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代有一位大师，因为当时无人理解其思想见识，而被称为怪人。直至百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思想界学者感叹，我们错过了他一百年，错过了他深邃的思想内涵，后悔忽视了他那些前瞻性的预言。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国人才意识到中华传统文明确实远远胜过西方文化，还是自己老祖宗的东西能代表人类的未来。
这位历经百年孤独的大师就是被同一时代的人讥为小丑的辜鸿铭， 他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孤独桀骜的身影……我们很难想象，当年面对甚嚣尘上全盘西化的西学风潮， 面对对中华传统文化全盘否定， 辜鸿铭以什么样的勇气选择同样激烈尖锐的保护行为，誓死捍卫中华传统文化的尊严。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期间，正是西风日盛之际，北京大学的教授多是西装革履，他却仍旧瓜皮小帽、长衫长辫，和接送他的长辫子黄包车夫，成为北大校门口一道守旧甚或怪诞的风景。当时很多知名学者都非常不理解他，甚至有人建议将其逐出北大，好在当时校长蔡元培先生力挺他，说他是“一位学者、智者、贤者，应该包容”。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辜鸿铭，人称“清末怪杰”，幼年迁徙，少年游学，青年归国，中年出仕，壮年任教， 老年讲学。通 9 种语言，有 13 个博士学位。他曾将《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德文，刊行于国外，反响巨大；他通古博今，学贯中西。虽然生在马来西亚，却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传承远超过同时代的国人，他终生致力于“用传统的中国文明连接于一种理解和阐释现代欧洲文明扩张进步理念的心向”，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故事》和《中国人的精神》等英文书，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的文化和精神，影响深远。晚清以来，正值中国国家形象及中华传统文化形象被海内外严重扭曲， 辜鸿铭写作的《中国人的精神》一时轰动西方，后被译为多种文字， 该书充分阐述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彰显了中国传统的独特价值，改变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 同时也揭露了西方文明的深层弊病。辜鸿铭的学术活动很受西方重视， 成为我国最早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者，盛名远播海外的辜鸿铭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曾向其请教孔学。当年“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广为流传。
辜鸿铭生于南洋，长于西欧，爱国情操却从未离身，在崇洋惧洋成风的年代，辜鸿铭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文化巨匠吴宓曾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加誉之，并说：“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 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1867 年，10 岁的辜鸿铭随义父母布朗夫妇返回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大英帝国前，父亲辜紫云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这位善良友好的英国绅士告之带他到欧洲求学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安上一副具有透视能力的西洋镜，会通中西，日后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并支持他学成东返。
辜鸿铭穷其一生坚守了两位父亲的“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学贯中西、教化欧美”的遗命。
辜鸿铭早年就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有一次在英国伦敦电车上， 几个英国人看到留着长辫子的辜鸿铭，觉得好玩，言语举动有鄙视之意。当时辜鸿铭手里正拿着一份《泰晤士报》，愤怒的他立即就给英国人“挖了个坑”，他把报纸掉头来看，那几个英国人果然很好奇地说：“看， 那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没想到辜鸿铭用纯正娴熟的英语回复他们：“你们英文才 26 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辜鸿铭刚到中国时，在轮船上看到有洋人诋毁中国，便用多国语言与他们辩论，舌战众洋人占尽上风。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刚好看到，惊叹他的才华，便将他引荐给了张之洞，张之洞只和他交谈一次后，立即委以重任。
1905 年，辜鸿铭任黄浦江浚治局督办，当时有洋人在工程中舞弊， 辜鸿铭逮捕了他。这名洋人的国家领事以为当时落后的中国还没有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员，便诡称中国方面工程监理人员都不是专家，不是内行人， 所以无法核查此事。辜鸿铭便出示自己莱比锡大学的工科文凭，对方相顾失色。
他居北京期间，很多洋人慕名来访，一次有英国作家毛姆来访，抱怨他的油灯太过昏暗，他说：“我们中国人讲求明心见性，其灯自亮， 不像你们西洋人专务外表。”
辜鸿铭曾对北大学子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蛮夷之邦。”其称西方为“蛮夷之邦”，东方则“明心见性”，被当时的人视为夜郎自大，但百年后的今天，很多大家看待辜鸿铭对东方文化的思想认知，都惊叹其极大的预见性和深邃性。
辜鸿铭虽“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但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极强，家里常年供奉祖宗牌位，逢年节必定祭祀，给儿子起名字也是按族谱排序。辜鸿铭后来说：“我之姓‘辜’，考其姓氏由来，祖先最早必定是些罪犯（‘辜’在汉语里有‘罪’的意思）。但这并不足以为羞， 如果你数典忘祖，那才真的可耻！”
辜鸿铭立志于沟通中西文化，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等译成英文，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成为近代中国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辜鸿铭翻译的突出特点就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 力求使译文在表达思想上与原文相同，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文字的机械转换。他在《论语》译序中明确指出其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
辜鸿铭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1915 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施密茨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
1913 年，辜鸿铭成为中国最早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提名理由是：“他向西方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儒家经典，弘扬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和人生哲学，激烈批判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大国沙文文化。”虽然这一年该奖项为印度泰戈尔所获，但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并不逊色于泰戈尔。
与其饮誉西方相比，辜先生在国内却备受争议和抨击，当时很多崇尚西方文化的中国人认为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袭，有些不分精华糟粕， 全部拿来主义且大肆宣扬。
比如他的“茶壶茶杯论”，辜鸿铭赞成男人纳妾的“杯壶论”在当时影响甚大。他说，男人好比茶壶，女人恰如茶杯，见过一把茶壶配四只茶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
代表他传统保守思想的“茶壶茶杯论”在当时流传甚广，以至于陆小曼与徐志摩新婚时，陆就此对徐立下规矩——“不准拿辜先生的‘茶壶’ 做借口，你非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合用。我今后只用你这把牙刷，也不准你觊觎别的茶杯！”这一时传为笑谈！辜鸿铭也身体力行践行自己的理论主张，他娶中国妻，还纳日本妾；他酷好女子缠足，好友康有为知其所好，曾赠其横幅“知足常乐”。
辜鸿铭一生喜欢评论各国优劣。他曾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没有文化的美国》的文章，说美国除了爱伦·坡的一首诗外，没有一首好诗，对于欧洲一些国家文化也多有不屑之词。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优劣，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西方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并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 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根据自己独特的视角，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有趣的对比：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中国精神还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
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辜鸿铭视西方为“四夷之邦”，被后人称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有一次，他在宴会上公开宣称：“如果我有权在手，我定要杀两个人以谢天下——严又陵所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道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祸连天，民不聊生； 林纾译《茶花女》，教青年侈谈恋爱，而不知礼教为何物。假若不杀此二人， 天下安得太平？”
辜鸿铭主张皇权，痴心于传统的政权方式，却不畏皇室，曾诗讽慈禧寿辰，当众贺诗：“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当年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高价请辜鸿铭任翻译，没想到他说了一句让这些银行家们目瞪口呆的名言：“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句话后来流传甚广，被当成英国谚语收入了英国《大不列颠辞典》。等到袁世凯死时，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请来戏班，在家开了三天堂会。
辜鸿铭的《在德不在辫》一文中曾说道：“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这位当年陈独秀眼中的“很可笑”的“复古向后退”的“老顽固”、“老古董”的“腐儒”怪人，在百年后的今天，日益受到国人尊重， 我们才发现辜先生用穿旧服、守旧制等偏激行为方式，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那种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痛苦与忧虑。他值得今天的所有中国人尊重， 不仅在于他远超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国学造诣和深邃思想，还在于他是那个积重难返、西化成风的时代中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 在于他让世界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博大，了解到中国人的不可轻视和欺侮。
正如辜先生对耻笑其辫子的北大学生所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百年春秋，世纪风雨，辜先生的辫子早已灰飞烟灭，辜先生的话犹在耳，我们心中的辫子，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