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美国革命与启蒙运动密不可分。启蒙运动这样从欧洲影响到北美，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如何影响将来美国的国运，北美启蒙运动与欧洲有何区别及滞后在何处，启蒙运动怎样导致美国革命，本文都会分解清楚。
北美革命前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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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60 年代，一群伦敦人漂洋过海来到波士顿。他们原本以为自己将看到一个有着一万六千人口的城镇，但此时的波士顿已然是一个极富活力的现代港口城市。波士顿长码头的场景犹如泰晤士河两岸：数十个锭盘错落分布，桅杆密密麻麻，人山人海的造船厂里到处都是填嵌工、螺旋桨工以及修帆工的身影。
在进城的路上，这些伦敦人经过了若干酒馆、数家印刷厂、一个书店、一排排精致的木屋以及许许多多的教堂，其中多为公理会（新教教会之一，允许并尊重个人对信仰的不同理解，在教会管理上主张会众自治）的教堂。左转进入特莱蒙街，他们就能看到令波士顿人引以为傲的波士顿公园。孩子在那里嬉戏玩耍，奶牛在一旁悠然地吃草，英王的军队偶尔会在此露营。
公园附近有一栋看似古怪，甚至是不祥的建筑。那是一个两层的亚麻“工厂”，里面的工人多为贫困的妇女和儿童。这座特别的工厂是“鼓励工业与穷人就业协会”于1752 年创立的，是波士顿在殖民地时期为应对社会贫困问题所采取的最大胆举措，但它并不是一个慈善机构。商人和政府官员一方面希望借此减少对穷人的公共财政投入，另一方面也打算从这些廉价劳动力身上攫取更多利润。然而，这个项目在短短几年内便宣告破产。生活窘迫的妇女和儿童已经习惯待在家里靠零活维持生计，他们并不愿意进入纪律严明的工厂工作。
波士顿的精英向来访者吹嘘着市中心附近的花园、草坪以及瞭望台。但与此同时，大多数波士顿人仍然蜗居在光线昏暗、烟味刺鼻的屋子里，几根蜡烛就是他们仅有的照明工具。到了冬天，整间屋子主要依靠厨房生火取暖。家里没有排污管道，只能用污水桶将污物倾倒在街道中间的阴沟里。
波士顿倾茶事件正说明波士顿繁荣
这些伦敦人或许早已对波士顿著名领袖托马斯·哈钦森有所耳闻。他集波士顿的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成了这座城市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不仅他本人担任了首席法官、皇家总督等要职，他的亲戚同样在马萨诸塞政府身居高位。约翰·亚当斯认为，哈钦森家族“如此显赫的地位”“足以支撑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专政统治”。
哈钦森对到访的英国人礼遇有加，他将后者视为波士顿友好的子民而不是英王顽固的使者，无论对英国国教徒还是公理教徒均一视同仁。英国来访者很难想象，眼前这位少言寡语、细心周到的地方高官正日益成为波士顿最令人讨厌的人。
在波士顿，哈钦森及其同党俨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层级分明的社会经济统治集团。
身处金字塔顶端的往往是哈钦森最忠实的支持者，包括批发商、船主、进出口商、顶尖的医生和律师以及富二代。稍次一等的社会阶层则由小商人、店主、手艺师傅以及船长等构成。第三个等级则主要包括各行各业的学徒工、契约工以及被雇主“买断”的私家仆人。众多学徒工共同构成了一个半成熟的劳动力市场，该市场为他们提供了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
黑奴无疑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不仅仅在南部地区，黑奴制在北部港口城市同样有上百年的历史。在成功征服佩克特印第安人之后，来自马萨诸塞的征服者将数百名被俘的印第安妇女儿童送往西印度群岛以交换当地的黑奴。尽管黑奴仅占波士顿人口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要知道，波士顿的教堂每周日都会高调宣称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
年轻的教师、作家、律师等专业人才对哈钦森的统治集团及其附庸越来越不满。在这些年轻人中，身为律师的约翰·亚当斯因其坚强的意志与勃勃的雄心脱颖而出。貌不出众、擅于自省的亚当斯对自己的动机与目的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也正因如此，他对他人的动机与目的异常敏感。他在政治学、心理学以及二者对领导力的影响等问题上都有独到的理解与体会。
尽管亚当斯后来的名声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他波士顿青年领袖的重要作用，但在当时，他们的影响力难分伯仲。
约翰·亚当斯的表亲塞缪尔·亚当斯便是其中之一。这位波士顿工匠的儿子早年研究的是镇民大会与党团政治，在此期间，他深刻意识到党派拥护者的意志对于党派领袖的重要导向作用。
脾气火爆的詹姆斯·奥蒂斯发迹于波士顿民粹主义的混战，这位当权政客之子在混战中成了反哈钦森集团的先锋。由于同劳苦大众建立了亲密联系，奥蒂斯俨然成为同盟眼中的圣人、敌人眼中蛊惑人心的暴徒。这样的关系也使他在日后的选举中颇为受益。
约翰·汉考克是波士顿青年领袖中的异类，他本是个身居社会顶层的富商，但热衷于同哈钦森统治集团的斗争。
我们在此谈及这些波士顿青年领袖是为了重估马萨诸塞地区层出不穷的革命运动的历史性作用。革命积极分子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形成了有效的革命团体。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被世人遗忘，另一些人则仅仅被视为群众领袖。
随着殖民地的人口结构越来越复杂，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波士顿人开始试图在正在兴起的北美启蒙运动中寻找一个共同的根基。
利与弊：滞后于欧洲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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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中期，大洋彼岸的启蒙运动点燃了长期受制于宗教传统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对新思想的渴求。在那个年代，尽管通讯并不发达，但是对启蒙思想的讨论却在各城镇迅速兴起。
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认为，无知将滋生罪恶，进而惹怒上帝。因此，新英格兰地区很早就有免费的男校。。在该地区，几乎所有男性都识字。就整个北美殖民地而言，男性识字率为三分之二。
1720 年到1760 年间，北美殖民地印刷业主的数量从九个增长到了四十二个。其中，波士顿的印刷业主数量翻了一番，费城更是从一个迅速增长到九个，可见人们对可以长久流传的书面文字的巨大需求。
此时，尽管报纸在该地区已经非常普及，但仍甚少涉及北美以外的即时信息。北美殖民地人民往往只能读到伦敦、柏林、那不勒斯以及伊斯坦布尔几个月前的旧闻，抑或是从英国杂志上窃来的散文和诗歌。
北美殖民地的印刷厂竭尽所能才能勉强满足当地人对进口书籍的需求，尤其是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和《政府论》以及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和《路易十四时代》等畅销书。为了填补供需间的严重不平衡，报纸有时也会刊登一些章节，人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在报纸上读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洛克的《政府论》直到今天还值得很多人读来启蒙
史学家亨利·梅曾记录，由于欧洲的启蒙书籍在问世后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在北美殖民地出版，因此殖民地的读者很难及时接收到欧洲最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第二阶段的一些激进作品，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休谟的《宗教的自然史》更是在18 世纪末才传到北美（大司马按：这也许是好事）。
多年来，北美地区最具启蒙特色的声音来自约瑟夫·艾迪生在伦敦创办的《旁观者》，富兰克林和一众出版商均视其为榜样。
艾迪生言辞柔和，凭借温文尔雅而又不过于高深、具有进步性而又不那么激进的文字吸引着大西洋两岸的读者。在北美殖民地，很少有人完全依靠写作谋生，文人也甚少受制于赞助人的意志，因而该地区的启蒙运动充满民主色彩。
根据史学家唐纳德·H. 迈耶的记载，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多为自发的文学爱好者，他们往往是全职的律师、医生、牧师、商人、工匠以及农民。在迈耶看来，这些人远比欧洲地区的启蒙运动参与者“更懂得现实生活，更能切中现实问题”，因此该地区的启蒙运动也更强调知识的有用性。
即便如此，北美殖民地的启蒙人士仍处在学习并吸纳欧洲思想的阶段。在北美家喻户晓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北美以外的地区同样享有盛名。但是他在欧洲的名气主要源自他的一系列电实验，而不是他那诙谐的散文与睿智格言中蕴含的启蒙思想。在科学及其他一切领域，他都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潜心在思想中探寻其实际效用的实践者。
富兰克林与北美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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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富兰克林给予了美国启蒙运动独特性，而且使费城成了整个运动的中心。但事实上，他本人出生在波士顿。父亲乔赛亚·富兰克林不仅是位蜡烛和肥皂制造商，还是当地一所教堂的执事。老富兰克林最大的希望就是宝贝儿子能够在教会谋得一席之地。
本杰明·富兰克林自幼就在父亲的小型私人图书馆里忘情读书，其中大部分为“神学宗教”类书籍。对此，他曾在启蒙时代的路标性著作《富兰克林自传》中回忆了这段读书经历，并且依循时间的轨迹对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一番梳理。
当时的波士顿仍处在清教神权的统治之下，实行严苛的道德律令。教会一再鼓吹，只有被上帝选中的那个人才能实现救赎，其余子民只能在地狱中饱尝苦难的滋味。
但是，当年幼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构建自己的阅读体系时，他很快展现出异于传统的一面。他“口袋里的所有零钱除了买书别无他途”，从约翰·班杨的系列小册子到“R. 伯顿的历史丛书；从小贩那儿买会更便宜，全部只要四五十美分”。
八岁那年，富兰克林被父亲送到波士顿的拉丁学校，为今后在哈佛学习神学打基础。然而，小富兰克林广博的知识、充满怀疑态度的好奇心以及颇为叛逆的智慧决定了他不会在神学的道路上走太远。
1718 年，父亲坚持要让十二岁的本杰明跟着一年前刚从英格兰回来的哥哥詹姆斯做学徒，他哥哥当时刚在波士顿开了家小印刷厂。本杰明极不情愿地和哥哥签了长达九年的学徒契约。
这是一件苦差事。印刷工需要徒手组合铅字，如老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所描述的那样“一字一句地组合，在一页又一页的印刷中耗尽自己全部的力气”。但是对富兰克林而言，印刷过程中却有一个额外的好处。他在自传中回忆道，通过向书商的学徒借书，“我现在终于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书”。“夜里，我常常在书房读书，那对我来说是最适合读书的时候，因为晚上借的书第二天一早就得还回去。”
同许多以他为榜样自学成才的人一样，富兰克林的阅读兴趣甚为广泛，从科学、自然哲学到以理性而非信仰为基础的自然神论，再到洛克、孟德斯鸠等人惊世骇俗的政治哲学。富兰克林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观点为美国启蒙运动定下了基调。他强调知识的有用性，认为知识可以改变人的行为。
而后，他借鉴洛克的白板说，主张用教育和经验塑造人的思想。在他构想的新式学园中，学者用“最有用的”知识武装自己的思想，包括学习算术、理解“自由的意义”以及了解“艺术的起源、制造业的兴起以及贸易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富兰克林意识到研究力学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力学让人类具备了创造奇迹的能力，节省了劳动力，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等等”。
富兰克林的头像印在了100美元的纸币上
尽管在本杰明的记忆中，哥哥詹姆斯并不是一个友善的雇主，但学徒生涯仍然让他受益匪浅。他所收获的绝不只是对印刷业本身机械流程的了解。詹姆斯从英格兰带回一些颇具启发意义的新书和期刊，其中就包括艾迪生的《旁观者》。也正是从那时起，本杰明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艾迪生的写作风格。
在本杰明的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的眼中，詹姆斯是个野心勃勃的出版商，“誓要成为第一个在北美殖民地开展独立出版权斗争的伟大勇士”，冒着自己的周报《新英格兰报》被禁的风险，也要坚决抵制殖民者的审查机制，为殖民地的清教徒发声。
启蒙大本营与第一次大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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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十七岁那年终止了与詹姆斯签订的学徒契约，逃往费城。在费城，他和另一个出版商一起醉心于哲学讨论。在去伦敦做了一段时间学徒之后，富兰克林再次回到费城，并于1729年成为《宾夕法尼亚日报》的主编。在他的经营下，这份报纸很快成为北美殖民地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由此，费城成了富兰克林的大本营。在他的努力下，费城逐渐成为北美殖民地启蒙运动的中心。富兰克林吸收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强调人类理性的伟大力量。他主张以理性为基础，不仅要对既有的思想保有怀疑态度，还要继续探索出一条通往真知的道路。
但是，对于他而言，理性绝不是被悬置在象牙塔中的文物，而是真正能够将思想转化为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一个表现就在于，它带动了街边商店、咖啡屋以及客栈的繁荣。究其本质，理性是民主的。
理性化的过程也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断进步的过程。在《印刷商辩白书》中，富兰克林谈到自己对北美殖民地出版印刷市场的一些看法：“印刷商坚信，当人们持有异见时，双方的不同观点都应该被公众知晓；当真理与谬误公平较量时，真理总能战胜谬误。”
1727 年，富兰克林与十一个伙伴在费城组建了自己用以变革的工具—“共读社”，创建成员包括上釉工、补鞋匠、公证人、办事员等等。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这些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哲学、政治、科学、商业等话题。这些讨论使得费城的启蒙运动明显具有多样性、世俗性、包容性和实用性等特点。他们对相互沟通的强调也进一步充实了富兰克林对启蒙运动的设想。
“共读社”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它创建了美国第一个收费图书馆，富兰克林本人也向这座图书馆捐献了不少私人藏书。在此基础之上，他还主持创建美国哲学学会，艾萨克森将其称为“殖民地间的共读社”，致力于“在北美殖民地传播有用的知识”。
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富兰克林在1751 年创建费城学院。1765 年，该学院创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医学院。此外，他还出资筹建费城第一所医院，将那些有志于将费城建设为美国医疗中心的学生送往爱丁堡大学继续学习。
他非常认同苏格兰启蒙运动所提出的“常识”原则，与包括大卫·休谟在内的苏格兰启蒙领袖交往甚密。由此，富兰克林在新旧大陆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休谟毫不吝惜对他的赞美：“北美殖民地为我们带来了金、银、糖、烟草以及染料等好东西，但你是北美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一个用思想吸引我们的伟大人物。”
1774 年夏末，当天赋异禀的律师兼学者约翰·亚当斯作为第一次大陆会议的代表抵达费城时，他被这座城市的繁荣与文明程度震惊了。在这座由富兰克林一手缔造起来的城市面前，从未离开过新英格兰的亚当斯觉得自己像个十足的乡下人。
“脏兮兮、灰扑扑、疲惫不堪”的亚当斯及其他来自马萨诸塞的同僚出席了费城方面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仪式，富兰克林的朋友本杰明·拉什医生亦在其中。在他看来，亚当斯的穿着举止平淡无奇，“言谈冷漠且保守”。初次见面，与会各方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由于英国议会最终通过了《强制法案》，作为回应，北美殖民地决定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然而，没有人对其他人在核心问题上的态度有充足把握，也没有人知道这次会议最终会导向什么样的结果，尽管这一结果很有可能将决定北美殖民地的命运。
第一次大陆会议实质上具有发动叛乱的性质。亚当斯心里明白“已无退路，无论生死，我个人的命运都将和这个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我的决心不会改变”。
随后，亚当斯受邀前往费城的城市酒馆，在这个“全美最文雅的酒馆”里，他享用了“有生以来最精致的”一次晚宴。亚当斯原本紧张的情绪逐渐得到缓解，他非常享受那个夜晚漫长而惬意的政治对话。
第一次大陆会议召开时，本杰明·富兰克林还在伦敦与英国政府进行收效甚微的谈判。面对英国政府与北美殖民地人民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富兰克林一贯主张通过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他甚至将波士顿倾茶事件斥为鲁莽的挑衅行为。然而，随着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他开始有发动叛乱的念头。
1774 年1 月，富兰克林在伦敦的调解工作跌入冰点。受帝国枢密院的邀请，他前往一个名为“战场”的大厅。那里挤满了欢呼嬉笑的人群。根据一位在场人士的描述，富兰克林就像一头“被咬的公牛”，受到了“大量恶毒的攻击”。对此，富兰克林选择优雅地保持沉默，但在随后的几天，他时刻面临被逮捕的危险。
几个月后，第一次大陆会议在费城的木匠厅召开。会议决定，不再对英国的高压政策保持沉默。北美殖民地人民将会对英国殖民者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