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里，每个人都在忙碌着，正当这时，警报长鸣，大家紧张而有序的撤离，然而高远此时却往回跑，关上了阀门。险情解除了，他这一行动为原子弹的成功研制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工作人员用高压水枪往高远身上喷水，站在水柱下的高远，跟领导汇报着：“不是正向就是反向的结果，结论出来了”。
白色的口罩不停的渗出鲜红的血，色彩刺激鲜明，显然高远遭遇了核辐射。他的领导跟身边的人员说：“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看到此处瞬间让人泪目，这就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影片中的一个片段，它讲述了曾经为国制造 “两弹一星”英雄们的故事，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美好的生活。
01时代背景：两个拳头一个屁股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上立足了，当新中国成立后，世界上社会主义阵营增强了。
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成了暴发户。暴发户要干什么，当然是要逞强，要耍横，因此美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带头大哥。
朝鲜战争后，美国认为，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威胁更大。为此，美国历任政府，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保持长期的武力威胁，在朝鲜、印度支那实行扩张，在日本和东南亚设立军事基地，培植反共势力。
为了不受欺负，不受威胁，我国开始跟苏联老大哥学习，结果这个老大哥随着势力逐渐增强，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重新滋生膨胀，也要跟美国看齐，想要称霸，与美国主宰世界，也害怕中国的强大和繁荣，不惜以苏美勾结来孤立中国，把中国人民作为敌人。
1989 年5 月16 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 “ 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强，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因为核武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形成了美苏各为一极、东西方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尖锐对立的格局。
美国和苏联在核军备竞争中，开创了一个核讹诈时代。它们相互间进行核威胁，同时，也不断对无核国家发出威胁，谁不听话，欺负谁。不想受到威胁，中国就得加入苏联的核保护伞，服从苏联的意志，成为它的附庸。
重新站起来的中国，不可能当任何国家的附庸，也不可能钻到任何一把保护伞下面。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更不能满足苏联的无理要求，因此，才招致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在此情况下，中国也就成了美国与苏联核威胁的主要对象。
1954 年9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华时说道：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来搞。”毛泽东听了翻译，笑道：“ 大家打一把伞，当然省事，但是顾头不顾屁股，终究还是要被打湿的。”
早在朝鲜战争前夕，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回来之后，曾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1951 年，法国科学家居里先生托人捎话给毛泽东：“你回告诉毛泽东，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呢，必须自己先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又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科学家嘛。”
1955 年1 月15 日下午， 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我国核工业科学的研究现状情况的汇报以及有关核武器方面的讲解。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
后来毛主席又提出了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战略思想：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这些重要论断，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国防建设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在国力可能的条件下加速国防现代化。
02艰苦奋斗：集中力量办大事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力量还很薄弱，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落后。尤其研究核武器，那是个烧钱的东西，如何开始研究制造原子弹？钱省省会有的，减少党政费用，节省出钱来也要干这个。当时作为聂荣臻副手，张爱萍将军有一句名言，“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当时是决心豁出去搞好这个工作。
招揽人才：
1955年，钱学森回国以后，向国务院报送了 《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建议中国发展导弹技术。
1958 年，邓稼先在钱三强的竭力推荐下，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核武器研制事业中，他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
1961 年 1 月，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接受了热核武器原理预先研究的任务，从此投入到新的神秘研究领域。
1961 年 4 月，王淦昌接受了研制核武器的任务。从此，他放弃自己得心应手的物理学础研究工作，从事核弹研制的全新事业。
程开甲，是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领头人。他不但自己来到基地，而且于 1969 年举家迁往罗布泊，全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 1984 年才回到北京。
基地建设：1958 年冬，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开始 建设。朝鲜战争结束后，根据停战协定，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一直驻扎在朝鲜。1958 年冬，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二十兵团一夜间不见了，这引起美军的高度警惕。当时， 不仅在朝鲜找不到二十兵团的踪迹，在中国国内也没有了二十兵团的任何消息。
事实上，当时二十兵团战士正坐在闷罐列车里，一路西行。所有人都不知道列车的目的地，所经车站站牌也都用草帘子遮住了。官兵们只有根据太阳光的变化，猜测列车是在向西行驶。目的地终于到了，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他们的任务是在沙漠上修铁路、机场，至于为什么，不知道，也不让问。直到两年后，他们才知道他们是在一个叫额济纳旗的地方，他们正在建设的是中国的首个导弹发射场。
1959 年春，马兰核试验基地开始建设。数以万计的朝鲜归国志愿军、大学毕业生、工人和技术人员，陆续来到一片戈壁大沙漠上安营扎寨。经过两年多的苦战，原来空荡荡的大戈壁上，矗立起星罗棋布的建筑， 飞机场、发射阵地、技术区、发电厂、铁路、 公路、医院、礼堂、通讯设施，以及大片的部队生活区。导弹试验基地奇迹般地建起来了。
试验基地建设之初，两个基地生活异常困难，加之地处戈壁沙漠，柴米油盐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无法保障。到 1960 年初，部队从河南、山东等地秘密招收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大约一万人，他们中有做酱油、酿醋、做粉条、磨豆腐、掌鞋、修车、养殖、种菜等各行各业的师傅。 部队通过当地政府，秘密物色人选，进行严格政审考察。
这些人严格遵守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规定，可其实他们自己也并不清楚要去哪里去干什么。实际上，他们一夜之间来到了大西北的两个基地，至今这些农民中许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还生活在那里。
大力协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研制试验核武器，国家共组织了五个方面的科研力量，即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的科研力量。据统计，全国先后有 26 个部 （院），20 个省、市、自治区，包括 900 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攻关会战。
据统计，仅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 5600 种之多。这么多的原材料研制，没有全国一盘棋的大力协同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何况除了新型材料，还有电子元件、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等七个大方面工作。 聂荣臻把这些称之为国防尖端事业的 “开门七件事”。这 “开门七件事”，成为当时科研战线家喻户晓的动员令，动员全国数以百计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进行协同攻关研制。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 工业落后的中国在短时间内造出原子弹，靠的就是全国的大力协同和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
03群星闪耀：你们是最亮的星
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周年前夕，国家为当年研制“ 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授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及被追授勋章的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是“ 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获得者。
郭永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一天强大起来……”郭永怀是唯一一位有“烈士”称号的科学。
邓稼先：“ 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钱三强：“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王大珩： “第一，没有国防就无从去谈发展！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我们上哪去谈发展？！日本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去谈发展？
王淦昌：“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留学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中国目前是落后，但她会强盛起来的。”
吴自良：“我更愿意自己属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陈芳允:“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
屠守锷：一定要亲手造出中国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黄纬禄：“中国拥有了导弹，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敢再欺负我们了！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中国人一定能造出自己的火箭和导弹！”
在“两弹一星”研制建设中，除了这些载入史册的英雄们，还又许许多多无名的英雄，都是值得我们敬佩和记住的。
有一位工程师接到秘密调令，按规定她瞒着丈夫，借口出差，神秘地从家庭中消失，来到遥远的罗布泊，承担测试技术研究工作。半年多后，在孔雀河边的一棵树下，她与自己的丈夫意外相逢。原来，她丈夫也与她一样，接到秘密调令，并且与她在同一支特种部队里。由于沙漠无垠，他们比邻若天涯。
这些人永远是一代又一代人值得追求的星，也是中国最亮的星，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永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