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水日，又想到了水井。
有年头不见水井了。有市无井，总觉得生活缺了点烟火味和踏实感。水井，是人间伦常的见证者，更是人生故乡的代名词。一口水井能滋养一个村庄，一条河流可催生一座城市。宋代词人叶梦得在评价同道柳永时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他用这句话来形容柳词的普及之广，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水井对于人的重要程度。
见过石井台上被日月和绳索磨出深深沟槽的百年老井，感受过水井带来的清凉清爽和亲近亲密，也经历过很多有关水井的人间故事。
记忆中的第一口井，是我姥姥家门前的那一眼。它在一户赵姓人家的院墙外，正好占据了那个本来四四方方院落的东北角位置。那院落因避让井而呈刀把状，四边形变成了六边形。
寒假的每个清晨，我几乎都是被水井旁的杂乱声音吵醒。在还没有完全苏醒的村庄，那声音——挑水男人们的玩笑、叫骂声，空铁桶与井壁的磕碰声，满载的水桶坠压着扁担的“咯吱”声——显得特别清晰，仿佛就在窗下。此时，糊着绵纸的木窗棂呈青灰色，屋子里还暗黑着。便翻个身，支起耳朵听窗外井台边的对话。那是一个村庄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是挑水者，接收者是打水人。发布内容天南地北包打听，五花八门色缤纷：上自震惊国际的大事件，比如唐山发生大地震、苏联入侵阿富汗；小到村庄琐事，张家的猪要杀了，李家的羊小产了，王家的闺女找到了婆家，钱家的儿子订了门亲事……这场景总要持续一个多时辰，直到天色大亮，街口与胡同的地面撒下一溜水迹冰花时，各家的水缸满了，井台才静寂下来。此时，村庄完全醒来，炊烟袅袅，人欢马叫。接下来一天的漫长时光，很少再有人光顾这里。
那井台紫石铺砌光滑如砥，井口晶莹剔透八角等边，像传说中王母娘娘的琉璃井。井深盈丈，四季不竭——真正一口好井。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正是初夏时节，东南风来，布谷声声，麦香阵阵。朝阳中，我的姥爷挑了满满两桶水正往家走，忽从空中悠悠飘来一张纸片，五角纸币大小，花红柳绿色彩，不偏不倚，正巧落进我姥爷眼前的那只水桶，在一漾一漾的水中起伏。老人家放下扁担，从水桶中捞起湿淋淋的纸片，甩甩，拿到面前眯眼细看。却是一张“反动传单”——国民党台湾当局通过高空气球投放大陆的宣传品。记得是一张彩色图片：一群当兵的簇拥着一个胖墩墩的人，底下还有字，写着“蒋经国先生视察金门”之类的话。我的姥爷、这个1947年参加共产党的老八路看罢“嘿嘿”一笑，慢悠悠地说：斗败的鹌鹑叨败的鸡，白日做梦想好事！瞬间围上来一群打水人要看稀罕，我姥爷说：甭看了，都挑水吧，别耽误了上工！这张纸片很快被送到了公社。那一天，我似乎突然明白了那句话：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直亡我之心不死！
十几年前，我去舅舅家。此时我的姥爷已经作古，那口八角紫石井也被赵家圈到了院里——各家各户都有了压水井，已经无人光顾它了。
少年时我家所在的机关大院里，有两口井：一口甜水井，一口苦水井。甜水井开掘的时候，我见证过。那也是一件盛事，每天红旗招展，鞭炮不绝。先是挖下一两丈深的大坑，直到有泉眼汩汩出水，才开始箍井——一个个青砖错落叠压，慢慢收敛，肚大口小，然后填实外廓，石砌井台，碎砖铺路，方算大功告成。这口井，水质清洌甘甜，却是泉眼不丰，满足不了几十口人的食用。另一口井，泉眼丰富，水色青白，掬而洗脸，滑腻清爽，省了香皂。却口感咸涩，无法饮用，只配洗衣浇园。于是，大院便雇了镇上一个聋哑人从远处拉水吃。那人的架子车上平置一巨大汽油桶，桶壁朝上开着一个入水口，一尺见方，铁皮焊接，上大下小呈漏斗状；桶的底部有嘴儿，连着一截架子车内胎做的出水软管。那人每天早晚各拉几趟，供应机关食堂做饭和职工取用。他拉水的井在镇子南边，样貌老土却水质甘洌，泉涌不断，即使大旱之年也未曾枯竭过。夏季雨沛之时，井水常与井口齐平，打水根本不用井绳。
记得当年镇上有一个地方叫挑杆井，那是因井而名的所在。那井造型堂皇，气势非凡。一个漫长的坡上铺展着阔大的青石台阶，青石板围着比八仙桌面还大的方井口。井台上矗着一巨大柏木长杆，铁皮箍着泛白的杆臂，一头粗一头细，细端悬于井口，粗端延伸旁侧。将水桶系于挑杆前端，续绳入井，桶满时轻抬挑杆，杠杆作用下，一桶水轻松上来，四两拨千斤！只是那井台高且滑，我从未敢趋近看个究竟，只喝过一次那口井的水，也是甘洌滑爽，不同凡俗。
当年，离我们小学三百米处的初中部有一口架着水车的井。水车几乎覆盖了井口，一个碗口粗的圆筒和一排环环相扣的铁链直通井底，圆筒里是一个个间隔两尺的皮筏，推动水车顶端的杠杆，齿轮旋转，铁链传送皮筏，汲出井水汩汩不绝。夏季暑热天长，口渴难耐，便去水车处取水喝。井口的推杠总是被人抽去，只剩下光秃秃的铁链置于井口。几个小孩便用手拽拉铁链取水。常常是水刚被提上来还没喝一口，那边上课铃响了。一哄而散，拍马驰返。
毕竟人小力薄，那比人头还高的水车也藏着凶险。一年夏天，我和两位同学，带着其中一位的小妹四人去郊野玩。正是初秋时节，满眼高粱玉米青纱帐。午后天热，汗出如浆，口干舌燥，思饮不止。远远看见前面黄豆地边上有一草庵，草庵边赫然一架水车。欢呼雀跃，几个人斜刺里穿越那方豆田，直奔过去。又是没有推杠，三人便抓着铁链狠命地往下拽。眼看水到眼前，谁料那小妹渴饮心切，也要搭手。只听一声尖叫，她的细嫩手指被水车铁链死死绞在顶端，大哭不止。三人急忙施救，可人矮水车高，根本用不上力。既不能转也不能拽，稍稍一动，哭声就会陡然拔尖。要命时刻，只听远处一声呼喊，见一骑车人飞奔过来，正是代过我们课的一位老师。他到井口，将铁链轻轻一提，小妹得救。再看她的右手无名指，先白后紫，一道深沟赫然。那老师再三叮嘱，千万不敢去井边河沟玩耍！几十年过去，我有时还会梦到那万般无助的场景，霍然坐起，惊出一身冷汗。
十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在非洲腹地采访中国援建工人。一日行至坦桑尼亚，半道停车加水。但见侧畔旷野一阔大猴面包树下，正有一群穿得花枝招展的黑人妇女携着儿童，头顶颜色鲜艳的塑料桶、塑料壶，在一口井旁取水。远远观看，井口硕大无朋，趋近探身，吊桶七上八下，井水深不可测。忽觉一阵晕眩，赶忙撤退。那井之深之阔，平生所未曾见。再看非洲女子，清风散淡，轻松谈笑。便佩服得很，更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也见过人走投无路而投井的。那跳井的是一个六岁孩童名叫花鹿，他后来成为我的同学。他的爹是一个走游四乡的说书人，一只眼能用，另一只眼是假的，眼眶里安了一个陶瓷的义眼。花鹿娘早年生病死了，他爹经常外出说书挣钱粮，一走就是十天半月，花鹿便一个人过。那说书人年轻丧偶，脾气暴躁，动辄以打花鹿出气，不管笤帚铁锨，抓着啥是啥，也不分头和腚，逮住哪儿打哪儿，直打得儿子哭爹叫娘口鼻流血方才罢休。之后便又后悔打了儿子，好吃好喝再给上几毛零花钱。可他总也不改，打儿子周而复始。一年深秋，说书人从外地领回一个女子，整天哄着供着端吃端喝。也是嫌花鹿碍事，一天下午那说书人突然又打起花鹿。破锣嗓子一声吼，抄起了捞面条的铁笊篱就往儿子头上砸。花鹿眼见阵势不对，夺门而出；说书人哪里肯依，穷追不舍。眼看前是死路，后有追兵，只剩眼前一口井。花鹿大叫一声，纵身一扑。只听“咕咚”一声响，地面上啥也不见了。
说书人大惊失色，趴在井口探身细看，只见儿子水淋淋地抠着井壁露出半个肩膀和一个脑袋。便给儿子承认错误，说鹿儿你上来吧，我再也不打你了。花鹿哭说我不上去，上去你就把我打死了。那说书人也是晕了头，他儿子如何能上去？说话间，邻居们用大筐把个浑身流水的花鹿吊了上来，生了一堆麦秸火给花鹿烤衣服取暖。看着花鹿瑟瑟发抖的可怜样，一群妇女大骂说书人下手太狠。说书人自知理亏，诺诺连声。后来我问花鹿，井里冷不冷、水凉不凉。花鹿说一点也不冷，也不会沉底，不信你试试。
便有点心动，想到水底看个究竟。几年之后，我真的“跳”了一次井，正是我们大院的那口咸水井。
正值暑天，适逢淘井。井口上方支着三脚架，垂着一个盛砂石瓦块的大筐。午后工人歇晌，我见缝插针坐进大筐里，被人摇着辘轳慢慢送进井口。但觉一股凉气扑面，井壁愈来愈阔，眼前愈来愈暗，心“嗵嗵”狂跳起来，正待呼救，只听“啪嗒”一声，到底了。举头而望，井口如盘，蓝天遥远，世界瞬间缩小。便一下子深刻地体会了坐井观天的感觉。
有时我也跟朋友吹牛：你们都坐过飞机上了天，但不一定下井入过地！说话时便有点得意起来。然后，我就又想起了岁月深处的那些水井。如今，它们还在吗？
（原载于2020年4月3日《河南日报》10版）