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870年,德意志完成统一,其后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发展,从“大陆政策”转变为“世界政策”,与传统大国争夺海外殖民地和市场。在此背景下,同属欧洲大国的法俄两国放弃了多年的成见与矛盾,缔结了俄法同盟条约,这样,欧洲大陆在19世纪末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面对欧洲大陆不断变化的局势,隔海相望的大英帝国作出了相应的变化。在首先谋求与德国结盟失败之后,以1902年英日同盟为起点,又相继与法俄两国分别在1904年和1907年达成和解组成三国协约,英国外交从19世纪后半期的 “光荣孤立”发展成20世纪初的“结盟外交”。
世纪之交的英国在欧洲空前孤立,面对法俄联盟的威胁,英国被迫放弃“光荣孤立”,首先谋求与德国结盟以对抗法俄,然而由于双方矛盾的不可调和而失败
19世纪末的英国依然延续着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的对欧洲大陆的政策,不参加欧洲大陆的任何同盟,以便在欧洲大陆强国间发生冲突时可以保持中立而获得最大的利益,此即为“光荣孤立”政策,这一政策在1896年被时任英国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在当年的伦敦市长集会上以致词的方式完整提出。然而19世纪末欧洲局势的发展出乎了英国的预料,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也都受到了列强的强烈竞争。
1900年7月,法俄修改同盟条约,其中规定“如果英国进攻法国,俄国就将在阿富汗和英属印度的边境进行战术牵制以援助法国;如果英国进攻俄国,法国就在拉芒什海海峡沿岸行动以援助俄国”。条约明确将英国作为法俄联盟的对手,同时由于英国与布尔人所进行的战争中遭到了欧洲各大国的干涉,使英国在欧洲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为了改善这种孤立无援的局面,英国逐渐开始放弃“光荣孤立”政策,寻求盟友,而鉴于法俄联盟直接的威胁,英国最早将结盟对象定在了德国身上。
英国早在1898年就寻求与德国结盟,当年3月27日俄国强租中国的辽东半岛,英国在华的优势地位遭到了俄国的严重挑战,3月29日与4月1日英国的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两次会见了德国的大使表达出希望缔结英国同盟。他认为,“据我看来,在那些较大的事情上,德国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实际上是一致”。德国深知张伯伦寻求与德国结盟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利用德国来遏制俄国在华的进一步扩张,而德国并不想卷入英俄两国在华扩张的竞争之中,相反却希望俄国专心于在远东地区的事物而减轻对德国东部的压力,因此对于张伯伦此时关于缔结英德同盟的要求并不感兴趣,因而并没有得到德国的同意。尽管如此,英国却同意与德国解决在殖民地上的争端,并于当年的8月底签订了关于瓜分葡属殖民地的协定,德国获得安哥拉省的贷款权以及关卡管理权,英国则获得莫桑比克省以及东帝汶的相关权力;尽管此后英国又与葡萄牙签订密约重申英葡旧约继续有效,英方“保证承担义务保卫和保护一切属于葡萄牙王室的领地或殖民地不受现在和将来该国一切敌人之侵犯”,但由于德国对此并不知情,使得英国得以在此后的布尔战争中避免被德国干涉。
1899年11月德皇威廉二世与外交大臣毕洛夫访问英国,张伯伦在会谈时再次提出了缔结英德同盟的主张,张伯伦还以英方支持德国修建巴格达铁路以及两国瓜分摩洛哥为条件劝说德国与英美两国签订协定以共同反对法俄同盟。鉴于德美两国关系存在摩擦,毕洛夫委婉的表达出英国如果想三国达成协议首先应调解好美德矛盾。但张伯伦错误的理解了毕洛夫的意思,认为德国有可能答应与英国结盟,因而于11月30日发表了莱斯特演说宣传英德美三国同盟的思想,然而12月11日毕洛夫在德国议会的演讲中非但没有响应张伯伦建立三国同盟的演说,反而表示德国要加快建设海军对抗英国,英德第二次结盟努力也由此宣告失败。
1901年兰斯多恩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开始重新寻求与德国结盟,然而英德双方关于同盟的形式出现了不同点意见,英国要求缔结的仅仅是关于远东的地区性同盟,其实质还是利用德国牵制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而德国则要求缔结一个全面性的同盟,即要求英国加入之前的德奥意三国同盟,变成英德意奥四国同盟。这是英国所不能答应的,因为这样不仅会打破欧洲的均势格局,还会有可能使英国的外交丧失独立性,首相索尔兹伯里坚决反对这一形式,并认为议会也不会同意,英德双方各自的意图完全暴露,1901年12月19日兰斯多恩正式告知德国大使梅特涅英方不会缔结此类同盟协定,英德两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结盟谈判正式宣告失败。
英德两国结盟谈判的失败的注定,双方没有共同的利益,相反却存在着各种矛盾;英国寻求结盟仅仅是为了利用德国在远东地区牵制俄国,而德国则希望英国加入德国集团以便于全面推行其世界政策,这正是英国所要加以避免的,同时德国也不希望得罪俄国。归根结底来说,英德双方谈判的失败正是双方矛盾的体现,德国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其目标称霸整个世界;而英国作为世界现有格局最大的获利者,正时刻警惕着德国的世界政策,随着双方谈判的失败,矛盾也就直接的暴露出来。
英国同盟外交的开端,1902年针对俄国的英日同盟
随着英德结盟谈判的失败,英国把在远东遏制俄国的目标锁定在了日本的身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特别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更加膨胀了其扩张的野心。然而日本在东亚的扩张遇到了俄国的激烈竞争,与其他欧洲不同的是俄国拥有着在远东地区的区位优势,可以迅速的将军队运往中国东北地区,对日本本土亦是个巨大的威胁,因而日本也想寻找一个盟友以对抗俄国,这样英日两国因为一个共同的对手而走到了一起。
1901年10月英日双方在伦敦开始缔约谈判,相比英国而言,日本更需要英国,因而为了迫使英国早日签订同盟条约,日本还特意派前首相伊藤博文去俄国作出日俄两国和好的姿态,这一外交伎俩收到了效果,加速了英国与日本结盟谈判的步伐,为了把日本固定在反俄的立场上,1902年1月30日,兰斯多恩与日本公使林董在伦敦签订《英日同盟条约》。该约规定英国和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利益因他国之侵略的行动或因中国或朝鲜发生扰乱而受伤害,两缔约国为保护其臣民之生命及财产须加干涉时,得采取为保护利益所必须之措置”;“另一国或数国参加对于该同盟战争时,则他一缔约国应予以援助,共同作战,媾和时亦须相互同意然后行之”。该同盟明显是一个针对俄国的军事同盟,引起了俄国极大的不安,为此俄国拉拢法国把俄法同盟的义务扩大到了远东,这样在远东也形成了英日与俄法两大军事同盟对峙的局面。
英日同盟的建立对于俄国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极大的削弱了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地位,英国利用日本在远东地区牵制了俄国的大量有生力量,日本在远东地区的优势加强。英日同盟形成后日俄在远东地区的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双方在中国东北以及朝鲜争斗上愈演愈烈,在英美的支持下,1904年2月10日日本正式对俄宣战,战争以日本的最后胜利而结束,双方于1905年9月5日签订了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朴茨茅斯条约》,而英国也利用日俄战争的有利形势于8月12日与日本重新修订了《英日同盟条约》,明确“规定日本承担保护英印殖民地的义务”,这样,英国成功的利用日本达到了削弱俄国以及保护印度安全的目的,它使英国可以集中力量于欧洲大陆的争夺。
英日同盟是英国历史上所签订的第一个同盟条约,它打破了英国外交的传统,对英国的外交政策是个重大的改变,从此英国开始走向了同盟外交的战略,开始全面参与欧洲大陆的同盟,为以后《英法协定》以及《英俄协定》的签订打下了基础。
英德矛盾的全面激化,德国成为20世纪初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英日同盟的形成打破了英国不结盟的外交传统,英国开始推行务实的联盟外交。英德结盟谈判的失败,使得英德矛盾暴露无疑。实际上早在布尔战争之前德国就计划组织欧洲的大陆联盟来针对英国在南非的行动,1895年12月29日罗德斯企图推翻德兰士瓦共和国失败,1896年1月3日德国威廉二世就祝贺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在没有向友好国家呼吁支援的情况下”保持了国家的独立,此事使得英德关系一度达到紧张,双方产生了一股不信任和敌视的情感,这种情感对此后的英德结盟谈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于英国而言,海军是保持其作为第一殖民帝国的最重要的军事保障,皇家海军是英国的民族骄傲,英国海军对外一直坚持着“两强标准”,任何一个旨在发展其海军实力的国家都被视为英国的竞争对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德海军竞赛就成为英德两个矛盾中最不可调和的一点,也是英德矛盾最直接的表现形式。
德国自威廉二世提出推行世界政策时就把发展海军作为其重要的手段,特别是梯尔比茨于1897年就任海军大臣以后,针对英国海军提出了著名的“风险论”,其主要内涵为:“强大的舰队意味着战列舰,战列舰的数量虽不能保持与英国相等,但必须给英国以深刻印象才行,至少应与英国保持2:3或10:16的比例,以使英国感到同德国海军在北海进行冷战会带来‘风险’,因为英国海军分散各地,如与德海军交锋蒙受巨大损失,也将无力同它的对手法国与俄国交战”。为了达到“风险论”中海军的比例,在梯尔比茨的推动下,帝国议会相继于1898年3月、1900年6月、1906年以及1908年通过了四个海军扩建法案,特别是1900年的法案,其基本原则认为“德国必须具有如此强大的战斗舰队,以致即使拥有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的敌人,也只有自己冒着严重的危险,才能攻击它”,具有公开的反英性质。
此外,由于“世界政策”的实行,英德双方在世界其他各地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关于南非问题的矛盾由于布尔战争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中国双方分别占据威海卫和胶州半岛形成对峙局面,近东和西亚地区由于双方分别要修建“三B”和“三C”铁路而充满矛盾,双方还在南美洲进行激烈的市场争夺。双方矛盾在20世纪初变得不可调和。
两害相权取其轻,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英国与法俄矛盾的缓解及三国协约的最终达成
英德矛盾在20世纪初的不断发展迫使英国开始寻求新的同盟,而法国自普法战争以来就与德国形成的敌对关系给英国提供了结盟的可能。尽管1900年修改后的法俄同盟条约将英国作为主要对手,但是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并非向与德国的矛盾那样涉及整个民族情感,英法矛盾仅仅在于殖民利益,同时由于俄国在远东地区陷入与日本的矛盾之中,使得法俄同盟在欧洲的力量远远不如三国同盟强势,使得法国也迫切需要向英国这样的强大力量来平衡与德国的实力,英法两国由于同一个对手而走到了一起。
日俄战争的爆发给英法两国提供了接近的机会,早在1903年英法两国就担心由于法俄之间以及英日之间的同盟关系,如果日俄爆发战争,那么英法两国之间极有可能由于义务关系而被卷入其中,而英法两国自身都不愿如此,“唯一的出路就是英法重新和好,这样就可能使英国离开日本,至少也会使双方在远东都变得温和一些”。
1903年5月到1904年4月,经过近一年的相互努力英法两国正式签订了《英法协约》,英法协约包括3个文件,其中第二个文件《关于埃及和摩洛哥的声明》是最重要的,分为公开的和秘密的条款,在公开的声明中,英法两国相互表示承认各自在埃及以及摩洛哥的地位,并无意改变两国目前的独立政治地位;但在秘密条款中却规定了“如果一方政府发现自己为情势所迫”,可以改变埃及或摩洛哥的政治地位;第一个文件是《关于纽芬兰和西非及中非的协定》,规定法国放弃在纽芬兰的捕鱼权以及英国在西非给法国让出一些殖民地;第三个文件《关于暹罗、马达加斯加和新赫布里底的声明》划分了双方在暹罗的势力范围、英国撤销对法国在马达加斯加行动的干涉以及双方共同管理新赫布里底的决定。
英法协约的签订为英俄之间的和解铺设了道路,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认为“缔结一项和俄国的协定是对和法国协定的自然补充”;同时日俄战争的结束也为英俄两国实现和解提供了条件,由于俄国的战败收缩使得英俄两国在远东地区的矛盾大为缓和,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将印度的安全交给了日本避免了英俄在中亚地区的直接对抗,近东地区由于德国实力的扩张使得英俄矛盾也不想几年前那样尖锐;所有的这些使得英国的决策层认为日俄战争后的俄国已经不是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可以与俄国实现和解。俄国在战争之后也开始调整外交政策,拒绝了德国趁俄国战败而提出的结盟要求,因为俄国认为这样会破坏法俄同盟;新任外交大臣伊兹伏尔斯基认为“俄国政策必须以法俄同盟为不可动摇的基础,但它还必须通过和英国及日本缔结的协定来加以巩固和扩大”,因而俄国也想与英国达成和解。
1906年5月英国新任驻俄大使尼可尔森开始在圣彼得堡与俄国外交大臣伊兹伏尔斯基进行了一年多的谈判,1907年8月31日,英俄双方签订了关于波斯、阿富汗以及西藏共3个协定的《英俄协定》,其中在《波斯协定》中双方划分了各自在波斯的势力范围,俄国在《阿富汗协定》中承认了英国对阿富汗的统治,在《西藏协定》中双方背着中国划分了各自行动的权限;《英俄协定》实现了英俄的和解,该协定与之前的《法俄同盟条约》以及《英法协定》标志着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形成,也标志着“19世纪末以来欧洲豪强势力重新组合过程的基本结束”。
纵观20世纪初英国的结盟外交演变轨迹,在政策转变初期,英国面临着选择,与德国结盟反对俄国或者是与俄法结盟反对德国,但最终与德国的矛盾压过了与法俄的矛盾,英国也改变了其百年来坚持的不直接参与欧洲大陆争端的传统。
参考文献: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
施兴和:《近代国际关系史》
丁朝弼编著:《世界近代海战史》
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