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已是深秋。我们写作之夜丛书编委会一行此时来到了史铁生当年插队落户的陕北延川县清平川的关家庄，现在这里也称清平湾，那是因为史铁生写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缘故。
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一道川，一条沟，几十里百余里不算稀奇。如果说延安以南的人大多生活在塬上，那么，这里的人则居住在川里，沿途我们就看到不少村子，一排排窑洞，散落在山腰上。有些新窑修得很漂亮，窑面经过刻意的装饰，非旧窑所能比。现在，川里有了省道、国道，汽车跑起来很轻松，当年却只有土路。史铁生曾经在《插队的故事》中写道：“浩浩荡荡几十辆卡车，扬起几里滚滚黄尘，‘哼——哼——’地在高原上爬。人蜷在车棚里颠。”即使这样，卡车也不能上山，而只能开到镇上，到村里，还有几十里山路要走呢。“几个干部引上我们走，翻了山又过沟，过了沟又翻山，说是寻一条近路。几十个老乡扛上我们的行李，迈着骆驼一样的步伐往山上爬；哪一件行李都有七八十斤重。山都又高又陡，一样的光秃，羊肠小道盘在上面。半天才走下一道山梁，半天才又爬上一座山峁，四下望去，仍是不尽的山梁、山峁、深沟大壑，莽莽与天相连”。
如今无须这番辛苦了。我们的车队从永坪川拐进清平川，只需十几分钟，就到了关家庄的村口。一路上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川里和梁上浓郁的色彩，完全超出了我的想像。说句实话，我脑子里的陕北，还是当年看《黄土地》留下的印象，放眼望去，只有黄土，铺天盖地，一直漫延到天与地连接的那条线，看不到一点其他的颜色。史铁生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也是这么写的：“从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不断。树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窑或是做棺木的时候，才放倒一两棵。”
我忘了曾经在哪儿看到过一个材料，说起陕北何以树少，一直追溯到北宋名将范仲淹，就是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位，当年他经营西北，与西夏周旋，砍光了这里的树。这种说法固然有其偏颇之处，但秦汉以后连年征战不能说对这里的地貌没有影响，有时候，人都杀光了，又何惜乎树！现在似乎是大大地改善了，虽说已是深秋，但满山满川，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绿的是松树柏树，黄绿相间的是柳树榆树，还有枝头上挂着果实的苹果树，即使是叶落枝空的枣树，欠伸着的枝头上，也还点缀着几个红透的枣子，在蓝天的背景下闪烁。而那铺满平川的苞米，将收未收，收未收尽，一片枯黄还在，瑟瑟地摇曳着。据同行的当地朋友介绍，近年来，川里的绿化程度越来越高，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已见成效，再一个有利条件就是，目前陕北正处在五十年丰水期，雨水尤为充沛，植被的生长可谓恰逢其时。史铁生在山上拦牛的时候，曾经梦想“那一座座黄土山都是谷堆、麦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沟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树林，就好了”。和他一起拦牛的老汉总是“吸溜吸溜”地抽着旱烟，笑笑，说：“那可就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材。”
今天，距史铁生的那个梦已有四十多年了，他和老汉的那点儿愿望，与这些年陕北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相比，简直若九牛一毛，微不足道。走进关家庄，我便真切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只是这种感受很复杂，一时还不大容易表达，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斩不断，理还乱的东西，缠绕在心里。
村口，伞头秧歌的迎接
这次回关家庄，除了我们，还有孙立哲率领的另一支队伍，有几十人，都是当年知青中的赤脚医生。在村口，我们遇到盛大的欢迎队伍，村民们簇拥在村口，大约有上千人，孙立哲刚一下车，就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每个人都想拉拉他的手，和他说话。
陕北素有闹秧歌的习俗，而延川尤甚。这里的秧歌叫伞头秧歌。每支秧歌队必有个领头人，执一把饰了彩绸的大伞，一边扭着碎步疾走如风，一边将手中的伞拧得如陀螺般旋转，这便是伞头了。同行的克明兄、庞沄兄当年曾在这里插过队，听他们介绍，每逢春节，伞头领着秧歌队挨家挨户地拜年，这里叫“转庄”或“排门子”。锣鼓唢呐声中，伞头要给每家每户唱三个吉庆秧歌，才能进门。好伞头一天要唱数百首乃至上千首，而且不能重复，如果没有即兴发挥、出口成章的本领，是做不了伞头的。我们在村口就遇到了村民秧歌队的挑战，要过村口的这道彩门，必须经过秧歌对答这套程序，答得上来，队伍才能进村。老乡们固然不会难为老知青，而老知青们也是有备而来。他们公推黑荫贵为伞头，老黑也似乎深谙此道，他一手举着花伞，一手拿着一张纸，唱得非常投入。老乡们的兴致更加高涨，伞头换了一个又一个。这阵势老黑一人可就有点儿招架不住了，克明、庞沄见此情景，也上去客串。我们这些头一次来陕北的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无不觉得大饱眼福。我猜想，史铁生当年未必见过这场面，不然，他不会在相关作品里只字不提。《插队的故事》倒是写了来时一路上的辛苦，以及残酷现实给予他们的惊讶和疑惑。接着，笔锋一转，就到了第二天早晨：“到清平湾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炕沿前已经站满一排人，老汉、娃娃、后生。那儿的人习惯不敲门就进窑里来串。一排脑袋瞪着一排眼睛，正‘咳呀咳呀’地轻声慨叹。”
这场面和我们刚刚经历的场面完全不同，细细地品一品，就觉得从前多了些亲热，现在多的是客气。进村仪式持续了一个小时，老知青们才在老乡们的簇拥下来到整修一新的合作医疗站。这是专为孙立哲和赤脚医生们返乡而整修的，当年那座医疗站怕是早已残破不堪。说实话，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沧海桑田都有可能，黄土高原上一个村落的衰败，有什么不可能？我们匆匆在村里走了一圈，发现这里去乡村化的程度的确是很深了。我问过几个后生和中年人，他们在外打工，都不住在村里，有一位全家都搬到北京去了，这次听说孙立哲和老知青回村，特意回来凑热闹。我问他知不知道史铁生，他说知道。知青在这里插队时，他年纪还小，印象是模糊的。但他知道史铁生是个大作家，只是没读过他的小说。
魂归故里的铁生，还能认出这里吗？
村里的窑洞大部分都很破旧，看上去很久没人住了。这次组织知青返乡，孙立哲出资，事先请村里整修了几孔窑洞，就是为了当晚在这里能有个住的地方。吃饭也成了问题。听说要来几百人，村里提前安装了压饸饹的设备，宰了十只羊、两头猪，但当天从十里八乡赶来的村民有上千人，最后不得不派人开车到县城买馒头。这种情形提醒我们，关家庄现有住户之少已经不足以待客了。变化的确很大，但过程相当漫长。大约三十年前，史铁生曾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回过一次关家庄——即他的清平湾，他想起在这里插队的时光，已经是十几年前的往事了。转过年创作《插队的故事》，他记下了当时看到的情景和自己的感受：
清平河还是那么轻缓地流着，在村前“哗哗啦啦”地诉说着日月光阴。
我们当年住过的那眼石窑静静地坐在阳光里。窑洞前的小枣树长大了些，枝叶摇曳，在窑门和门前的空地上投下碎影，窑洞就更显得沉寂。窑门上了锁。木门上隐约辨出当年的墨迹：“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金涛写的。还记得我给他端着墨汁瓶，称赞他的字写得漂亮，墨汁溅了我一脸……
现在这窑前可真冷清。窑已作了仓库。那群吵吵嚷嚷的少年都到哪儿去了？好像根本不曾来过。好像他们还在窑里，睡着懒觉。好像他们都去赶集了，买几筒罐头，吃罢就回来。好像他们都上山受苦去了，剩我一人在家做饭，一会儿就都会喊着饿回来的……所能清楚的只一件事：他们都远离了清平湾，但他们无论在这星球的什么地方，都终生忘不了这窑洞、这山川、这天空、这土地和人……
过了三十年，史铁生又一次回到了清平湾，但这一次他是“魂归故里”。如果说三十年前他在这里还能从“木门上隐约辨出当年的墨迹”，那么今天，这木门已不复存在，他们当年住过的那眼石窑静静地坐在斑驳的树影中，一言不发，只在那窑口边上挂着一个“史铁生故居”的牌牌。我不知道回到故里的史铁生的魂魄看到这一切会怎么想，也许他会说：“清平湾的人凭什么要记得我们呢？有过那么一群北京学生，少男、少女，乱哄哄地来了，吵吵嚷嚷地住了三四年，又一个一个都走了。来去匆匆，都不晓得为了什么。清平湾还是清平湾，在那偏僻的大山里，看着日出日落，做着一年四季的营生，过着自己的日子。”如果非要说留下了什么痕迹，那一定是关家庄变成了清平湾。史铁生用他的叙事赋予清平湾非现实的生命，只要史铁生的叙事在，清平湾就在。
总还是有一些遗憾。因为读过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对他喂过的牛免不了有些惦念。同行的刘瑞虎兄当年也在关庄公社插队，和史铁生不在同一村，但也曾养过十几头牛。这次他专程从美国回来，一路上都在说牛。然而在关家庄，已经看不到什么牛了，建在村子最高处的饲养场，也不在了。1984年他回清平湾，在县城饭馆吃饭时，正碰上村里四元儿带着婆姨也来吃饭，便迫不及待问起他喂过的牛，四元儿告诉他：“现在谁喂牛？单干了，牛都分开，各家喂各家的。”及到村里，他找到饲养场，“饲养棚都拆了，光剩一片空地，堆满柴草、石料”。他寻着残留的地基，找到当年的领地，跟同行的几个人说：“老黑牛就在这儿，红犍牛就在那儿，老生牛在这儿，花牛在最边上……我记得它们的样子，盼着我给它们拌料，高兴得前蹄上石槽，亮亮的眸子望着我。白老汉哑着嗓子又唱：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个你……”史铁生有过一张怀抱牛犊子的照片，那牛犊子出世才四天，回村的时候他还想：“我那群牛中最可能还活着的就是它。”他“向老乡问起，人们说那牛也老了，年昔牵到集上卖了”。
故居，诗意的破碎与再反思
那天，我站在史铁生住过的窑洞前，望着土坡下清平河近乎干涸的河道，左侧便是瞎老汉和他那只狗常去的土崖，经过洪水几十年的冲刷，土崖已经快看不出模样了。这时，我想到一个问题：我这个并非在这里插队的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千里迢迢我来到这里，究竟想要看到什么？这个问题史铁生也曾想过。据他在《插队的故事》中交代：“想回一趟陕北，回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去看看，想了快十年了。”最初只是他的梦想，一旦得知梦想可以变成现实，他竟“连着几夜失眠。我一头一头地想着我喂过的那群牛的模样，不知道它们当中是不是还有活着的。耕牛的寿命一般只有十几年。我又逐个地想一遍村里的老乡，肯定有些已经老得认不出了，有些长大了变了模样，我走后出生的娃娃当然更不会认得。我又想我们当年住过的那几眼旧石窑，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又去想那些山梁、山峁、山沟的名字，有些已经记不清了。我拦过两年牛，为了知道哪儿有好草，那些山梁、山峁、山沟我全走遍”。
没有插队经历如我者，也许很难理解插过队的人何以对那些插队的日子念念不忘。有人揣度其中原因，以为“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或是那个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史铁生说：“得承认，这话说得很有些道理。不过我感觉说这话的人没插过队，否则他不会说‘只是因为’。使我们记住那些日子的原因太多了。我常默默地去想，终于想不清楚。”
史铁生作为亲历者、过来人都想不清楚的问题，我辈要想清楚怕也难，虽然有旁观者清的说法。往简单了说，我来清平湾，全是因为史铁生。吃了鸡下的蛋，不仅想看看下蛋的鸡，还想看看鸡在放养时逐食的山坡。当然，我对清平湾的想像全部来自史铁生的小说，就像史铁生来陕北之前对这里的想像有许多来自贺敬之的诗一样：“我心里盼着天黑，盼着一种诗境的降临。‘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塞外的风吧；滚滚的延河水啦；一群青年人，姑娘和小伙子怎么怎么了吧；一条火龙般辉煌的列车，在深蓝色的夜的天地间飞走，等等。还有隐约而欢快的手风琴声，等等。想得呆，想得陶醉”。他说：“你正经得承认诗的作用，尤其是对十六七岁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十六七岁。”
空设的诗意越美好，失望也就来得越快些。就在当天去清平湾的路上，陕北已经露出了真相，他们于是“都默默地低下头走”，脚下也变得“沉重起来”。我对清平湾的预设也被真相击得粉碎。说老实话，当我看到那个连门窗都没有的黑黝黝的窑口就是“史铁生故居”时，真是失望极了。我想到了它的破旧，却没有想到如此不堪。但是转念一想，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生命轨迹，它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并不顾及旁人的感受，无论你是留恋也罢，伤怀也罢，都不能阻止它的改变，即使它变得面目全非，变得这世界上终有一天没有了你，没有了你的任何痕迹，那又怎么样呢？其实，史铁生后来对这个问题已经想得很透彻，他在《病隙碎笔》中很豁达地写道：“你要是恐惧于那无限的寂灭，你不妨想一想，这世界上曾经也没有你，你曾经就在那无限的寂灭之中。”既然如此，我又何须为了“史铁生故居”而伤感呢！
然而，史铁生又并非坠入虚无。他为此曾打过一个比方：“一棵树上落着一群鸟儿，把树砍了，鸟儿也就没了吗？不，树上的鸟儿没了，但它们在别处。同样，此一肉身，栖居过一些思想、情感和心绪，这肉身火化了，那思想、情感和心绪也就没了吗？不，他们在别处。倘人间的困苦从未消失，人间的消息从未减损，人间的爱愿从未放弃，他们就必定还在。树不是鸟儿，你不能根据树来辨认鸟儿。肉身不是心魂，你不能根据肉身来辨认心魂，那鸟儿若只看重那棵树，它将与树同归于尽。那心魂若只关注一己之肉身，他必与肉身一同化作乌有。”如果我们把那棵树看作清平湾，史铁生就是那群鸟儿中的一只。有一天那树或许不在了，但鸟儿还在；有一天，那鸟儿的肉身也就不在了，但那鸟儿的心魂将飞起来，病永存于人间。至于“那爱愿，或那灵魂，将继续栖居于怎样的肉身，将继续有一个怎样的尘世之名，都无关紧要”。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