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到底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战果，还是借钟馗打鬼的端郡王争权夺利的战果，还是位高权重的西太后挞伐世界的战果？条约毕竟签订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在上个世纪末给新世纪、给后来者带来的最大灾难，留下的最大烂摊子，其危害及于半个20世纪。
《辛丑条约》——对于清廷，可谓丧权辱国；对于民众，可谓创巨痛深。这个不平等条约的结局如何呢？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们都知道，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之后，中国历届政府都为废除前朝遗留下来的大批不平等条约，谋求国家民族的独立地位，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辛丑条约》从签订到废除，历经半个世纪，严格地讲，它不是被一方或双方一次性废除的，而是被单方或多方、此方或彼方，逐步删减、销蚀、抛弃或废止的过程。
《辛丑条约》共十二条，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必须立即“兑现”的，比如惩凶、道歉、立碑、停止考试、设立外务部等；一类是必须长期落实的，比如支付赔款、拆除炮台、禁止军售、修整河道等；一类是制度性的安排，比如在北京划定使馆区，禁止中国人出入，只许外国驻兵；北京至海的铁路沿线允许外国驻兵；清廷负责镇压国内反对外国势力等。
《辛丑条约》的废除，按照传统说法，当然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分不开，但是条约的废除，最根本的因素取决于国家地位的高低与国际关系的变化。废约首先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开始，尔后历届中国政府充分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国际局势的变化，取得了突出进展。
一、美国退还庚子赔款
退还庚子赔款由美国发端（1901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动用庚子赔款建立了山西大学堂即今之山西大学，当然这是个案）。近年有多位学者考证，这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与驻华公使柔克义等政治人物的主动行为，当然也与清廷驻美公使张诚的努力分不开。1904年12月6日，应海约翰的要求，柔克义就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起草备忘录提交国会。1905年1月，海约翰委婉地向清廷驻美公使张诚透露了退还部分庚款的意愿。1905年7月12日，已是驻华公使的柔克义给总统罗斯福写信，再次提出退还超额部分的中国赔款。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决议，授权总统退还部分庚款（崔志海《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一期），正式决定将美国通过《辛丑条约》从清廷获取的庚子赔款减为1365.5万美元，这比原定中国应赔美国的2444.1万美元，减少了1078.5万美元。（张乐天，《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决策过程》，《史林》1987年第二期）美国的退款从1909年1月1日正式执行。此之为美国第一次退还庚款。1924年5月，美国宣布退还全部庚子余款（包括1917年10月以后中国已付部分），此为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计1254.5万美元。美国前后两次实际退还3493万美元（宓汝成《庚子“退款”及其管理和应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六期）。美国退还庚款的过程，从1909年到1924年历时15年，中国政府已从满清王朝过渡到北洋政府，美国则先后经历了五位总统。这项政策能够贯彻始终，最终完成实属不易。
美国退还的庚款，按照美中两国达成的共识，主要用于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同时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庚款留学人员中，后来涌现了一批大师级的高等人才，比如，梅贻琦、罗家伦、蒋梦麟、竺可桢、顾维钧、马寅初、胡适、茅以升等人。1909年，清廷为培训留美学生成立了游美学务处与游美肄业馆，这两个机构后来迁入了清华园，游美肄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它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
1909年美国退还部分庚款，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的不公正待遇，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的一种自我否定。一份日本人办的英文报纸当时就曾对美国提出抱怨:“在我们看来，美国这种故意地脱离他的战友的行为将是灾难性的；不管华盛顿这一行动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中国人都会把它理解为美国在1900年行为失当的一个迟到的招认。这是一种感情用事的政策，除非它纯粹是一个算术问题，否则，感情用事在国际关系中是很难找到其安全位置的。”（崔志海《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正是在美国退还部分庚款之后，《辛丑条约》的不公正性才引起各国主持正义者的关注。
二、废除德奥在华特权
“一战”的爆发，客观上为中国挣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提供了机会。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列强分裂成为同盟国与协约国两个帝国主义阵营。英、法、俄为削弱德国在远东的影响，极力怂恿中国加入协约国。1917年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与德国断交。8月14日，中国政府正式对德、奥两国宣战，宣战书宣布：“所有以前吾国与德奥两国所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之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悉依国际公法与惯例，一律废止。”（《中国近时外交史》，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页626）而这正是中国废除德、奥两国在华不平等条约的起点。
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仍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场所。由于日本的蛮横与西方的默许，中国未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反被日本所攫取。即使如此，通过“一战”，中国也收回了德、奥在中国的部分权益，《凡尔赛和约》确定，“德国将一九○一年因拳匪事件所得中国之一切特权及赔款及在中国境内除胶州湾外，所有德国之房屋、码头、兵营、炮台、军需品、船只、军舰、无线电台、公共营造物等，悉对中国放弃之。”“德国将一九○一年所掠之中国天文仪器，归还中国。”“德国放弃在天津、汉口之租界权。”（同上书，页629-630）等等。根据《辛丑条约》列强达成的分赃份额，德国以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为借口，不仅获得了八国联军总司令的头衔，而且庚子赔款的分赃比例高居次席，从中分得9007万两白银，占庚子赔款总数的20%；而奥匈帝国也分得400余万两。（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401）也正是由于“一战”，中国停止了支付德、奥（奥匈帝国“一战”后随即解体）两国的庚子赔款与其他权利。
民国十年（1921）年5月20日，中国与德国签订《中德协约》。作为这项条约的组成部分，德国在一项“声明”中宣布：“德国承认取消在华之领事裁判权”，“德国抛弃驻京使署所属操场上之全部权利于中国”，“德国偿还中国各处收容德国军人之用费”。（《中国近时外交史》，页633）当时的历史学家刘彦认为：“此协约与声明文件、与双方公函，令中德两国完全立于平等地位，为中国海通以来外交史上所不有，而开一新纪元。”“二十年前德意志帝国政府以一教案而租借土地，且开中国瓜分之局；其相距何啻天渊之远也！”（同上书，页638）中国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有利契机，废除了与德、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在羁勒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由于中国加入协约国，一些西方国家对庚子赔款作出了缓付五年的决定。由于美国退还庚款的影响，“一战”结束后，鉴于庚子惩罚的对象——满清帝国已不复存在，何况中国在“一战”中也为人类公理作出了贡献，经过中国政府的争取，一些列强也作出了退还庚款的表示。19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先后与英、比、荷、意等国达成一致，退还庚子赔款。法国、日本的退款过程波折与争执很大，名义上的退款，大部分被其挪用。
庚子赔款作为《辛丑条约》的重要条款，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直到1938年12月才得以结束（宓汝成《庚子“退款”及其管理和应用》）。除德、奥、俄三国在“一战”前后停付外，中国历年已经支付的庚款的实际数目，共计66866.1万海关两，其中因外币汇兑波动多付之数，约为9262.8万两，减去兑换差额，中国共付57603.3万两。按照《辛丑条约》确定的39年偿付期，本息总数高达9.8亿多两白银，中国实际支付的赔款约占总数的58.11%。中国少付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一战”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中国少付的其余部分，得益于“二战”期间对其他国家的缓付与停付。抗战爆发后，共停付庚款9274.5万两。（王树槐《庚子赔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六十三年，页559）
三、苏俄放弃部分权益
1917年11月7日，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摆脱战争状态，私下与德国媾和，引起了盟国的敌视。当时的苏俄内外交困，外有干涉，内有叛军，大批白俄利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从事反对新政权的活动。苏俄政权为了摆脱困境，消除来自中国东北白俄匪徒的骚扰，亟需打开针对中国的外交局面。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劳农政府曾经向中国提议磋商废止一八九六年的中俄密约、一九○一年北京和约(即《辛丑条约》)，以及一九○六年、一九○七年和日本所订的协约，把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所取于中国的，以及取于中国又转让与日本及协约国的，一概送还中国。……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成那样的国，采那种的政权，一任人民底自由选择。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它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Kerensky)政府、土匪霍尔瓦特(Horvat)、谢米诺夫(Semenoff）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凡俄国从前所获取底各种特权，以及俄国商人在中国内地所设的工厂，与夫俄国官员或牧师或委员等，所有不受中国法庭底审判等的特权，都一律放弃。”（《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页364-365）
苏俄政府的宣言，由于交通不便，加之战时封锁，传到中国已经是翌年夏天。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基本要点没变，只是把第一次宣言中有关“无偿归还中东铁路”收了回去。苏俄的对华宣言，在中国社会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总的基调是感佩与赞赏。有的说，苏俄宣言“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页83）有的说，宣言中“一种正谊人道之主张流露言表。”（同上书，页84）更有高度评价，“此项伟大创举，非仅为世界七千年历史第一次创见，抑且足以扫清旧世界国际间一切罪恶，开辟现世界全体民族互助宏基。”（同上书，页85）不过，这项宣言也引起北洋政府的疑虑。比如，满洲（即我国东北）在法律上仍是中国领土，何来苏俄所谓的放弃？又何来所谓的人民“选择”？苏俄何以为归还中东铁路而出尔反尔？
针对苏俄第二次宣言中所谓“所有俄国各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结之条约皆属无效，放弃侵占所得之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五四运动文选》，页371）直到如今，仍然有人认为，这表明了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广阔的革命胸怀与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如果这些宣言得到贯彻，沙俄在近代史上吞并我国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早已回归云云。历史学者薛衔天指出：宣言中的“‘俄国历届政府’是指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政府；‘一切条约’是指从1896年至1918年的条约，并不包括19世纪50-80年代不平等的中俄界约。”（《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页49）那种认为苏俄宣言意味着苏俄放弃了1858年《瑷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记》等大片鲸吞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那只是一些国人的异想天开。这从不久后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简称中苏协定）》的谈判过程就可看出端倪，如果列宁真的体现出如此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他当时就不会在中东铁路归还上出尔反尔，他当时就不会出兵占领中国的唐努乌梁海，他当时也不会坚持控制同样属于中国的外蒙古。
即使如此，苏俄宣言也并非毫无意义。1924年5月31日，中苏双方历经波折，仍然签订了《中苏协定》等一系列文件，其要点有：中国与前俄政府所定一切条约协定等一律废止。苏俄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一部分，尊重中国主权，在前条所定中苏会议中商定尽数撤退苏军。苏俄抛弃前俄政府在华一切租界等特权及特许。苏俄抛弃俄国部分庚子赔款。苏俄取消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页86-87）
在侵华的八国联军总兵力中，俄国军队的人数不仅居第二位，而且还单独出动17万大军（一说20万）占领了我国东北。俄国正是以此为借口取得庚子赔款的最多份额，独吞1.3亿多两白银，占中国赔款总额的29%。（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页401）在中俄关系上，中国向来是吃亏的一方。这次协议表面上苏俄放弃了它从《辛丑条约》中掠夺的不法利益（实际上许多承诺苏俄从未兑现，比如从外蒙古撤军），但它通过与中国建交谈判仍然获利颇丰，一是摆脱了外交孤立，二是取得了中国取缔白匪的承诺，三是实现中东铁路中苏共管，四是苏俄继续控制外蒙古。
四、英美废止在华特权
在近代史上，残害中国最烈的莫过于俄、日两国。日本作为八国联军侵华出兵最多的国家，不仅通过《辛丑条约》掠夺了大量中国权益，在此前的甲午战争中曾经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在其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仍然对中国实施野蛮的侵略。“一战”后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二战”前又揭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而挑起“卢沟桥事变”的正是按照《辛丑条约》驻扎在京津一带的日本军队。1941年12月9日，在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后，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德、意三国法西斯宣战，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或中、德与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综合月刊社，民国六十三年，页785）由于“一战”时，中国已经废除了德、奥两国在中国的非法权益，此次宣战，则从根本上废除了日本、意大利两国历史上（当然包括《辛丑条约》）从中国攫取的一切不平等权利。
1942年10月，美、英两国鉴于中国战场在抗击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先后发表声明：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特权并与中国政府谈判。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将英方废约草案送交中国政府，但草案对归还香港和九龙未加涉及。中方收回九龙的提议却遭到英方蛮横拒绝。由于中美废约谈判进展顺利，美国希望中美、中英新约能同时签订，而蒋介石则希望创造一个重大外交成就。最后在得到英国“战后同中国商讨九龙问题”的保证下，于1943年1月11日，与英、美同日签订条约。在中国与英、美签订新约之际，1943年10月10日，美国最高法院院长在费城独立厅发表祝词，并鸣自由钟31响，以庆贺中华民国建国31周年（《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页842），这是蒋介石主政生涯春风得意的一天，也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扬眉吐气的一天。
对于这个并不完全的新约，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文中给予高度评价：“我国自清季开始与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到了去年(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正是百周年。我们中华民族经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纪录。……所有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文字和精神，从这一天起可以说是根本扫除了。”中英、中美新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废止两国在华下列特权：(一)领事裁判权。美国与英国人民或社团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撤销，今后美、英在中国领土内的人民或社团，应依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二)使馆界及驻兵区域。美国与英国依《辛丑和约》所取得的特权，如使馆界、北宁路驻兵权等，一律撤销。使馆界的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三)租界。美国与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及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四)特别法权。美国及英国在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一律撤销。(五)军舰行驶之特权。美、英军舰驶入中国领水之特权撤销。(六)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美、英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权，一律撤销。……
中美、中英签订废除外国特权的新约之后，随后中国又与比、挪、加、瑞（典）、荷、法、瑞（士）、丹、葡等国签订了类似条约，这样以来，不仅《辛丑条约》加之中国身上的耻辱被消除了，而且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受歧视、受压迫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根本改观。孙中山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期盼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孙中山文粹（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703）得到了基本的实现。“不平等条约”这个概念就是孙中山提出来的。应当指出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亦即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后，已经基本收回外国设在我国沿海、沿江地带的租界与租借地。正是由于全国人民和历届政府的浴血奋战与顽强奋斗，外国列强凌驾于中国人民头上的特权至此全部废除了，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弱国地位。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为适应中国与英、美新约签订后的新形势而发表的，文章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以及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作了系统论述，并对英、美两个主要西方列强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给予很高的评价。的确，由各国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的局面，正是在“二战”中结束的，中国不仅真正实现了独立自主，也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四大强国之一，同时也是联合国的创始国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五、中国近代史的余绪
外国列强借助《辛丑条约》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凌驾于中国人民头上的特权地位虽然被废除，然而，对于近代以来外国列强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中国近代以来，通过武力强行割占中国领土的主要有三个国家，按照其侵略中国领土的规模来排序，即俄国、日本与英国。中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通过《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日本侵占中国的满洲国、台湾、澎湖、南海诸岛等地最终回归祖国。
许多历史学家看来，1900年俄国出兵侵占我东北全境，此一行径与同一时间发生的八国联军侵华属于同一事件。俄国在庚子赔款中分赃最多，其出兵中国东北的军费开支庞大，也曾经作为分赃理由。历史不能假设，假如谈判代表杨儒迫于俄国淫威而屈服，假如俄国逼迫李鸿章在病榻上签字得逞，假如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日本，东北全境也就如同其他被俄国侵占的国土一样，成为再也无法收回的“黄俄罗斯”。
苏俄历史上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
由于苏联与沙俄一脉相承的侵略政策，在半个多世纪中侵占了我国极为辽阔的国土。直到20世纪的末期，除了黑瞎子岛的一半以及“外西北”的极少部分回归之外，原属中国领土的整个“外东北”即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以及库页岛与唐努乌梁海，目前仍然看不到回归的希望。甚至在中国终止英、美在华特权之后，“二战”结束前夜，斯大林竟然通过《雅尔塔协定》从中国分裂了外蒙古，“共享”了中东路，控制了旅顺港。
至于英国关于战后解决“九龙”问题的承诺，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根本不存在什么“战后”机遇期，未待“接收”完成，就已陷入了国共内战。因此，在他手里解决九龙与香港问题根本不可能。以致改朝换代后，仍然被搁置了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末叶，香港与九龙才真正回归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