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盟军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受降仪式与9月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进行的受降典礼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相对鲜为人知的是，在胜利之年的中国，北至平津古都，南至台湾、越南，国内外一共有16个受降区。
在那个胜利的秋天，全国各大战区都在进行着属于自己的受降典礼。
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担任受降主官的浙江受降区首先进行了受降仪式。9月4日，中方受降代表、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中将等中国将领在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接受了日方代表通泽一治大佐等人的投降，并先后接收了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等地。据说在宋殿村受降时，整个大厅四壁都被围满了白布，这是当地一个叫林镇南的年轻人在听闻日军投降的消息后定制来送给日军的“礼物”，林镇南老人多年之后仍对受降厅的“白布”记忆深刻：“只有办丧事才用白布的，我们知道鬼子猖狂的日子到头了。”
就在富阳受降的第二天，何应钦致电冈村宁次，通知其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的时间、地点及双方出席的人员。中国战区的受降典礼地点定于南京，何应钦认为这有两层含义：第一，1928年到1937年间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虽于抗战初期沦陷，但在抗战胜利后，南京仍要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第二，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日寇在这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段历史不应遗忘，故而以南京作为受降地最为合适。同时，何应钦根据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规定向冈村发出了中字第十七号备忘录，特别强调：“1.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武器之仪式。2.日军代表正式投降时，不得佩戴军刀。3.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日军即不得再行佩戴军刀。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
中国战区受降典礼时间定为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正如古人诗云“三九良辰佳气蔼，听重重相贺欢声溢”，“九”是中国传统中认为最为吉利的数字，它代表崇高与完善，选择在这一天受降亦有象征抗日战争取得彻底完全胜利之意。据韩文宁的《战区大受降》一书记载，9月9日这天的南京城“披上节日的盛装，到处张灯结彩，人们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主要街道均用松柏树扎起彩色牌楼，上面悬挂着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红色的‘V’标记在旗帜之间，牌楼中间嵌着‘胜利和平’4个金色大字⋯⋯中国陆军司令部广场四周旗杆林立，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迎风飞扬，每个旗杆下面，并排站着一名武装士兵和一名宪兵，他们头顶钢盔，脚蹬皮鞋，身着制服，手戴白手套，紧握冲锋枪⋯⋯军校南大门前，建有一座用苍松翠柏扎成的高大牌坊，上面横匾‘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是红底金字，尤为醒目”。
1945年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江苏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礼堂举行
签字典礼的地点选在中央军校（黄埔军校）礼堂，那是一座二层木建筑，但在9日那天却显得庄严肃穆，戒备森严。礼堂中央“悬挂孙中山先生遗像，两旁是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下端点缀了红色‘V’字与‘和平’两字。遗像对面的墙上挂着中、美、英、苏四国领袖的肖像”。参加典礼的除有何应钦、汤恩伯、郑洞国、冷欣、廖耀湘、谷正纲等中方军政要人之外，还有美国的麦克鲁少将、英国海斯中将、法国的保义上校以及加拿大、苏联、澳大利亚等同盟国家的军官等数十人，整个会场的中外观礼官员共计400余人。
9日上午8时45分，冈村宁次及其随从共7人分乘3辆小车到达受降现场，与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时一样，以冈村为首的日本代表们个个灰头土脸，失魂落魄，任凭中外记者们拍照。时隔多年，曾亲历过南京受降仪式的抗战老兵赵振英仍记得当时“日本人老老实实低着头走路，不抬头，七个人坐在那就把帽子摘了，只有冈村宁次的帽子放在面前桌子上，其余人拿着帽子坐着”的情景。当所有代表坐定后，何应钦宣布可以拍照5分钟，这时会场灯光闪亮，中外摄影记者们纷纷拍照，记录下这一庄严而神圣的历史时刻。
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之一的广州受降仪式现场
上午9时，受降签字典礼正式开始。主投降官冈村宁次将投降签字仪式代表证书交给其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由其递送给何应钦过目。何应钦阅览之后，将拟定的投降仪式书（日文、中文各一份）由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交给冈村宁次。随后冈村宁次低头看过投降书的内容后，提笔在投降书上签字并盖上其图章。待典礼结束，冈村宁次等日方代表依次退席，何应钦则发表简短讲话：“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