的效应；二来，它不如口语的响亮干脆，形容词太密，造成听众与演讲者之间交流的阻隔，互动和沟通根本谈不上。
演讲体的特殊规律至今还没有被学者作为理论问题提出，但是，在实践中大体不难自发做到的乃是词语的口语化。如“他们失败了”，在散文中，这是很正常的，而在演讲到情绪激昂的时候，就可能不够味，如果用“他们完蛋了”就比较有效果。一般文章说“把他杀了”，在散文中，也就可以了，在演讲时，说“把他宰了”，就更能鼓动听众的情绪。“死亡”，在书面作文时可以说“过世”“亡故”，但是，在演讲时，就可能不够劲，如果说“翘辫子”“上西天”，就有不同的意味。“这种意见应该反对”，这是散文语言，如果改成“这种说法应该粉碎”，就比较容易调动听众的感情。
演讲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总起来说，其特点有：第一，演讲的现场性；第二，与听众的互动生成性；第三，具体分析的深邃、智性的张扬为上；第四，适当的鼓动、煽动、抒情；第五，故作大言，大词小用的幽默感；第六，演讲词汇贵在口语化，就句法而言，则以短句、干脆利落为上。这一切，都是题中之义。在美国中学就有演讲课程（public speaking），在大学有演讲学，有演讲系，有演讲博士、演讲教授。而我们在这个学科上，还是一片空白。一些权威语言学家，在演讲理论和实践上是比较落伍的。他们往往重复一些西方的语境理论，实际上离开了文体感，就不能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空转。面对这种现状，权威教育家不是负起历史使命，而是提出“把一切交给学生”。从理论上说，把“一切”交给学生，就是绝对化的、片面的，明显违反辩证法对立统一的全面性的；从实践来看，把“一切”交给学生的结果是“一切”学生写不出演讲稿来。这个课题在目前不但是对学生的挑战，而且是对教师的挑战，演讲体在人际、国际交流中，需要越来越显得迫切的时候，最为严峻的是对权威教育家对演讲体的迫在眉睫的漠然态度的挑战。我想，一个负责任的教育理论家，最佳的选择，不是把“一切”推给学生，而是留下相当的精神，自觉地负起历史使命，填补知识结构的空白。从这个意义上说，2019年全国高考作文卷空前地提出演讲文体，实在是为我们的语文教学敲响了一声迟到的醒世之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