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作为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在政治和历史舞台上，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一直被后世所关注。
它不仅推翻了在中国存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还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得民主和共和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虽然没有直接指挥和参与武昌起义，但作为这场历史巨变的领袖和旗帜人物，孙中山还是被后世尊为“国父”。就连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都曾经盛赞:
孙先生是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不遗余力地将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三人，并称为20世纪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不久前，在2019年的国庆大典中，再一次大幅彰显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可见，对于孙中山的历史功绩，新中国是予以充分认可的。
接下来，文史不假通过学习和借鉴史料，浅谈一下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和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和贡献。
一、整合了革命派的力量
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成功，看似偶然，实则是历史的必然。而且，这还是多种势力斗争和妥协的结果。这些势力，基本可以分为四种，分别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隆裕太后为首的皇权派、以康有为为首的立宪派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
满清政权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点很好理解。为了实现自救和继续统治，在立宪派的主张下，清廷派遣了许多留学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思想。当然，其中不包括民主思想，这可以算作是皇权派最后的尝试和努力。
事与愿违的是，这样官派的留学生们，非但没有维护满清封建统治，反而成了反清的主力军和民主思想的传播者。同时，被清廷寄予厚望的新军，竟然也成了武昌起义的主力军。
康、梁等人在戊戌变法后，一步步沦为了立宪派和保皇派，他们主张通过奖励实业，来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但是，这些举措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同时，却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瓦解了清朝封建经济的基础，从根本上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成功，奠定了相当的经济和阶级基础。
至于北洋派，袁世凯为了攫取权力，面对南方的革命军进攻，他指挥北洋军消极应对，保存实力，力求取得四方势力的暂时平衡，伺机谋取更多的权益。
孙中山作为这段历史的核心和关键人物，以其自身的爱国热忱和人格魅力，吸引了国内的革命人士和国外的华侨同胞，一同投身到了革命的大潮中。而革命党人，也紧紧依附于孙中山这棵大树，一步步壮大实力。李时岳曾指出: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和同盟会的政治号召下发生的。
二、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党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的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主张。
1905年8月，孙中山将兴中会、华兴会和复兴会等多个进步组织合并，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这一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武装起义并且取得了成功。之后，孙中山紧急回国，被革命党人推举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笔者个人认为，孙中山的最伟大之处，不在于领导了多少次的武装运动，而在于他建立了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并提出了旗帜鲜明的政治纲领。马克思认为:
政党在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领导力量。
步入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政治活动，基本上都是由不同的政党来领导的。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和闭塞，使得政党的出现大幅度滞后于世界其他国家。一直到孙中山建立了同盟会，中国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
至此开始，同盟会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有力地领导了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尽管，算不得强有力。
三、完善了资产阶级理论
革命导师列宁曾经指出: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可见，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重要性。
笔者个人认为，理论对于每一次运动都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还是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亦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变革，都必须依靠强大的理论体系来作为支撑。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前后，孙中山就曾经直言上书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强国理论。直呈遭拒后，孙中山毅然选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立志于武力推翻满清封建王朝。
创办了兴中会后，孙中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理论和口号。尽管存在着局限性，但毕竟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
等到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发展成为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和民生。
所谓的民族主义，就是为了打倒满清政府，实现各民族的平等，达到他所提倡的“五族共和”目标；民权主义，作为其理论的核心部分，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帝制的危害和腐朽，主张建立崭新的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基本上就是平均地权和发展实业， 以资产阶级为主力，联合农民阶级，关怀广大民众的生活福祉。
总的来说，三民主义更具有可行性，大力效仿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权力模式，构建了属于近代中国的三权分立模式，充分发挥资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把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断推向了新的高度。
四、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武昌起义之时，孙中山尚在国外，闻讯后立即赶回中国，随即被推举成为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他在宣誓就职中表示:
将尽扫专制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
至此，中国结束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统治，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孙中山的力主和推动下，南京参议院在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正式确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原则，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软弱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颁布了，但却未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了。
但是，从进步意义讲，这毕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通过法律的程序，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议会民主制的政体，使得民主和共和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成为今后继续的民主革命的动力和保障。
当然，孙中山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自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不仅得到了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就连以农民阶级为主的普通明众也积极响应，革命前景非常乐观。
短时间内，先后有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安徽省、山西省、广东省等十五个省份宣布脱离满清政权而独立，公开支持辛亥革命。同时，一部分尚未脱离满清的省份，也有许多军队支持革命阵营。
但是，革命党人却没有勇敢发动和依靠民众，对国外势力的干涉过分担忧，对革命的走向信心不足。
在此背景下，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急切地寻找一个能稳定大局和平衡各方的所谓“大人物”，寄希望在他的领导下建立新的秩序和格局。在这种软弱性和局限性的驱使下，先是黎元洪，最后是袁世凯，分别成了革命党人的所选。
革命党人为了拉拢袁世凯，促成袁世凯接受一系列的和谈条件，竟然公开发表声明，毫无底线的宣布，如果袁世凯能够推翻满清王朝并赞成共和，就推举他担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甚至于，孙中山本人也致电袁世凯，保证在南北和谈成功后，自己将辞去临时总统职务并支持袁世凯成为新的大总统。
正是因为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妥协退让，使得中国的民主革命很不彻底。虽然表面上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却多次反复，甚至出现过历史的倒退。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军阀混战和内乱，所谓的民主和共和理想，也基本上名存实亡。
一、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以北洋系为后盾，骗取了各方势力的支持，完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是，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袁世凯，并不是真正的革命派，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封建旧军阀和投机派。
担任大总统后，袁世凯并不满足，开始越来越背离民主和共和的道路，先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将议会制改为了总统制。
1916年12月，袁世凯索性彻底废除了共和制，堂而皇之的宣布建立中华帝国，自己宣布登基称帝，将辛亥革命所推翻的封建帝制又翻了出来。
二、张勋复辟
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碎后，中国的政局陷入了长期的混乱，各方军阀粉墨登场，相互攻讦。
1917年6月，旧军阀张勋借口调停“府院之争”，率兵进入了北京，并以自己之前担任的两江总督身份，入宫觐见清废帝溥仪，积极筹备复辟满清王朝的事宜。声称:
自共和以来，政治污秽，变乱数起，国势飘摇，民不聊生，奏请皇上怜生灵之愁苦，复亲大政。
随后，张勋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正式拥立溥仪重新登基称帝，上演了十二天的复辟闹剧。
三、段祺瑞执政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形象自居，回到北京掌握了政权。上台执政后，对于袁世凯和张勋的倒行逆施，段祺瑞多予包庇，拒绝恢复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并公开叫嚣:
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
面对此情此景，孙中山只得在南方掀起了“护法运动”，为自己当年的妥协退让承担后果。虽然，他也大张旗鼓的成立了护法军政府，甚至还就任了大元帅之职，寄希望于南方各省的军阀鼎力支持革命。
但是，南北军阀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从此，近代中国进入了长达10年的军阀混战时期，革命党所推崇的民主和共和，也彻底化为了泡影。
笔者个人认为，尽管孙中山存在着瑕疵和局限，但他对于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民主化进程，都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