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至1870年间,晚清思想家王韬游历欧洲时,曾目睹过这样一幅场景:“车道之旁贯接铁线千万里,不断以电气秘机传递言语。有所欲言,则电气运线如雷电之迅,顷刻千里,有如觌面晤对,呼应问答。”
王韬所描绘的场景,正是当时电报在欧洲社会普及的情景。自1837年美国人莫尔斯发明电报以来,电报作为一种先进的通讯工具,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脚步在欧美大行其道,广受欢迎。1851年,英吉利海峡海底电线铺设成功,标志着电报跨越了地理上的限制,开始连接全球。此后,欧美各国在国与国、洲与洲以及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大力铺设海底电线,实现了信息跨洲过海,转瞬即达。继交通工具近代化之后,人类终于实现了通讯手段的近代化。
当中国历史进入晚清之后,西方文化的冲击,迫使一切中世纪的东西逐渐向近代化转变。从鸟枪弓箭到洋枪洋炮,从老牛破车到火车呼啸,从古老的驿站到先进的电报,新事物在陌生的土地艰难而顽强地发展了起来。
一
在电报进入中国之前,官方通讯主要依靠传统的驿站体系,即通过人骑马或坐船以接力的方式传递信息。康熙皇帝曾自豪地为大清驿站体系点赞:“每一昼夜可行千余里,且互相更代,事无稽误,人不疲劳······邮递之速,其有裨于军机者大矣。”虽然日行千里有点夸张,但不可否认,这一体系在古代社会确实算得上高效。
进入19世纪后,清王朝不断衰落,吏治腐败,财政困难,国家机器逐渐失灵,驿站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也“台站疲累,积久弊生”,各地驿站递送的文件常常迟误。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不断挑衅和入侵大清,各种军事、外交、通商问题纷至沓来,陈旧落后的驿站,让朝廷无法及时掌握情况,严重影响了决策和反应效率,传统通讯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这个庞大的帝国。
当然,以上情况都只是客观事实,而不是清王朝的认知,事实上,清王朝的各种事物虽然落后,但当时人并不觉得落后,更不会觉得外国的东西好,否则后来的洋务运动也就不会遇到那么大阻力了。这正如一位翰林所言:“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
最先提出改变清朝通讯落后现状的是外国人。
19世纪60年代末,英国人已经将海底电线从地中海、红海、印度洋铺设到了印度,并打算经东南亚、香港延伸到中国。陆地上,英国、挪威、丹麦等国组成的大北电报公司,已经将电报线贯穿了西伯利亚,下一步计划延伸到中国东南沿海和日本。为了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西方列强纷纷要求在中国架设电报线。
1861年俄国公使巴留捷克向总理衙门提出,设立北京到天津之间的铜线,这是外国首次提出在中国架设电报,遭到了清政府的断然拒绝。此后各国接踵而至,要求在华设线,为了说服清政府,他们帮助清政府分析了电报的种种好处,比如朝廷可坐镇京师,随时遥控地方,及时抵御外敌,平息内乱等等,还拿日本接受电报来举例子。但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清政府拒绝电报的理由,与拒绝铁路的理由差不多,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架设电报,势必会毁坏坟墓、田舍,破坏地脉和风水,这与中国社会公序良俗格格不入;架设电报后,外国人在华通信将更加方便,自然也方便了他们侵略中国;老百姓反对和破坏电线,而地方官员在外国的压力下,要承担保护电线的责任,两相冲突,容易酿成民变。
老百姓因观念和认知而普遍仇视电报,官员因循守旧,害怕担责,纷纷上书反对电报,比如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认为架设电报“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害于无穷”,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顶住了列强的压力,坚决不准在华设线。
二
对于电报,清政府能抵制一时,抵制不了一世。当道理讲不通的时候,列强只能来硬的。
1870年4月,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要求“由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向通商各海口的水底暗设铜线,通至上海”,不等总理衙门回复,电报公司便把线铺了,总理衙门只得承认既成事实。奕䜣说:“重洋大海之中,外国自行其法,则固中国力所不能禁止者也······尚可通融准办。”意思就是大海之上,中国管不着,听任外国人折腾·····这事可以通融办理。
之后,总理衙门指示各地官员:“遇有洋人安设通线之处,只准在沿海洋面水底,其线端只准在船只内安设”,还表示大清不承担保护海底电线的责任。这意味着清政府允许了外国铺设海底电线的要求。同年,大北电报公司开始铺设海参崴-长崎-上海-香港的海底电线,次年完工。自此,从上海的电报北通俄国,西通欧美,东通日本,中国正式与世界电报联网。
清王朝海域观念不强,不想或者说无力管海上的事,包括铺设海底电线,但是在陆地上架设电线这事,清政府一直没松口。不过随着局势的变化,清政府也在逐渐尝试接受现实——部分先知先觉的官员,开始理性看待电报这个新事物。
1870年,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清廷:外国都强烈要求在中国架设电线,如果能阻止,自然是好的,如果阻止不了,不如自己架设电线,为我服务,掌握主动。另一个开明的人物李鸿章认为,外国如果在通商口岸架设电线,中国很难阻止,到时候民间风气渐开,自己架设电线,朝廷更难阻止,倒不如主动自行仿制,掌握电报的主动权与通讯主权。
两个大臣的想法,显然不足以抗衡保守势力对电报的敌视,清政府需要更大的外部压力,才能做出小小的改变和进步。
1871年(同治五年)五月,沙俄侵占伊犁,情报通过军台驿站传到北京时,已经过去了3个月,朝廷做出指示后传到伊犁,又是3个多月,一来一回半年都过去了。1874年(同治八年),日本入侵台湾,清政府从战前得知消息到做好迎战准备,也花了整整3个月时间,李鸿章在反思这件事时,曾说道:“今年台湾之役,臣与沈葆桢函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装送,又三日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设有紧急,诚恐缓不及时。”
军情瞬息万变,而传递军情的工具还是牛马舟船,近处还好一点,边疆地区万里之遥,夏末发生的事情,初冬才收到消息,能不误事?
直到此时,清廷才深深感受到通讯落后的悲哀,对电报逐渐松口。
三
1875年,为防止日本再次入侵台湾,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沈葆桢上奏清廷,请求铺设通往台湾的电报。清廷回复:迅速办理。按照计划,电线将由安平(今属台南)到澎湖,再到厦门,由外国电报公司负责建设施工,预算153200两白银。遗憾的是,因为钱的问题,这个计划最终被搁置。
1877年1月,福建巡抚丁日昌赴台湾视察时,深感台湾通讯不便,与内地联系困难,于是也请求在台湾设立电报。这一次,钱依然不够,只铺设了台湾府到旗后(位于今天的高雄),全长95里。这是中国的第一条电报线。
在台湾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意味着清政府已经从事实上打破了电报的禁区,此后,电报必将以加速度的方式,在中国各处落地生根。
最初推动中国电报事业发展的是洋务派,确切地说,是李鸿章。李鸿章长期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洋务运动和外交通商,处于中外信息的交汇处,对信息提速有极强的紧迫感。1879年,李鸿章下令架设了从天津到大沽、北塘炮台的电线,从此,李鸿章可以坐镇天津直接指挥大沽-北塘一带的炮台,“号令各营,顷刻响应”,如臂使指,那感觉叫一个爽。
尝到甜头的李鸿章开始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建议朝廷架设电报。1880年,曾纪泽奉命出使俄国交涉伊犁问题,需要与清廷保持沟通,沟通方式是在上海拍发电报直通莫斯科,但北京和上海这一段没有电报,用轮船递送需要五天路程,一来一回是十天,非常不便。鉴于此,李鸿章和一些开明大臣强烈建议铺设南洋与北洋之间的电报线。
李鸿章指出:“各国以至上海无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持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达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因此,他建议“由天津陆路遁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需费不过数十万两,一半年可以告成”。清廷批准了这一建议。
很快,李鸿章趁热打铁,在天津相继设立了电报学堂和电报总局,前者负责培养电报技术人才,后者统筹指导电报业务。1881年12月24日,天津到上海的电报线全线完工,全长3075里,沿线下设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浦、镇江、苏州、上海七处电报分局。
津沪线是中国第一条电报干线,它沟通了中国政治中心(京津)与经济中心(上海),并通过上海的国际电报网络,联通了世界。
津沪线具有强大的带头示范作用,地方督抚们群起效仿。1882年,长达6000多里的苏浙闽粤线与江宁镇江线开工,1883年,天津通州线、龙州广州线、长江陆线,1884年北京通州线、山海关奉天线、广州虎门线、江阴无锡线······电报线在全国各地落地延伸。
到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大清基本建成了覆盖全国的电报线网络,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全国已建成有线电报线路6万多公里,设立电报局约700处,拥有电报机787台。“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闵、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布二十二行省,并及朝鲜,外藩,殊藩万里,呼吸可通。”
清朝从引进西方先进事物的过程中,“真香定律”几乎从来没失灵过。从鄙夷到怀疑,从怀疑到尝试,从尝试到“真香”,欲罢不能。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能够适应近现代社会的东西少之又少,怀疑和否定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大可不必惋惜和遗憾,因为推陈出新才是历史的常态。就电报本身而言,它也是“进化”的,比如从有线电报到无线电报,从大型到便携式。(中国首次使用无线电报是1908年,江苏省淞崇无线电局)
电报的出现和普及,必然导致驿站的没落,但直到清朝灭亡,清廷都没有完成驿站的裁撤,有些事情,虽然腐朽落后,但它关系到就业和民生,关系到社会稳定,当政者也不敢随意裁汰。明末驿卒李自成,就是因为失业才走上了造反之路,埋葬了明王朝。因此,直到1913年民国年间,驿站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从驿站到电报,通讯的近代化深刻影响了清朝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简单探讨一下。
政治上,主要是提升了行政和办公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清王朝延续了统治时间,这个很好解释,电报、轮船、铁路以及洋枪洋炮等新事物,虽然不一定能抵挡外敌入侵,但镇压内乱还是很有威力的。事实上,清军开始大规模近代化以后,农民起义已不再具有成功的可能。
军事上,电报在强化国防、提升军队应对能力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电报在中国兴起之时,正值中法战争,如果按照传统的通讯方法,这仗注定要和鸦片战争一样被完虐。但电报的运用,使得清廷能及时掌握战场信息,快速调动各种资源支援战争,最终获得了比较体面的结果。
经济上,主要体现在电报民用、商用方面。交通与通讯,商业活动的两个重要支点,电报的商用,可以使商人快速了解各地市场行情,指导商业活动。如果把概念说的大一点,那就应该这样表述:电报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社会文化上,电报提升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便捷了人们的沟通,扩大了人们的见闻,改变了社会风气。电报出现后,新闻、气象、商务、日常通信转瞬即达,人与人的地域距离被相对缩小,“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的日子,慢慢成了从前的记忆。
【参考资料】
王海红:《电报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及作用》
刘博石:《清末吉林电信业研究》
顾永杰:《晚清有线电报事业发展初探》
苏全有:《邮传部与清末电政事业的近代化》
方文娟《晚清电报业的创办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