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今年是遵义会议召开85周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与共产国际完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黔北重镇遵义县城召开，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解决了长征路上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参加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科学论断。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以来，短短四五年内，红军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四次“围剿”，而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拥有近30万名指战员的强大革命军队。中共先后创建了湘赣、赣南、闽西、闽浙赣、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左右江、川陕、陕甘、陕北等多个革命根据地，并在横跨闽赣两省、纵横数百里的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红军的迅速发展和苏区的不断扩大，令国民党极为惊恐和震怒。从1930年10月至1932年3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四次“围剿”，先后遭到失败。1933年9月，蒋介石又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高达50万人。9月底，共产国际通过在上海的远东局，给中央苏区派来了一位中文名字叫做李德（奥托·布劳恩，德国人）的军事顾问。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让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并可“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谈论军事问题的会议”，从而直接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力。至此，毛泽东在军事上彻底没有了建言的机会，遭受着接连不断地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一段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毛泽东后来（1965年8月5日）感慨而又愤懑地回忆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杀掉。”毛泽东被边缘化，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德在军事上实施了一整套错误的政策。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他起初命令红军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接着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极力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六路分兵”和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一整套“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政策，要求战略的速战速决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诱敌深入，要求固定的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完全否定了毛泽东等人探索出的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原则。正当红军同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拼消耗的时候，发生了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1933年11月20日）。此时，如果能抓住“福建事变”并采取正确策略，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将十分有利。但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试图瓦解十九路军策略的博古等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左”倾关门主义方针，没有在军事上给予十九路军直接有力的配合。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于1934年1月21日失败。随后，蒋介石重新集结兵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逐步推进到中央苏区核心区域。4月28日，红军在遭受重大伤亡后被迫放弃广昌。国民党军紧接着分兵向中央苏区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红军又奉命“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陷于更深的被动局面。
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专门讨论广昌、建宁失守后红军反“围剿”的战略问题，李德认为在苏区内打破“围剿”已不可能，建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会议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经批准后再做撤离的准备。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发来电报，原则上同意了中共中央的计划，但其侧重点不是要求中央苏区积极准备战略转移，而在于红军采取新的战略方针，力争在夏季扭转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依据共产国际指示决定：派红七军团以北上先遣军名义北上“调敌”、派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探路”，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筹划红军突围转移事宜。
红军与黔军激战的地点之一——娄山关。
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核心区发动进攻。9月17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再次报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并期待其“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9月下旬，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雲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地带，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基本耗尽。9月30日，犹豫不决的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正式同意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自瑞金、雲都地区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斗争。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中央红军长征，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直接导致的。原本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博古、李德等人在组织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国民党军围攻下的战略转移变成了一个8万多人的集体大搬家。野战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基本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赣、粤、湘、桂边界的五岭山脉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觉察后，命令粤军、湘军、桂军的16个师、77个团，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企图用围追堵截的方式将中央红军消灭在转移的路上。当红军挺进到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25个师，分五路前堵后追，意图将红军消灭于湘江之侧。面对国民党军重兵逼近，博古、李德一筹莫展，只会命令部队强攻硬打。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4个纵队，从广西省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以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11月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口。但这支拥有近两万非战斗成员和两万多新兵的庞大行军队伍，动作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夹击。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付出极大牺牲。12月1日，国民党军发动全线进攻。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隔在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仗，红军减至3万余人，引起了广大干部对博古、李德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领导。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前进方向，立即调集重兵，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洪江等地区构筑碉堡线，布置好口袋阵，等候北上湘西的中央红军钻入并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变化，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红军又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省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得到周恩来邀请而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他自宁都会议以来首次参加的最高级别军事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反动统治薄弱的贵州挺进，到川黔边创建根据地。但博古等人强调去湘西是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轻易更改。在抢渡湘江期间，中共中央用来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通讯设备损坏且无法修复，致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中共中央，必须独立自主的及时地决断和处理长征过程中遇到的紧迫问题。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的赞同与支持。最后，会议尽管因中央领导意见不统一，未能就改变战略转移方向作出决定，但湘江战役后六神无主的博古也没有否定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从而初步改变了长征的行军方向，史称“通道转兵”。
“通道转兵”的实现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毛泽东深入细致工作的结果。长征初期，毛泽东就说服了随中革军委一纵队行军的张闻天、王稼祥——这是纠正错误军事路线的关键。后来张闻天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省黎平县城。因北上的争论还没有结束，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去，所以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黎平县城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方针和进军路线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有博古、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陈云、刘少奇等，李德因病未参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被大多数人采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在黔北创建新的根据地。同时，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是通道会议争论的继续，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会后，周恩来把会议决定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质问周恩来。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周恩来严肃地批评李德并拍了桌子，把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拍灭了。尽管博古自己的意见被会议否决，但他还是以坚强党性服从会议决定。当他得悉周恩来跟李德吵架的事后，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中央最高“三人团”自此分化。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变消极避战为积极作战，从贵州腹地向黔北前进，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原有部署，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原本低落的士气逐渐高涨。12月31日，中共中央进驻贵州省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在人们迎接公历元旦的热烈气氛里，为确保黎平会议制定的军事路线能正确实施，继续纠正博古、李德错误影响，中央政治局于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召开会议，做出北渡乌江向遵义方向前进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另外，明确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中央政治局对中革军委的领导。这一决定，实际上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指挥权。会后，中央红军挥戈西指，强渡乌江天险，并于1935年1月7日智取黔北重镇遵义城。
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竖
遵义城，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民党军因不明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的下一步行军方向，暂时整训待命，警戒监视红军。在残酷军事斗争的间隙，毛泽东、王稼祥根据黎坪会议决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经过商议，张闻天、王稼祥通知博古，要他在会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遵义会议的筹备与召开决非偶然，是党内多数领导人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决定的，也是党内能够正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较为浓厚的民主氛围的具体体现，更是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许多干部对以博古为首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的结果，而这种情绪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及在湘江战役后达到顶点。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主动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在作副报告中明确反对博古的观点，认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声称“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张闻天随后站起来作反对博古报告的“反报告”，他摆事实、讲道理，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点名道姓地直接批评博古、李德，一针见血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责任的本质。毛泽东紧接着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了长篇发言，较为详细地分析、批评了博古、李德忽视红军打运动战传统策略的实质，他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并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陈云回忆说：毛泽东讲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统，他的发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
因严重伤病躺在担架上参加会议的王稼祥接着毛泽东发言，他的发言不长，除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外，主要讲了三条：一是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二是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提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在张闻天、王稼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站出来明确支持毛泽东后，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及在战斗一线指挥的红军主要将领也个个言辞激烈，通过大量事实批判错误路线，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同意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建议，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
会上，只有凯丰等个别人替博古、李德辩解。列席会议的李德始终是尴尬而恼怒的，伍修权回忆说：“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完全是个处在被告席上的受审者。”会议期间，伍修权将会上的发言翻译给李德听，再将李德苍白无力的辩解翻译给大家。李德挨了批评心情烦躁，连续猛烈地抽烟，而大家又因不能与李德直接交流，所以把对李德的怨气传递到伍修权身上。
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会议最终做出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者。同时，会议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形势，改变黎平会议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共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紧张的战争形势下，遵义会议尽管来不及全面讨论更深层次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但它为中国共产党摆正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因此，遵义会议也被看作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转折点。调整后的新中央，改变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给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干部进行了平反。
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逐次北上，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1935年1月28日，因情报有误，对敌估计不足，中央红军在土城战役中失利，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只好西渡赤水。由此，开始了“四渡赤水”——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得意之笔。
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正式通过了《军委关于我军改为以川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电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等。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进行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以毛泽东为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另外，会议还根据迅速变化的敌情，决定中央红军调头南下，为创造云贵川边苏区而斗争。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也是毛泽东与张闻天紧密合作，协力领导全党全军的良好开端。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取得攻克娄山关、再占遵义这一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3000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此胜，驱散了土城失利的阴影。2月28日，毛泽东过娄山关，极目四望，慷慨悲烈，作《忆秦娥·娄山关》词。
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3月12日，根据现实需要，为加强军事领导以提高效率，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作战，并以周恩来为团长。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主力于5月3日至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最终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甩在了身后，使红军长征从被动走向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会理县城郊召开扩大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进一步统一了党内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王今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