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门阀制度，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国家的名义对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地位给予确认的一种特权制度！

曹丕是九品中正制的创始人

一、门阀制度的诞生

门阀制度脱胎于两汉的察举制度，所谓察举制度，就是通过地方官推荐的方式来选拔人才，分为岁科和特科，具体又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等，比起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军功爵制度，察举制扩大了选材范围，丰富了选人标准，可谓官员选拔机制的一大进步。

但推荐选官是一种很主观的方式，在讲求裙带关系的中国社会，注定难以保持客观公正，到了东汉，察举制已经沦为豪门大族的权力游戏，选来选去，都是自己的家族子弟或者学生弟子，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三国的袁绍，汝南袁氏“四世三公”，一方面说明他们家人才济济，另一方面也证明，上层权力早已被名门望族所垄断。

魏文帝曹丕上台后，为了得到北方豪门望族的支持，采纳出身颍川士族的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就是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分别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而“中正”，可以理解为选拔人才的裁判，一般由名声较好的在职官员担任，中正又分为大中正和小中正，朝廷下发选人需求后，中正将各地有才学、有名气的人员总结成册，然后根据其德行、才学授予官职，在职人员则根据中正的考评予以提拔或者罢黜。

理论上来说，这种选人用人的方法很不错，通过贤者选拔贤者，唯才是举，且将选人用人的权力从地方官员那里收拢到中央，有效稳固了权力基础，可谓一大进步，但就选人的具体措施而言，依然没有脱离察举制以人选人的主观模式，在缺乏有效监督的社会环境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魏晋乱世是门阀制度产生的基础

曹丕虽然不是盛世明君，却也明白这一制度的弊端，但他通过窜逆上位，权力基础并不牢靠，加之三国并立，纷争无期，无论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他都需要得到豪门大族的支持，贸然与他们割裂，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混乱，从这点上看，“九品中正制”倒有些“投名状”的意思，通过权力的交换来换取彼此的支持，进而共同掌控社会。

西晋开国后，司马氏继承了曹魏的选人用人制度，士族势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更大规模腐蚀选官制度，到“永嘉之乱”前，门阀政治已然成型，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面向大众的选人用人制度变得名存实亡！

二、门阀制度的发展

晋室南渡后，江南地区的士族与南渡的北方士族一起，构成了东晋的政治基础，比起短命的西晋，东晋的皇权更加弱小，也更加依赖士族的支持，这就迫使他们必须对士族采取宽松政策，例如在政治上确立了“举贤不出世族 , 用法不及权贵”的准则，相当于公开宣布士族不受法律制约。

东晋的士族生活十分糜烂

有了这层关系，东晋的士族们更加肆无忌惮，不仅盘踞高位、贪赃枉法，还将自己的身份与普通官员百姓区分开来，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南齐中书舍人纪僧真典掌机要，也算是朝廷大员，齐武帝念他忠心耿耿，打算重赏于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思虑再三向武帝提出准许他做士族，“即时无复所需，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齐武帝十分为难，坦白告诉他，这事他做不了主，必须世家大族同意方可。

纪僧真闻言后，便去拜访江南大族江敩，刚一就坐，江敩就大喊：把我的座位移开，离这位客人远点。鄙夷之情，溢于言表，纪僧真十分郁闷，对人说：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身份的分野还体现在通婚上，西晋时期，虽然门阀政治依然成型，但寒门与士族的通婚依然存在，到了东晋，就变成了“辄婚非类”，钱再多，官再大都没有用，如果有哪家士族不在乎，执意与庶族通婚，轻则受到其他家族的鄙视与排挤，重则免官禁锢。例如南齐时期，士族王源将女儿嫁给富阳的大富豪满氏，但就因为满氏是庶族，遭到了士族阶层的一致反对，御史中丞沈约更是带头上书，要求将王源革职查办。

醉情山水的东晋贵族

身份显赫是一个方面，门阀士族对权力的垄断也是当然不让，南朝的宋齐梁陈都有法律规定：甲族以二十登仕 , 后门以过立试吏（这里的甲族就是士族，立就是而立）。但事实上，许多高门子弟十几岁就入仕为官了，如南渡的中原大族范阳张缅，出仕即为秘书郎 , 18岁就出任淮南太守， 他弟弟张赞还厉害一些，23岁已经是吏部长史兼侍中，就这还嫌升的不够快！

权力的扩张，必然带来经济上的腐败，斗富胜利却丢掉性命的石崇，即是西晋有名的士族，晋室南渡后，北方的豪门大族迁移江南，迅速占据大片土地，例如居住在京口的渤海刁逵一家，有“良田万顷，奴婢千人”，淝水之战的主将谢玄更是富可敌国，他们家在当时的会稽郡，也就是今天的浙江上虞修了大片别墅，一直到谢灵运时期，还是：田连冈而盈畴 , 岭枕水而通吁。也难怪谢灵运成了山水诗人，光是家里的院子，就足够诗兴大发了。

三、门阀制度的灭亡

养尊处优的制度，让南朝的士族们纸醉金迷，他们“不乐武位”，“鄙薄武事”，除了养尊处优，就是矫揉造作，还美其名曰“名士”。这些所谓的“名士”，除了烟花柳巷，就是喝酒嗑药，怎么死的快怎么作，大名鼎鼎的“五石散”就是当时最流行的毒品，据说嗑药以后浑身发热，口干舌燥，不得已，只能宽袍大袖，以防中暑。大书法家王羲之就好这口，他在《服食帖》中提到:“吾服食久,犹为劣劣”，看来当时他还比较清醒，知道嗑药没效果。

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是个瘾君子

寒门崛起是门阀政治消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宋武帝刘裕出身寒微，上位后着力提拔寒门子弟，以巩固自身权力基础，除此以外，他还发明了“点签”制度，利用寒门子弟来掌控未成年皇族的审批权，官职不高，权力却不低，这些做法有效打击了士族对权力的垄断，推动了门阀政治的解体。

真正彻底终结门阀政治的是隋文帝杨坚，陈朝被灭后，分裂数百年的国家重归一统，此时，皇权的扩大不可避免，门阀政治就成为最大的绊脚石，当然，杨坚也不是傻瓜，几百年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激进的变革还容易引发更多问题，为此，他采取了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从里到外瓦解门阀政治。

首先是从权力领域下刀，隋朝一统后，杨坚重新定义了三省六部制，将权力集中起来，然后裁撤郡县，把旧有官员统统置换。如此一来，新朝的权力基础就得以稳固下来，开皇十八年，杨坚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将选拔人才的权力划归地方官员，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豪门大族荐人选人的权力，更重要的是，选人用人不再重点关注出身门第 ，而是向德才倾斜。这些做法严重打击了士族势力，为寒门士子打开了上升空间。

五石散吃多了，浑身发热

经济领域，同样是改革的重点，魏晋南北朝之所以依赖门阀，与他们的经济基础有很大关系，这些士族不仅占据了大量土地，还是先进生产关系的实践者，盲目铲除他们必然带来社会生活的动乱和经济水平的下降，对处在对峙状态的魏晋南北朝政治局势而言，这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历朝历代不得不向门阀政治低头。

隋朝统一国家后，原有的政治风险不复存在，改革起来自然容易得多，杨坚采取了“三步走”策略。

首先是减轻刑罚和徭役，让那些依附士族的百姓不用担心独立后的生活处境，有效削弱了门阀的经济基础；

第二是大索貌阅和析户，说白了就是查户口，让那些隐藏在豪门大族旗下的盲流们无所遁形，将人口收归国有；

第三就是推行输籍法，简单点说就是查个人所得税，门阀政治年代，许多百姓成了门阀圈养的的黑户，不纳税不徭役，通过输籍法将他们清点出来，减少国家税赋损失。

政治经济改革自然少不了军事上的支援，开皇九年 , 隋文帝下诏：人间甲丈，悉皆除毁。开皇十五年又下令：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这些政策虽然有防范农民造反的意思，但最大的受害者还是那些坐拥私人武装的门阀。他们纵然心有不甘，也无力抗拒大一统的新王朝，只能乖乖缴械。

在隋朝多重政策的打压之下，门阀政治逐渐没落。

杨坚终结了门阀政治

点评：

门阀政治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就制度本身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逐渐变形，最终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这点在南朝政治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北朝受制于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水平，早期受门阀政治影响较小，北魏南迁汉化后开始有意识的学习汉人政治文化，门阀政治借此逐渐蔓延开来，北周和北齐分立后，受武人政治的影响，北方的门阀势力受到打击，总体来说势力较南朝小很多。

隋朝统一中国后，皇权扩大，旧有的权力格局面临改观，早就腐朽不堪的门阀政治在社会多重挤压之下，逐渐走上瓦解，唐朝以后，科举制度兴起，选人用人变得中规中矩，门阀的政治基础被打碎，彻底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