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国林
国际共运史上先后有三个工人阶级国际组织:一是马克思创立并与恩格斯共同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1864—1876）,后称“第一国际”；二是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1889—约1912）,恩格斯逝世后，变质而破产；三是1919年3月4日由列宁领导建立的“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本文所谈自然是指第三国际与中共创立的关系。
共产国际规定：“它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凡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一律称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各国共产党的决议，有权开除违反共产国际决议和原则的支部或个人，有权派出代表参加各支部的一切会议。各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和主要领导人，都必须经它批准。这表明，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共产党，它对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与非皆与此组织原则直接相联系。
毛泽东曾说：“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对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革命运动，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这“帮助”，首先是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我们研究中共党史，必须要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这是党史的重要内容。
列宁和共产国际关注中国革命
列宁一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辛亥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开始关注世界各国的革命组织和它们的斗争，他亲自参与派出代表团，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系。1918年12月底，在筹备召开国际共产党人和左派代表会议时，列宁同意邀请中国工人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所以，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邀请了旅俄华工联合会负责人刘绍周（后改名刘泽荣）、张永奎，以中国社会工人党小组代表身份参加大会。3月5日，刘绍周作了大会发言，祝贺共产国际成立。会后，列宁亲切会见了他。
1920年6月18日，在俄共支持下，旅俄华工在莫斯科举行了全俄中国工人第三次大会。出席会议代表40人，代表10万华工。会议由刘绍周主持，苏俄人民委员加里宁到会祝贺。6月25日，在莫斯科还建立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7月1日，俄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华员局为侨居苏俄的中国党员组织的中央机构，并批准了该局拟定的党章。
1920年7、8月间，刘绍周和安恩学作为俄共华员局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刘绍周还当选为由列宁等11人组成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参与东方人民革命的研究。在这次代表大会的第五次会议讨论民族问题时，刘绍周作了专题发言，除分析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状况外，还介绍了中国五四运动的情况。他在发言中向大会发出呼吁：目前中国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第三国际的代表应该极其严肃地注意这一事实。支持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革命本身，而且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都有重要意义。列宁的民族问题报告提纲也强调，要加强对中国、印度革命的关注。
这年的9月1日至8日，共产国际在苏俄（苏俄，是十月革命至1922年间俄国的称谓；1922年底苏联成立后，即用“苏联”，不再用苏俄）的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有7名中国旅俄侨民代表与会，其中一人还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就是这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开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远东各国革命培养干部。后来，中共早期组织选派刘少奇、任弼时等许多人到“劳大”学习，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
1921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伊尔库茨克正式建立，取代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专门负责调查远东各国的革命情况，派出代表联系各国共产主义者，指导和推进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书记处按国别设科（后改为支部），如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等。其中开展对中国的工作是一个重点。不久，天津北洋大学学生、正奉李大钊之命筹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张太雷，受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委托，离开中国去伊尔库茨克，筹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后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负责与中共联系。张太雷和杨厚德一起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6月22日至7月12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社会党代表江亢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晨报》记者瞿秋白列席了大会。张太雷在发言中呼吁共产国际，关注和支持中国革命。
以上情况表明，中共正式成立前，列宁、俄共和共产国际就对中国革命十分关心。也表明，中共正式成立前的早期组织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很紧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共产国际派员来华联络考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创办刊物，成立组织，积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俄的革命经验，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一股新鲜空气。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观察和分析中国的现实，为苦难的中国寻找新生之路。
这时，创立一个新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而迫切的要求。研究发现，早在1920年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就交谈过组织中国共产党问题。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首先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团体。后来，北京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时，首批入党的主要是这个研究会的那些发起人。5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也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2日，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推动新思潮研究，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
其实，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就十分活跃，新思想在与封建文化的斗争中节节胜利，苏俄十月革命的消息和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并不很清楚。于是，派人来华了解中国的思想和政治动向，试探与中国的进步组织建立联系，帮助他们建立共产党。起初，这些工作是由俄共中央的西伯利亚局（远东局）远东民族事务处（1919年夏在海参崴设立）代管。这个处一成立，布尔特曼主任就亲自出马，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会见李大钊，作了最初的接触和交谈。1920年春之前，由于苏俄国内战事频繁，俄共代表同中国革命者的联系时断时续，内战平息后联系才逐渐正常起来。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海参崴处派27岁的维经斯基、其妻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祖籍山东，俄籍华人，俄共党员，海参崴华侨联合会负责人）来华。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社会政治情况，与中国进步组织取得联系，以及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他们到达北京后，与早几天从海参崴来的萨赫扬诺娃和从哈尔滨来的斯托扬诺维奇会合，组成了一个俄共党员工作组，1920年7月，海参崴处负责人维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北京主持了工作会议。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成员合影。
维经斯基通过两个在北大教俄语的俄国教师，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取得了联系，并举行了多次座谈。维经斯基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对外政策，这使李大钊等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他还同李大钊等，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讨论了建党问题，双方都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李大钊还建议并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会见，谈谈建党问题。
维经斯基欣然同意，携工作组成员及翻译杨明斋立即动身去上海。由李大钊介绍，他们途经济南时，做了短暂停留，会见了那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济南学生运动骨干王尽美（济南省立一师学生）、邓恩铭、王翔千（济南省立一中学生）等人，向他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5月初，他们一行4人到达上海后，首先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又介绍他们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等人并开始座谈。不久，张东荪和戴季陶因不赞同维经斯基的观点而退出座谈。此间，维经斯基还与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副议长狄侃、程天放及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等人进行过座谈，但因观点差距太大，没有收到成效。在交谈中，维经斯基向他们讲述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意义和俄国的社会新貌，谈了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意见，还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的情况。
经过多次交谈，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都认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国应该组建共产党。
1920年8月，共产国际派执委兼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列特，荷兰人，时年28岁）以《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的公开身份来华工作，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首任正式代表。他在国际工会派来的弗兰姆堡和远东书记处派来的尼科尔斯基（原名涅伊曼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当时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22岁）的配合下开展工作，对中共的创立起了促进作用。
帮助中共早期组织相继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党早期组织由下而上进行的，一般称这些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组织为中共的早期组织。
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秘密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9月，毛泽东在长沙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及武汉、济南建立的这类团体，它们都为建党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1920年7月，在维经斯基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党史研究者称它为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邵力子、周佛海（不久回日本）、陈公培（不久赴欧洲）、杨明斋、袁振英等人。会上讨论拟定出具有党纲党章内容的文件，推选陈独秀为书记。上海小组成立后，担负起与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筹备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陈独秀致函广州的谭平山、长沙的毛泽东等，要他们在当地筹建中共小组。李汉俊致函董必武，要求在武汉筹建中共小组。为了将来输送中国干部赴苏学习，维经斯基于同年秋，在上海创办了由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的外国语学社。维经斯基夫妇讲授俄语，李达讲授日语，李汉俊讲授法语，李震瀛讲授英语。学生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柯庆施、李启汉、任弼时、萧劲光、汪寿华、王一飞等。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维经斯基指导下，杨明斋还在上海设立了由党组织领导的华俄通讯社，翻译和报道关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大量消息。同时，将中国的重要消息用俄文发往莫斯科。它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建党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7月19日，维经斯基帮助陈独秀在上海召开了建党积极分子会议，陈独秀、李汉俊等坚决主张加紧工作，建立共产党。8月，在维经斯基帮助下，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党的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9月，上海党组织召开会议，讨论在全国建立共产党问题。会后，上海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帮助各地建立党的早期组织，成了中共的发起组和全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0月，李大钊在维经斯基工作组成员马迈耶夫的帮助下，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者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后又吸收罗章龙、刘仁静等加入。秋，在共产国际斯托杨诺维奇和佩尔林帮助下，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1921年初陈独秀又重建）。至1921年春，继上海、北京、广州之后，李大钊帮助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毛泽东等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等工人比较集中、马克思主义传播较好的城市，相继建立了共产党、共产党支部、共产党小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等名称不一的党组织（后来通称为共产党早期组织）。此外，施存统和周佛海在日本，张申府和刘清扬等在法国，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此时，各地党组织都要求尽快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共产党。
各地党组织建立后，积极出版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销路甚好，很快又再版。同时，还有其他马列文献出版。9月，上海党组织将刚由京迁沪的《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1月后又创办《共产党》月刊（李达主编），创刊号发表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收纳党员之标准”，阐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途径。这个半秘密性的刊物，介绍了许多关于共产国际、各国建党、列宁学说的文章和消息。北京党组织创办刊物《劳动者》，邓中夏任主编；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创办《励新》半月刊。它们都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1921年2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主张党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原则。这时“万事俱备”，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毛泽东曾谈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大意义，他说：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发展到领导全国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这个）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但以后就不得了，翻天覆地。
共产国际帮助中共一大成功召开
1920年夏秋开始酝酿召开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共产党。1921年2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转往上海。在共产国际帮助下，1921年3月，在上海召开了有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这个党章。会后发表共同声明，阐明了中共的奋斗目标、纲领和工作原则，对于党与工会、共青团、军队和文化团体的关系，也作了说明。这次重要会议，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了准备。
1921年1月，维经斯基奉调回国，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秘书。他在中国一年间的工作热情与谦和作风，给中国同志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4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科尔斯基来华，负责与中共组织联系，并指示他应当参加中共的所有会议。6月，他与由列宁提议、经共产国际派遣的驻中国代表马林先后抵达上海。他们几乎每天都会面，研究关于中共发展的问题，并通过李达、李汉俊了解中共筹建的一些情况。他们建议：应该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这就加快了建党的进程，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根据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李汉俊承担了召开一大的联络任务。他们先给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写信，征询他们对于开好一大的意见。之后，又分别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及旅日、旅法的党组织去信，要他们利用学校暑假期间各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同时，给每个代表寄去100元路费（从马林给的活动经费中列支）。
1921年6月底至7月20日，除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外，外地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张国焘住在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陈公博为了行动自由，携新婚妻子住在大东旅馆。李达、李汉俊住在自己家里，其他人均住在上海白尔路博文女子学校。此时学校放暑假，吃住和保密都方便。
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寓所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13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长沙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武汉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济南代表）、李达、李汉俊（上海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北京代表）、陈公博（广州代表）、周佛海（旅日代表），以及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7个地区的53名党员。另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参加大会，出席中共一大的共有15人。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则因路途遥远，没有选派代表与会。出席一大的12个代表和一个非代表中，年龄最长者何叔衡46岁，最小者刘仁静只有19岁，平均年龄28岁。他们硬是在黑暗的中国，竖起了一座指航向、照航程的灯塔，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希望。
建党的两位大将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呢？原来，陈独秀1920年12月16日，应孙中山、陈炯明之邀去了广州，担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此时，他正为争取一笔拨款，用以修建校舍，他怕一走，此事泡汤，所以未能与会，就指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因此包不是正式代表。李大钊则因兼任北京八所国立专科以上高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此时他带领八校教职员正为政府拖欠薪水和教育经费之事罢教，无法走开。再者他是名人，南下容易暴露一大召开的机密，所以也没有出席一大。
经过协商，确定大会的议程有四项：一是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活动情况，交流经验；二是讨论通过党纲，制订今后工作计划；三是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四是听取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问题。
7月23日晚的首次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席并先后讲话，李汉俊、刘仁静即时翻译。马林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布）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他还介绍了共产国际的工作状况，分析了国际形势。他认为，中共现在基本上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建议中共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尼科尔斯基的讲话，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情况。他还建议，中共一大应该立即给远东书记处打电报，告知大会的进程。大会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告诉他们大会的进程”。
7月24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汇报本地区党团活动情况。会议根据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成立了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大家推举董必武、李达、张国焘担任起草委员会委员。他们7月25日、26日紧张工作两天（这两天大会休会）,综合陈独秀在上海拟出的党纲，陈独秀、李汉俊分别在广州、上海起草的党章，又参照俄共党纲文件，起草了中共党的纲领和党章决议。马林看了译文后认为，这两个文件在理论原则上写得不错，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政纲，也没有提出如何实现革命目标的具体步骤。尼科尔斯基也对文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帮助大会制定文件。
7月27日、28日、29日连续举行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大会，审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发言热烈，其中有不同观点的争论，会议进行得正常顺利。
7月30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席。周佛海因病缺席。这次会议的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会议的各项问题发表指示性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但会议因受到法租界巡捕的侵扰未能正常进行。当晚，会议刚开始，法租界捕房探长程子卿因事路过望志路106号，听到里面有人讲话，疑心是在开会，便破门而入，会议马上停止。人们问他找谁？何事？他支支吾吾地说：“对不起，走错门了。”转身便走。马林凭他长期地下斗争的经验，断定此人是敌探，便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用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头离开！”说完，他便同尼科尔斯基夺门而去。代表们除李汉俊、陈公博留下外，其他人也都马上离开。果然，几分钟后一群警察便涌来搜捕，幸有李汉俊机智应对，再加上警察在询问中得知此屋是他的兄长、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李书城将军的公馆，才化险为夷。
当晚12时左右，代表们陆续来到老渔阳里2号李达家里。经商议，决定移址嘉兴南湖把会开完。中共一大代表们分批在上海北站乘火车南下，到达浙江嘉兴南湖，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安排，租了一艘豪华的游船作掩护，继续开会。陈公博因昨晚开会受惊，回到旅馆后又因隔壁房间发生凶杀案，被警察盘问，再次受惊，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因形象过于引人注意，行动不便，也没有到嘉兴参加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由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组成，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一大通过的党纲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其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采用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阶级；废除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党纲”中关于入党条件也作了规定。《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提高工人觉悟。为此，要开办夜校，出版报刊书籍，加强宣传工作。
关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会议文件也有明确的表述。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要联合第三国际”，大会确认，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还规定，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作一次工作报告，“在必要时，应派遣特别全权代表一名到驻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去”。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
中共一大闭幕后，各地代表分别返回所在地，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一大精神。同时，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中共支部，开展各种活动。李汉俊、董必武回到上海，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汇报中共一大情况和讨论的问题及决议。《新青年》改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由陈独秀任主编；《共产党》月刊改为中共中央党刊，由李达主编。中共中央局的办事机关，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寓所。
张国焘根据一大决议，在上海主持中央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任书记部主任。8月20日，该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在上海创刊，张国焘兼编辑部主任。随后，又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领导各地工人运动。
毛泽东回到长沙，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与何叔衡、贺民范共商发展组织、成立湖南支部问题。不久，他们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革命干部，宣传马克思主义。王尽美回到济南任山东支部书记，与邓恩铭一起，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董必武回到武汉后，任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不久即赴鄂西开展工作，与陈潭秋一起大力发展湖北党的组织。陈公博回到广州，向陈独秀报告了一大情况和决议，中共广东支部很快成立，积极开展工作。
9月上旬，陈独秀根据一大的决定，辞去了在广东省的职务，回上海专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总理党务工作。
9月—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罗章龙）、济南分部（主任王尽美）、汉口分部（主任包惠僧）、长沙分部（主任毛泽东）、广州分部（主任谭平山）相继成立，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工人运动，逐步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忘记，是共产国际代表帮助我们学习宣传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中共一大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成功召开的。并且在建党活动经费方面给予了帮助。维经斯基的认真工作态度和平等待人的作风，马林的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和卓有成效的工作，都博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尊敬。同时，由于共产国际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和马林专断生硬的工作作风，使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感到不快，并有所抵制，因此产生过一些矛盾和冲突。但这些毕竟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曾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天的。又说：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功劳。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必将永远载入中共创建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