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卓恒先生曾这样说：“东西方的历史进程实际上是一个殊途同归的历史进程……它们的进程确实不同,但又是沿着同一个规律朝着从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展……既不可能是东方的西方化，也不可能是西方的东方化，只能是互相取长补短的汇合。”这段话一方面充分说明了东西方文明未来融合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说透了现阶段中西方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至对立的冲突等等。

实际上，这种趋于互融而又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人类东西方文明进程,恰恰是“殊途同归”的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这种规律可追溯到华夏文明源头的先秦文明与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文明。而文明的不同特色又体现在作为中西民族最初思想系统的神话之中。这篇文章作者正是立足于此，来进行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性比较，一起来看看吧。

一、古希腊神话中的神本思想与先秦文明中的民本思想

1.古希腊神话中的神本思想：只有神才有智慧,人就像未成年不懂事的孩童一般

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从最本质的层面上来说,都是建立在其价值观念之上。

古希腊神话传说所编制的基点便是神的意志。神是建立秩序的权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在和弥罗斯人辩论时雅典人的一番话可以看做是希腊人中普遍的价值观。

“关于神抵的庇护，我们相信我们和你们都有神抵的庇护。我们的目的和行动完全合乎人们对于神抵的信仰，也适合于知道人们自己行动的原则。我们对于神抵的信念以及关于人的认识就是谁是强者谁就统治。这是普遍的，是自然的。”

古希腊人认为，只有神才有智慧，从神的角度来看人，人就像未成年不懂事的孩童一般。就如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也说：“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财产,而我们人的智慧是很少的或没有价值的。”在他看来，人必须敬畏神灵，伏于神灵的意志之下。人要格守本分，不能越雷池半步。

奥林匹斯神系中的女神涅墨西斯，就是专门打击人的傲慢的。在众神看来，人的成功会引起强烈的欲望，而强烈的欲望会引起傲慢。所以众神给人的诫示，首先就是“勿过度”。

奥林匹斯神系中复仇女神涅墨西斯专门打击人的傲慢

“勿过度”便是说人类必须安于自己的界域,超出被指定的范围，或者企图超出他自己应得的份额，就要引起神的义愤，遭到神的惩罚。不但如此，人还要通过虔诚的献祭取悦于神灵，这样才能得到保佑。祭祀活动和献祭仪式的描写与记叙在《荷马史诗》和其它英雄故事中俯手可拾,数不胜数。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献祭不就是把东西献给诸神，而祈祷就是恳求他们恩赐吗？”希腊联军在攻打特洛伊的过程中，攻陷了克鲁塞城，阿波罗神庙的祭司克鲁塞斯的女儿被作为战利品分配给阿伽门农。克鲁塞斯欲赎取却遭到了阿伽农的拒绝与叱责，于是他愤而祈祷阿波罗给希腊联军降下了瘟疫。

总的来说,神作为宇宙秩序的奠定者，他们与凡俗的人类呈现出疏离和对立倾向。人更多地是表现在神的意志和其所决定的命运前的无力感。“我们都是绿叶，在遍地鲜花的春日萌发·······哪管它诸神降下来的是祸是福······青春花期短暂,最多只像太阳照在地上那样长。……世上哪有谁宙斯不加给他许多的灾难。”

2.先秦文明中的民本思想：推崇那些德披日月、功盖天地的圣人

与古希腊神话价值观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先秦神话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没有绝对无限权威的神灵。华夏先民所推崇的英雄主要是那些德披日月、功盖天地的圣人。何谓圣人？先秦思想家都有过论述。

• 《管子·心术下》：“圣人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察于地。”

• 《曷冠子·能天》：“圣人者,后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终。”

• 《墨子·尚贤中》：“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

华夏社会先民那里有一种圣人为王的观念。圣人是天人合一的中枢,是社会和历史的主宰,是理性、理想、智慧和真、善、美的人格化。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为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对‘道’的崇尚,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正在于‘得道’。华夏民族的传说鲜明地体现了这样一种价值观。

黄帝、尧、舜和禹等领袖人物都被作为远古盛世的得道圣王来崇拜。在先秦神话传说中,这些圣王的价值取向就是无私爱民，以百姓的意志为他的意志。《老子》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先秦神话传说强调圣王是受天命而代行天职者，其获得上天帝眷顾的条件不是勇力和血统,而是仁德。有仁德者才能受天之命。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所诠释“仁者，爱人。”

古代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都有智有勇，而华夏先民传说中的圣王则必须有德。如果说古代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扮演的是普通人的监护人的角色，华夏神话传说中的圣王则是以为人师表的高风亮德来教化万民。

《荀子·君道》“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亲之，善班治人者也安之，善显设人者也乐之，善藩饰人者也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

国君是民望所在，他的行为好坏决定着民心向背，而民心决定着国家的存亡。所以若想国家强盛，国君必须在人民身上下功夫，在治理上下功夫，更要寻找有能力的贤人辅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利民是先秦圣王神话传说的终极价值观。

二、古希腊神话中的“争”思想与先秦文明中的“和”思想

1.古希腊神话中的“争”：战争、分争

古希腊神话传说鲜明地体现了一种崇尚战争的价值观。战争与掠夺是古希腊神话反复渲染的一个主题。《残篇》第169条：“法则是万物之君王，可朽的与不朽的均如此·····支配一切,把胜利判给最强暴的行为，我用赫拉克勒斯的业绩来证明这一点,他无需付钱。”作为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的一个重要业绩就是征服与掠夺。

赫克托耳不顾年迈的父母和妻子的哀求，毅然出战阿基琉斯，表示自己宁愿在特洛伊城下光荣战死，也不愿做个懦夫而苟且活着。崇尚战争的价值观最根本的一点是对个人荣誉的珍视。正如麦金特尔所所说，勇敢之所以重要，不仅由于它是个人的品质,而且是他的家庭和他的共同体得到承认的标志。

而先秦价值观中却是对战争进行了理想的区分。一方面肯定战争的必要性和作用，当然实质是是吊民伐罪，拯民于水火，为仁政的实行开辟道路。如《韩非子》：“上古竞于道德,中古竞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商君书·画策》：“国之所兴者,农战也。”

另一方面为慎战倾向。《韩非子·存韩》：“兵者，凶器也。”《韩非子·亡征》云：“主多怒而好用甲兵,简本教而轻攻战者,可亡也。”慎战中带有鲜明的民本思想。

其次古希腊神话传说中肯定“分争”的价值观念。我们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可总的还是倾向于强调统一和合,这与中国的文化智慧一直以人伦为本关系极大。但是古希腊各个民族之间、各个独立城邦之间、各个公民个人之间是以对立、竞争、斗争以至战争为主轴的。在这种社会历史环境中,他们对分立、斗争的必要和推动作用更突出。

即使希腊各部族和城邦之间由于文化上的长期融合,政治经济关系的日趋紧密,逐渐产生了他们是具有共同祖先、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同一种族的思想。但同样很明显的是,联盟是以城邦的独立存在为前提。这表现在大量的城邦守护神信仰及神话。将自己城邦确定归属于某位特定的保护神,意味着本城邦是该神的界域,由神的自由独立确立了城邦独立自由的依据。

古希腊肯定“分争”的观念

2.先秦文明中的“和”思想：和谐、大一统

先秦文明传说强调天地人和谐统一的观念。如伏羲、女娲、神农、黄帝、尧、舜、禹他们通德神明，作为伦理楷模，对于他们的子民，起着由上及下的道德教化作用。《史记·五帝本纪》中帝尧的形象是“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和合万国。”可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规范。

如果说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唤起人的是畏惧之感，而先秦神话传说中的圣王便是唤起人的崇敬之感。这些圣王作为天命的体现者和社会运行的中枢，他们的主政带来的是祥瑞的太平盛世。在自然气候上，时节有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社会政治方面，君明臣贤，万民拥戴，政通人和。《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政治的兴废在于顺从或违背百姓的愿望。

这就是社会和谐观的体现。其次圣王尽量把导致人际冲突的因素融入到普遍的和谐之中，表现在在神话传说中很少渲染战争，即使描写战争的传说也往往强调的是正义之师对暴乱的诛伐。如黄帝之讨伐蚩尤，大禹之征讨三苗，体现出华夏先民反对暴力战争的价值观。

先秦即使描写战争也表现为正义之师的讨伐，如黄帝战蚩尤

其次先秦文明传说在于大一统的国家观念。燕良轼曾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精辟地指出：“我认为‘同人心’的思想是先秦社会心理思想的总纲。所谓‘同人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统治者领导者通过发挥自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天下的臣民百姓与自己同心同德、一心一意,从而达到王霸天下之目的。

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管子·法禁》中讲：“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则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

•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亦有表述。《韩非子·功名》：“人主者，天下一力共载之，故安，众同心共立之，故尊。”

• 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亦有清晰论述。《荀子·强国》：“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民本”“和”“大一统”三者的关系是：先秦民本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华夏先民崇“和”的价值观在社会政治伦理领域里的体现，即上述的大一统的国家观念。

三、总结：差异性原因浅析

公元前九世纪，希腊半岛、爱琴诸岛和小亚细亚西海岸连成一片，在万千的岛屿之中，古希腊文明主体形成了。古希腊进入文明时代的根本原因是个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其标志是铁制农具和畜耕技术被普遍掌握,这为个体家庭生产方式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使得个体农民家庭较早拥有了土地私有权。

于是乎族群内部也产生了财产私有制和贫富贵贱的分化，占据优势地利资源的家族以至城邦，更容易积累巨额财富，并由此恃强凌弱。城邦之间的生死存亡竞争更加激烈，内部的贫富贵贱分化也更为剧烈。竞争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根本特征。

其中战争又是显示各部族首领英雄威武勇猛本色的大舞台，沙场逐鹿的英雄们渴望的是通过自己的奋勇大战，打败或杀死对手，以此掠得财物和女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战胜来确立与巩固自身在军事共同体中的地位或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提高自己的声望。

但不能忽略的是大部分个体的生产实践能力很低,对群体的依附性也就很大,就需要一种权威来维系,在华夏先民社会中充当这个角色的是作为天地人中枢的天子,而在古希腊社会现实中没有这样强大的“主观意志”,他们便将这种权威力量赋予了万能的神灵。

而华夏先民不同，在长期定居农耕中先民们逐渐形成了“聚落”。其中广场有着极强的象征性。它是聚落内的团结和凝聚力极强的标志。标明聚落内产生了鲜明的中心意识。其内外都存在一种主从和不平等关系。

中心聚落作为贵族的聚集地,在含有亲缘关系的聚落群中，它具有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等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并建有太庙大室之类的庙堂建筑物，而中心聚落周围的那些普通聚落,则失去了平等、独立的性格,与中心聚落形成了半从属的主从关系。

所以具有这种中心意识的各个聚落，奠定了华夏先民不同于古希腊社会的国家起源特征,即前者明显地体现尚一统的价值观,而后者的城邦形态则表现了尚分争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