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这个公墓中
有关张国焘“密电”的历史传闻在党内军内社会上都曾有广泛影响，盛传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发“密电”给陈昌浩要求其“武力迫害党中央”。由于中央有关文献严格保密，关于这个问题的文本材料十分罕见。1980年4月，中央党校的于吉楠同志编写出版《张国焘其人》，把沈阳空军吕黎平同志在1979年5月1日《解放军报》刊发的有关张国焘密电的一篇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把其中的相关内容作为一个文献依据大量加以引用。即，张国焘在长征途中给右路军的政委陈昌浩发了密电，密电的内容主要是：“x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张国焘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特务集团，早已成为党的可耻叛徒，有历史定论。“武力解决”党中央的文本材料的出现无疑更成了张国焘罪上加罪的重磅炸弹，于是在社会上更加轰动一时，沸沸扬扬，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1980年春，中央党史研究室刚刚成立，人手不够便向国家教委借调条件合适的同志，东北师范大学的郑德荣同志被教育部推荐给了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编写组主持工作的副组长。第一项工作就是参加编写《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为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做前期准备工作。中央领导特别重视这项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曾传达陈云同志的指示：党史工作者对党的历史事实要一锤子一锤子敲定，你们要负责任，不得有含糊，理论观点问题中央要把关。党史工作不但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更要对历史负责。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存在一系列复杂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张国焘“密电”的问题。这个问题传闻很多，人们习以为常，但党史工作必须实事求是地调查核实，不能人云亦云。在此期间，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书记的宋侃夫同志（原统管红军电台的三局局长）为张国焘“密电”问题直接找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主要负责人廖盖隆同志。中央党史研究室特别重视，为此专门召开座谈会。会上，宋侃夫同志说（大意）：你们是党史工作者，写党的历史，我们是历史的见证人，是亲身经历者，你们对张国焘这件事要搞调查研究，搞清楚。据我的回忆，没有“武力迫害党中央”的密电。我当时也兼任军事机要译电员，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经手发过这个密电。
宋侃夫同志严肃的意见给编写组的工作更增加了复杂性和难度。于是由郑德荣同志起草拟定了一个外调提纲，交给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由办公室派人到沈阳去找吕黎平同志作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可是，老同志还是肯定他的这个回忆，没有否认，也没有撤回。这个问题该怎么突破，如何解决？这时郑德荣同志想到只有去中央档案馆查原始文件。在当时，查阅档案的条件限制极为严格，首先得有中央的任务需要，还得有一定的职务和职称。他刚好符合条件，于是即赴中央档案馆利用部查档案，并和当时的负责人沈正乐同志（后任馆长）说明这次查档案的重要性。利用部的负责人明白来意后，积极配合工作，他经过再三的查找却始终没有找到这份电报。这么重要的电报怎么会没有呢？是否说明这份电报就不存在呢？大家都考虑，这是机要电报，又历经艰难困苦的长征，可能当年就销毁了。没有查到电报，该怎么办呢？于是又考虑到红军到达陕北后召开延安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揭批张国焘，这是一个直接的线索，可以查阅一下有关延安会议的记录。又经查找，郑德荣同志终于拿到了延安会议的原始记录。深黄色的纸张，留存着庄严的革命岁月的痕迹，果然发现上面记录有毛泽东关于“密电”的发言，按照规定是不允许个人抄录带出的，只能认真地看，记录上写着：在长征途中，叶剑英同志偷着给我看了电报，电报上写道“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于是我下决心北上了……另外还看到红四方面军干部周纯全同志的发言，他说：有人说我说过“武力迫害党中央”，我哪说过，那是李特说的。这一事件可以基本说明在当时的右路军也就是红四方面军部分指战员中可能存在这一说法或者说谣言，但是，这些并不是张国焘“密电”原文再现的真实内容。
通过查阅延安会议记录和调查研究，郑德荣同志认为以延安会议记录来论证张国焘“密电”问题是可靠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延安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他的“密电”问题无疑是其错误中的重点和焦点；其二，延安会议的时间为1937年3月23日至31日，电报的时间是在1935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连夜北上前夕。时间间隔仅约一年半左右，不算很长；况且延安会议的与会者都比较年轻，毛泽东当年才44岁，对一年半前这样非常严肃的事情应该记忆得比较准确。此外，同时参会的张国焘在会议上并未当场提出任何反驳的意见和解释的理由。所以，郑德荣同志认为用延安会议记录来判断“密电”的事是可行的，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一、“密电”确实有，张国焘确实给陈昌浩发过电报；二、“密电”的内容，并非是传闻所说的“武力迫害党中央”，而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开展党内斗争毕竟和武力迫害党中央在性质上和程度上是不一样的，当然二者都是严重错误。
郑德荣同志回到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记忆尽量详细地把情况如实汇报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廖盖隆同志、缪楚黄同志等。很快，经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集体研究认为：以延安会议记录作为澄清张国焘“密电”问题的文献依据比较可靠。根据这个意见，在编写《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没有采纳“武力迫害党中央”的误传表述，而是根据延安会议记录的基调阐述的，写成“九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后来，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一次草稿中对张国焘密电问题的表述也是按照延安会议的基调来叙述的，此稿经党史研究室修订后在1991年出版。
今天看来，以延安会议记录作为文献依据，尤其是以“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作为张国焘“密电”的结论式论断，是客观准确的。澄清密电历史真相的出版物最早见于经国家教委认定的高等院校试用教材《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三版176页）。此后，一些权威的书籍对此也有澄清，有的专家学者也写出很有价值的学术文章，也是这个结论。但传播面毕竟有限，事隔这么久，关于张国焘“武力迫害党中央”的“密电”的误传在社会上并没有完全澄清，一些青年学者也都不太清楚“密电”的历史真相，很多人也都不知道张国焘“密电”的揭晓过程。希望本文可以澄清人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误解，但愿对人们了解历史真相有所补益。
——摘自《文史天地》2018年第九期 作者：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